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启持续去工业化进程，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弱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相继通过推动再工业化战略振兴制造业。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时遵循资本逐利的逻辑，再工业化时又以国家干预的形式进行战略调整，二者矛盾交织持续放大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性矛盾，使资本主义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

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去工业化

18世纪60年代，随着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欧美国家先后步入工业化时代。在经过工业化的起步、发展和成熟阶段后，资本主导将低附加值、高用工成本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造船、炼钢、家电、汽车等产业大规模外迁，本土仅留存研发、品牌、金融、高端服务等高利润环节，即走上了去工业化道路。

20世纪70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进入滞胀状态，逐渐出现金融化现象，去工业化启动。在这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叠加，西方国家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胀困境，传统制造业利润被能源与原料成本挤压，产业投资持续收缩。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新自由主义登上政策舞台：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政府全面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高利率进一步抬升制造业融资成本。欧美连续出台金融放松监管法案，比如美国的《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英国的《1986年金融服务法》；日本80年代初开始逐步放松对存款利率的限制，资本加速从实体产业流向金融投机，财富积累模式从生产创造转向“以钱生钱”。美国跨国企业初步将低端组装梯度外包至东亚、东南亚、拉美等国家和地区，“铁锈地带”逐步形成，产业空心化逐步展开。

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西方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冷战终结后，“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通行的新自由主义模板，各国被迫开放资本、贸易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北美自贸协定》、《信息技术协定》、《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先后落地，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壁垒大幅削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资本低价收购东亚优质资产，深度掌控区域产业链。企业层面“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核心目标，企业为了短期股价削减长期制造投资、压缩用工成本；互联网与模块化生产让全球拆分制造环节成为现实，波音、苹果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代工。此时，欧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持续走低，跨国垂直分工体系完全成型，实体产业外迁进入加速通道。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全球产业重心东移，欧美实体经济空心化日趋明显。美欧对中、日、韩低端制造外包规模持续扩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常年维持高位。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次贷金融资产无序扩张，虚拟经济规模暴涨。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美产业空心化与金融虚拟化的显著特征；加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影响，欧美国家将本土产业衰败归因于对外供应链依赖，开始推动产业链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重构，本质是资本全球分工矛盾激化后的被动调整。

去工业化导致制造业严重萎缩，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约24%持续下滑，1980年降至约20%，2000年降至15.1%，2010年降至11.9%，2026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至9.4%，创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按照当前欧盟27国回溯口径，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约22.1%，降至2010年的14.7%、2025年的15.7%。在制造业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西方各国一直持续增长的产业是服务业，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保险、咨询业、广告业、批发业等。去工业化直接导致欧美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减少，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大幅下降；中产人群数量减少、收入水平下降，两极分化加剧；产业竞争力严重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政府债台高筑，缓和社会矛盾能力衰竭；消费品和中间投资品的需求满足依赖进口，货物贸易赤字不断增大。

去工业化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作用的结果。

资本逐利性推动去工业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着尖锐矛盾，私人资本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资本私利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强大的基础，关系就业、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当金融业比制造业更有利可图或将制造业转移海外更能谋取高额利润的情况下，私人资本就争先恐后脱离制造业，将资本投向金融业或向海外转移，赚得盆满钵满，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却不断衰落。

新自由主义推动去工业化。冷战结束曾被福山宣称为“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霸权，新自由主义不再只是英美两国的国内政策，而是通过一整套国际制度安排被固定下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放开资本跨国流动、弱化国家产业政策、鼓吹股东价值至上。跨国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利润率大幅提升。西方国家消费者短期购买力提升，廉价进口商品压低生活成本，但以长期工资停滞为代价。跨国垄断资本借助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廉价劳动力充足、税收优惠力度大、能大幅压低生产成本的发展中经济体，从而实现超额利润。

金融自由化推动去工业化。西方国家金融利益集团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实行放松监管的政策取向，推行利率汇率自由浮动，取消外汇管制，实行混业经营，放开金融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创新。这种金融政策扩张了金融资产规模，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改变了欧美国家经济运行格局：制造业投资规模不断萎缩，大量社会资金涌入股市、债市、金融衍生品、房地产，经济高度虚拟化；全球金融衍生品、金融资产规模远超实体GDP，企业利润大量来自金融投资，制造业长期投资回报被持续压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

二、资本主义的再工业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意识到了去工业化对就业稳定、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相继采取一些产业、投资、科技和人才等方面的措施，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其核心目标是扭转去工业化趋势、抑制金融过度膨胀、降低供应链对外依赖、缓解制造业就业萎缩等。

吸引高端制造回流，扩大半导体、新能源等投资规模。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总资金2800亿美元，其中527亿美元直接补贴本土芯片建厂、研发，配套扶持半导体材料、设备、芯片设计全产业链建设。《通胀削减法案》以税收抵免为杠杆，设置本土矿产和零部件含量门槛，倒逼新能源产业链本土化，吸引全球企业赴美建厂。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净零工业法案》等，推动绿色制造投资快速提升。日本依托产业补贴吸引台积电、美光落地，强化汽车、精密设备、半导体材料本土产能。

强推供应链布局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西方国家将产业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着力推动芯片、动力电池、稀土、医药、关键矿产等产业链布局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强化外资审查与关键产业国家保护机制，限制战略产业外迁，推动军工、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持续扩张。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实施友岸外包；欧盟推出“关键原材料俱乐部”，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医药等领域构筑排他性供应链小圈子。

实施科技创新与制造业人才培育政策。美国联邦政府加大对国家实验室、高校的先进制造研发拨款，设立数十个先进制造创新研究院，推行理工科扩招、制造业学徒制补贴和工业数字化补贴，扶持工厂自动化、工业软件、人工智能产线改造；欧盟在“地平线欧洲”计划下投入大量研发资金扶持电池联盟、氢能联盟、芯片联盟等；日韩亦通过“半导体战略”等加强基础研究和产业人才培养。

巩固和发展先进制造技术新优势。美、德、日制造业研发投入长期位居全球前列，在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高端材料、精密装备等领域保持全球领先。例如，美国在工业软件与数字孪生技术上具有显著优势，德国强调制造技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日本则在精密制造与智能化生产方面积累了深厚底蕴。这些国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态构建，力争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依靠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力求改变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西方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成效有限，仍面临多重深层结构性困境。再工业化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动修复手段，仅在局部和短期内缓和了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并未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无法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核心矛盾，因而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再工业化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规模扩大，但去工业化大势并未根本扭转。美国2023年制造业私营投资达7433亿美元，较2010年翻倍，2024年该项投资增长至7812亿美元；2024年制造业回流及外资新设带动约24.4万个就业岗位。然而，服务业与金融业占比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乏力，高端研发留本土、组装环节外迁的分工格局依然牢固。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冶金、传统汽车等高耗能产业持续外迁，去工业化仍在继续。欧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处于下降趋势。回流制造业以芯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自动化程度的高端工厂为主，依赖机器人和自动化扩大生产，新增用工需求有限，难以恢复原有传统蓝领岗位。当前，西方国家IT、医疗、高端制造等领域高技能人才短缺，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却普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