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
摘要：涉虚拟货币犯罪，是围绕虚拟货币的占有、交易、兑换、转移和利用所形成的复合型犯罪。虚拟货币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业务活动亦受到严格监管，但具有控制可能、转移可能和现实交换价值的虚拟货币，在具体案件中仍可能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基于虚拟货币在犯罪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实践样态，涉虚拟货币犯罪可区分为概念包装型、交易经营型、转移清洗型与侵财对象型等四类。不同类型案件所对应的法益结构和证明重心存在差异，由此造成司法证明中待证事实、犯罪数额、主观要件事实以及责任认定等方面的难题。基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层次化理解和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类型化演绎，此类犯罪司法证明之构造应包括四项体系化规则：待证事实范围的类型化证明规则；犯罪数额认定中价格基准、时点与统计范围的确定规则；主观要件事实的客观综合认定规则；链上链下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与可靠性审查规则。依托理论与实践、技术与司法、实体与程序之协同，纾解新型犯罪司法证明的疑难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供给理论方案与系统对策。
关键词：虚拟货币；网络犯罪；司法证明；数字司法；系统思维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区块链技术迭代、虚拟货币市场规模扩张，各类新型违法犯罪活动随之滋生。涉虚拟货币犯罪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呈现技术化、隐蔽化、跨境化特征，而且在犯罪对象识别、资金流向还原、主体归属判断和电子数据固定等方面不断突破传统刑事司法的经验边界，正在成为网络犯罪治理与金融风险防控中的重要议题。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确立了严厉打击的治理思路。与此同时，虚拟货币所依托的去中心化、匿名化和跨境流转机制，又使案件事实查明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财产犯罪和网络犯罪的特殊样态。在司法实践中，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广泛分布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等多个罪名之中，形成此类犯罪的财产、金融、网络犯罪相互交织的特征。虚拟货币在个案中的功能定位复杂，司法证明便易陷入不同犯罪类型证明的窠臼，进而引发一系列证明难点，也使得数字技术何以实现司法适用面临诸多挑战。
围绕涉虚拟货币犯罪，域内外学界亦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第一类研究主要围绕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和刑法保护路径展开。相关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从价值性、可支配性和可转移性出发，主张将符合条件的虚拟货币纳入刑法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保护范围；另一种观点则更强调虚拟货币的监管禁止、数据载体属性或者交易风险，主张对其刑法保护保持审慎。上述争论说明，虚拟货币的刑法属性并非单纯的概念选择，而是会直接影响罪名适用、被害人损失认定和涉案财物处置。第二类研究主要从程序法和证据法角度展开，集中讨论虚拟货币查封扣押、私钥控制、链上追踪、第三方配侦、电子数据审查和涉案财物处置等问题。这类研究已经注意到虚拟货币案件中的技术取证困难，但更多的是关注侦查取证和财物处置规则，对不同犯罪类型下证明对象如何确定、数额和主观要件如何证明，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第三类研究主要从反洗钱、金融监管和跨境治理角度讨论虚拟货币风险，尤其关注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客户尽职调查义务、稳定币的跨境支付功能以及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等新型资产形态的监管问题。这类研究有助于揭示涉虚拟货币犯罪的风险背景，但其分析重心主要在监管体系和治理机制，尚未充分转化为刑事证明规则。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已为本文提供了实体法、程序法和治理法基础，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揭示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犯罪功能类型与刑事证明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目前围绕证明论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在实践中，此类犯罪给一线司法办案人员带来诸多新型疑难问题，增加了刑事司法的风险，而证据法的重要任务便是规制事实认定错误风险的分配。进言之，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厘清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犯罪功能类型与刑事证明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基于真实的案例提炼出类案证明规则，实现类案类判的理想愿景。有鉴于此，基于为司法实践供给理论支持之初衷、践行实践法学研究范式，本文立足系统思维，拟将涉虚拟货币犯罪置于证明论场域中展开体系论述。后文首先将厘清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并进行犯罪的类型化演绎，继而系统呈现此类犯罪的证明难点，最终逐一提出解决对策，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
二、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及其犯罪的类型化演绎
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明与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紧密关联，法律属性决定了相关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结构及可能适用的罪名，而犯罪类型的划分则进一步影响证明的重心。具体而言，虚拟货币虽然在技术上依托区块链或加密算法产生，但并不具备法定货币地位。在实践中，具有独立控制可能、现实交换价值和可转移性的加密型虚拟货币，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产性利益或财物，并据此为相关犯罪的认定提供规范基础。涉虚拟货币犯罪并不当然都属于狭义财产犯罪，而是呈现出以财产法益为核心，与金融秩序法益和网络秩序法益交织的复合型犯罪样态。此类犯罪复杂的形态特征，亟须引入类型化的法学思维予以化约，使其稳定预期、化繁为简、返璞归真，达至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适用的统一化。
（一）虚拟货币的属性厘定
在展开证明规则之前，需要先限定本文讨论对象。虚拟货币一词在实践中常被宽泛使用，有时指网络游戏币、平台积分，有时指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加密资产，也有时被混同于央行数字货币或者其他数字资产。为避免对象混同，本文所称虚拟货币并非泛指一切数字资产或者网络虚拟财产，而主要限于能够通过私钥、钱包地址或者平台账户形成控制，并能够在链上或者交易平台中转移、兑换和流通的加密型虚拟资产。其不同于以法定货币计价的电子货币，也不等同于数字资产的全部外延。根据生成机制、价值基础和权利结构的不同，本文讨论对象还可作进一步区分：其一是原生币，主要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依托公链机制发行和流转的加密资产，其证明重点通常在于钱包地址、私钥控制、链上转移路径和现实主体归属。其二是稳定币，主要包括USDT、USDC、DAI等试图通过法币储备、加密资产抵押或者算法机制维持相对稳定价值的加密资产。稳定币在涉虚拟货币犯罪中更常承担交易结算、跨境兑换和资金转移功能，证明上除链上流向外，还须关注发行机制、锚定资产、平台价格、场外交易溢价和反洗钱合规材料。其三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即RWA，通常是将证券、债权、不动产、黄金等链下资产或者相关请求权以代币形式表征。RWA的权利基础主要依赖链下资产、托管安排、发行人承诺和赎回机制，RWA不能简单等同于比特币、以太币等原生虚拟货币。数字资产在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定位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刑事司法活动，这使得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的讨论并非抽象概念之争，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即法律属性之界定会具体影响证明对象、强制措施和涉案财物处置规则落地。
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定位之学说百家争鸣，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观点谱系。既有从监管禁止立场出发的，也有从支付结算功能出发的，还有从投资融资属性出发的学说。在财产法和刑法层面，则主要形成了虚拟财产说、刑法财物说、数据说、所有权说、债权说和无体财产说等不同见解。上述观点分别触及虚拟货币的不同规范面向，从监管合规、货币功能、金融属性、技术载体和财产保护等角度展开。在上述观点谱系中，本文并不试图为虚拟货币选择单一属性。虚拟货币兼具技术载体、价值媒介、交易对象和监管风险等多重面向，若仅以某一种属性概括其全部法律地位，容易造成不同规范层面的冲突。较为妥当的分析路径，是区分货币法地位、金融监管评价与刑法财产保护三个层面，分别判断其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规范意义，以免出现评价对象混同问题。因此，虚拟货币法律属性应从以下维度具体予以阐释。
一是从货币法层面看，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自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起，监管机关即明确将比特币界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否定其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此后，2021年《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以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26年最新发布的《通知》更是直接载明“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由此可见，我国法秩序首先是在货币资格层面否定虚拟货币，将其排除于法定货币体系之外。
二是从金融监管层面看，虚拟货币相关经营活动原则上属于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通知》进一步指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此规范立场下，我国代币发行融资、法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中介等业务活动应被明确评价为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依法取缔。但是，监管层面对业务活动合法性的否定，旨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其规范指向是经营行为的活动本身，而非直接对虚拟货币财产价值的否认。换言之，业务活动被禁止，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在刑法上当然丧失财产属性，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法律评价，不能简单等同。
三是从刑法保护层面看，具有现实控制可能、转移可能和交换价值的虚拟货币，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判断虚拟货币能否进入刑法财产保护范围，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可控性、可转移性与交换价值性。虚拟货币虽以电磁记录为技术载体，但并非纯粹的数据符号。持有人可以通过私钥、钱包地址等方式对虚拟货币形成事实上的排他控制，并通过链上转账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因而具有可支配性和可转移性。在价值层面，主流虚拟货币的取得往往需要支付金钱对价或者投入设备、算力等成本，并能够在特定市场中实现转让、兑换和变现，承载现实经济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特定虚拟货币已经具备刑法财产保护所要求的核心特征。
我国现行规范与司法实践也为承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提供了相应空间。在规范依据上，《民法典》第127条虽然并未直接规定虚拟货币的权利属性，但其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规定，为虚拟货币在个案中纳入财产性利益保护留下了解释余地。在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层面，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跨境赌博、洗钱等案件的司法规则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将虚拟货币纳入数额计算、价格认定、赌资折算、犯罪所得转移和洗钱工具识别的规范框架之中。在司法实践中，将符合条件的虚拟货币解释为财产性对象，更能准确评价行为人对被害人财产利益的侵害，也可以避免在侵财型案件中因单纯定性为计算机犯罪而弱化非法占有目的、财产损失和数额评价。需要补充的是，在部分涉外犯罪和跨境资金转移案件中，虚拟货币往往承担着价值转移和支付结算媒介功能，但这主要属于行为手段和资金通道层面的功能表现，并不意味着承认其法定货币地位，也不妨碍其在相应侵财案件中作为财产性对象加以评价。
综合前述，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应作层次化理解。在我国法律秩序中，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相关业务活动受到严格禁止。但在具体刑事案件中，符合控制、转移和价值条件的虚拟货币仍可能作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受到刑法保护。基于这一层次化判断，涉虚拟货币犯罪并非一种独立罪名类型，而是指行为人围绕虚拟货币的占有、交易、兑换、转移和利用所实施的，可能侵害财产法益、金融管理秩序、网络管理秩序或者司法追赃秩序的复合型犯罪。明确这一点，是下文进一步划分涉虚拟货币犯罪类型、分析证明困境及其成因的前提。
（二）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类型化塑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以金融产品分类作为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类型划分标准，而是以虚拟货币在犯罪构造中的具体功能作为分析起点。原因在于，刑事证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某一代币在金融市场中属于何种产品，而是其在个案中究竟被用于投资包装、交易经营、犯罪所得转移，还是直接作为被侵害的财产对象。原生币、稳定币和RWA之间的差异，会影响财产属性判断、价格基准选择、控制关系证明和证据审查方法。但案件的待证事实范围和证明重心，仍应取决于虚拟货币在犯罪结构中的具体作用。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主要以原生币和稳定币为讨论对象，对RWA仅在其被作为犯罪包装、资金转移工具或者财产侵害对象时作功能性分析。具体而言，根据虚拟货币在犯罪中的具体功能，涉虚拟货币犯罪可以区分为概念包装型、交易经营型、转移清洗型和侵财对象型等四类。上述类型并非绝对排斥，个案中可能发生交叉，但分类标准应以虚拟货币在犯罪构造中的主要功能为准。
第一类是概念包装型涉虚拟货币犯罪。在概念包装型中，虚拟货币主要被用作区块链噱头、包装投资话术，证明重点在欺骗结构。虚拟货币在该类案件中并非真正的交易对象，而主要作为投资话术、技术幻象和收益包装被加以利用。行为人借助区块链、挖矿、稳定币、智能套利等概念，制造项目具有技术基础和持续收益能力的假象，诱导参与人缴纳费用、购买代币或者发展下线。“陈某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即属典型，该案中行为人设立某Token网络平台，要求参加者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虚拟货币作为门槛费，以获得所谓增值服务，但所谓智能狗搬砖功能并不存在，会员收益主要取决于发展下线数量和投资数额。例如，在“陈某芝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行为人以EOS生态平台提供虚拟货币增值服务为名，要求参与人购币加入，并按照发展下线情况结算收益。又如，在“罗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行为人以承兑虚拟货币为名吸收会员，并通过发展下线、层级返利牟利。“丁某忠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则表明，虚拟货币概念包装不仅可能服务于传销活动，也可能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吸引社会公众投资的噱头。
第二类是交易经营型涉虚拟货币犯罪。在交易经营型中，虚拟货币主要作为非法金融业务、非法换汇或者平台经营的交易媒介，证明重点在业务活动、经营规模和境内指向。虚拟货币在该类案件中主要作为非法金融活动、非法换汇、支付结算或者平台经营的媒介。其法益重心不在个别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而在于金融管理秩序、外汇管理秩序或者网络市场秩序。例如，在“颜某康等非法经营案”中，行为人协助他人将境外购买的USDT兑换成人民币并支付至境内指定账户，同样体现了以虚拟货币为媒介规避外汇监管的行为结构。在以泰达币为媒介进行非法汇兑的案件中，还需要区分非法经营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间的界限。又如，在“谢某非、刘某功等开设赌场案”中，行为人利用EOS区块链建立赌博平台并以EOS币接受投注，虽然罪名并非非法经营罪，但其关于平台运营、参赌人数、虚拟货币赌资和鉴定意见的证明方法，可以作为交易经营型案件中平台经营事实和数额认定的辅助参照。
第三类是转移清洗型涉虚拟货币犯罪。在转移清洗型中，虚拟货币主要作为犯罪所得转换、跨境转移和来源遮蔽工具，证明重点在“上游关联、资金转换与主观明知”。虚拟货币在该类案件中并非投资噱头或者经营标的，而是承担犯罪所得转换、跨境转移、来源遮蔽和收益漂白功能。“陈某枝洗钱案”属典型，该案中行为人明知上游人员涉嫌集资诈骗犯罪，仍协助转移赃款，并将赃款购买的车辆低价出售后，以所得款项购买比特币转移至境外。法院认为，通过虚拟货币交易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属于《刑法》第191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其他方法”。又如，在“陈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行为人利用银行卡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并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等方式参与转账，该案对于认定网络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中的主观明知，具有较强参考价值。再如，在“郭某钊、范某玭非法经营、詹某祥、梁某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其一方面体现了以虚拟货币为媒介非法买卖外汇的经营属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虚拟货币可能成为信息网络犯罪资金转移和支付结算帮助的工具。
第四类是侵财对象型涉虚拟货币犯罪。在侵财对象型中，虚拟货币本身成为被非法占有的财产对象，证明重点在控制关系、非法取得、价值损失和非法占有目的。虚拟货币在该类案件中直接成为被害人财产利益的载体，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暴力胁迫、秘密窃取、盗取私钥或者控制钱包等方式取得虚拟货币。例如，在“冯某某诈骗案”中，行为人冒充交易对象骗取被害人泰达币，法院以被害人购买泰达币实际支付的人民币对价认定财产损失，体现了USDT等虚拟货币作为财产犯罪对象时的数额认定路径。又如，“张某抢劫案”表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比特币并转入匿名虚拟钱包，随后变卖分赃的，可以按照抢劫罪评价。再如，在“陈某睿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司法机关可能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角度评价行为，由此凸显虚拟货币财物路径与数据路径之间的定性分歧。
三、涉虚拟货币犯罪司法证明的难点解析
在明确涉虚拟货币犯罪的基本类型之后，讨论重心即应由行为定性转向事实证明。与传统财产犯罪或者网络犯罪相比，涉虚拟货币犯罪并非仅在行为方式上具有技术性，更在证明对象、证明方法与证明逻辑上呈现出明显的复杂化特征。其证明难题并不是单一环节的障碍，而是由规范认定、要素查明与关联证明共同交织形成的现实难题，集中体现为法律属性与罪名适用分歧导致待证事实范围摇摆，犯罪数额与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等核心要素证明困难，以及链上地址与链下身份脱节所引发的刑事责任认定困难。
（一）法律属性分歧与待证事实范围摇摆
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明对象问题系较为突出的难点。虽然近年来已有不少裁判承认虚拟货币具有财产利益，能够成为刑法保护的对象，但在具体案件中，虚拟货币究竟应被理解为财物、财产性利益、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抑或兼具财产利益与技术数据双重属性，实践中仍存在分歧。以非法控制、转移他人虚拟货币行为为例，在“张某鹏、刘某盗窃案”中，行为人远程登录被害人电脑，将虚拟货币转入自己钱包并变卖获利，法院认为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虚拟货币，构成盗窃罪。而在“田某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行为人擅自登录并转移被害人以太币后变卖获利，法院则认为虚拟货币本质上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故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处罚。与此相对，前述的“陈某等诈骗案”、“冯某某诈骗案”、“张某抢劫案”等入库案例则更倾向于在侵财语境中承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将其纳入诈骗罪、抢劫罪等财产犯罪的评价框架。可见，同样是围绕虚拟货币控制、转移与变现展开的行为，司法评价可能在财产犯罪路径与计算机数据犯罪路径之间发生分化。
上述分歧的成因，首先在于规范评价层面的错位。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但不具有货币资格并不当然排斥其作为财产利益受到刑法保护。现有监管规范主要从防范金融风险、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角度否定其货币流通功能，却并未当然否定其在个案中作为财产性对象受到刑法保护的可能性。其次，虚拟货币兼具技术性、金融性与财产性，司法认知若仅以政策上禁止交易、禁止流通作为判断起点，便容易将不具有合法流通资格等同于不属于刑法上的财产，从而将本应围绕财产法益展开的案件转入数据法益或者网络秩序法益的评价体系。最后，证明难度差异也会反向影响罪名适用。在涉虚拟货币洗钱、非法换汇和转移赃款案件中，若按照较重罪名处理，往往需要证明上游犯罪事实、资金性质、流转路径和行为人认知程度等复杂事实。相较之下，若转而适用证明门槛较低的轻罪或者帮助型罪名，证明压力明显减轻。这种由证明难度反向塑造罪名选择的倾向，会进一步加剧待证事实边界的不稳定。
待证事实范围的框定难题，导致案件证明要点难以在程序起始阶段得到明确。若将虚拟货币作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予以保护，证明重点在于被害人对虚拟货币是否具有事实控制，行为人是否实施秘密窃取、骗取或者非法转移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案虚拟货币是否具有现实经济价值以及被害人是否因此遭受财产损失。若将其理解为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证明重点则转向行为人是否以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控制、复制或者转移数据，涉案对象是否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行为是否侵害信息系统安全和数据管理秩序。不同属性判断背后对应着完全不同的事实认定任务。侦查机关难以明确应当围绕财产损失、数据安全、非法经营行为还是帮助转移行为组织证据，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也容易围绕构成要件发生反复切换，导致证明对象模糊、事实评价摇摆和同案不同判风险上升。更重要的是，待证事实范围一旦无法稳定，后续关于数额、主观明知和责任主体的认定等问题也会失去明确依托。
（二）犯罪数额认定中的价格、时点与统计范围争议
犯罪数额认定不仅决定部分罪名的成立与否，而且直接影响刑罚裁量、违法所得追缴、被害人退赔和涉案财物处置。在涉虚拟货币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证明并非简单的数量统计问题，而是同时涉及价格基准、认定时点和统计范围三个层面的争议。第一，价格基准缺乏统一标准。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不存在国家认可的官方定价。实践中，对于同一涉案虚拟货币，究竟应以被害人购入时的成交价、行为人变卖时的销赃价、案发时交易平台即时价格、冻结扣押时价格，还是以专业机构评估价格作为认定依据，尚无统一规则。第二，认定时点难以准确把握。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行为实施时、被害人发现时、案发时、冻结时、审判时和处置时的价格均可能存在明显差异。第三，统计范围界限模糊。涉案地址或者交易所账户中的虚拟货币往往与合法财产、他人委托资金或者不同来源资金混同，哪些属于犯罪所得，哪些属于行为人合法持有资产，在实践中并不容易区分。例如，在“陈某芝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通过司法鉴定确认会员账号、层级和充值EOS数量，并由价格认定机构按期间最低价值折算涉案数额。这从侧面亦说明，数额认定本身已经成为涉虚拟货币案件中的证明难题。
数额认定争议的主要成因，是虚拟货币价值形成机制与传统刑事数额认定规则的不相适配。虚拟货币价格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主要受市场供需、交易平台流动性、投机预期、政策风险和币种稳定机制影响，价格波动远高于一般实物财产。以泰达币等稳定币为例，虽然其通常宣称与美元保持锚定关系，但其价格仍可能受到交易平台、场外交易溢价、兑换通道和监管风险影响。对于比特币、以太币等主流加密资产而言，价格波动更为明显。与此同时，虚拟货币的流转具有链上地址匿名、多平台交易、跨链转移和场外交易并存等特点。司法机关即便掌握某一地址或者账户，也未必能够准确区分该地址中不同资金来源。例如，以涉虚拟货币洗钱或者掩隐案件为例，实践中存在仅将上游犯罪查证属实的款项计入犯罪数额，而有的则倾向于将涉案账户全部流转金额推定为犯罪所得，两种做法的基础事实范围并不相同，数额结论也可能出现明显差异。如在“陈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法院围绕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数额、被告人个人银行卡转移金额以及团伙共同转移金额分别作出认定，也说明数额统计需要面对个人参与范围与团伙整体规模之间的区分难题。
犯罪数额认定的不稳定会产生多重消极后果。首先，入罪门槛可能变得模糊。同一行为若采用不同价格基准或者不同认定时点，会导致数额是否达到入罪标准出现不同结论。其次，量刑幅度可能失衡。例如，“冯某某诈骗案”中，法院以被害人购买泰达币实际支付的人民币对价认定损失，“张某抢劫案”则围绕被害人购买比特币实际支付对价、比特币数量和变现金额展开评价，不同参照标准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罪责刑的均衡。再次，追赃退赔范围可能存在盲区与错误。若对混同资金不加区分地整体计入犯罪数额，可能扩大追缴范围并损害合法财产权。若对经多次转化的虚拟资产过度保守认定，又可能低估犯罪所得规模，使犯罪收益无法被充分评价。最后，数额争议还会削弱裁判统一性与权威性。在“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中，通过司法审计确认客户人民币支付、USDT收币地址、美元水单和违法所得，该案显示非法换汇型案件中的数额证明具有高度复合性。一旦不同案件在审计口径、价格折算和资金范围上缺乏一致性，就容易造成裁判之差异。但也应当看到，司法主体并非总是全知全能的，在裁量限度内的判决，仍具有遵从的权威性，但此类犯罪数额认定的同案异判现象实应高度警惕。
（三）主观要件事实证明不足与口供中心主义
涉虚拟货币犯罪中的主观要件证明具有明显类型差异。在概念包装型诈骗、集资诈骗和传销案件中，证明重点在行为人是否明知项目无真实盈利基础，是否具有非法获利或者非法占有目的；在交易经营型非法经营案件中，证明重点在行为人是否明知相关业务未经批准、面向境内主体开展，是否具有持续经营和规避监管的认识；在转移清洗型洗钱、掩隐和帮信案件中，证明重点在于行为人是否明知或者应知资金具有犯罪来源，是否具有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故意；在侵财对象型盗窃、诈骗、抢劫和职务侵占案件中，证明重点则在于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的问题在于，这些主观事实往往无法直接从链上交易记录中得出。行为人是否明知资金来源异常、是否明知他人从事非法换汇、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通常需要借助通联记录、交易模式、价格异常、获利比例、分工安排和事后行为综合判断。例如，“陈某枝洗钱案”中，行为人明知上游人员涉嫌集资诈骗犯罪，仍协助转移赃款，并将赃款购买的车辆低价出售后，以所得款项购买比特币转移境外。而在“陈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行为人通过夜间频繁转账、购买虚拟货币、聊天群记账对账等方式参与转移资金，法院据此认定其明知犯罪所得性质。这些案件说明，主观要件事实本身具有高度间接性和综合判断性。
涉虚拟货币犯罪主观证明困难的成因在于，此类犯罪具有一定合法性与中立属性的交易外观。购买USDT、链上转账、场外交易、币币兑换、为他人提供账户或者技术服务，在形式上未必天然呈现犯罪性。行为人通常会以正常交易、技术服务、朋友委托、搬砖套利、场外买卖等理由解释其行为。仅凭交易行为异常，通常只能说明行为人对资金来源或者交易目的具有一定怀疑，尚不足以证明其明知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在涉虚拟货币案件中，行为人对非法买卖外汇、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犯罪所得转移行为的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非法经营罪、帮信罪、掩隐罪和洗钱罪之间的认定。因而，主观归责证明不能以行为外观替代认识内容。
主观要件事实证明不足容易使案件陷入口供依赖和客观归罪之间的两难。一方面，在客观电子数据尚未充分固定时，侦查机关容易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搭建事实框架。但口供具有不稳定性和可反复性，行为人也常以不知道资金来源、以为是合法交易、只是帮朋友转账、只是技术服务等理由推脱责任。如果缺乏链上交易记录、银行流水、设备痕迹、通讯记录、平台后台数据等客观证据支撑，主观要件事实便容易陷入有供述则可定案、无供述则难证明的困境。另一方面，如果为了降低证明难度而过度依赖交易异常、高频转账、溢价交易等外观事实，又可能滑向客观归罪。尤其在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中，若仅凭交易方式异常便认定行为人明知资金来源于特定上游犯罪，容易突破责任主义要求。如在“杨某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法院综合泰达币隐蔽收款、虚拟货币群内交易、频繁变更地点、删除聊天记录、电子钱包交易记录等因素认定明知。这说明主观要件之认定需要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而这确实给司法机关带来了负担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链上地址、链下身份与刑事责任认定难题
本文所谓链上，是指记录于区块链分布式账本中的交易信息。而链下，则是指由交易平台、终端设备、通信软件、银行账户和现实身份资料等外部系统形成的证据材料。作此区分的原因在于，链上记录能够较为客观地呈现虚拟货币的流转路径，却无法直接揭示交易发起人和实际控制人；链下材料则能够补充身份识别、账户控制、设备操作和收益归属等事实。因而，涉虚拟货币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之认定，不能停留在链上资金流向层面，而应通过链上交易记录与链下身份材料的相互印证，证明特定行为人与钱包地址、交易账户、终端设备和收益分配之间的关联。即便虚拟货币数量、价格和主观明知具有相应的证据基础，如果不能将链上交易、终端设备、交易账户与具体行为人有效关联，证明仍难完成由事实查明向刑事责任认定的最终转换。涉虚拟货币犯罪的特殊之处在于，区块链公开账本虽然使资金流向具有可追踪性，但链上地址本身并不显示现实身份。某一地址发生交易，只能证明该地址参与了链上资产流转，不能径行证明某一自然人或者单位实施、控制或者支配了该交易。在“陈某等诈骗案”中，案件刑事责任认定并非仅依靠比特币流向，而是通过虚假投资平台、被害人转入比特币、被告人提走变现和上下游公司利益分配等共同证明。在“谢某非、刘某功等开设赌场案”中，平台开发、运营推广、合约代码编写、客户端维护、客服推广、EOS投注数据和平台获利情况共同证明各被告人在区块链赌博平台中的分工和责任范围。由此可见，作为新型犯罪形态，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明在准确性与可靠性层面仍存在明显的难点，而这恰恰是事实认定与真相发现的追求。
刑事责任认定证明难点核心原因是链上身份、账户实名与实际控制主体相互脱节。第一，链上地址与现实主体之间存在天然的边界。钱包地址通常由公私钥机制生成，不当然绑定姓名、身份证号或者现实账户。即使侦查机关掌握某一涉案地址，仍须证明该地址由何人控制。第二，交易所账户与实际操作人之间也存在脱节。交易所KYC信息可以提供重要身份线索，但账户可能存在冒名注册、出借出售、多人共用或者被远程控制等情况，不能仅凭实名信息直接认定实际行为人。第三，终端设备与行为人之间同样可能脱节。电脑、手机、冷钱包、助记词、登录IP和操作记录虽能证明交易操作环境，但设备控制事实与实际操作人之间仍需进一步印证。混币服务、跨链桥、去中心化交易所和多层中转还会进一步加大刑事责任认定的难度。行为人通过拆分金额、多地址跳转、跨链兑换或者混币工具，可以削弱资金流向的连续性。通过境外交易所、场外交易商和他人实名账户，可以切断链上地址与现实主体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
若无法实现虚拟空间与现实行为人的责任联结，司法证明则容易停留在资金流向层面，而难以完成对具体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妥当评价。链上资金流可以显示资金从某地址流向另一地址，却不能当然证明谁发起交易、谁控制私钥、谁实际获利、谁具有犯罪故意。若过度依赖链上路径，可能出现以地址归责、以账户实名归责、以设备归责的证明风险，导致责任主体认定过度简化。反过来，如果因链上链下无法对应而不敢认定责任，又可能使利用匿名地址、境外平台、多层跳转和混币工具逃避追责的行为人脱离刑事评价。更深层的后果在于，刑事责任认定缺陷会削弱整个证明体系的证明力。即使能够证明涉案虚拟货币存在、数额已经达到标准、资金流向具有异常性，若无法证明特定行为人与链上地址、交易账户、设备操作和收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案件仍可能停留在客观可疑状态，难以达到刑事定罪所要求的证明程度。
四、涉虚拟货币犯罪司法证明规则的体系展开
面对涉虚拟货币犯罪中的证明难题，司法机关不宜仅从技术取证或者办案流程层面寻找对策，而应回到刑事证明的基本结构中展开。虚拟货币案件的特殊性在于，资金流向主要呈现为链上数据，主体身份往往需要依赖链下材料加以补充，财产价值又受市场价格、平台机制和监管政策共同影响。技术结构改变了证据的形成方式和呈现样态，但并未改变证据裁判原则、证明责任分配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因而，涉虚拟货币犯罪的司法应对，应以虚拟货币在犯罪构造中的功能定位为起点，将实体构成要件转化为具体待证事实，并分别围绕数额认定、主观要件证明、链上链下证据衔接和涉案财物处置形成相应规则。其目的并非另行创设一套脱离传统刑事证明原理的规则，而是将既有证明要求落实到虚拟货币案件的技术结构和证据形态之中。
（一）待证事实范围的类型化证明规则
涉虚拟货币犯罪待证事实的确定，应以法律属性的层次化判断为前提。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明规则应首先明确虚拟货币在犯罪构造中发挥何种功能。只有在功能定位确定之后，才能进一步确定案件所侵害的法益、可能适用的罪名和具体待证事实。类型化证明规则的意义，不在于为涉虚拟货币犯罪另行设置新的罪名体系，而在于使证明对象与构成要件保持对应。刑事证明首先要解决的是“证明什么”的问题。虚拟货币在个案中如果只是投资话术，证明重点应落在虚假宣传、资金归集和层级返利。如果作为非法经营媒介，证明重点应落在业务实质、经营规模和境内指向性。如果用于转移清洗犯罪所得，证明重点应落在“上游关联、资金转换与主观明知”。如果本身作为侵财对象，证明重点则应落在原有控制关系、非法取得行为和财产损失。由此，类型化处理并非降低证明要求，而是防止因对象属性摇摆导致侦查取证和庭审证明偏离构成要件事实。人民法院案例库围绕网络虚拟财产专门收录相关案例，正是为了在立法留白和裁判分歧背景下逐步形成类型化裁判规则。
从共同待证事实看，涉虚拟货币犯罪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均应至少证明四项基础事实：其一，涉案虚拟货币的存在、币种、数量、地址或者账户信息；其二，虚拟货币在案件中的功能定位，即其是投资包装、经营媒介、转移工具还是财产对象；其三，行为人与相关钱包地址、交易账户、终端设备、资金账户之间的控制或者支配关系；其四，涉案数额、违法所得、被害人损失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述共同待证事实构成涉虚拟货币犯罪证明的基础内容，能够避免财产法益、金融秩序法益、网络秩序法益等多重法益对待证事实的影响。
在共同待证事实之上，还应根据前文区分的四种类型分别确定特别待证事实。第一，概念包装型案件的证明重点在欺骗结构，而不是技术真实性。行为人是否借助区块链、挖矿、稳定币、智能套利等概念进行虚假宣传，是否虚构收益来源、回购机制或者交易平台，是否通过层级返利、发展下线、保本付息等方式吸收资金，参与人是否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应成为证明核心。在此类案件中，虚拟货币更多的是犯罪话术和投资包装，证明重点不在底层技术能否运行，而在加入资格、层级结构、返利依据和资金归集。第二，交易经营型案件的证明重点在业务实质和境内指向。对于非法换汇、平台撮合、场外承兑、支付结算等行为，应重点证明业务是否具有持续性和经营性，是否形成法币、虚拟货币、外币之间的价值转换闭环，服务对象是否面向境内主体，以及非法经营数额能否通过银行流水、交易所数据、收币地址、汇款凭证、后台数据库和司法审计相互印证。第三，转移清洗型案件的证明重点在“上游关联、资金转换与主观明知”。虚拟货币在此类案件中主要发挥犯罪所得转换、跨境转移和来源遮蔽功能。司法证明应围绕上游犯罪事实是否成立、相关资金是否具有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属性、法币与虚拟货币之间的转换路径是否清晰、链上地址与链下账户是否能够对应、行为人是否明知资金来源异常等要素展开。第四，侵财对象型案件的证明重点在控制关系、非法取得和价值损失。虚拟货币本身成为骗取、窃取、抢劫、侵占的财产对象时，应证明被害人原本对涉案虚拟货币具有事实控制，行为人通过欺骗、胁迫、秘密窃取、盗取私钥、控制钱包或者利用管理权限等方式改变控制状态，并由此造成财产损失。
（二）虚拟货币价格、时点与统计范围的认定规则
犯罪数额并非单纯的数量事实，而是连接构成要件、量刑幅度和涉案财物处置的重要评价要素。在涉虚拟货币案件中，数额认定之所以需要专门展开，并不只是因为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更在于价格基准、认定时点和统计范围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规范问题。价格基准关系财产损失和违法所得如何折算，认定时点关系价格波动风险由谁负担，统计范围则关系犯罪所得与合法财产之间如何区分。因而，数额认定不能简单理解为技术折算或者审计统计，而应围绕法益侵害程度、行为人参与范围和追缴退赔边界进行判断。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危害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犯罪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兼具定罪、量刑和法定刑升格功能，因而其证明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事实统计问题。数字时代的网络化犯罪进一步放大了数额证明难题，数额认定不当将直接影响罪责刑相适应。犯罪数额认定应当与案件类型相匹配，不能简单套用同一折算公式。涉虚拟货币案件中的数额认定至少涉及三个层面：价格基准、认定时点和统计范围。价格基准解决按何种价格折算，认定时点解决按何时价格折算，统计范围解决哪些虚拟货币或者资金应被计入。由于虚拟货币缺乏官方定价，且价格波动剧烈，不同基准和时点可能导致数额结论明显不同。数额认定若缺乏规则指引，不仅会影响入罪门槛和量刑幅度，也会影响违法所得追缴、被害人退赔和涉案财物处置。
价格基准的选择，应服务于相应罪名中财产损失、违法所得或者经营规模的证明目的，而不宜脱离案件类型抽象寻找唯一价格。涉案犯罪数额价格的认定应根据案件功能类型分别确定主要参照，而不宜在不同类型案件中机械套用同一折算公式。概念包装型案件应以参与人投入资金、会员充值数额、平台归集资金和实际控制资金为核心，因为此类案件的评价重点通常并不在于虚拟货币本身的市场价格，而在于行为人借虚拟货币概念吸收、归集和控制资金的规模。在实践中，司法机关通过鉴定确认平台接收会员充值的EOS数量，并由价格认定机构按照一定期间内的最低价值折算涉案数额，为传销型案件中的虚拟货币数额认定提供了实践样本。侵财对象型案件则应优先考察被害人实际支付对价、取得成本、行为人变现收益和转移时币种数量，以避免将虚拟货币价格波动风险不当转嫁给被害人或者被告人承担。对于已经发生实际兑换或者变现的案件，可以参考行为人实际变现价格、被害人实际支付价格或者交易双方约定价格。在确需跨币种折算时，也可采用先折算为美元，再按照行为日汇率换算为人民币的方式。
认定时点的确定，实质上是在不同价格波动节点之间选择最能反映法益侵害结果的评价时点。其原则上应以犯罪行为对财产法益或者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质影响的时点为基础，但不能忽视不同案件的结构差异。对于一次性侵财案件，行为人取得控制或者被害人丧失控制的时点通常更具规范意义。例如，在“张某抢劫案”中，行为人强迫被害人以93.6万元购入比特币2.529个后劫走并转卖变现，法院并未以销赃数额93.02万元认定抢劫数额，而是以被害人实际支付的93.6万元作为损失数额。又如，“冯某某诈骗案”也采取了相同思路，法院以被害人购买泰达币实际支付的人民币对价认定诈骗数额，而非抽象采用平台市场价或者事后价格。对于持续实施的传销、非法集资、非法经营和开设赌场案件，可以结合持续期间内交易价格、实际收付款记录、后台数据和审计意见综合判断。如在“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中，行为人以USDT为交易媒介实现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价值转换，司法机关通过客户人民币付款、USDT收币地址、美元水单和司法审计意见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体现了持续经营型案件中数额证明的复合性。对于以虚拟货币作为投注媒介的开设赌场案件，则可结合网络赌博司法规范、链上交易数据和鉴定意见认定赌资数额。2010年《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已经规定，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作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可以按照购买该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如在“谢某非、刘某功等开设赌场案”中，行为人利用EOS区块链建立赌博平台并接受EOS币投注，也说明虚拟货币投注场景下应结合平台数据、交易记录和鉴定意见综合认定赌资规模。
统计范围的确定，涉及犯罪所得、合法财产以及他人委托资金之间的边界划分。涉虚拟货币案件中，不能仅因某一地址或者账户被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就将其中全部虚拟货币或者全部流水径直计入犯罪数额。涉案地址中可能存在合法持币、他人委托交易、普通投资款项和犯罪所得混同的情形，若不加区分地整体计入，可能扩大犯罪数额和追缴范围。如在“陈某芝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裁判要旨明确指出，传销参与人投入的资金系传销犯罪所用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同时，平台被扣押的虚拟货币不作为被害人财产予以返还。该案说明，虚拟货币的数额认定和财物处置并非彼此割裂，而应结合犯罪类型、参与人地位、涉案财物性质和追缴退赔顺序统一判断。在犯罪所得与合法资产混同、虚拟货币经过多次兑换或者跨境转移的情形下，司法机关不能简单地将某一地址或者账户中的全部虚拟货币当然推定为犯罪所得，而应结合上游犯罪事实、资金进入路径、账户使用目的、链上转移轨迹和案外人异议情况，对犯罪所得范围作比例化、限额化和反驳化的判断。这样既可以避免犯罪收益因技术转化而逃避评价，也可以防止因扩大数额认定范围不当侵蚀合法财产权。然而，若要求逐笔查清所有来源，又可能使大量转移清洗型案件陷入证明不能。较为妥当的做法，是以已经查明的上游犯罪事实和资金流向为基础，在涉案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且至少存在可以查实的犯罪所得流入时，结合交易模式、账户用途、资金来源说明和案外人异议审查进行精准认定。例如，在“陈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法院并非仅凭账户实名或者资金流转外观作出整体认定，而是结合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转账记录、聊天群记账对账、夜间频繁转账和购买虚拟货币转移等证据，分别查明团伙转移资金规模、个人银行卡转移金额和继续组织转移资金的范围。这一处理方式说明，统计范围应围绕行为人实际参与范围、资金来源可查明程度和证据印证强度展开，而不宜将涉案账户全部流水直接等同于犯罪所得。2022年《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1条已经在涉案人数众多、客观条件限制逐一证明的网络犯罪案件中，规定了以账户接收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但允许合理说明和案外人异议审查的规则。但在涉虚拟货币犯罪中，法官运用“综合认定”方法认定犯罪数额时，应当建立在坚持法定证明标准的基础上，谨慎审查并定位各类证据，详细说理，达到准确认定犯罪数额、不枉不纵的效果。
涉虚拟货币犯罪中的数额认定还应与涉案财物处置相衔接。虚拟货币既可能是定罪量刑中的数额评价对象，也可能是追缴、退赔、返还或者变价处置对象。在涉案虚拟货币的保全、扣押和处置层面，其应在程序保全与实体处置的区分中展开。作为程序保全对象，虚拟货币由私钥支配，具有远程转移、跨境流动和价格波动特征，传统依附物理载体的扣押方式难以确保控制效果，因而查控阶段应区分私人自行存管型与平台托管型，分别通过私钥控制、统一地址转移、平台冻结、协查移交或者司法协助等方式固定资产控制关系，并完整记录操作主体、操作时间、网络环境、转账哈希、目标地址和私钥管理方式，确保证据保全链条与财产控制链条相互衔接。在保管机制上，应避免办案人员个人保管私钥，也不宜简单依赖营利性第三方机构，可以探索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离线冷钱包存储和多人分段保管机制，以实现办案与管理相分离，并降低随案移送、私钥泄露和内部操作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变现处置并非解决查控困难的当然替代方案，其制度功能本应是价值保全，即在涉案财物存在贬损、灭失或者价格剧烈波动风险时，以变现价款的扣押替代原物控制，而不宜为规避私钥查控、平台冻结或者跨境协助等技术难题而直接启动变现程序。进入实体处置阶段后，还应根据涉案虚拟货币的权属和性质选择返还、责令退赔或者没收等方式：能够追缴原币及其转化物、衍生物且属于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返还；原币已灭失、被转移或者不能追缴的，可以责令退赔；属于供犯罪所用财物或者依法应予没收的违法所得的，则应依法处理。退赔数额也不宜简单以处置时价格替代损失计算，而应优先考察被害人实际购入价，其次考察双方协议价，在均无法查明时再审慎参考域外平台交易价格。由此，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在追赃挽损和裁判执行之外，应兼顾程序透明、费用合理、反洗钱审查、第三方机构责任边界和当事人财产权益保护。
（三）主观要件事实的客观综合化证明规则
主观要件事实的证明，是涉虚拟货币犯罪中最容易产生证明难点的环节。一方面，主观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心理事实通常不能直接由链上交易记录得出；另一方面，购买USDT、场外交易、链上转账、提供技术服务等行为又具有一定中性外观。由此，司法证明既不能因缺少直接证据而过度依赖口供，也不能以交易异常、高频转账、溢价交易等客观表象直接替代主观认知。主观要件事实可以通过客观事实综合认定，但综合认定并不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而是要求基础事实已经查明，且推论过程符合经验法则和责任主义要求。涉虚拟货币犯罪主观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应实现罪名区分效能，这表现在此类犯罪的主观要素并不相同。概念包装型诈骗、集资诈骗和传销案件，应证明行为人明知项目缺乏真实收益基础，仍通过虚假宣传吸收资金、发展下线；交易经营型非法经营案件，应证明行为人明知相关兑换、撮合、结算或者跨境兑付活动未经批准并具有持续经营性；转移清洗型洗钱、掩隐和帮信案件，应区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明知系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明知系特定上游犯罪所得之间的不同认识内容；侵财对象型案件，则应重点证明非法占有目的。帮信罪宜理解为关联信息网络犯罪的上下游犯罪，而非当然作为共同犯罪处理，其主观明知具有概括性；掩隐罪中的明知则应摒弃简单客观推定，转向基于接触信息、交易异常、行为人经历等要素的综合审查判断。
在转移清洗型案件中，帮信罪、掩隐罪和洗钱罪的证明边界尤其需要细化。帮信罪的认识重心在于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掩隐罪的认识重心在于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洗钱罪还涉及《刑法》第191条所列上游犯罪及其所得的特定性。因而，不能仅凭行为人参与转账、兑换虚拟货币或者提供账户，就当然认定其明知犯罪所得性质。“两卡”犯罪中帮信罪与掩隐罪的界分研究已经提示，只有在转账、取现、套现、刷脸验证之外，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才能认定为掩隐罪；两罪在主观方面主要体现为认识内容和认识程度的差异，在客观方面则应实质考察行为人在财物获取和属性漂白中的作用与地位。这一立场对于涉虚拟货币案件同样适用。对于只是一次性提供账户、协助注册或者受指挥进行简单操作的人员，若无法证明其对犯罪所得性质具有较明确认识，不宜因其行为客观上涉及虚拟货币转移而径行认定较重罪名。
主观要件事实的证明应当坚持综合认定方法，而不宜过度依赖推定。推定可以作为处理主观事实证明困难的经验方法，但不能成为降低证明标准或者替代综合审查的工具。既有关于非法占有目的证明的研究指出：诈骗方法与非法占有目的虽有紧密联系，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当然的逻辑关系，其主观目的仍需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司法解释列举的行为情形可以作为积极推定的经验基础，但为防止刑罚权过度扩张，还应允许被告人从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两个层面提出反驳。该思路对涉虚拟货币犯罪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异常高频转账、低价收币、规避实名审查、使用他人账户、跨境转移、删除聊天记录等事实，可以作为认定主观明知或者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事实，但仍需结合资金来源、行为分工、获利方式、接触信息、交易背景以及行为人的合理解释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仅凭某一异常交易外观即完成主观归责。
在具体证明方法上应坚持证据裁判主义，以客观电子数据为核心，以行为异常特征为辅助，以口供为印证，而不能反过来以口供主导证据体系。能够支撑主观明知或者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证据，主要包括交易时间和频次、价格是否明显异常，是否使用他人实名账户或者他人钱包，是否规避KYC，是否通过混币、跨链、分散转账等方式切割资金流，是否删除聊天记录或者隐匿设备，是否取得明显异常报酬，是否与上游人员长期稳定对接等。涉“两卡”案件掩隐罪主观明知的实践研究亦指出，与虚拟货币、跑分平台等相绑定的转账行为，是否具有洗钱色彩，应结合行为人身份、行为异常性、资金异常性、获利异常性和接触信息综合判断，而非仅凭提供账户或者参与转账这一客观行为作出结论。
同时，也应防止从口供依赖滑向技术依赖。涉虚拟货币案件大量依赖区块链分析报告、交易所数据、第三方配侦意见和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但技术结论只能说明特定资金流转路径、地址聚类或者账户关联的可能性，并不能当然替代构成要件事实判断。跨境虚拟资产追缴研究指出，区块链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仍依赖可整合的链下数据，尤其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掌握的KYC信息、交易记录和用户身份资料。域外区块链取证研究也强调，地址聚类、交易标记和链上分析具有启发式特征，其证明力应当接受方法可靠性、误差风险和证据链完整性的审查。因此，主观归责证明既要摆脱供述中心，也要避免把技术报告作为不可质疑的证明结论，充分尊重法官的实质裁判权力与能力，推动庭审实质化。
（四）链上链下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与可靠性审查规则
涉虚拟货币案件中的电子数据审查，应当区分技术层面的可核验性与刑事证明意义上的证明力。区块链交易记录具有公开、连续和难以篡改等特点，可以为资金流向还原提供重要依据，但其证明功能主要在于说明交易是否存在、资产如何流转，并不能径直证明交易由特定行为人发起。链下材料虽然不具有区块链账本意义上的公开性和连续性，却可以补充证明身份识别、设备控制、账户操作和收益归属等事实。因而，链上数据和链下材料并非彼此替代关系，而是分别发挥资金路径证明和主体关联证明功能。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的对应判断难题系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疑难复杂问题，对此应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对获取的电子数据进行关联性、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同时应坚持全面收集原则，厘清关联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对应关系。对于涉虚拟货币犯罪而言，司法证明应进一步审查链上地址与现实账户、终端设备、通讯联络和实际收益之间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当前，混币服务、去中心化交易和跨链技术已经成为虚拟货币洗钱的重要技术，情报分析流程应包括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地址间分析、地址与主体关系分析、主体与行为分析。虚拟货币犯罪资金流存在路径复杂、交易出口多和流入交易黑盒等追踪难题，需要通过资金数据与通讯域、网络域、身份域等非资金数据的互补验证，完成链上地址账户与链下真实身份的匹配锁定。
在证据发现和调取层面，应当围绕链上资金流、链下身份流、设备操作流和收益分配流同步取证，以避免链上交易记录与现实责任主体之间发生证明逻辑的断裂。对于跨境平台或者境外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掌握的数据，应当尽可能通过刑事司法协助、执法合作或者平台合规渠道固定来源、调取过程和数据完整性，尤其应注意虚拟货币洗钱风险治理与跨境数据协作之间的衔接。在确有技术必要时，可以合理引入第三方技术服务，但第三方机构只能提供技术支持、数据分析和专业辅助意见，不能实质替代侦查机关完成取证决定、事实判断或者强制处分。相应地，司法机关还应明确第三方配侦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责边界和责任承担，防止技术协助异化为侦查权外包。《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25条至第31条、第40条至第44条将电子数据保全、提交令、搜查扣押、流量数据披露和服务提供者的程序协助等纳入网络犯罪程序框架，对涉虚拟货币案件中交易所数据调取和跨境电子证据共享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方链上分析报告的审查重点，不应仅限于报告结论是否清晰，还应进一步考察其形成过程。此类报告通常建立在地址标签库、聚类规则、风险模型和交易图谱分析的基础之上，其结论具有明显的推断属性。若报告仅作为侦查线索使用，可以适用相对宽松的审查要求。但若被用于证明资金流向、主体归属、主观明知或者犯罪数额，则应当说明数据来源、分析规则、错误风险和个案适用过程，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在真实性和可靠性审查层面，鉴于证据形态已经呈现电子化、区块链化、大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化等不同面向，不同类型证据背后的技术证明逻辑并不相同。区块链交易记录主要证明特定数据在特定时间被记录于链上，地址聚类和资金流向分析则更多依赖数据筛选、算法模型和经验规则。因而，涉虚拟货币案件中的数字证据审查，不能停留于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的一般框架，而应根据证据生成方式、技术逻辑和证明用途进行阶梯式审查。具体而言，应该从原始存储介质的保全固定、数字签名与数字证据的标识、收集和提取过程的重现、证据内容变化的说明，以及完整性保障等方面夯实证据的真实性。具体在涉虚拟货币犯罪证明中，则应当区分原始链上数据、平台导出数据、第三方分析报告和鉴定意见的不同证明功能。原始链上数据具有公开性和难以篡改的特点，但这只能说明特定交易记录在链上存在，并不能自动证明现实主体归属。交易所导出数据能够提供身份线索，但其来源、提取人员、导出规则、账户权限和后台日志仍需审查。第三方链上分析报告可以辅助识别资金路径、地址聚类和交易模式，但其算法规则、数据来源、错误率和商业黑箱问题应当进入庭审审查范围。而鉴定意见则应重点审查鉴定资质、检材来源、计算方法、价格基准、推理过程和结论边界。
在证据的审查认定层面，应确立虚拟货币犯罪证明的可靠性规则。域外科学证据的可靠性规则亦可为此提供方法论参照。Daubert规则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则702所强调的，不是对专家结论的形式接受，而是对专家证言是否基于充分事实或数据、是否采用可靠原理和方法、是否将该原理方法可靠适用于个案事实进行审查。这一思路对于涉虚拟货币案件中的链上分析报告、地址聚类结论和技术鉴定意见具有参照意义。上述材料能够提升事实发现效率，但一旦被用于证明主体归属、主观明知、犯罪数额或者责任范围，就必须接受可测试性、错误率、方法标准、个案适用过程和质证条件等维度的审查，充分发挥法官“守门人”职能。
五、结语
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证明难题并非单纯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犯罪功能类型与刑事证明规则之间的交错关系。本文的基本问题意识在于，虚拟货币在个案中的功能定位存在模糊之处，司法证明往往易在财产犯罪、数据犯罪、金融秩序犯罪与洗钱类犯罪之间摇摆，进而导致待证事实范围不稳、数额认定标准不一、主观归责证明不足以及链上地址与现实主体之间的刑事责任认定难点。围绕这一问题，首先从货币法地位、金融监管评价与刑法财产保护三个层面理解虚拟货币法律属性，进而将涉虚拟货币犯罪区分为概念包装型、交易经营型、转移清洗型与侵财对象型。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案件中的证明困境得到呈现，并提出以类型化证明规则稳定待证事实范围，以价格基准、认定时点和统计范围规则规范数额认定，以综合认定方法处理主观明知和非法占有目的，以电子数据可靠性审查完成链上资金流向现实责任主体的证明转换。面对新型犯罪抑或数字技术介入刑事司法，涉虚拟货币犯罪之证明应始终坚持证据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不动摇，回应司法实践的真问题、重点难点问题，最终实现司法经验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融合与跃迁。限于篇幅，涉虚拟货币犯罪的跨境调取、第三方机构资质、扣押后保管和去中心化场景责任认定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虚拟货币技术和犯罪形态持续演化，相关证明规则也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检验。笔者相信，理论与实践、实体与程序、技术与司法之协同，必将是新型疑难复杂问题的理想解决范式与科学应对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