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芳，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指南，更是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中国方案。在西方绿色话语长期主导全球生态议题的语境下，这一思想的对外传播正经历从“阐释”到“对话”的话语范式转换。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如何阐释”的技术性追问，而对“阐释”范式本身在西方话语霸权下可能陷入的“独白困境”缺乏深刻反思。基于话语理论与跨文化诠释学的双重视角，研究系统考察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研究辨析了“阐释”与“对话”两种话语范式的学理边界，揭示了单向阐释范式的结构性限度；从思想内核、文化基因、现实驱动与技术条件四个维度论证了对话范式的理论资源与时代可能；深入分析了从阐释走向对话的转换机制，涵盖话语主体、内容、方式与反馈的四重转换；最后提出了以主体间性制度化、共通性话语创生、跨文化叙事重塑与意义共建保障为核心的四维建构进路。研究认为，从“阐释”到“对话”的本质是从“权力输出”到“意义共建”的范式革命，其合法性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对话性，其旨归在于使中国生态话语从“被阐释的对象”成长为“参与定义全球议题的平等对话者”。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阐释；对话
引言
在全球生态危机持续深化与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生态话语权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关键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理论方案，其对外传播正面临从单向阐释走向深度对话的范式转换需求。本研究基于话语理论与跨文化诠释学的双重视角，系统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揭示“阐释”范式的结构性限度与“对话”范式的学理合法性，旨在为提升中国生态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推动中国方案从“被阐释的对象”成长为全球生态议题的“平等对话者”。
一、阐释与对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范式的学理辨析
话语范式的学理界定是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认识论前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外传播，在经验层面长期沿袭“阐释”范式，它根植于“主体—客体”的认识论框架，将传播简化为意义从主动方到被动方的线性输送；而对话范式则源于主体间性哲学，将传播理解为不同视域在交往中的融合与共生。本部分旨在对两种范式进行系统的学理辨析：一方面揭示阐释范式的结构特征及其在西方话语霸权语境中的内在限度，另一方面阐明对话范式的哲学根基、核心逻辑及其对生态文明议题的适用性。这一辨析不仅为批判当前传播困境提供理论工具，更为后续论证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机制与进路奠定范畴基础。
（一）“阐释”范式：单向输出的逻辑结构与内在限度
“阐释”作为对外传播的基本话语形态，是指传播主体基于自身文化立场和理论框架，对特定思想内容进行系统解读、逻辑展演与意义赋予的过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外传播实践中，阐释范式表现为两种典型形态：一是对思想理论体系的分层解构，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等核心内容作为对外传播的基本叙事框架，以学术化、系统化的方式向国际学界呈现思想的全貌；二是对标识性概念的术语译介，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核心命题进行多语种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从话语结构来看，阐释范式呈现“主体→内容→客体”的单向线性特征。传播者占据“意义拥有者”的地位，受众被预设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其文化背景与认知框架被悬置或视为次要因素。这一模式在对外传播初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完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与术语译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理解中国生态智慧的认知入口。
然而，阐释范式的结构性限度同样清晰可辨。首先，阐释本质上是一种“独白式”的话语实践 —— 传播主体说得多、听得少，重视输出而非交流，强调准确性而非可接受性。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这种单向输出模式容易陷入“自我宣示”的困境。其次，阐释范式假设存在一个中性的、可被客观理解的“话语空间”，却忽略了这一空间本身已被西方话语霸权所“占有”与“规训”，有可能加剧“有理说不清”的困境。更根本的问题在于，阐释范式无法有效回应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难题 ——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框架与价值预设构成了意义的“视域差异”，仅仅依靠信息的清晰输出并不足以弥合这一差异。
（二）“对话”范式：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互构逻辑
对话范式在学理上植根于诠释学的“主体间性”理论。胡塞尔指出，“世界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 [1]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为“交往行动理论”，强调只有主体间“以诚实、平等的态度参与交往，才能实现公共理性的生成，从而达成某种社会共识” [2] ；伽达默尔则提出“视域融合” [3] 概念，认为理解并非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把握，而是不同“视域”在对话中不断修正、扩展，共同生成新的意义空间。将对话范式引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领域，意味着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完成三重理论转换：第一，从“意义输出”转向“意义共建”。传播的目标不再是单向的思想“灌输”，而是在平等对话中使中国生态智慧与全球生态治理实践相互印证、相互启发，共同生成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意义表达。第二，从“自我宣示”转向“他者关切”。对话要求传播主体不仅清楚“我要说什么”，更要关切“对方能理解什么”“对方关切什么”，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对话的切入点与共鸣点。第三，从“概念阐释”转向“情感共振”。生态议题天然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共通性 ——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生态实践中的情感体验、生存关怀与价值认同往往比抽象的理论论证更具穿透力。
从阐释走向对话，并非意味着放弃阐释、放弃思想的系统性传达，而是对阐释的“超越”与“扬弃” —— 在保持思想理论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将阐释活动嵌入对话的框架之中，使阐释成为“我讲你问、你问我答”的意义共建过程。这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的深层逻辑指向。
二、对话何以可能：范式转换的理论资源、文化基因与现实基础
从阐释走向对话，必须回答一个本体论层面的前提问题：这一转换是否具有内在合法性、现实必要性与历史可能性。换言之，对话的种子究竟是外部植入的，还是内生于思想体系、文化积淀与时代条件之中。对这一本体论前提的追问，构成了范式转换论证的逻辑起点。
（一）理论内核：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对话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够从阐释走向对话，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思想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对话精神与交往理性。这种“内在对话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生命共同体”理念对“主客二分”的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式是“主体—客体”二分，人与自然被置于对立的两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4] 理念，以系统思维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根基，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人与自然对立的认知框架，实现了对主客二分哲学的根本性超越。“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人与自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关系” [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6] 这一理念为主体间性的生态观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 当自然不再被视为客体，而被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话者”时，人与自然的“对话”便成为可能，进而为人与人之间围绕生态议题的对话开辟了空间。
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发展—保护”二元对立的解构。在西方主流话语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期被视为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先污染后治理”“要发展就顾不了环保”等错误观念一度盛行。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以辩证思维打破了这一僵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7] 。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一场关于发展观的“实践对话” —— 它拒绝非此即彼的教条选择，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寻求二者的辩证统一，它消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向世界展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为全球生态治理中不同立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开展对话提供了理论示范。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扬弃。西方生态哲学长期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之中，前者被批评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后者则被质疑难以指导现实政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超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科学界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它既承认人的合理需求和发展权利，又强调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在超越二元对立中开辟了“第三种可能”。这种“非对抗性”的理论气质，使其天然具有跨文化对话的亲和力与包容性。
（二）文化资源：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对话传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话特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核心智慧，为对话范式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资源。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不同，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讲“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尚书·尧典》），认为人道应该符合天道，试图“在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 [8] ；孟子主张把对亲人的爱推及百姓乃至天地万物，将人心与天命紧密联系起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把人从天地万物中挑选出来，与天地万物并列。道家讲“万物皆一，物无贵贱”。老子提出人作为万物的一员，人对待万物应“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庄子提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这些思想都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这种整体性思维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性话语提供了替代性范式。
“和而不同”的交往理性。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9] 这不仅是人际交往的伦理规范，更是一种哲学智慧，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在对立中实现共生。这一理念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有着深刻的契合，但更早地提出了对话的伦理原则。在对外传播中，“不同”不是阻碍，而是传播动力的源泉。差异产生张力，张力推动交流。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正是因为存在观念与符号的差异，才有了对话的必要性。 [10] 可以说，“不同”既是传播行为发生的前提，也是意义生成与文化创新的动力。“和而不同”意味着中国不谋求话语霸权，不以消除差异为目标，而是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协调差异，在差异中寻找对话的可能，以实现和合共生。
“天下为公”的伦理取向。《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11] ，“天下为公”追求的社会理想状态是“天下大同”，即“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强调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正是“天下为公”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这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取向的话语立场，使中国生态话语天然具有对话的诚意与开放性。
（三）现实驱动：全球生态危机与话语供给的结构性赤字
对话范式不仅是理论可能性的问题，更是现实紧迫性的要求。当前全球生态治理面临深刻的“话语赤字”，这构成了从阐释走向对话的强烈现实驱动。
西方主导生态话语的内在局限。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工业化先发优势，构建了一套覆盖生态哲学、环境政策、价值理念的完整话语体系。然而，这套话语体系深嵌于资本逻辑与地缘政治算计之中，本质上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地区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一方面，西方环保话语往往服务于产业转移与贸易保护的需要，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壁垒”，利用技术标准、市场准入、产品专利等各类新型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技术和市场进行限制，从而以环保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另一方面，西方在气候治理中对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时，强调“共同”而淡化“区别”，强调资金技术而淡化道义责任，强调承诺而淡化约束，试图削弱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这种内在矛盾导致西方生态话语的合法性不断流失。
全球生态治理的“对话赤字”。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到2015年巴黎协定（COP21），从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到沙姆沙伊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国际气候谈判反复陷入僵局。表面上是利益分歧，深层则是话语困境 —— 缺乏一个能够容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话语框架。西方话语要么强调“普世价值”而忽视差异，要么陷入相对主义而丧失共识基础。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态话语，能够真正开启建设性的对话。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话方案”特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整体性、系统性、实践性，构成了填补全球生态话语赤字的有效方案。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话语范式，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借鉴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话语论述，锻造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广泛对话能力的中国特色生态话语体系。它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的教条，而是从中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理论；它不是排他的“主义”，而是开放的“方法”；它不是对他国的“规训”，而是可供借鉴的“经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共生共荣，“为解决全球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维系全球整体生态安全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2] 。这种“非霸权性”的理论气质，使其天然具有对话的诚意与可对话性。
（四）技术赋权：数智时代提供的对话新场域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从阐释走向对话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传统媒体时代，对外传播受限于渠道垄断和单向输送，对话难以真正展开。数智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这一格局。
数字平台对单向传播壁垒的打破。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互动式新闻网站等新媒介形态，促使传统媒体将原来以时段为核心的传播方式，转变为以平台、算法与受众行为为核心的平台化传播方式，使“一点对多点”的线性传播模式转变为“多点对多点”的网状传播成为可能。在数智时代，国际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可以即时反馈、参与讨论，甚至反向影响传播内容的对话主体，传播主体可依托数字平台与传播受众进行良性互动，使信息交流由单向度的“话语输出”转变为多维度的“共创共享”。
多模态叙事与情感共振。数字技术使传播不再局限于文字和口头语言，图像、视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多模态手段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丰富的表达工具，利用多模态手段能够将抽象的跨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易接纳、可沉浸的亲身体验，从而提升对外传播的穿透力与感染力。如塞罕坝的绿色奇迹可以通过沉浸式VR体验让国际受众“身临其境”，长江十年禁渔的生态成效可以通过纪录片引发情感共鸣。这种多模态叙事大大降低了跨文化理解的障碍，有效提升生态文明对话效果与情感共鸣。
草根参与对对话主体的拓展。数字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来自民间的声音和舆论经由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和放大后传向世界，呈现出更为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可能成为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价值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13] 民间环保组织、企业、普通网民乃至Z世代青年，都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对话的主体。这种主体多元化使对话不再受限于官方外交的单一渠道，不同民间主体跨越地域界限、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围绕共通的话题展开积极对话，逐渐消解了彼此的误解和刻板印象，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对外传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草根活力。
三、转化的逻辑：从阐释到对话的建构机制
从阐释走向对话，不是一蹴而就的线性转换，而是一个涉及话语主体、内容、方式与反馈四重转换的复杂机制。这些转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话语范式转型的动态过程。
（一）话语主体的转换：从“国家独白”到“多元复调”
阐释范式下的话语主体高度集中于国家行为体 —— 官方媒体、外交部门、政府智库等。这种“国家独白”模式虽然保证了话语的权威性和一致性，但也带来了明显的问题：话语的单一性难以覆盖多元化的国际受众，更难以满足多元国际受众的现实需求；官方话语的“宣传”色彩容易引发受众的防御心理，进而加重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知藩篱；缺乏民间声音的参与使话语缺少温度与亲和力，国际受众难以形成情感共鸣。
对话范式要求话语主体从“国家独白”走向“多元复调”。主体间性的确立是这一转换的核心机制。所谓主体间性，是指在“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形成的，在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将他者提升到与自我同样重要的位置，强调交流双方的平等 [14] 。在对外传播中，这意味着传播者不再将受众视为“被教育的对象”，而是视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对话伙伴。具体而言，多元主体的构成应包括：官方外交机构负责议题的宏观引导；国际智库与高校承担学术对话的功能；环保非政府组织和企业提供实践对话的案例；普通民众（特别是Z世代）在数字空间中开展草根对话。甚至“自然”本身 —— 作为生态整体利益的代表 —— 也应被纳入对话主体的范畴，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传播实践中的延伸。
这一转换的实质是话语权的再分配：从国家垄断话语生产，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建构。国家角色从“唯一说话者”转变为“对话的组织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为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生态话语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也促使国家主体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朝着更加开放、互动的方向演进。
（二）话语内容的转换：从“术语移植”到“议题共构”
阐释范式下的话语内容以标识性概念的术语移植为核心策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等概念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试图直接进入国际话语场域。然而，这种“硬翻译”面临着严峻挑战：概念的文化负载导致意义流失，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难以被受众真正理解；受众缺乏相应的认知图式，难以理解概念的深层内涵；概念被剥离其生成语境后，容易被西方话语收编或曲解。
对话范式要求话语内容从“术语移植”转向“议题共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这一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撑 —— “交往行为是主体间基于相互包容和理解而产生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确定性的行为。” [15] 真正的交往不是一方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另一方，而是双方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中生成共享的理解。所谓“议题共构”，是指传播内容不再是预先封装的中国术语，而是围绕全球生态治理中各方共同关切的议题，如气候变化公正转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智慧、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等。通过对共同关切的议题展开讨论，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非宣讲教条进入对话。
以“两山论”为例，在议题共构的框架下，传播者不是直接宣讲“两山论”的理论内涵，而是将其转化为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全球实践对话：中国如何通过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生态旅游等具体政策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其他国家面临类似困境时可以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哪些启发？这种议题共构的方式，使“两山论”从一个需要被阐释的“中国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以被讨论、被检验、被借鉴的“世界议题”。
（三）话语方式的转换：从“抽象论证”到“情感涵化”
阐释范式的话语方式以抽象论证为主。理论体系的系统阐释、政策主张的逻辑推演、概念范畴的精细辨析 —— 这些学术化的话语方式在国内学术场域中行之有效，但在跨文化传播中却容易显得枯燥、隔膜甚至傲慢。国际受众在缺乏共同知识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对抽象论证产生共鸣。
对话范式要求话语方式从“抽象论证”转向“情感涵化”。所谓“情感涵化”，是指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共情的跨文化故事，通过情感通道实现价值的柔性传递。这一转换的机制是“再语境化”。它不是简单的翻译或移植，而是一种创造性重构，即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其生成的中国语境中“提取”出来，再“嵌入”到目标受众的文化语境之中，在保持核心价值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其表达形式，重新赋予其可理解的意义。
情感涵化的典型载体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实践：塞罕坝从荒漠到林海的绿色奇迹，蕴含着三代造林人的坚守与奉献；长江十年禁渔从“捕鱼人”到“护鱼人”的身份转变，承载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浙江“千万工程”造就的万千美丽乡村，展现了乡村振兴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这些故事具有超越文化和国界的情感穿透力 —— 它们不需要受众先理解“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就能直接触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热爱、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理论阐释才有了真正的接受土壤。
（四）话语反馈的转换：从“效果监测”到“意义共建”
阐释范式下的话语反馈被窄化为“效果监测”。传播者关注的是发了多少篇文章、引用了多少次、正面评价的比例是多少。这种量化评估虽然能反映信息触达的广度，但无法触及信息传播的深度 —— 受众是否在认知和态度上发生了积极变化、是否愿意在行动中借鉴中国经验等，使传播者难以获得深度的、质性的反馈，话语反馈被简化为数据的变化。
对话范式要求话语反馈从“效果监测”转向“意义共建”。这一转换的机制是“话语权的再分配”。当传播主体将部分话语权力主动让渡给国际受众时，反馈就不再是单向的“效果数据”，而成为双向的“意义协商”，反馈不再是传播的终点，而是新一轮对话的起点。国际受众的质疑、补充、修正、创造，不应被视为“噪音”或“干扰”，而应被纳入话语体系，成为意义生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意义共建的实现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反馈吸纳机制。一方面，传播者要主动“倾听” —— 通过大数据舆情分析、焦点小组访谈、国际学术对话等方式，系统收集国际受众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误解、质疑与建议。另一方面，传播者要将这些反馈“反哺”到后续的传播实践中：如果发现某个概念的翻译造成了误解，就调整译介策略；如果发现某个议题引发了广泛兴趣，就深化相关内容的供给；如果发现某种叙事方式获得了良好反响，就推广其经验。在这种“传播—反馈—调整—再传播”的循环中，意义不是预先封装的，而是在传播者与受众的持续互动中动态生成的。这正是“对话”区别于“阐释”的核心特征。
四、走向对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路
动态的转换机制揭示了一种新范式的运作逻辑，但一种稳定、可持续的话语体系还需要在实践层面获得具体形态。从机制到体系的跃升，意味着将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议题共构的对话逻辑、情感涵化的叙事策略以及意义循环的反馈机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
（一）主体间性的制度化：建构“多元共商”的传播主体网络
将话语主体的转换从理念落实为实践，需要构建一个分层分类、功能互补的“多元共商”传播主体网络。这一网络应涵盖四个层次。
第一，官方外交的议题引导功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的讲话、政府发布的白皮书、驻外使节的公开活动，仍然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但在对话范式下，官方外交的角色应从“信息发布者”转变为“议程设置者” —— 不是事无巨细地阐释思想的全貌，而是精准地抛出能够引发国际社会关切的议题，以议题之“针”穿透信息之“墙”，为后续的多元对话铺设轨道。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COP30）“中国角”设置“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等系列边会，聚焦减污降碳、能源转型等前沿话题，中国主动抛出议题框架，引导讨论方向。
第二，国际智库与高校的学术对话平台。学术话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桥梁纽带，相较于官方话语，学术话语以“知识”而非“立场”出场，能够降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更容易被国际受众信服与接受。应推动建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研究网络”，吸引海外中国学家、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环境政策研究者参与对话。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资助中外学者合作研究，支持中国学者在SSCI、A&HCI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嵌入全球生态学术话语的主流脉络。
第三，环保NGO与企业的实践对话力量。民间组织和企业是对外传播的重要补充，他们与受众间没有明显的身份区隔，具有官方机构难以比拟的灵活性与亲和力。应支持中国的环保NGO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边会活动，与“气候行动网络”“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开展对话合作；鼓励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用实践成效讲述中国生态故事。
第四，Z世代在数字空间的草根对话活力。青年是数字时代最活跃的对话主体，他们凭借对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化新媒介的驾驭，能以去中心化、低姿态的方式传播国家形象，形成官方与民间传播的“柔性连接带”。应通过“生态文明青年大使”“国际生态夏令营”“绿色短视频挑战赛”等青年交流项目，激发Z世代参与生态文明对话的热情。在TikTok、Instagram、YouTube等国际青年聚集的数字平台上，培育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生态叙事者”，用年轻人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中国生态故事。
（二）共通性话语的创生：从“标识性概念”到“融通性议题”
将话语内容的转换从策略上升为体系，关键在于实现从“标识性概念”到“融通性议题”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不是放弃中国话语的主体性，而是将标识性概念作为“种子”，在全球对话中生长出具有跨文化适应性的议题网络。
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球实践对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6] “两山论”的核心是打破发展与保护的对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7]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抓手。可将“两山论”转化为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全球对话：如何通过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碳交易、生态旅游等政策工具，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福建“生态银行”模式、浙江“两山银行”试点等实践，可以作为对话的案例资源，邀请各国分享各自的探索经验。
第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全球哲学伦理对话。“生命共同体”理念触及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二元分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论的机械思维 [18] ，指出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为跨文化的哲学伦理对话提供了广阔空间。可以组织东西方生态哲学对话论坛，邀请儒学、道家、佛教、基督教神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传统的代表，围绕“生命共同体”理念展开对话，在思想的碰撞中生成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三，“双碳”目标→气候公正转型的全球政策对话。中国提出的“力争二氧化碳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19] 。“双碳”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承诺。这一目标可以转化为关于“气候公正转型”的政策对话：如何在减排的同时保障能源安全、就业稳定和民生改善？如何平衡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设计公正的转型路径，不让任何群体掉队？中国在能源结构调整、绿色技术创新、低碳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通过上述转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不再是“需要被阐释的中国术语”，而是成为“可以参与对话的世界议题”。形成“中国概念，世界议题”的对话格局，是对话式话语体系的核心目标。
（三）跨文化叙事体系的重塑：从“硬宣传”到“软涵化”
将话语方式的转换从理念落实到操作，需要系统重塑跨文化叙事体系。这一重塑包括叙事内容的生产、叙事主体的培养和叙事策略的优化三个维度。
第一，构建“生态文明故事库”与多模态叙事产品。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按照不同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污染防治、绿色生活等）、不同受众（学者、政策制定者、公众、青年等）、不同媒介（文字、图像、视频、VR/AR等）进行分类开发，形成丰富的叙事资源储备。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爆款”多模态叙事产品，如记录塞罕坝三代人奋斗史的纪录片、展现长江生态恢复奇迹的短视频系列、体验“两山”转化之旅的互动式H5等，通过这种创新性的“通感叙事”，能够实现抽象信息的具象化表达，同时营造的沉浸式感官体验可以激发受众的兴趣点，无形中消解国际受众对中国理念宣传的抵触心理。
第二，培养“生态叙事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叙事的主体是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20] 应加强对“生态叙事者”的培训，如对驻外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职员进行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培训，使其能够准确、生动地对外阐释；对参与国际会议的专家学者进行跨文化沟通技巧培训，使其能够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公共话语；对民间环保人士和企业代表进行叙事能力培训，使其能够用个人经历和真实故事打动国际受众，让每一个叙事主体都能成为移动的“绿色名片”，将宏大的国家战略转化为可感知、可信赖的生态故事，凝聚起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共识。
第三，建立“受众画像”系统，实现精准再语境化。对话的前提是了解对话的对象。应建立国际受众的分众画像系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受众的生态关切、认知图式、话语偏好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同一叙事内容进行差异化的“再语境化”处理：面向发展中国家时，侧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可援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协同路径；面向发达国家时，强调气候治理的责任共担与技术创新，突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荒漠化治理等领域的贡献；面向青年群体时，使用轻松、活泼、富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借助短视频、表情包等载体，将生态理念融入潮流文化，让中国生态故事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
（四）意义共建的保障：构建动态评估与反馈吸纳机制
将话语反馈的转换从理念转化为制度，需要构建以意义共建为导向的动态评估与反馈吸纳机制。
第一，革新评估体系：从量化指标到质性效果。传统的以“发文量”“点击量”“引用量”为核心的评估指标，只能反映传播的“到达率”，无法衡量传播的“接受度”和“转化率”。对话范式要求建立新的评估指标体系，至少包括三个维度：议题卷入度（国际受众是否主动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是否提出有深度的问题）、认知修正度（受众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是否从模糊走向清晰、从误解走向正确）、立场转化度（受众是否在态度或行动上向积极方向转变）。这些指标的获取需要结合大数据分析和质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话语分析等）。这不仅是一场评估体系的革命，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敢于直面国际受众的真实反映，敢于用“被接受而非被看到”来评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影响力。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只是被转发的金句，而是成为海外青年主动追问的命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才真正完成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跨越。
第二，建立常态化国际舆情分析与反馈吸纳通道。应设立专门机构或委托专业智库，持续监测国际媒体、社交媒体、学术期刊中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讨论，系统收集正面反馈、误解质疑甚至恶意攻击。对于有价值的反馈 —— 无论是建设性的批评还是创造性的补充 —— 都应认真分析、积极回应，并将其吸纳到后续的传播实践中。例如，如果发现“生态文明”的英译“ecological civilization”在某些语境下被误解为“环保威权主义”，就需要调整译介策略，补充更多关于公众参与、基层创新的叙事内容；国际社交媒体质疑中国“双碳”目标是“应对西方压力的权宜之计”，就可以在传播过程中增加对中国地方“碳普惠”机制、企业自主减排创新案例的报道，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能够根据国际社会的真实反映动态调适话语策略，成为一个能够自我纠偏、持续获得跨文化信任的活态话语体系。
第三，构建“传播—反馈—调整—再传播”的闭环系统。意义共建不是一次性的传播活动，而是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应建立从传播策划、内容生产、渠道分发、效果评估到反馈吸纳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使每一次传播实践都成为下一次传播的改进基础。在这个闭环中，传播者与受众的边界逐渐模糊，双方共同成为话语意义的建构者，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单向宣介”转向“双向共建”。
从“阐释”到“对话”，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策略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从“权力输出”到“意义共建”的话语范式革命。这一转换的合法性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对话性，其可行性在于时代提供的资源与条件，其最终目的是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使中国思想从“被阐释的对象”成长为“参与定义全球议题的平等对话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以对话的胸襟拥抱世界，以共情的姿态讲述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才能真正从“中国的思想”成长为“世界的智慧”。
参考文献：
[1][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M].张延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125.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 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30.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55.
[5]钟贞山，赵晓芳.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理论内涵、内在特质与世界贡献[J].理论探讨，2024（0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5.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
[8]徐春.儒家“天人合一”自然伦理的现代转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
[9]论语[Z].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99.
[10]林昱君，赵颖.关系与互动何以可能：跨文化传播基本命题的生态学诠释[J].东岳论丛，2024（06）.
[11]礼记[M].李慧玲，吕友仁，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89.
[12]李娜，赵金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学理逻辑、价值意蕴与架构路径[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2）.
[13]邵鹏.新世界主义视域下国际传播新视野与策略[J].中国出版，2018（1）.
[14]朱彦瑾.主体间性与规范的正当性 —— 从哈贝马斯到弗斯特[J].贵州社学，2018（12）.
[1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39.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1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18]刘江，赵海月.人·社会·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系统超越的三重向度[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
[19]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4-09-23.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8.
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7期，总第263期
本文引用格式：宋蕾，肖芳.从“阐释”到“对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J].东南传播，2026（7）：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