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列宁逝世后至今的资本主义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历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延续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确立阶段、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及正在兴起的数字帝国主义阶段。虽然资本主义的外在形态和具体特征不断变化，但其发展演变始终遵循着三条相互交织的核心逻辑，即技术进步对生产方式的不断重塑、垄断资本形态的叠加式变化，以及国内矛盾在空间分布和表现形式上的向外转移。当今世界，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处于绝对霸权地位的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世界结构性矛盾依然持续存在，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多重裂变，全球化进程也未能从根本上终结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过时，仍然是科学认识当代帝国主义并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经典理论框架。
【关键词】列宁 《帝国主义论》 垄断 科技革命 当代帝国主义
作者何海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3期
自1917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发表以来，学术界围绕其当代适用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否定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一是“国家缺失论”，认为列宁的理论是“经济还原主义”，忽视了国家的自主性和对政治的考察；二是“理论缺陷论”，认为列宁混淆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过度简化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具有天然缺陷；三是“消解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已经消解了列宁的基本论断，“垂死”“腐朽”“最高阶段”等结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现实相悖，其理论框架已丧失解释力。这些观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当今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国内外学界特别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概括并提出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等多种观点。近年来，学界还提出“数字帝国主义”来表达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并产生与其相对应的“数字社会主义”。这些概括，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一些新特征。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从道德批判立场出发，而是基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科学分析。从方法论上看，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运动规律与内在矛盾，他描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帝国主义。基于此，本文从列宁逝世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划分及其核心逻辑出发，阐释《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范畴、基本论断和分析方法对各阶段资本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及其当代适用性。
一、列宁逝世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
资本主义萌芽于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发展至今已超过500年，其发展阶段总体上包括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列宁在世时，是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列宁逝世后至今的资本主义都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处于垄断阶段，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大阶段”，“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这个“大阶段”就可以划分出若干“小阶段”，这些“小阶段”既有“垄断本质”这一共同特征，也有各自“具体形态”的阶段性特征。资本主义是复杂的历史现象、现实存在，阶段性特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垄断形式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等方面。列宁逝世后至今的资本主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24年至20世纪中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延续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其核心特征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的深度融合。从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发展，同时也导致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突出地表现为经济领域中垄断现象的出现。垄断没有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立法、关税保护等手段间接干预经济，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为应对战争需求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采取军事工业国有化、价格管制、配给制、设立战时经济机构等干预措施，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显著发展。列宁在世时就讲过：“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列宁去世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发生1929年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被迫采取更全面的干预措施。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刺激、公共工程和社会保障政策缓解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延续发展。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重新瓜分世界与发动战争的特征依然明显，最终导致了争夺势力范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确立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都建立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统制。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国家干预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得以完全确立并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形态。例如，英国1945至1951年执政的工党政府推动煤炭、铁路、煤气、钢铁、航空、电力等行业的国有化，其中煤炭、运输业、煤气等部门的国有化企业占本部门生产的比重达到了100%。法国密特朗政府上台后实施了扩大国有化的政策，实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比如全部资本收归国有的包括五大工业集团、两大金融公司和36家银行，国家控制了90%的银行存款和85%的信贷业务，国营工业的营业额由22%增至40%。在宏观政策和产业规划方面，有的国家推行“计划型资本主义”，其典型代表是法国国家计划总署和日本通产省。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黄金三十年”，经济危机出现的周期有所延长，例如美国从战前的平均50个月延长至75个月以上。但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世界70年代开始陷入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危机”。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应对“滞胀”，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和英国的推动下，欧美国家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普遍放松管制，推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利用跨国公司推动了新一轮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由此，生产与市场全球化加速，客观上形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凭借金融资本全球化和技术垄断，构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军事霸权体系和全球剥削体系。围绕这一阶段的性质，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英国左翼社会学家大卫·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等。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金融资本高度集中，以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中心主导着世界经济运行，美国摩根大通、高盛等前十大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40%以上的金融资产。同时，金融衍生品泛滥，实体经济萎缩与虚拟经济膨胀。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全球实体经济的60多倍，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则高达34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此外，帝国主义进一步在文化和气候领域拓展霸权，这既是资本积累的新形式，也是霸权维护的战略手段。在文化领域千方百计控制科学、教育、艺术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将自身理论范式确立为“普世标准”。在气候领域推行气候霸权，石化寡头和金融寡头联合操纵全球气候议程，通过一系列利己的碳政策强化金融寡头在气候治理中的地位。
第四个阶段是当前正在兴起的数字帝国主义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数字帝国主义”，把垄断扩展到了虚拟空间，“数字化垄断金融资本”成为当前资本主导形态。数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智化进程中演变出的新形态，指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深度结合，并通过平台、数据和算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控制的体系，被称为“去暴力化的柔性渗透”。针对这一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产生了“数据采掘”“数字监控”“数字拜物教”“数字附庸”等许多新概念。数字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进一步结合，演变出一种新的大国地缘政治，即数字地缘政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泛化安全概念，从维护垄断利润的目标出发，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数字霸权扩张的新工具。例如，美国以“数字自由”为名，2018年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授权美国政府不受数据的地域限制要求企业提供境外数据，实行单边域外长臂管辖。此外，全球南方及边缘经济体不仅在数字基础设施上依赖美欧中心，而且这些国家产生的用户数据、生产链数据和治理数据等数据要素被跨国平台占有和使用。
二、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核心逻辑
纵观列宁逝世后资本主义百年的演变历程，虽然资本主义的外在形态和具体特征不断变化，但其发展演变始终遵循着三条相互交织的核心逻辑，即技术进步对生产方式的不断重塑、垄断资本形态的叠加式变化，以及国内矛盾在空间分布和表现形式上的向外转移。列宁帝国主义论所揭示的垄断逻辑、金融寡头统治和矛盾外移等本质规律及其分析框架，依然适用于对当代帝国主义的分析。
（一）技术革命重塑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驱动力。从蒸汽机革命到电力革命，再到信息革命和当前的智能革命，每一次技术飞跃都重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技术进步一方面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另一方面加剧市场竞争，以生产集中固化垄断结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进一步揭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生长起来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从电力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列宁揭示的“技术革命驱动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催生垄断”的基本逻辑，在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的年代正值这次工业革命的成熟期，新技术、新机器和新动力的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由此，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形成了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列宁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分析，构建了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动力。20世纪中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框架内展开。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协作可能性，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同时金融电子化使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此次技术革命也没有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带来一个更加分散、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竞争仅体现为少数大型垄断企业之间、以及垄断企业控制下的局部市场内的有限竞争。列宁所揭示的生产集中和金融垄断非但没有弱化，反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得到进一步加强，西方跨国公司逐步推动“国际垄断”格局的形成，其最突出的危机性结果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推动生产方式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资本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人类社会迈入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智经济时代。根据华为公司发布的《全球数智化指数（GDII）2025》，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累积为全球带来近22.3万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技术革命本身不能消除垄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发展、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强化对数据、算力等数字化生产力的技术垄断，列宁所描述的金融资本在形式上越来越表现为“科技—金融复合资本”。列宁在分析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重点关注金融寡头如何通过资本输出控制全球经济。进入21世纪，以数字技术寡头为代表的新兴垄断力量，不仅掌握了云服务、操作系统、支付体系等新型经济基础设施，还掌握了信息的采集、处理与使用权力，垄断越来越密切地与“独占”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遏制“国家垄断”集团以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的技术进步，成为维护垄断利润的重要方式。
（二）垄断资本形态的叠加式变化
垄断资本主义具有物质性，追求的始终是超额利润和最大物质利益。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已历经多个“小阶段”，垄断资本的形态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发展到如今的数字资本，分别产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但其垄断本质没有改变。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历史和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他指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而且“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国家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成为名副其实的“食利国”、高利贷国。列宁指出金融寡头的统治“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金融自由化，放宽或废除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其结果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深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4.9%提升至2025年的8.1%，制造业占GDP比重则从1950年的27%降至2025年的9.4%。这一“脱实向虚”的转变，本质上正是列宁揭示的垄断资本脱离生产领域、转向金融投机以追逐超额利润规律的当代延续。进入21世纪，数字资本又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下实现价值增殖的一种全新资本形态。
垄断资本主义每个“小阶段”的产生不是对前一阶段的简单取代，而是延续、深化和拓展。垄断资本形态的发展变迁自然也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多种形态相互结合、相互依存。在数字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实施统治的新型工具，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从“领土控制”到“技术与金融控制”的拓展与转变。其最新变体便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空间寻求“软殖民”，构筑“小院高墙”式新型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从列宁的分析框架来看，“小院高墙”正是帝国主义“垄断”本质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表现形式。截至2024年12月，美国已累计制裁超2000家中国实体，在存量上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对华制裁体系；在增量上，各类制裁清单还在不断频繁更新。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首次公布一揽子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近年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将多家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清单等，这些都是企图遏制中国先进数智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数字帝国主义并非独立于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将工业资本的实体生产、金融资本的价值流通和数字资本的数据控制有机结合，其资本形态就是一种复合型资本体系，本质是通过技术垄断和数据控制实现全球剥削。
因此，资本主义垄断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呈现出“叠加式”而非“取代式”的演变特征。过往的一些手段不会被放弃，而是以新的形态重现或被纳入“工具箱”随时待用。例如列宁提出的“国际垄断同盟”，在二战之前主要表现为国际卡特尔。二战之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推动衍生出许多新型国际垄断同盟，如由私人垄断组织建立的跨国公司，由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出面组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属于“旧形态”基础上的“新方式”。再如，传统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在殖民体系崩溃之后并未彻底消失，而是演变为通过扶持傀儡政权或发动代理人战争维持影响力，甚至不排除未来在深海、外太空等具有资源属性的“新空间”提出主权要求。近年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将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等，实质就是典型的领土扩张诉求，其目的在于强化对战略资源和发展空间的垄断。这属于“旧手段”在新时代条件下的重新启用。
（三）国内矛盾在空间分布和表现形式上的向外转移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矛盾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极少数富国“把垄断扩展到无比广阔的范围，攫取着数亿以至数十亿超额利润，让别国数亿人民‘驮着走’，为瓜分极丰富、极肥美、极稳当的赃物而互相搏斗着”；另一方面是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与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即全球南北矛盾，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对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进行剥削与压迫，“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列宁逝世后，随着资本主义形态的演变，这些基本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空间分布和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向外转移。
在空间分布上，垄断资本主义将国内经济矛盾更加系统性向外转移，使全球南北差距持续扩大，全球的不平衡发展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尤为明显。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通过利己的秩序安排缓和或调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体帝国主义取代了永久冲突的多元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被国际垄断资本力量深度绑定，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内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是依附论学者提出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的当代表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垄断资本主义则通过资本优势、跨国联盟、技术垄断、金融霸权等手段，以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攫取全球垄断利润，并将国内矛盾转移至全球南方国家，加剧南方国家经济依附性，甚至有不少国家深陷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境地。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2024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最富1%人口掌握了全球43%的金融资产”，“全球南方虽承载着79%的人口，却只拥有31%的财富”。其在2026年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更是指出，“全球排名前12人的资产总和已经超过位居后一半的40多亿人的财富总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主要来自美国。
在表现形式上，与南北矛盾相伴而生的，是日益激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从历史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有研究指出，所有“全球北方”国家均超出了其基于公平原则的1.5℃碳预算份额，对1960年至2019年间91%的全球超额二氧化碳排放负有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又将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利用技术优势和碳交易机制进一步转嫁生态成本，实现多重剥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4年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的30%，但从人均上看，美国人均排放量约为中国的1.6倍、印度的6.2倍。以往殖民主义的生态遗产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相互叠加，形成了对南方国家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双重压迫。
三、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制度而言，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开创了世界市场和全球化交往，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所有对抗性社会形态的进步性都是历史的、相对的，既相对于前一形态体现出发展进步的一面，又终将被后一种更高级的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本身的不断发展及其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形成了它的历史过渡性。列宁将帝国主义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指出其具有寄生性、腐朽性和过渡性的本质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私人垄断资本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传统殖民体系瓦解转为新型依附关系。当今世界，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处于绝对霸权地位的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世界结构性矛盾依然持续存在，资本主义文明正面临着多重裂变，全球化进程也未能从根本上终结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过时，仍是科学认识和理解当代帝国主义并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一）垄断仍然是世界结构性矛盾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和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对垄断的科学分析。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引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数据，论证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如何从经济生活的“例外”转变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他还指出：“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的这一分析为理解世界结构性矛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反而在新技术条件下强化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垄断更为突出，比如苹果、英伟达、特斯拉、微软、Alphabet（谷歌母公司）、亚马逊和Meta七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值合计已超过20万亿美元，远超列宁时代任何垄断组织的规模。
当今世界结构性矛盾的深层根源仍然是垄断资本对全球生产体系、金融体系和技术体系的全面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少数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系统性支配结构。列宁说：“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列宁描述的是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基本情况和垄断表现。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也带来了垄断形式的变化。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曾将当代帝国主义维持霸权的方式归纳为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等“五种垄断”。
由当代垄断造成的世界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心—外围”的结构性不平等源于跨国资本对全球价值链的垄断控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阐述了“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的现象，他通过分析英国等国的案例，说明了这些食利国（即放债国）如何通过资本输出剥削全球，其收入甚至远超对外贸易收入。今天这一机制仍在延续，发展中国家大多被困在低附加值的加工与资源输出环节，而核心技术、品牌、金融和销售渠道则由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控制。其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后发”矛盾深受垄断资本独占先进技术的影响。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时强调，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因为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阻碍技术进步的因素便会相应增长。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有人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这项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列宁陈述的“阻碍技术进步”并不是指发达国家和垄断组织不再进行科技创新，而是指在全球范围内阻碍可能超越自己、威胁垄断利润的其他国家的进步。当代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端芯片封锁，打压遏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其根本目的便是维持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技术垄断成为当代金融寡头支配世界经济的新型手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资本“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其三，人与自然的结构性矛盾同样根源于垄断资本的无序扩张。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描述了大国瓜分世界的根本动机，“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唯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瓜分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瓜分已经瓜分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帝国主义自身发展的机制，其结果只可能是通过透支全球生态空间维持自身的积累和消费模式，而生态危机的代价则主要由外围国家和弱势群体承担。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和中国崛起为解决当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创造了基本条件和历史机遇。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作出“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重大论断。全球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共同价值追求，倡导平等协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等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成为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理论推动解决21世纪帝国主义问题的中坚力量。
（二）帝国主义导致资本主义文明的裂变
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产物，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当资本主义文明与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侵略政策”“争夺经济领土”等相结合，帝国主义就不只是一种对外扩张的国家政策，而是资本主义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便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更广、更深地扩散至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维度，导致系统性的文明裂变。列宁称“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判断也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明裂变提供了经典理论框架。
由当代帝国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文明裂变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在经济层面，形式不断叠加的垄断资本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危机爆发、金融泡沫膨胀、贫富分化。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其必然结果是“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进入21世纪以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金融垄断资本极度膨胀的结果，而且发达国家至今未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美国从1960年到2008年的年均GDP增长速度是3.3%；从2008年到2024年，美国平均年增长速度只有2.1%，下降了三分之一。欧元区国家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1960年到2008年是3.1%，但从2008年到2024年的平均增速只有1.1%，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卫·哈维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剥夺性积累”，以此揭示资本通过非生产性、掠夺性手段实现财富增长的机制，比如通过公共财产的私有化、金融投机、利用经济危机进行财富再分配等。其二，在政治层面，帝国主义进一步加重金钱政治对代议制民主的侵蚀，国家政策深受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影响。根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发布的数据，2024年美国的游说支出高达44.4亿美元，连续第八年增长，比2000年增长一倍多。其中制药、保险、商业协会和石油天然气等行业是最大支出者，特别是军工企业提供大额政治献金所塑造的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对外政策以及世界和平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其三，在文化层面，帝国主义推进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使商品拜物教延展至全部社会生活，塑造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在西方国家，许多亿万富翁都在积极购买或控制媒体公司和主要社交平台，比如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杰夫·贝佐斯收购《华盛顿邮报》，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掌控X（推特），英国四分之三的报纸发行量由四个超级富豪家族控制，谷歌和Meta等以算法制造信息茧房，这种媒体垄断使得金融寡头能够塑造公共舆论并转化为商业利益。其四，在生态层面，帝国主义加剧了资本增殖逻辑与地球资源极限之间的根本性冲突。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以“代谢断裂”来描述帝国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本质上看，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支配技术使用的帝国主义社会经济系统。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2025年联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尽管全球饥饿人口在2024年有所下降，但仍有约6.73亿人面临饥饿，其中非洲的饥饿人口比例已超过20%。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裂变困境的总体性回应与历史性超越。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破解了资本无限增殖与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根本上改变了金钱政治对权力过程的控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塑造摆脱商品拜物教、具有历史主体地位的“全面的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矫正了资本扩张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代谢断裂”，开创了永续发展的新文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权力替代，而是在文明层面终结资本—帝国主义的霸权形式，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裂变的新型文明选择。
（三）全球化未能从根本上终结帝国主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在21世纪初提出“人类迎来了以知识经济取代资源经济、全球市场取代垄断市场、帝国主义与依附时代终结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然而，全球化在21世纪头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在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关系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况下，全球化无法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立和冲突，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的基础没有改变。
全球化未能从根本上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原因包括：一是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兴起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反而催生了新型数字霸权，为垄断资本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手段。二是全球市场未能取代垄断市场，而是将垄断结构提升至全球层面。当代跨国垄断同盟以技术联盟和出口管制等更复杂的形式延续了列宁所分析的国际卡特尔。当代许多由美西方国家引发的战争和冲突也延续了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逻辑，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以及“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2.718万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9.4%，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其中，美国军费支出高达997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37%。三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帝国主义逻辑依然突出，鲜明体现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加强。当代世界经济日益紧密，但国际规则和制度安排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平等与民主。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掌握决策主导权，并试图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些国家通过“长臂管辖”、技术封锁和金融制裁等方式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美国以近800个的海外军事设施分布在80余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军事霸权网络。这些基本事实说明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以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新型支配手段。
当然，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全球化进程的参与主体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发达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间相对较长，由此形成了对其有利的由资本增殖逻辑控制的全球化秩序。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应了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推动新型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革。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非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为真正终结帝国主义时代提供了科学理念与现实基础。
结语
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没有偏离其最初形态的基本逻辑，而是在科技革命、全球化、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呈现出21世纪帝国主义一些新的总体性特征，即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程度更深，垄断组织跨越国界形成主要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新的排他性利益集团，垄断范围加速向数字空间等新兴领域扩展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打压遏制，既是垄断资本扩张逻辑的体现，也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反映。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和促进世界公平正义，中国必须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共存的大历史视野出发，立足长远利益和战略全局，前瞻性应对美西方的垄断政策。一是要科学把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及其必然性，适时根据形势变化主动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要密切关注七国集团等西方国家联合框架中核心国家与次边缘国家之间的张力。二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发展壮大自身，同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技术成果的普惠共享，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从根本上抵制和消解21世纪新型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结构性基础。三是主动超前谋划新兴战略空间的开发治理，积极参与数字空间、深海、外太空等“新空间”的国际规则制定；四是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上，坚持正确义利观，巩固和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形成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增强共同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五是持续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打破垄断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