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超，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王浦劬，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基础上，提出“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对发展和民生的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提炼升华，形成了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战略思想，开辟了发展与民生互为牵动、良性循环、相得益彰的实践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总结我国发展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特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刻认识发展和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于牢固树立和践行发展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确保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的生成背景

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不断改善民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之本的根本性问题。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特别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发展和民生关系上不断探索，既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辩证统一，走出了一条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的新道路。

1.在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发展和民生从属于民族独立和国家构建的历史使命

服务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把民族独立视为发展和民生的前提。“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矢志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人民大众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使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1934年，毛泽东指出解决民生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又提出“抗日第一，改善人民生活第二”，力图在筑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兼顾民生改善。1938 年，毛泽东设想“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明确了国家建设的具体民生目标。可见，民生进步是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牵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但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要以民族独立为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展聚焦于“生产建设”范畴，并和民生一同服务于政权巩固的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据此，民生改善是新政权巩固的前提，生产建设是民生改善的前提和新政权的中心工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同经济成分因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同而被划归不同的经济关系之下。总体来看，发展主要体现为“生产建设”，民生的内涵主要体现为新社会人民生活的安定化，生产和民生主要是为恢复发展经济进而巩固人民政权服务的。

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在摸索中有所优化

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谋划，社会生产优先于人民生活，工业发展优先于民生改善，发展和民生之间存在较大张力。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和民生的关系进行了谋划。其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更好地（但在排序上相对靠后地）发展轻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其二，在党的八大上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党的宗旨具体化为民生的进步。其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会议通过的党章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都指出要适当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二是把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分别视为长远利益、集体利益与短期利益、个人利益，提出后者要服从前者；三是把发展和民生的关系进一步具体化为国家计划中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出在节约前提下优先考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由此，发展被简化为有计划地扩大工业生产规模，民生更多地同消费需求相联系。一方面，民生被当作生产的目的，并应当随着生产发展而改善；另一方面，所谓民生上的消费不能通过经济循环过程自然反馈到生产环节，从而无法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和民生之间只有单向因果关系，导致在计划经济下产品分配的视角中，民生和发展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张力。因此，在计划体制下，随着交换被限制在极小的空间，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良性互通关系也被割裂了。不过，当时还未认识到这种经济体制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对调整生产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战略上的有益探索，但这些思想受制于国内外形势和计划体制的束缚，未能真正实施。195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以致“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要求“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1959年，毛泽东在反思建设经验时指出，“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1959—1960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196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当前市场物价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并且适当增加积累”。这些无疑是关于民生需要与生产发展互相作用、生活与生产两相兼顾的生动思想，但都还没有突破经济体制的框架，因而也未能找到实践转化的新路。总的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教科文卫体等事业有很大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建设取得重要成就，但受制于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民生、生产和生活之间未能实现充分的良性互动。

3.改革开放后，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呈现“共进—分化—初步重构”的演进轨迹

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和民生在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推进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求“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全会高度评价197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的方针，认为取得的实效是“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可见，党已经认识到，优化产业结构也可以达成发展和民生的共同进步。1985年，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990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说明了发展问题和民生问题是内在一致的，要靠既发展生产力、又在发展中实现民生共富来解决。1992年，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指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论述进一步把人民生活改善视为社会主义的内涵规定，看作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题中之义。为达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在人均收入较低阶段，人民生活改善的巨大需求通过市场不断反馈到供给侧，带动轻工业、农业等迅速发展，进一步催生新的民生需求，使得中国在生产和生活的良性互动中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1987年，党的十三大宣布我国绝大多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从生活物品、住房、文化、健康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对“小康社会”进行了展望。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民生需要的满足也依赖于经济增长，发展和民生的关系是共同前进的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发展和民生的前进轨迹出现分化，政策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协调进步的“小康社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主要体现为“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发展相对优先于民生改善。随着“铁饭碗”“企业办社会”模式被打破，一些民生事项的市场化改革提上日程，而就业、医疗等新体系的未来方向尚需探索，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明显脱节。在此背景下，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就从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高度和理论高度，论证了经济文化发展和民生改善互为条件、互促共进的关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纳入“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则将其纳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2000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要使12亿多人都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可见，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在破除发展障碍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民生保障，推动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在小康社会的目标框架下走向重构。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社会建设大步前进时期，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初步重构，但仍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的制约。21世纪初期，发展方式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凸显，社会方面短板突出，一些社会矛盾比较尖锐。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发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正式将“民生”一词写入党的报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为解决民生和发展的矛盾提供了总体指导。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概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2006年，“社会建设”被纳入“四位一体”总体布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正式提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在这一时期，党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教育、收入、医疗、养老、住房等多方面改革，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民生的关系朝着趋于平衡的方向演进。总的来看，发展不再被简单等同于生产或经济增长，而是朝向以经济发展为主体、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统筹兼顾多种关系的科学发展迈进；民生不再停留于“人民生活”等抽象话语，而是被明确具体化为多种生活利益；发展方式的转变慢于预期，仍制约着发展和民生关系的协调重构。

4.新时代以来，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在系统性优化中走向良性互动

 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同时，发展方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党中央基于新形势新变化，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把民生需要与发展方式的协调提上了日程、优先推进。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内容，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要求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将其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求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把“民生五有”进一步扩展为“民生七有”。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可见，在新时代的顶层设计中，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的战略思想已经成熟。

新时代以来，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时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242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岁以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2013—2024年，民生服务业对经济贡献率较高，全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6%。“十五五”时期，我国人民生活品质将不断提高，民生“七有”有望取得新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将明显提升；适老、助残、陪护等民生需求将牵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相对接；托育、养老、健康、教育培训、住房、文化、体育、旅游等民生改善将释放大量消费和投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践表明，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发展和民生有效对接、良性循环、相得益彰的新道路。

二、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的深刻内涵

新时代以来，对发展和民生关系的创新认识集中体现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这一发展战略上。这一战略思想凝练了新时代发展与民生互为条件、互馈协同、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蕴含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我国“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内在逻辑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动态平衡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含着以新发展满足人民新需求的丰富内容，是新时代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标识性概念。

第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的。把推动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过去有饭吃、有学上、有房住是基本需求，现在人民群众有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优美环境和洁净空气等更多层次的需求。”新时代新发展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其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而民生连着民心，连着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不断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其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其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衡量正确发展观、现代化观的标尺，以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第二，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和保障。发展是解决包括民生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这种发展不是粗放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是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一，发展是民生的基础，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物质技术支撑。“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物质文化产品的充足供给，为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资源条件。其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可见，民生导向引领着发展方式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三，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度和广度深刻影响着民生需求实现的程度。“我们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只有高质量发展提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才能支撑新时代民生新需求的实现。

第三，在发展和民生的动态平衡中逐步达成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一，“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而不是等待经济发展基础厚实之后才着手民生工作，因此，发展和民生两项工作必须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其二，把握发展和民生的平衡，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满足基本民生需要，着重于社会安全的保障；后者是实现多层次民生需要，侧重于提高生活水平，以发展层级的跃升为条件。因此，发展和民生的平衡，意味着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其三，在发展过程中动态推进民生保障和改善水平的逐步提高。民生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力度，也不要脱离财力作难以兑现的承诺”。因此，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要根据发展水平合理确定民生保障标准和民生改善空间，又要在发展中逐步增进民生工作的内容和品质。这就意味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长期任务来抓，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

2.“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的作用机制

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要求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为路径，体现了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逻辑，是新时代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创性理论。

第一，满足民生需要，把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增强发展动力。“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能转化为政府支出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成为牵引发展的动力。其一，加强民生保障，补齐民生短板，能够扩张公共支出，增强政府支出的需求拉动效应。“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障方面。”“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工作，推进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增加了政府支出需求。其二，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满足民生改善需要，释放大量消费需求。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蕴藏着巨大内需潜力，消费结构从生存型为主转向生存型、发展型消费并重，从实物消费为主转向实物、服务消费并重。基于此，在补贴、信贷方面合理加大惠民生、促消费力度，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取消不适宜的消费限制措施，创新消费场景，创造个性化多层次消费条件，能够把消费潜力转化为有效需求。其三，满足民生需要，要求增加社会性基础设施、生活性服务业以及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等新建性和更新性投资。“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例如，适老化改造、远程问诊等方面的投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以人力资本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带动相关实物和服务投资和消费，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民生需要牵引相关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升级，可以拓展发展领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因此，把满足民生需要与增大有效供给结合起来，在民生相关产品、生产和产业上挖掘增长潜力，是拓展发展空间的必要之举。其一，满足人民生活品质提高需要，以新需求拉动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产品和服务供给高端化。进入新时代，“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必然的”。“十五五”时期民生方面的总目标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适配人民个性化、多层次美好生活需要，在物质文化产品的实质与品位、数量和质量、客观标准和主观体验上全面提高水平，提供安全、绿色、舒适、美观的产品和愉悦的服务消费体验，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品类。其二，面向民生需求发展有科技支撑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形成有效供给。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新供给，但只有赋能于民生需要的实现和市场需求的形成，新供给才能成为有效供给。因此，“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例如，对民生产品和服务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既可以增加原有民生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又可以在健康、养老、助残、教育等民生方面开发新的应用场景。其三，满足多元民生需要，推动产业升级和融合化发展。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向更高层次跃升，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银发经济”、大健康产业、“情绪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促进新产业出现和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智慧医疗、在线教育、智能陪护等民生行业要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兴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从而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第三，在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过程中，供需两侧协同发力，能够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在此，民生需求的满足成为撬动发展的有力杠杆。其一，满足民生需求，能够增强供需适配性，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当前供强需弱格局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情形下，满足民生需求，可以开启“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市场需求扩大—产业发展—投资进一步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提高—消费进一步增加”的正向反馈链条，畅通和优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各环节，形成民生和发展、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循环。其二，保障和改善民生可以防范和化解发展风险，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由于原有发展方式效益递减，以创新为主动力的发展方式发力还不强劲，收入、就业等问题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高质量发展跃升。因此，“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问题矛盾增多的情况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特别地，“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特别是教育和社保政策，解决增强劳动人口就业能力和保障基本生活问题，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其三，保障和改善民生能够稳定社会预期，为长期发展蓄积力量。从微观来看，“投资于人”提升劳动者素质，提升投资回报率，改变经济增长的函数组合，为产业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从中观来看，伴随民生改善而来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优化可以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人才集聚，提升投资信心。从宏观来看，健全的社会保障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潜力；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消费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流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三、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的理论意义

新时代关于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的战略思想，站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既超越了增长和福利二元对立论，也并不混同于种种增长和福利调和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生成的中国化时代化新观点，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特质。

第一，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超越了增长和福利二元对立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发展和福利（民生）的关系抱持二元对立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基于新古典的资源有限假设，认为在人民生活上的投入挤占了用于经济增长、科技研发和国家安全的资源；民粹福利主义则认为，经济发展始终是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损害。在政策倾向上，前者主张减少“浪费”，极力缩减民生投入；后者主张大力扩张政府社会支出，而不管财政和经济是否能够承受。这两类观点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中的福利再分配为参照系，认为发展和民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前者代表资本利益，执迷于剥夺剩余价值的经济增长；后者代表工人等民众利益，力图捍卫社会福利以弥补被剥夺的价值。因此，发展和民生的对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

相对于这些观点，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坚持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动态平衡。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更好协调发展与民生关系提供了根本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新时代在进行社会建设时，既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盲目进行“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警惕像一些国家那样“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与此同时，我们以发展的视角看待民生改善，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将两者的互动看成一个连续不断的螺旋上升过程，从而避免了西方国家“无就业繁荣”、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民生凋敝的困境。

第二，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并不混同于增长和福利调和论。在发展和民生的二元对立观点之外，还有三种代表性的调和论。生产主义福利论认为，东亚普遍奉行“经济增长自然带来福利改善”的观念，主张国家限制社会支出，将剩余产品更多投入到再生产中，让社会政策为经济增长服务。发展型福利论基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主张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进社会发展指标，认为增进福利能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投资福利论基于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应当以增加教育培训、就业等积极投资作为方向。表面上看，这三者似乎跳出了从再分配角度看待民生的视角，都主张民生可以促进发展，极易被用来解释新时代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三者都是片面的，只是局部时空经验的理论化。生产主义福利论只是东亚工业化启动时期韩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发生的情况，依赖于国际背景造成的特殊性。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充满着增长和民生、经济与社会生态的尖锐冲突，韩日等国家在工业化后也出现了“涓滴效应”的失败。因此，这种观点只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任意剪裁。发展型福利论与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有所关联，具有泛权利倾向，主张社会本身进行改良工程，但实际实施起来严重依赖外来援助，带有较强的空想性。社会投资福利论在发达福利国家的改革中，游走于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再分配政策之间，侧重点仍在于借助国家之手以强化资本力量，与新自由主义存在交集。

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看起来与这些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有着完全不同的目标和内涵。其一，与生产主义福利论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践中从来没有把生产当作根本目的，即使在民生不占据优先顺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更不是把民生视为经济增长的附庸，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两者本质共生关系的挖潜与升华。其二，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主张优先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之后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思路，要求在整体性国家治理之下进行经济社会的系统性联动，而不是诉诸发展型福利论所提倡的基于社会力量的改良项目。其三，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依据社会矛盾演进来处理两者关系，解决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既以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又着力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其意蕴远超社会投资福利论的范畴。

第三，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从理论渊源看，这一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的需求”和创造历史、推动发展的人民主体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及其基础上的整个理论大厦，因此，人民生存和发展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现实基础、科学性的实践根基和革命性的目标指向。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的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只有过一些初步设想，对于后发展国家如何处理发展和民生问题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强调以民为本，在生产和民生的关系上提出过“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轻徭薄赋、“耕者有其田”等思想。但是，古代的民本和民生学说不承认人民主体，而且以生产力缓慢发展为背景，也就不可能涉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民生问题。新时代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民本民生文化相结合，与当代中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这些创新体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中华民生思想统一于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跃升；将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以人民生计（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取代了单纯福利分配视角，强调奋斗创造福祉、共建才能共享；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取代了产品分配视角，强调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再生产的一体贯通，等等。

从实践逻辑看，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充满了未能很好处理发展和民生关系的教训。“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回望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以资本增殖为中心、放任市场扩张的经济增长长期以牺牲民生为代价，在“大萧条”后又陷入增长和福利、生产和分配、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反复斗争。苏联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但在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军备竞赛”下忽视民生问题，也未能实现持续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但由于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问题，在探索发展和民生的互动模式上走过弯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发展阶段递进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经验基础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于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探索出了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的实践机制和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这些创新体现在：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生产和生活、物与人、经济和社会的互馈并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把发展、治理和安全相结合，发挥政府、企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优势；将保基本民生和满足人民生活多层次需求相结合，拓展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创新空间，等等。

结语

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发展和民生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处理发展和民生关系的经验，提出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的战略思想，创造性回应了现代化之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新升华。

以发展和民生良性互动思想为镜鉴，反观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弯路及其相关理论依据，可以发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秉持人民立场、辩证思维和实践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正确处理物与人、生产与生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