[摘 要]归责不单单是如何规定责任分配的法律实证问题,而且是一个责任主体何以要对特定法律后果负责的价值判断问题。归责原则经历了从主观归责向客观归责的发展演变,并最终发展出了适应风险社会要求的无过错责任或者危险责任。国家赔偿归责不同于民事侵权归责,许多侵权行为并非由特定公务员实施,具有匿名性。同时,公务员在内部指令下所作的侵权行为,也很难认为是公务员存在过错。正因如此,国家代位责任说逐渐被国家自己责任说所取代。早期国家自己责任说多借助过错拟制,如通过公务过错或过错客观化加以展开,但此类路径本身仍存在一定局限。就国家赔偿的本质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实施了不正当的基本权利干预,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是要让社会来分担个人的损失,体现了风险的社会化分担原理。对于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可能导致国家责任泛滥过重的担心,可以用客观归责中的“被允许的风险”来限缩危险责任的使用。实务中,法院可以通过风险程度、风险可控性、信赖合理性和利益归属这四项核心要素综合评估,在个案中判断风险到底应由国家还是由公民来承担。
[关键词]风险分配;国家赔偿;过错归责;危险责任;被允许的风险
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改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出,要“完善执法司法救济保护制度,完善国家赔偿制度”。2025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则把修改《国家赔偿法》作为今后一年的任务之一。关于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一直都是我国《国家赔偿法》制定和修改中被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2012年《国家赔偿法》修改只是把归责原则从单一的违法归责改为多元的违法归责、结果归责、过错归责并用,但是为什么有时是违法归责,有时又是结果归责抑或过错归责,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像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量。同时,近些年,有学者提出恢复过错归责;亦有学者主张建立以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辅的归责体系。但无论采取何种归责原则,最终都无法绕开什么是归责,国家赔偿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国家赔偿归责与民事侵权归责的区别等基础性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的获得国家赔偿权规定出发,结合风险分配的原理,对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性质及其界定标准进行分析,以期为《国家赔偿法》的不断完善提供绵薄助力。
一、国家赔偿与归责原理
(一)归责的本质及其法理反思
根据凯尔森的观点,法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归责,后者是归因。他曾以房屋坠物致人死亡为例说明:从某间房屋的屋顶落下的某个物体致路人死亡,如果对这间房屋的所有权人科处高额罚金,则路人死亡与所有权人的人格之间不存在任何种类的因果关系或者目的论关联。所有权人既非路人死亡的原因,路人死亡也非其意欲实现的目的;所有权人甚至可能远离其房屋,或许根本不知道自己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尽管如此,房屋所有权人与路人之死的后果之间存在一种通过法律规范建立的特殊联系——归责。归责的本质是要让某个主体承担某项法律后果,但问题是,为什么这项后果要让他承担?这就是归责的原则或者称之为归责的理由。事实上,凯尔森之所以区分归因和归责,是因为他认为前者是事实判断,而后者是价值判断。法学作为规范科学,要解决的是应然的问题。比如某人扔出一个石头导致另一个人受伤,虽然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他应否为此承担责任,答案是不一定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归责的本质是正义问题,归责属于矫正正义。
最初的归责原则带有伦理学色彩,是基于个人的意志自由。具言之,某个人既然自己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事,那么他就应当承担自己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即所谓的自负其责。刑法上的罪责自负和民法上的过错原则实际上都来自这一思想。这种将责任归结于个人主观意识的做法称为主观归责。但是,主观归责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证明个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如果让受害人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将导致受害人难以拿到赔偿的后果;另一方面是主观归责既然以个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则在个体意志并不自由的情形下,归责基础即会发生动摇。若个体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认知,如一个3岁的小孩扔石头砸伤别人,通常认为此时缺乏责任能力而不能归责。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就让无辜的受害人自认倒霉、独自承受伤害吗?鉴于主观归责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通过过错客观化、过错推定、公平责任等来弥补,另一方面就是发展出客观归责的理论,即认为如果某人的行为制造了法律上所不允许的风险,并且该风险已经实现且属于法律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之中,那么行为人就应当为此承担责任。客观归责认为归责的理由在于是否制造了法律上所不允许的风险,当事人主观的过错并非重点。就像客观归责论的提出者罗克辛教授所说,“一旦行为人处在被容许的风险的范围以内,那么,即便他对已经发生的风险实现结果持积极追求的态度,也不能认为他实施了有目的的杀人行为”。也就是说,故意杀人不在于当事人是否有杀人的意图,而在于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客观上提高了被害人死亡的风险。客观归责论提出的关键就在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给他人带来损害的风险越来越多。这种风险并非人所能预见到的,但又不能说为了避免风险就不让人们从事相关的活动。因此,客观归责论一方面是消除生活中本不应当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在风险社会中课予当事人过高的注意义务,即行为人的注意能力在一定范围内下降并不具有规范上的可谴责性。但是,客观归责论仍然强调行为人的特殊认知能力,所以也被人批评为“名实不副”。
与客观归责论不同,真正完全不考虑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或者危险责任。之所以出现无过错责任是因为:(1)某些危险物品包含着产生损害的极大可能性(危险),这种危险是高度的或超常的或不合理的;(2)存在在先的法律关系(如监护、雇佣等),在这样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对于另一方具有控制力;(3)就行为人与受害人的经济地位等相比,行为人一般处于优势地位。危险责任的提出基于所谓的危险归责主义,即危险的支配者或创造者,无论从其所应负担的防止损害义务,还是从损害的合理分配或转嫁而言,活动者均应基于危险而负担赔偿责任。从危险责任的理由上来看,它与客观归责具有相似性,都强调危险或风险的制造者要为此承担责任,区别可能主要在于一个是危险,一个是风险。对此,有学者指出,危险主要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是一种事后判断;而风险则是指作为行为的风险,是一种事前判断。换言之,在行为实施之时,损害结果尚未现实发生,因而仍处于不确定的风险状态;而当结果实际发生时,该风险便转化为现实危险。客观归责的重心是行为归责而非结果归责。这一点也可以从刑法归责与民法归责的区别上谈起,危险责任多在民法领域讨论,而客观归责理论主要是在刑法领域兴起并发展,因为刑法保护法益的途径不是使已然遭受损害的法益恢复原状或者获得赔偿,而是通过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确保行为规范在将来不再被违反,从而预防性地维护法益的安全。
之所以要对归责的一般理论进行梳理,目的就在于从中揭示归责的发展规律。在笔者看来,归责的理由整体上呈现出从主观向客观、从过错向公平的发展趋势。在风险源较少的社会,个人的意欲才是扰动平静社会的最大因素。因此,控制了个人的意图、让每个人都更加理性才能减少风险;但是在现代风险社会,无论个人想不想,风险都会发生。因此,重点不在于减少风险,而在于让谁承担风险所带来的后果,此时公平就成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
(二)公私法上归责原理的区分
国家赔偿归责经常受到民事侵权归责的影响,甚至有些国家的国家赔偿直接适用民法规定。但问题是,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赔偿主体是国家,至少名义上是某个国家机关,而后者的赔偿主体多为个人。因此,主观归责或者过错责任可以适用于个人,却难以适用于国家。这是因为,国家作为组织体,无法探求其主观心理状态。以往国家赔偿中采用过错归责的,多借助于国家代位责任的方式。这种代位责任类似于雇主责任,即国家与作出加害行为的公务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如果作出加害行为的公务员存在过错,则成立侵权责任。但一方面考虑到公务员的行为是受国家的指令行为,另一方面考虑到其赔偿能力不如国家,故由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侵权责任后再向公务员进行追偿,这对受害人更有利。然而,这种将雇主责任类推适用于国家赔偿的做法缺陷较为明显。首先,雇主责任通常以存在特定雇员的过错为前提。然而,实践中并不一定能找到特定的存在过错的公务员。比如,行政机关所使用的财产的维护不足,可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找到特定的应为此负责的人员。其次,若雇主责任中雇员是按照雇主的指令行为,则雇员本质上就不存在过错,这也是雇主责任目前逐渐转向无过错责任的重要原因。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1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依据该条,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而仅构成追偿的条件。
对国家赔偿适用过错归责,另一种路径是将国家拟制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法律人格体,从而发展出公务过错的理论。这种模式以法国最为典型。但问题在于,拟制终归是拟制,公务过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观上有过错,而是指对其义务的违反。这种义务的来源非常广泛,不限于要求行政机关介入的法律文本,还包括指南和工具,甚至可追溯至行政机关的使命,最终只要未达到所期待的结果或无能力避免造成损害的结果,行政机关都可能被判定未遵守其义务,从而构成公务过错。由此可见,公务过错已经基本脱离“过错”的本来内涵,而转化为一种结果责任。此外,虽然公务过错并不要求以公务员个人的过错为前提,但如果公务员个人存在过错,则会产生与公务过错竞合的问题。事实上,“个人过错和职务过错的区别构成了法国国家责任体系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在法国,如果是公务员的个人过错,受害人应向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以其个人资产负责;如果是公务过错,受害人应向行政法院起诉,由国家以公共资产负责。原则上说,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公务员的个人过错往往是指与其履行职务无关的活动中所发生的过错。但是也不排除在执行职务中的个人过错,尤其是当所犯过错属于重大、显然的过错时,如教师猥亵性的谈话、警员滥用枪械或粗暴行为等。同时,由于法国在公务过错中原则上不实行国家向有过错的公务员追偿的做法,理由是让公务员勇于任事以及考虑到公务员缺乏自由意志。但例外的是,国家可以向具有个人过错的公务员进行追偿,这就使得个人过错与职务过错的区分,从原本处理公务员与受害人/国家与受害人之间关系的层面,扩大到国家与公务员之间关系的层面,不仅是受害人可以对公务员主张个人过错,国家也可以对公务员主张个人过错。由此,原本带有国家自己责任特征的公务过错,又与国家代位责任性质的公务员的个人过错交织在一起。
上述分析显示,无论是国家代位责任还是公务过错,对国家赔偿采取过错归责在理论上无法自洽,因此更为妥当的做法就是在国家自己责任的基础上承认国家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民事侵权责任上也有新的变化,即在个人责任之外,出现了企业组织责任。这种企业组织责任是指法人或其他团体为避免侵害他人的权利或利益,必须完成其社会生活上必要的组织整备行为,包括适切的组织设置和执掌分担,以及对组织机构成员的具体行为进行适切的监视或监督,否则即应负过失责任。此种组织过失责任又可具体分为:(1)违反组织营运义务,是指受害人受到企业业务运营行为的影响,但在企业中进行该业务之人并非受害人直接交涉的对象,以至于无法确知作成侵害行为的具体特定受雇人时,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企业请求侵权责任,因为企业对组织运营具有控制力。(2)违反组织设置义务,是指法人在形式上虽未赋予某受雇人指导地位,但在实质上却委托其从事指导任务,即法人“应选任而未选任”该受雇人作为代表人,构成组织空缺,即违反组织设置的义务。由此可见,这种企业组织责任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前述缺少明确有过错的雇佣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出了企业的不作为责任,而这些都是传统的企业代位责任或者雇主责任覆盖不了的。但是,企业组织责任仍然采取过错归责原则,只不过由于无法探求企业的心理状态,从而采取了过错客观化,即违反组织运营和设置义务,以及过失推定的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客观过失推定。不过,过错客观化带来的后果,就是过错与违法的混同。因为违法也是用违反职务义务来判断的。问题在于,违法与过错在赔偿中的意义是不同的。违法性是判断行为人是否违反一般人所应遵守的法规范秩序的强制命令或禁止规定,属于对一般人的非难可能性;而过错是判断行为人个人的非难可能性,属于有责性。比如,甲超速行驶,违反所有驾驶人所应遵守的客观行为义务,具有违法性;但如果甲是因为路上时速标识被遮蔽而无法认知时速限制,或因时速表故障而不可能依法驾驶,则无过失可言。因此,认为“违法=有过错”并将其作为归责原则的主要问题在于,违法并非归责的核心理由。
二、国家赔偿归责的本质
我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条被称为公民的获得国家赔偿权,从而为国家赔偿归责奠定了宪法基础。从该条的表述来看,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也就是说,首先要存在基本权利的侵权行为。而基本权利侵犯是指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无法得到正当化的情形。因此,基本权利干预构成国家赔偿的基础。
(一)基本权利干预所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
所谓基本权利干预,是指国家公权力行为给公民的基本权利带来的不利益。首先,任何基本权利都有可能被干预而遭受不利益,因此,任何基本权利都有可能被违法干预后产生损失而需要国家赔偿来填补。而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仅将被侵犯的基本权利限缩为人身权(即人身自由、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的基本权利不存在被干预后获得国家赔偿的可能?例如,国家公权力违法禁止某部作品的出版,干预了作者的出版自由,导致其作品的积压和无法销售,从而给其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如印刷成本,难道不能请求国家赔偿吗?再如,休息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国家应当保证劳动者必要的休息时间,但假设公权力取消某人应有的休息时间,造成其过劳死,对其死亡的损失难道不能请求国家赔偿吗?因此,目前《国家赔偿法》将侵权的范围限定在人身权和财产权,实际上混淆了侵权和损失,干预任何权利都可能带来需要通过金钱来填补的损失,否则便难以解释精神损害为何也可以请求国家赔偿。其次,作为国家赔偿基础的干预基本权利所带来的不利益特指可以通过金钱弥补的损失,这种通过金钱弥补的损失既包括直接经济上的损失,相当于恢复原状,比如限制人身自由产生的误工费,造成公民死亡或伤害导致的丧葬费和医疗费;也包括可以通过金钱来补偿的损失,相当于消除影响,例如精神抚慰金。但如果某种损失是无法通过金钱来弥补的,比如公权力机关干预某人的选举权,取消其选民资格导致其无法参加选举,这一不利益无法通过金钱来弥补,就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再次,国家的干预行为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不作为就是怠于履行职责。例如,在监狱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死赔偿案件中,裁判要旨指出,“看守所、监狱等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在被羁押人、服刑人员发生伤害事件时未及时进行监管处置,与被羁押人、服刑人员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具有一定关联,属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国家的干预行为既包括直接干预,也包括间接干预。间接干预是指公权力行为影响到第三人的基本权利,比如建设部门给张三发放建筑许可证,但导致邻居李四的房屋的采光被遮挡,进而影响其健康。上述不作为和间接干预都属于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行为。司法解释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以及将侵权范围扩大到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利,比如劳动权、相邻权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
基本权利干预之所以需要国家赔偿,就在于上述干预无法得到正当化,进而导致对基本权利的侵犯。传统上,正当化条件包括形式正当化条件和实质正当化条件。当然,由于干预的主体既可能是立法机关,也可能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而我国的国家赔偿范围尚未涉及立法的不法,故目前主要应讨论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的正当化条件。对于行政干预来说,第一,该干预行为必须具备合法权限并遵循法定程序;第二,如果干预主体享有裁量权,则其裁量必须无瑕疵;第三,该干预必须保护未参与的第三人;第四,该干预行为必须合乎比例;第五,该干预行为必须提供正确的答复、劝导、提醒和警示信息;第六,该干预行为不能超期、拖延;第七,该干预行为必须前后一贯。对于司法干预来说,除了司法机关要正确适用法律,不得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瑕疵外,即使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并无错误,但客观上造成了当事人被过度刑罚的结果,仍然可能违反比例原则,导致司法干预的不正当。这在我国尤其体现为二审或再审改判无罪以及轻罪重判的情况。此时,即使法院或法官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可能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干预。例如,即使受限于证据能力或者法律理解的变化,法院仍然有可能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事实上,从宪法上规定的获得国家赔偿权的构成要件来看,国家赔偿的本质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而之所以属于侵犯,就在于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干预是不正当的(不一定是违法,也可能不合理)。此时,如果干预导致的损失是可以用金钱来弥补的,就产生了国家赔偿的必要。所以,从国家实施了基本权利干预的角度,才能看清楚国家赔偿的本质。
(二)分配正义原则所引出的风险分担责任
有学者指出,过错归责是基于报应正义,而危险归责是基于分配正义。诚哉斯言。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国家“制造了”基本权利干预的危险,同时也反映了风险的分担,即由大多数人缴纳的税款组成的“国库”来承担个体的损失。对其中的原理,有学者阐释为:由于国家垄断了暴力,因此国家的活动本身即蕴含危险性;同时,国家这种蕴含危险性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社会利益,所以导致其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享受其带来利益的社会全体予以吸收。这就为国家赔偿的危险归责奠定了基础。但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危险责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容易导致责任的泛化,从而使国家财政背负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国家的行为与公民权利的损失之间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认为该损失应当由国家来承担。
对此,笔者主张,可以借鉴客观归责理论中“不被允许的风险”来限缩危险归责的范围,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活动造成的风险属于被允许的风险,国家不用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而风险是否被允许的标准就在于国家活动的出现是否比其未出现前显著提高了发生损失的概率。以客观归责理论中的经典例证为例,如果某人怂恿他人搭乘飞机,希望飞机失事,而后飞机确实失事,他人坠机死亡,怂恿行为虽然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如果不怂恿,他人可能不会去坐飞机,但问题是,怂恿并未提高飞机失事的概率,故而属于被允许的风险,不应归责。反之,如果某人明知飞机上有定时炸弹,而力劝他人搭乘飞机,致使他人丧生。此时,由于飞机失事是必然的,而某人的怂恿显著提高了他人死亡的概率,故属于不被允许的风险,应当归责。由于生活中本身就存在诸多风险,为了避免风险而禁止任何活动,显然并不现实。但是,人为制造生活中本不应当存在的风险,则需要通过归责加以规制。因此,国家为其造成的不被允许的风险负责,而个人为被允许的风险自负其责,这恰恰体现了分配正义的原理。当然,不被允许的风险的反面就是被允许的风险,包括降低风险、为了保全一个更重要的法益而创设或提高侵害法益的风险、被害人的同意或承诺等。
用客观归责来限缩国家赔偿的危险责任,也能与前述不正当的基本权利干预造成国家赔偿责任相契合,因为不正当的基本权利干预存在两个条件,一是要构成基本权利干预,二是该干预无法被正当化。而是否构成基本权利干预,除了前述的国家公权力行为对基本权利造成损失外,还要求该公权力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处因果关系既包括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归因,也包括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归责。近年来,有学者主张将客观归责引入基本权利干预的归责判断中。比如交通局扣车操作不当致生猪死亡的案件,交通局的行为显然造成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应负赔偿责任。反之,警察为救人而破拆车门,虽然提高了汽车毁损的风险,但其目的是保护更为重要的法益——人命,故属于被允许的风险,法院最终驳回了当事人的赔偿请求。
三、风险分配在国家赔偿归责中的运用
(一)风险分配的归责基础
国家赔偿具有将受害人的损失转移给全体社会成员承担的作用,有助于在风险社会中借助众人的力量来共同分担风险。当然,究竟由众人来分担,即国家赔偿,还是由受害人自行承担,本质上是一个风险分配问题。之所以在国家赔偿中采取风险分配归责,不仅是因为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也是为了协调《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采取违法归责、刑事赔偿采取违法和结果归责、司法赔偿采取违法和过错归责的不统一局面。这种归责体系不协调在实践中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比如在监狱怠于履职的指导性案例中,该案本应当采取违法归责,但法院在裁判理由中引入了过错的因素,进一步加大了违法归责自身的矛盾。因此,在此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过程中,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解决。即使在规范文本层面不作修改,也应当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进行统一的说明,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无论是从《宪法》第41条第3款还是从《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来看,均未出现“违法”这一表述,结果归责则是学者们的一种总结,过错归责更是从一些规定了“错误”行为的法条中推导出来的。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错误有可能是主观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客观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二审或者再审改判无罪也可以说是一种“错误”。即使承认多元归责原则,也必须说明,国家承担责任的规范根据何在,亦即国家为什么要为某种结果或错误“买单”。目前的问题不仅在于理论上的不周延,即混淆违法性与有责性、个人责任与组织责任,更关键的是,这种解释路径无法揭示归责背后的真正理由,从而丧失了归责本身的规范性和正义功能。而本文所主张的风险分配作为归责原则,正是要更直接地揭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背后的理由。
对于风险分配的标准,民法学者已经指出,风险分配要考虑:利益获取,即利益获取者应承担获益成本及相应风险;损害分散的可能性,即谁更有能力分散风险;风险控制的可能性,谁更有能力控制风险,谁就应当承担责任;合理信赖,一方对另一方存在合理信赖,则其通常不会预见风险发生,因而不宜令其承担责任;自我保护的可能性,即是否具有采取措施来应对风险的可能性,自我保护的可能性越低,越不宜令其承担责任;其他因素,包括行为的正面意义,行为的正面性越低,行为人承担的责任越多;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经济能力越强越应当承担责任;受损权利的位阶,权利位阶越高,意味着权利人的损害越大,越不能由权利人自行承担。上述标准中,除了损害分散的可能性对于国家赔偿不宜作为独立分配标准外,因为国家赔偿本身就是在分散损害,其他标准都值得国家赔偿制度考虑。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将风险分配的标准引入国家赔偿之中,提出将国家赔偿归责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步是确定归责基础,即国家为何承担风险防范义务,其理由在于国家承担公共任务。这一基础可以涵盖所有规划、许可、监管案件,只要国家承担相关任务并由此形成公民的信赖,即产生风险防范义务;第二步是进行风险分配权衡,通过四项核心要素综合判断风险应由国家还是公民承担。这四项要素是风险程度、风险可控性、信赖合理性、利益归属,它们构成灵活的权衡体系,某一要素的强度可以弥补另一要素的不足,法院据此在个案中完成风险分配。
风险程度由潜在损害的大小与发生概率共同决定,生命健康损害通常直接强化国家责任,纯粹财产损失则需要结合其他要素判断,但并非绝对不保护。风险概率越高、可能受损的权利位阶越高,国家的防范义务越重。这一要素在风险分配框架下仅作为权衡因素,不再是责任成立的绝对前提。质言之,风险可控性是风险分配的核心操作标准,也是整个归责标准的关键,其采用比较视角,判断国家与公民谁更能识别、控制、避免风险。可控性的判断包括事实可控性与法律可控性,国家在法律适用、规划审批、监管信息上具有优势,因此法律适用风险原则上归属于国家,即行政机关必须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不得将法律判断风险转嫁给公民,这也是刑事赔偿中国家应当为改判无罪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原因。而事实风险、技术风险、场地风险等原则上由公民承担。例如,地下土质、建筑结构等风险属于公民可控范围,国家不负有全面审查义务,同时可控性还包括公民自我保护与私法救济的可能性。如果公民可以通过合同、保险等方式控制风险,国家责任就相应减轻,这一标准将抽象的辅助性、个人责任转化为可操作的比较判断,使风险分配具备明确的操作指向。
信赖合理性是连接国家行为与公民损失的关键要素,公民的信赖必须客观合理,其核心是公民基于国家行为产生“无风险”的信赖,并据此作出安排。即便行政行为违法、口头信息、非正式答复,只要客观上足以引发合理信赖,就可纳入考量。信赖越强,国家的风险担保义务越重,反之,如果公民明知或应当知道国家行为存在瑕疵,则信赖不值得保护,风险由公民自行承担。当然,利益归属要素在国家责任中具有特殊性,国家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获益因素较弱,但如果公民从相关行为中获得商业利益、投资收益,则可适当减轻国家的责任,这一要素仅起到调节作用,不决定责任有无。
(二)动态权衡的风险分配
通过上述要素权衡,可以使风险分配具有可操作性:当风险程度高、国家对风险具有更强可控性、公民信赖合理时,风险由国家承担,国家违反风险防范义务即成立赔偿责任。反之,当风险属于公民可控范围、公民自我保护可能性充分、信赖不合理时,风险由公民自行承担,国家不承担责任。在中间状态,则应根据要素强度进行动态权衡,这种模式可以摆脱传统标准的模糊性,从而使裁判具备可预见性与统一性。比如,国家在建筑规划中作出的瑕疵审批行为可能致使第三人受损,此时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须通过风险防范义务的履行程度来进行判定。在不同权衡因素的考量中,风险可控性是决定此类国家赔偿责任的关键。原因在于,与建筑物相关的风险在实质上应当归属于业主或者建筑商的影响范围,即财产所有人应承担财产本身带来的风险。国家不能对自己无法控制的财产所带来的损害提供安全保障,因国家瑕疵审批行为导致的损害原则上难以纳入国家赔偿责任的保护范围。同时,风险可控性要素并不能完全为国家赔偿责任的豁免提供阻却性事由。在特殊情况下,业主或建筑商可能无法预见某些建筑物的用地风险。如果国家对相关建筑物的用地风险进行了明确审查,并对业主或建筑商后续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特别信赖基础,则不排除国家对这种风险承担责任。此时,风险可控性要素在国家赔偿归责中就小于信赖合理性要素所占的权衡比重。
例如,规划许可行政赔偿案件中,审批机关既已出具选址意见书,表明其已经对加油站的用地风险进行了审查,从而为原告后续的经营行为产生了信赖基础,这也是审批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原因。当然,原告在没有获得经营审批的情况下仍然对外经营,客观上提高了被处罚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原告从这种“非法经营”中获得利益,故应相应减轻国家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国家机关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再如,在国家监管责任案件中,国家监管行为导致损失的风险来源包括国家创设风险和国家防范风险两种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下,风险来源于国家监管不力和第三人的加害行为共同作用所形成的风险。国家是否因监管不力而承担赔偿责任,需分析在国家和第三人的加害行为共同形成的风险源中,风险程度和风险可控性两项要素的权衡比重。如果受害人可以对风险影响施加一定控制,或者具有其他任何形式的自我保护可能性,那么就可以在多种风险源混合的情形下限制国家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假如受害人可以获得加害第三人的赔偿或对其施加行为禁令等救济,那么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就会得到较大限缩,加害第三人应当在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中作为主要的赔偿主体。但如果受害人对这种混合风险影响毫无防备或无获得其他救济的可能,而国家监管恰好是在保障私法上的保护,比如要求提供强制性保险,那么国家应当在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中作为主要的赔偿主体。例如,在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集资赔偿案件中,原告所谓的“巨大损失”实际上处于自身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未投入如此高额资金,也不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同时,既然是投资行为,原告就应当预见到相应的风险,故法院最终认为原告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
四、结语
从归责的应然性上来讲,一个主体为什么要承担某项法律后果,本质上是立法者进行责任分配的结果。当然,立法者必须从正义的角度来进行分配,从而实现“法律是公正善良之术”的目标。归责原则经历了从主观归责向客观归责的发展演变,并最终发展出了适应风险社会要求的无过错责任或者危险责任。国家赔偿的归责与民事侵权归责存在不同,关键在于国家作为组织体,缺乏生物意义上的自然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过去国家赔偿归责之所以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立足于国家代位责任说,即首先需要作出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存在过错。但考虑到国家比公务员更有偿付能力,故先由国家代替公务员承担赔偿责任,再向有过错的公务员追偿。国家代位责任的问题在于,很多侵权行为并非由某个特定的公务员作出,具有匿名性。而且公务员在指令下作出侵权行为,也很难认为其存在个人过错,因此,国家代位责任说逐渐被国家自己责任说所取代。早期国家自己责任说采取过错拟制(比如公务过错)和过错客观化的做法,但上述做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公务过错与公务员个人过错的区分困难、过错客观化导致过错与违法的混同。因此,国家自己责任说的最终发展方向应当是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国家赔偿的本质,一方面在于国家实施了不正当的基本权利干预,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也在于通过社会来承担个体损失,体现了风险分担的要求。对于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可能导致国家责任泛化、财政负担过重的担忧,可以借助客观归责理论中的“被允许的风险”来限缩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在具体运用中,可以通过风险程度、风险可控性、信赖合理性、利益归属四项核心要素,综合判断风险应由国家还是公民承担。上述要素构成一种灵活的权衡体系,某一要素的强度可以弥补另一要素的不足,法院据此在个案中完成风险分配,进而完善国家赔偿归责的整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