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浦劬，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政府信任是政府有效治理的心理基础。论文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公众安全感划分为国家安全感和民生安全感，运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安全感向信任转化的差异化归因机制：国家安全感主要提升中央政府信任，而民生安全感则主要提升地方政府信任，两者形塑了差序化的政府信任格局。论文突破了线性的客观绩效驱动逻辑，发现认知闭合需求显著弱化了治理满意度对信任的影响，揭示了个体心理特质在维持信任稳定性中的作用。此外，社会信任显著强化公民国家安全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了社会信任与政府绩效的交互作用及其边界。研究通过分析安全感向政府信任转化的复杂心理路径，为揭示中国情境下政府信任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微观证据。

一、引  言

政府信任有利于政府实现有效治理，而基于政府信任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心理基础(李砚忠，2007)。既有研究表明，政府信任受政府绩效、社会文化、社会公平感与腐败感知等多重因素影响(马得勇，2007；张海良、许伟，2015)。其中，公众安全感作为衡量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关注(郑姗姗、王浦劬，2022)。公众安全感反映个体对自身生命、财产及社会环境安全的主观感受和综合评价，是实现社会治安、和谐稳定、民生保障等多重治理目标的“晴雨表”。围绕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分别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医疗安全等维度，揭示了安全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显著关联(黄晴、刘华兴，2018；卫莉莉、严洁，2017；赵大海，2019)。

然而，现有文献在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关系这一议题上仍存在拓展的空间。在中国情境下，政府信任并非单一、同质的概念，而是呈现明显的层级差异，即公众通常对中央政府保持较高信任，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相对较低，形成所谓“中央高、地方低”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吕书鹏，2015；管玥，2012)。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公众并非以统一标准评价各级政府，而是在绩效、动机与腐败等维度上对不同层级政府作出差异化的判断(吕书鹏、肖唐镖，2015)。因此，区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生成机制，对于理解我国政府信任结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公众安全感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医疗安全等特定议题，这些研究虽然揭示了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但尚未结合中国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对公众安全感这一复合概念作出系统分类；相应地，缺乏对不同类型安全感如何差异化地作用于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实证考察。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结构，将公众安全感分为国家安全感与民生安全感两种基本类型，分别考察其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本文将引入治理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以个体认知特征与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更精细化的理论框架，解释政府信任生成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一）政府信任研究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及其治理行为所形成的整体性评价，其形成机制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Hetherington，1998；马得勇，2007)。现有研究大致形成了基于制度绩效和社会文化的两条解释路径。

制度绩效视角将政府信任视为一种内生性政治态度，其形成机制主要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运作效能。该视角认为，治理绩效(如经济绩效)的改善可显著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Van Erkel & Van der Meer，2016)。在个体层面上，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公民的主观绩效评价有别于客观的政府绩效(Van de Walle，2004)，这种认知偏差是解释政府信任水平差异的关键变量(Bouckaert & Van de Walle，2001)。

社会文化视角则关注政府信任的外生性来源，认为政府信任并非政府短期绩效的产物，而是植根于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与历史传统，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传承和强化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倾向。在此理论脉络下，社会资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互惠规范)与价值观等文化变量形塑着政府信任(Putnam et al.，1993；Inglehart，1997)。同时，即便个体身处相同的宏观文化环境，其具体的社会化经历仍会显著影响政府信任的形成(Mishler & Rose，2001)。

关于制度绩效与社会文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学界存在持续争论。部分研究指出，在特定场景下，绩效对于政府信任的作用优于文化因素(胡荣、池上新，2016；胡荣等，2011)。然而，另一部分研究则提出，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塑造公民解读绩效信息的认知基础，进而影响公民的政府绩效评价。随着公民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单纯依赖良好的政府绩效已难以维系高水平的政府信任(Wang & You，2016)。因此，现有文献表明，政府信任是制度绩效、文化价值和个体认知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假设提出与研究框架

1．双维安全感与差序政府信任

总体国家安全观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背景和治理取向，以“人民安全”作为根本价值理念。相较于传统安全观对政治安全与国土安全的侧重，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回应新时代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实现了从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系统性延伸，构建了涵盖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维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体系(刘跃进，2014；余潇枫，2023)。在此体系下，社会安全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其所指聚焦于社会生活领域的安全状态，并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涵盖民生安全在内的若干面向，细化为饮食、医疗、家居等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要素(薛澜，2024；刘跃进，2012)。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风险具有外溢与传导效应：风险一旦在基层扩散蔓延，便可能从削弱社会安全度进一步演变为对国家整体安全度的侵蚀(刘跃进，2012)。由此，传统的国家安全与非传统的社会民生安全在目标上相互贯通，在功能上彼此支撑，共同构成维护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众安全感作为国家安全观的认知反映，不仅内容构成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杨华锋，2022)，更在内涵与权重方面伴随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演进而调整(王俊秀、刘晓柳，2019)。据此，本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基础上，将公众安全感划分为宏观的国家安全感与微观的民生安全感。宏观的国家安全感表现为公众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稳定等传统安全要素的复合型认知；微观的民生安全感则涉及公众基于生活经验对民生安全的认知与评价，具体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等。通过这样的区分，本文不仅得以系统呈现社会成员的多层次安全感，区别性地显示不同的安全感与不同层次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性，而且为研究公众安全感与政府信任的传导机制提供分析路径。

既有研究认为，安全感之所以能转化为政府信任，关键在于公众个体将其安全感的提升明确归因于特定国家行动体的作为(Nomikos & Stollenwerk，2024)。这一归因过程并非无差别地指向政府整体，而是嵌入具体的治理结构之中。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事务(如国防等)通常由中央直接管理；而涉及民生保障的地方性公共服务(如医疗、食品安全等)，大多由地方政府管理(曹正汉、聂晶，2024；王浦劬，2016)。这种职权配置导致了宏观治理绩效与微观治理绩效的评价分离，是形成差序政府信任格局的主因之一。中央政府信任更多受整体经济运行、国家发展方向等宏观层面治理绩效驱动，而地方政府信任则更易受到公共服务供给等微观治理绩效的影响(吕书鹏、肖唐镖，2015)。此外，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的一线主体，与民众的日常接触更为直接和频繁，其信任水平对实际的民生治理成效更为敏感(叶敏、彭妍，2010；Li，2025)。由此，基于中央与地方在资源配置和治理职责上的差异，公众对不同类型绩效形成差异化的责任归属，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态度，塑造出层级化的政府信任结构(刘晖，2007；孟天广、李锋，2017)。

据此推论，本文认为，国家安全感所反映的宏观秩序稳定和总体风险控制，更容易被公众理解为中央政府的承诺与治理效能的体现，从而增强中央政府信任，并强化“中央高于地方”的差序信任格局。而民生安全感所反映的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治理成效，则更可能被归因于地方政府的治理表现，从而主要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央地信任差距。这一归因逻辑亦获得既有实证研究的初步印证，社会民生保障水平在地方政府信任层面的预测效力显著更高，并与差序政府信任负向相关联(郑姗姗、王浦劬，2022)；而国家安全感则对中央政府信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黄晴、刘华兴，20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国家安全感与中央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H1b：民生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H1c：国家安全感对公民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

H1d：民生安全感对公民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大于其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

2．公众安全感、治理满意度与政府信任

鉴于政府信任形成过程中显著的主观认知特征，安全感向政治信任的转化高度依赖于公众的主观绩效感知。为此，本文引入治理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治理满意度作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标，反映了民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评价(胡洁，2021)。

既有研究表明，在国家安全层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的有效保障已成为影响公民评价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变量(何振、蒋纯纯，2018；Nomikos & Stollenwerk，2024)；在社会民生方面，医疗安全与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民生保障，与治理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赖心雨，2023；石震，2023；马琳，2013)。基于绩效驱动逻辑，公众对治理表现的积极诠释能有效转化为政府信任(Van Ryzin，2007；Christensen & Lægreid，2005)。据此推导，公众安全感可通过提升治理满意度来增强政府信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中介路径假设。

H2a：国家安全感与公民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生安全感与公民治理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

H2c：公民治理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H2d：公民治理满意度与地方政府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3．认知闭合需求

制度绩效视角的政府信任研究通常假定个体能对政府绩效进行准确、客观的评估(Newton，2001；马得勇，2007)。然而，政府信任并非纯粹的理性选择结果，个体既有的信念、情感因素与信息加工方式，会共同影响其对政绩信息的理解及其向信任的转化(Taber & Lodge，2006；Mishler & Rose，2001；马得勇、侯为刚，2022)。基于此，本文将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NFCC)作为调节变量之一，引入分析个体认知偏好模式对政府信任形成的影响。

认知闭合需求作为个体认知风格的重要维度，反映了个体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其“领会－形塑”(seizeandfreeze)的信息处理偏好。在“领会”阶段，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更易采纳简单、易得且符合其预期的信息，形成初步认识。在“形塑”阶段，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倾向于维持既有的信息框架，排斥新信息，从而形成不易更改的观点(Kruglanski & Webster，1996)。

研究表明，认知闭合需求与政府信任水平存在特定关联性。政府信任作为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能缓解个体的不确定感(Venkatesh et al.，2016)。此外，高认知闭合需求者往往在互动初期依据最显著、最易获得的线索迅速形成信任判断，并在随后的“形塑”阶段使其稳固化为较为持久的信任水平(AcarBurkay et al.，2014)。

基于Bouckaert等(2002)提出的政治信任理论，结合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笔者认为，中国公民长期处于高政府信任水平的社会环境中，这一具有延续性与共识性的信任氛围通过社会化与代际传递，为个体提供了易于获得的认知参照，从而塑造其初始政府信任基础。受认知惯性影响，高认知闭合需求者倾向于维持稳定的初始信任判断，对治理满意度的边际波动不敏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高认知闭合需求的公民倾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政府信任水平，治理满意度的小幅波动对其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趋弱。

H3b：高认知闭合需求的公民倾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政府信任水平，治理满意度的小幅波动对其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趋弱。

4．社会信任水平

为解析制度绩效与文化对政府信任产生的交互效应，本文将社会信任引入作为调节变量之一，检验其在公众安全感影响政府信任过程中的作用。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之一，社会信任不仅为政府信任提供社会心理基础(Dorrington & SchulzHerzenberg，2025；Newton，2001)，更对其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张会芸，2017；Mishler & Rose，2001；Brehm & Rahn，1997)，二者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

信任作为一种认知捷径，使个体能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有效降低社会互动中的认知负担(Rotter，1967；Lewis & Weigert，1985)。基于社会信任的认知调节作用及其与政府信任的密切关联，本文认为，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在个体接收和解读政府绩效信息的过程中，可能发挥“过滤器”与“放大器”的双重作用，使绩效信息更易被积极诠释，从而进一步提升政府信任。

然而，在医疗、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绩效通常与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相连，公众更容易基于自身体验形成相对具体且独立的绩效判断(Van de Walle & Bouckaert，2003)，社会信任对政府绩效感知的“认知加工”功能可能受到一定限制。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社会信任会强化公民国家安全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

H4b：社会信任会强化公民民生安全感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得勇教授于2019年主持的“网民社会意识调查”。该数据库主要通过问卷形式从问卷网、微信及微博采集，合计4882份样本，经过对缺失值的处理，最终保留4140份有效样本。尽管该样本在反映2020年后公众安全感变迁方面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局限，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识别安全感向政府信任转化的心理传导机制，而非描述最新的政府信任总体水平。该数据覆盖了多个领域的公众安全感、个体心理特质、社会信任与央地政府信任，为本文开展机制检验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数据基础。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基于本文研究目标，因变量为公众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以及差序政府信任的强弱。本文择取问卷中“请问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以及“请问您对县、乡级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两个问题的回答，来代表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问卷将受访者的政府信任度分为5个层次，“－2”代表非常不信任，“－1”代表不信任，“0”代表一般，“1”代表信任，“2”代表非常信任。据统计，样本呈现出明显的“中央高、地方低”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对中央与地方政府表示“不信任”(含非常不信任)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3%和8.8%，而对中央政府表示“非常信任”的比例高达58.9%，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25.6%。在此基础上，本文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差值来测量差序政府信任的强弱。

2．自变量

本文主要涉及两个自变量，分别为国家安全感与民生安全感。本文选取问卷中受访者对安全相关事项的关切程度进行测量(见表1)，取值1到4，数值越高代表担忧程度越低，即安全感越高。由表1可知，各个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载值皆高于0.5，处于标准水平之上。双维安全感的组合信度皆高于0.8，内部一致性良好。

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治理满意度，由问卷题项“总体来讲，你对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满意吗？”进行测量。问卷将受访者的满意度分为5个层次，“－2”代表非常不满意，“－1”代表不满意，“0”代表一般，“1”代表满意，“2”代表非常满意。

4．调节变量

本文模型中的调节变量分别为认知闭合需求与社会信任水平。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所提供的认知闭合需求量表(Roets & Van Hiel，2011)，并结合关于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适用性的讨论(Hang et al.，2024)，将受访者对表2所示题项的回答用作测量认知闭合需求的指标。受访者对题项中的相关描述给出是否符合自身情况的判断，“－2”代表非常不符合，“－1”代表不符合，“0”代表中间或不确定，“1”代表符合，“2”代表非常符合。社会信任水平则由“请问您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如何？”这一问题来测量，“－2”代表非常不信任，“－1”代表不信任，“0”代表一般，“1”代表信任，“2”代表非常信任。

5．控制变量

为缓解混淆效应，本文选择如下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家庭收入、最高学历。各变量定义与赋值如表3所示。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模型拟合度检验

为估计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调节效应，本文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Latent Moderate Structural Equations，LMS)对数据进行分析。由于Mplus软件在构建LMS模型时无法直接输出常规的模型拟合指数，本文参考方杰和温忠麟(2018)提出的两步骤法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以“国家安全感→治理满意度→中央政府信任”路径下认知闭合需求的调节模型为例，演示拟合度检验过程。

两步骤检验法第一步的无交互项基准模型拟合度指标如表4所示。除卡方检验外，TLI(非正规拟合指数)，CFI(比较拟合指数)，SRMR(残差均方根指数)，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的检测结果均符合评判标准。鉴于卡方检验在大样本条件下较为敏感，本文结合多项拟合指标综合判断，认为基准模型整体拟合情况仍可接受(温忠麟等，2004)。进一步比较基准模型与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发现，LMS模型在AIC指标和似然比检验结果上均优于基准模型。两步骤检验法的结果表明，LMS模型通过模型拟合度检验。其余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与此相似。

（二）参数估计与分析

为检验公众在不同治理领域的责任映射是否呈现差异化特征，本文在整合双维安全感、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模型中构造差值参数，具体如下。

ΔN＝β(国家安全感→中央信任)－β(国家安全感→地方信任)

ΔL＝β(民生安全感→地方信任)－β(民生安全感→中央信任)

沃尔德检验(Wald's Test)结果表明，国家安全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强于其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ΔN在95%置信区间[0.528，0.855]显著为正；相应地，民生安全感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亦显著强于其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ΔL在95%置信区间[0.683，1.062]显著为正。

国家安全感、民生安全感对差序政府信任结构的影响如表5所示。模型1与模型2的结果表明，民生安全感与差序政府信任强弱呈显著负相关，而国家安全感与差序政府信任强弱之间关联并不显著。结合沃尔德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不同类型安全感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国家安全感主要发挥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巩固效应，民生安全感则更多表现为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央地信任差距。据此，H1c与H1d成立。上述结果为本文提出的差异化归因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呼应了既有的差序政府信任研究(吕书鹏、肖唐镖，2015)。公众倾向于将国家安全等宏观治理绩效更多映射至中央政府，将民生安全等日常治理绩效更多映射至地方政府。

表6与表7的结果展示了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国家安全感、民生安全感与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首先，由模型3结果可知，公民国家安全感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公民对国家稳定秩序感到安全时，会更倾向于信任中央政府，H1a得到支持。此外，本文通过Bootstrapping程序检验中介效应，若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判定效应显著(方杰、温忠麟，2018)。在模型3结果中，中介效应置信区间为[0.008，0.020]，从而可知，治理满意度在国家安全感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结合模型3中的路径系数，H2a与H2c得以成立。

模型5的结果显示，民生安全感、治理满意度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路径系数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并且，模型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个体民生安全感的提升，同样可通过治理满意度间接作用于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H1b、H2b和H2d成立。治理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凸显了主观绩效评价在解释政府信任形成机制中的关键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信任可由绩效因素完全决定。其他因素，例如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沟通策略，亦可通过激发公众的情绪反应影响其信任判断，构成政府信任形成中的非绩效路径(高学德、王镇江，2024)。

认知闭合需求与信任水平的稳固化相关联，本研究通过构建模型3和模型5，深入探讨了认知闭合需求(NFCC)在两类安全感与政府信任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两个模型的中介路径后半段，治理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主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而NFCC与治理满意度之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主效应与调节效应之间方向相反，说明对于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治理满意度对政府信任的预测作用显著减弱。图1和图2为基于模型3和模型5调节效应绘制的简单斜率图。由图可知，对于低认知闭合需求个体而言，治理满意度的提升可以显著提升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任；对于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而言，治理满意度的变化则并未对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相对弱化。

基于本文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模型3与模型5中介效应的大小取决于NFCC的取值。在模型3中，当NFCC取值为均值的下一个标准差时(即低认知闭合需求)，中介效应值为0.05，95%置信区间为[0.033，0.068]；而当NFCC取值为均值的上一个标准差时(即高认知闭合需求)，中介效应值为0.011，95%置信区间为[0.006，0.019]。在模型5中，低认知闭合需求个体情境下，中介效应值为0.069，95%置信区间为[0.054，0.083]；而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情境下，中介效应值为0.05，95%置信区间为[0.037，0.063]。两组模型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在不同认知特质下均稳健存在。结果显示，高认知闭合需求会显著抑制公众安全感通过治理满意度向政府信任的转化，导致中介效应量发生衰减。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倾向于寻求确定性与认知一致性，对于与既有信念不符的信息通常持保守态度(Kruglanski & Webster，1996)。因此，政府信任在此类个体中可能以先入为主的结构性信任或不信任形式存在，在面对治理绩效波动时，这类个体表现出政府信任的相对稳定性。上述发现表明，政府信任的形成并不能被简化为“治理绩效越好，政府信任越高”的绩效驱动逻辑，而是受到个体认知加工方式的深刻制约。这一结论与既有政府信任研究的基本立场相呼应，即个体如何理解和吸收绩效信息，同样构成政治信任形成的重要条件。由此，H3a和H3b成立。

模型4与模型6检验社会信任水平在安全感与治理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模型4的交互项系数与主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公民的高社会信任水平将促进国家安全感对治理满意度的正向效应。图3为根据模型4所构建的简单斜率图，由图可知，具有较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公民，其国家安全感提升也能更显著地提高其对治理的满意度。

模型4采用第一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展开分析，中介效应大小取决于社会信任水平。当公民社会信任水平处于高位时，中介效应值为0.046，相应置信区间为[0.032，0.061]；而当公民社会信任水平处于低位时，中介效应值为0.029，相应置信区间为[0.013，0.044]。两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这一结果揭示，社会信任水平对中介路径的调节主要表现为增强效应量，即在维持中介路径有效性的前提下，高社会信任水平显著强化了公众国家安全感向治理满意度及中央政府信任传导的效率，H4a成立。社会信任作为关键的社会资本要素，能有效提升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强度，培育社会信任对提升公民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模型6中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难以证明社会信任水平在民生安全感与治理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检验该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一方面按社会信任水平择取高信任组、低信任组，以考察该调节效应是否具有非线性或阈值特征；另一方面按居住地类型划分小型城市及乡镇样本、中大型城市样本，检验该结果在不同群体间的稳健性。如表8所示，在模型7至模型10四组子样本中，社会信任的交互项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表明社会信任在民生领域并未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H4b不成立。这一结果可以结合中国政治信任特质加以理解。社会信任源于个人将社会互动经验一般化后形成的对社会他人的信任倾向，相较于抽象的制度或机构对象，其向政治信任的转化更容易作用于具有行动者特征和人格化色彩的政治对象(王中天，2010)。在中国语境下，公众的中央政府信任更多包含对具有一定人格化特征的执政党中央领导层(即“党中央”)的信任(Li，2025)。由此，社会信任得以在国家安全感与中央政府信任的转化中发挥强化作用。然而，在民生安全领域，地方政府的治理表现更容易被公众直接感知，公众的评价基准可能从文化驱动的“信任投射”回归至绩效驱动的“理性测算”。因此，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在微观治理领域趋于弱化，体现出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交互作用的边界。

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中央政府信任水平随受试者年龄同步增长，从而强化了差序信任格局。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世代因社会历史环境而产生的政治经验与对制度认知的差异，体现了政治信任的代际特征。此外，最高学历与地方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同样强化了差序信任格局。可能的解释在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通常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与政策识别能力，并通过外部参照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形成更高期望。在此参照系下，地方治理中的差异更易被感知，由此形成相对更严格的信任标准。

合理的协方差设置可以避免遗漏重要关系，优化模型拟合度。本文模型增设了认知闭合需求与治理满意度之间的协方差，该协方差系数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相关关系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我国政府长期优良的治理绩效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治理满意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秩序与确定性的偏好，使部分个体更倾向于寻求认知上的确定性。

本文提出的“国家安全感”与“民生安全感”的分类，主要基于公众对不同安全议题责任归属的主观认知建构，反映了不同层级政府在安全供给中的角色认知，也体现了公众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责任感知与绩效评价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划分并不代表政府治理职能的绝对边界。尽管国家安全在传统理论框架下通常被视为中央政府主导的事务，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宏观安全政策的基层执行者，在维护社会稳定、防控风险等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协同作用。

五、结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25)安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构建了双维安全感理论框架，从公民主观感知视角出发，分别对应新安全格局中的传统国家安全和非传统社会安全(余潇枫，2023)，为落实国家安全战略提供实证参考。研究发现：其一，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效应呈现差异化归因机制，国家安全感更易转化为中央政府信任，而民生安全感则主要作用于地方政府信任，并由此形塑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其二，治理满意度在公众安全感向政府信任的转化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其三，认知闭合需求较高的个体倾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政府信任水平，弱化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其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强化公民国家安全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在民生安全感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中不显著。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宏观层面，政府应持续强化国家安全领域的综合治理能力，通过构建统一、高效的信息发布与风险预警体系，增强政策透明度和政府回应能力，提升公众对国家整体安全局势的信任与认同。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应聚焦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直接关联民生安全感的领域，推动政府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间的联动治理，提升基层服务的可及性与满意度，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水平。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部署，建议构建安全治理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网络安全等多个安全监管系统之间的数据整合与实时联通，提高政府风险识别能力和安全问题协同治理效率。

第二，研究表明，治理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积极效应，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政绩评估时，应更加关注公众的主观体验和实际感受，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升公共治理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将优良的治理绩效有效转化为公众的积极主观评价，从而提升政府信任水平。

第三，鉴于认知闭合需求对政府信任具有稳固效应，政府治理应重视高认知闭合需求群体的信息处理特征。在重大政策出台或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应优先强化“首因效应管理”策略。例如，联合权威专家、科研机构与专业媒体进行政策首发解读与舆情引导，以增强政策信息的可信度与公众第一印象的接受度。此外，建议开发政府信任的“韧性评估工具”，基于公众心理特征进行动态跟踪，监测高认知闭合需求群体在不同治理情境下的态度变化，为政府基于公众心理特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数据支持。考虑到短期内治理绩效的改善难以有效激活高认知闭合需求个体的政府信任反应，政府在政策沟通中还应注重强化非绩效路径的信任建构，通过强化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等策略，提升传播过程的心理贴近性，以弥补绩效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说服盲区”。

第四，在社会资本培育方面，政府可通过社区活动、政策宣讲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渠道，系统性地促进社会互动和邻里互助，从而构建积极互信的社会氛围，强化安全感对政府信任的正向传导效应。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取向，其形成依赖长期培育与持续积累(Uslaner，2002)。同时，社会资本对于政府信任的心理效应并不能替代政府绩效。在民生安全领域中，影响政府信任的逻辑起点仍在于公众的切身治理体验与绩效评价。

本文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研究数据主要通过网络平台采集，样本结构集中于中青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老年人、低学历者等数字弱势群体的覆盖相对不足。这一样本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尤其是数据未能涵盖近几年的情况，老年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健康与生活风险，其安全感的结构性认知与权重分布可能与年轻群体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受限于问卷的原始设计，部分关键变量采用单题项测量，在信度评估与复杂概念覆盖方面存在局限，且易受题目表述与情境效应干扰，对测量误差较为敏感。再次，本文对认知闭合需求这一心理特征的测量，主要体现了受试者在“不确定性厌恶”与“秩序偏好”维度上的认知取向，未覆盖该概念中“决断需求”等维度。同时，部分题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可能与社会规范认同存在概念重叠，对构念效度造成一定影响。最后，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尽管通过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以及稳健性检验对变量间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识别，但仍难以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尤其是公众安全感、治理满意度与政府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既有的政府信任水平可能反过来影响个体对安全状况和治理绩效的主观感知。因此，本文的推论主要建立在基于既有理论构建的因果框架之上，而严格的因果识别仍有待未来研究通过追踪调查或实验设计等方法来实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公众安全感对政府信任影响的群体异质性，深入分析各类安全感维度在整体安全感结构中的相对权重，并进一步优化测量工具，更精准地识别安全感向政府信任转化的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系统、精细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原文刊发于《公共行政评论》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