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有两个关键转折点。20世纪60年代末是第一个转折点，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繁荣期开始瓦解，经济利润率开始下滑，逐步陷入滞胀困境，于是开始逐渐抛弃战后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体制；此后在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推行新自由主义，在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又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金融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另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西方新自由主义体制进入系统性危机阶段，资本主义由此进入又一个新的密集调整时期。对于这些新变化，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结合相关论述，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经济调整和结构性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系统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方重新审视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安德鲁·克莱曼坚持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并用数据证明新自由主义虽短时期内提升了资本利润率，但总的来说没有能够扭转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大量历史数据揭示，新自由主义再次拉大了二战后曾一度缩小的贫富差距，致使西方国家呈现“世袭资本主义”趋势特征，即财富分配与阶层地位不再取决于个人的才能与努力，而是高度依附于家族继承。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虽被迫出台调整政策以图修复创伤，但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资本利润率长期低迷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矛盾，反而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更为深重的结构性危机。

干预措施催生出“债务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为避免大萧条重演，欧美国家采取了空前的干预措施，包括银行救助、财政刺激、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这些举措直接催生了公共债务的急剧膨胀，如2026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预计全年利息支出将超过1.35万亿美元。美联储量化宽松释放的数万亿美元流动性，绝大多数沉淀在资产市场，推高了寡头们持有的股票、债券、房地产与私募股权的账面价值，但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者预期的那样带来持续复苏，反而导致资产泡沫进一步扩大，私人负债也没有实质性减少。这种“以债养债”的模式使资本主义经济日益依赖金融部门的虚假繁荣，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被暂时掩盖，实际却在不断加深。迈克尔·赫德森等学者提出“债务资本主义”理论，用以描述危机后各国债务急剧膨胀的现象，并指出债务膨胀导致西方社会要支付日益加重的利息，这也是一种不劳而获的租金，将极大地抑制资本主义的创造活力，加重两极分化，恶化经济危机。

后新自由主义左支右绌。危机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对新自由主义制度作出部分改变，加强了国家干预，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很多关键教条并没有改变，因此西方学界也称这个阶段为“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产业政策成为两党共识，政府通过了大量法案重点扶植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太空技术，同时大力支持军工产业，计划将2027财年国防预算大幅提升至1.5万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42%，用于打造包含“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梦想军队”。然而，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政策并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国家在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仍坚持新自由主义政策工具箱，比如对资本大幅减税，对工人则进一步压缩福利，试图通过提高剥削率以修复利润率。总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虽然瓦解，但大部分制度没有改变；国家干预虽回归，但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央行制度、财政制度以及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严重制约其力度。这种选择性的有限调整，使资本主义陷入政策失灵与制度僵化的双重困境。

“去全球化”与产业链供应链重构。2017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推动“去全球化”。他们以关税为核心武器，配合外资审查、贸易协定重构、技术出口管制等整套政策，使战后建立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受到破坏，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全球化分工转向区域化、阵营化、本土化，正式开启以“安全优先、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去全球化”周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核心做法：第一，动用一切手段，主要是巨额补贴与关税大棒，强制或诱导关键产业链回到美国本土；第二，在核心技术领域筑起一道严密的隔离墙，将中国隔绝在外；第三，重塑全球供应链，在制造业无法完全回流的情况下，致力于重构一个排除中国的供应链网络。然而，这种试图以政治强权干预经济规律、既想维系全球利润攫取又重构排他性供应链的矛盾做法，不仅未能实现产业回流的初衷，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全球化力量与“去全球化”力量之间的结构性对立。

漫长的危机与“僵尸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都做了调整，但是这些调整并没有触及根本，资本主义仍陷入长期危机状态。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资本主义》中指出，当前资本主义主要靠政府救助、债务扩张和金融泡沫维持运转，如同靠外力苟活的僵尸，已丧失自我修复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反而在无尽追逐利润中不断制造危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时期，这不是通过政策调整就可以恢复的周期性衰退，而是一个可能长达50年的从旧体系向新体系过渡的混乱时代，其最终走向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结构性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无法通过内部调整解决其基本矛盾，其历史局限性日益明显。

二、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推动生产方式深刻变革，生产过程出现智能化、数字化趋势，这也导致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这些新技术纳入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利用新技术强化了垄断，加剧了既有的危机。

“技术封建主义”的出现强化了垄断和剥削。资本主义的数字平台通过圈占“云空间”形成“云封地”，平台资本家成为“云领主”，用户变为“云农奴”。数字平台不是传统的产品生产者，而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垄断者，从租金中获取利润。传统的中小资本家也被迫支付高额佣金，沦为“附庸资本家”。这是一种新型人身依附关系和权力关系。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等学者认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更接近封建制而非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并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在数字平台上，用户的数据和注意力被无偿占有，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实施经济剥削，这种“数字地租”的攫取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垄断和剥削。

“数字帝国主义”的扩张实施经济剥削和思想殖民。少数美国科技巨头垄断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用户数据和数字市场，发展中国家在数字产业链中沦为数据原料供应地和数字服务市场。这些科技巨头不仅从事经济剥削，还推广消费主义和美国价值观，实施思想殖民。克里斯蒂安·富克斯把帝国主义理论延伸到数字时代，解释了这种趋势。数字帝国主义是传统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新形态，其侵略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掠夺上，更体现在对全球信息流动和文化认同的操控上。

“认知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知识垄断。数字经济时代，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从物质产品的生产转向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知识产品因其“非排他性”和“零边际成本”特征，对传统利润逻辑构成挑战。卡尔罗·维塞隆和扬·穆利耶-布唐将资本主义这一新趋势命名为“认知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大学、科研机构等公共知识生产体系被纳入资本积累逻辑，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人类共同的智力成果被私有化，加剧了知识生产日益社会化和占有日益私人化的矛盾。

针对这些情况，西方一些学者也提出利用信息技术革命超越利润逻辑的特点，创造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来克服危机。保罗·梅森认为，数字产品可无限复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动摇了基于稀缺性的资本主义市场运行逻辑；协同生产正在自发兴起，开源软件、维基百科等体现了非市场激励的经济形态。梅森据此提出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蓝图：国家提供普遍基本收入、关键基础设施按成本价提供服务、构建开放的知识共享平台。尼克·斯尔尼塞克等人提出左翼加速主义，批评传统左翼对技术的消极态度，主张积极拥抱新科技，将技术红利导向全民共享，提供基本收入。特雷博尔·朔尔茨等人提出平台合作主义，批评现有的平台资本通过技术垄断损害劳动者权益，主张将传统的“共同所有、民主治理”合作社原则应用于互联网平台，建立由工人和用户共同拥有、民主治理的平台组织，实现经济民主。

这些理论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信息技术这一新生产力带来了改变资本主义利润规则的可能性，但是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有解放的必然性，其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应用反而强化了剥削和支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需要现实的社会主义斗争和制度变革。

三、 政治上右翼民族主义的兴起

随着新自由主义危机日益深化，以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表现出从新自由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地缘竞争并转移国内危机和矛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军事威慑和军备扩张。

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的勃兴。新自由主义长期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和资产泡沫日益膨胀等问题，为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在西方的普遍兴起创造了条件，后者将移民和其他国家当成资本主义危机的替罪羊。西方极右翼政党和政治势力普遍走强，如欧洲的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美国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等。大卫·科茨认为，右翼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继承关系，它并未打破新自由主义框架，反而强化了它，右翼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样仍然为少数大资本集团服务。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从阶级结构变迁角度分析了美国右翼民族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他指出，美国社会在二战后曾存在一个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其基础是制造业高薪岗位、工会力量壮大促成的国家福利与冷战推动的高军工需求。新自由主义推行近40年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0年的25%大幅萎缩至2020年的8%，工会入会率由鼎盛时期的35%骤降至10%；伴随产业空心化与劳工议价能力的系统性削弱，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中位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陷入长期停滞。这一系列结构性变迁瓦解了美国传统意义上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促使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加速两极分化，为右翼民族民粹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产物，主张本民族优先、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在政策上表现为排外主义与威权倾向。美国科技精英圈层还产生了右翼加速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放任资本与技术的野蛮生长，建立一个由科技寡头和算法主导的威权新秩序，以实现技术精英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右翼加速主义用“技术进化”之名掩盖资本扩张的暴力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不仅会加剧社会分化、生态恶化与伦理失控，而且将极大推高国际冲突的风险。

新军工复合体走向“技术军国主义”。为了克服国内危机，加强军备、通过战争向国外转嫁危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选择。以美国为例，以帕兰提尔、安杜里尔、安瑟普等公司为代表的新军工复合体正在崛起，它们以人工智能和无人机技术为核心，正实现从情报获取、分析到打击的智能化、自动化、无人化、即时化和精准化，其重要性正超越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公司等传统军工复合体。新军工复合体不是松散的科技联盟，它背后有一张由资本、技术和人脉织成的大网，把硅谷顶尖的技术人才、风险投资资本与美国军方、情报机构的迫切需求紧紧绑在了一起。新军工巨头宣称，科技公司应与国防工业深度融合，毫不避讳地将高科技用于军事目的。他们将自身定位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守门人”，认为其使命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高端军工信息技术等前沿科技，将技术研发、数字产业全面绑定军事扩张和地缘霸权，在全球范围内保卫并拓展资本主义体系，击败“文明竞争者”，西方学界称之为“技术军国主义”。极端的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和极端的“技术军国主义”的结合，推动西方对外发动新冷战和新热战，极易引发全球军备竞赛和战争危机，必须引起世界的高度警惕。

总之，过去近二十年，是苏东剧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变化最急剧的时期。从债务膨胀到数字垄断，从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到技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方式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这些新变化部分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矛盾，但由于它们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反而更多地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危机的表现形态越来越复杂，危机的程度不断加深，引发世界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越来越深的质疑。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