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行政机关对公司科处罚款后，公司可否依照《公司法》第188条向过错董事追偿，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厘清的争点。我国多数裁判将公司支付罚款所致财产减少径行认定为“损失”并支持公司全额向董事追偿，忽视了行政罚款的制裁性、主体专属性与裁量基础性。若允许公司就针对其自身的罚款向董事追偿，将消解法人处罚的制裁功能，并使行政裁量预设的责任坐标发生错位。因此，宜从解释论角度认定行政罚款原则上不属于《公司法》第188条之“损失”。在此基础上，以罚款计算基数为区分标准，“行为规模型罚款”与“组织体规模型罚款”不得追偿；仅在“绝对额型罚款”且董事故意致罚时，可从解释论上例外将行政罚款纳入“损失”范畴予以追偿，且追偿额还须扣除组织可归责份额、折抵董事已承受的公法不利益，并防止公司留存违法净利益。通过区分董事过错形态与罚款类型，在解释论上限缩公司“损失”的射程，维护行政罚款的制裁实效以及公法与私法的法秩序统一。
[关键词]行政罚款；董事责任；内部追偿；制裁功能；主体专属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执法力度不断强化，公司因违法行为而被科处行政罚款的风险显著上升。由此，董事过错履职所引致的法律后果，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公司的经营性损失，而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公司对外承受行政罚款等高额公法制裁。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针对法人的处罚体系，能否在事后的公司内部关系中保持其规范强度，成为当前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
公司的守法义务并非脱离公司治理结构的外在要求，而是通过董事义务与责任机制被内化为公司法上的规范要求。其中，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赔偿责任是约束董事行为的核心机制之一，其成立通常以董事过错履职和公司“损失”为前提。这里的“损失”通常被理解为公司的财产性损害。例如董事在意思决定层面违反勤勉义务导致的公司投资损失，在事务执行层面违反忠实义务挥霍公司资产导致的公司资产损失，违反守法义务违法建设工厂导致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以及被勒令拆除工厂时的建设与拆除成本损失等。然而存在争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88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董事过错履职导致公司被行政机关处以行政罚款时，该罚款是否属于《公司法》第188条的“损失”？公司可否经由董事责任诉讼，将其已承受的行政罚款在公司内部向董事追偿？这一问题表面上属于公司内部损失负担分配的范畴，实质上则涉及《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针对法人所构建之制裁体系，能否被公司法上的私法责任机制于事后加以实质消解。
我国司法实践大体呈现两种相反观点：多数支持追偿和少数反对追偿。多数说沿循形式逻辑：公司支付罚款导致净资产减少，直接落入《公司法》第188条的文字射程，从而顺势肯认追偿。少数说则提出难以回避的制度性疑问：罚款是行政机关针对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缺陷等问题的处罚，而非针对个人的处罚，公司罚款损失与个人行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行政罚款是针对违法主体施加财产性不利益，如果公司是违法主体，但又允许公司事后向董事追偿罚款，处罚效果是否落空？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罚款是否造成公司财产减少，而在于财产减少这一事实外观，能否不经筛选地转化为公司法上的可赔偿损失。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横跨公司法与行政法两套责任体系。《公司法》第188条的文义并未限定“损失”的类型，按照大陆法系民法“损害”定义的差额说，损害是指在没有该加害行为时应有的利益状态与被实施了该加害行为后的利益状态之间的差额，则将行政罚款视为公司损失似乎并不当。然而，直接将行政罚款纳入公司的“损失”范围，又有架空行政处罚功能的嫌疑。对此，本文尝试从行政法与公司法的交叉视角，论证行政罚款原则上不应属于《公司法》第188条之“损失”，仅在“绝对额型罚款”且董事故意致罚的双重限定情形下，在解释论上予以特殊处理，将其例外纳入“损失”范畴而允许公司向董事追偿。
二、行政罚款不得内部追偿的法理依据
公司就行政罚款能否依《公司法》第188条向董事追偿，其前置的方法论问题是：当公司法的文义解释与行政法功能发生冲突时，公司法是否应当兼顾行政法之规范目的？本文持肯定立场：公司法的解释应当兼顾行政法功能，进而应对第188条“损失”作限缩解释。
（一）公司法的解释应兼顾行政法的功能
公司法的解释应兼顾行政法的功能，理由有二：
其一，法秩序统一下的体系解释。公司法并非仅在自身范畴中就能实现逻辑自洽，其解释亦应对外部部门法的规范目的保持必要关注。立法机关内部按部门法分工设置不同立法事务办公室，仅属技术性安排，并不意味着不同部门法在解释上各行其是；法律条款的学理解释应以促进法律实施、维护法律秩序之统一为共同目标，避免彼此肘。按此思路，《公司法》第188条“损失”的解释不宜对行政罚款的制裁结构置之不顾。但应当承认，法秩序统一原理只能提供解释起点，而不足以仅据此便得出公司法的解释应兼顾行政法功能的结论。其原因在于，法秩序统一下的体系协调，既要求公司法不应消解行政法功能，也同样要求行政法不应反向削弱公司法的制度安排。因此，更进一步的论证须回到公司法自身的规范属性。
其二，公司法自身的公法色彩。较之于民法的纯粹私法属性，公司法本身即兼具组织规制与公法色彩，是融合了较多公法规范的私法。因此，公司法的解释在方法上较民法更难与公法评价完全分离。在行政罚款是否应被纳入《公司法》第188条“损失”范围的问题上，公司法解释并非当然应向民法式的财产差额逻辑收缩，而应对行政法关于制裁归属与功能实现的规范判断保持敏感。对行政罚款之“损失”属性作限缩推论，并非外部公法规范对公司法的强行侵入，而是公司法自身带有的公法色彩所要求的解释结果。
( 二) 行政罚款的性质
在确立公司法解释应兼顾行政法功能这一立场后，《公司法》第188条对“损失”属性的具体判断，仍须以行政罚款本身的规范性质为前提。在法人处罚视角下，行政罚款的性质可从制裁性、主体专属性与裁量基础性三个维度加以把握：制裁性揭示罚款作为公法不利益的本质功能，主体专属性界定罚款的指向对象，裁量基础性则关乎罚款数额的形成依据。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本文主张“公司原则上无权就其蒙受的行政罚款向董事追偿”的实质基础。
其一，行政罚款的制裁性。行政罚款是行政机关基于公法制裁目的，就违法行为对责任主体科处的财产性不利益。包括行政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具有制裁性，系指国家针对不法行为结果对不法行为人所科之痛苦。正因如此，制裁性构成行政处罚之本质属性，亦为行政罚款的规范核心。就手段而论，行政罚款系行政机关基于公权力，命令责任主体向国家缴纳金钱，其所缴付之款项来源于行为人既有的合法财产，因而属于对其合法财产的制裁性减损。此点与同属行政处罚的没收违法所得相比有显著差异，后者旨在剥夺行为人因违法经营取得之利益，该利益属非法收益，本不应由行为人占有。
针对企业的行政罚款，其制度功能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对违法行为施加报应与威；第二，对未来违法发挥预防作用，借助罚款的威效果促使企业建立合规机制，防止再次违法；第三，在部分场合兼具剥夺非法利益、消解违法收益诱因的作用。也正因此，当行为人为公司时，行政罚款并非单纯表现为公司资产的减少，而是国家借由财产性不利益对公司这一组织体施加制裁与约束。
其二，行政罚款的主体专属性。主体专属性又可称为“一身专属性”。我国行政法理论中通常较少讨论行政处罚的一身专属性。其规范依据体现在：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被处罚人是公司而非公司内部的个人。这也意味着行政处罚的评价对象是“公司”这一法人的违法行为，而非董事等个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在法律条文设定了针对公司的“单罚制”的情况下，意味着该法律条文没有通过行政处罚制裁公司内部个人的意图。反之，如果立法有意处罚公司内部的个人，则完全可以设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双罚制，或针对个人的单罚制。
既然我国行政罚款立法中大量规定仅处罚公司，或通过双罚制同时处罚公司和个人，则意味着针对公司的行政罚款具有“主体专属性”。此时若允许公司通过内部追偿将罚款负担转嫁给董事，将在效果上改变行政机关的制裁指向，使行政机关针对公司作出的罚款异化为针对董事个人的罚款，变相在行政法已确定责任归属之后，通过私法机制重新分配责任负担，理论上将使处罚法人的效果几乎落空。该观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有体现，例如在“浙江丽水天平山建设有限公司、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公司是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系承担行政处罚的适格主体，故原告公司要求被告董事承担行政罚款的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与之同一思路，在“宁波某某公司、龚××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公司因虚假陈述被处以行政罚款，该罚款系行政机关针对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缺陷等问题的处罚，而非针对个人的处罚，公司罚款损失与个人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得转嫁给高管。
日本商法学界虽以“公司可向董事追偿行政罚款”为通说，但亦有“少数说”和“有力说”与我国上述裁判的观点类似，认为针对法人的公法金钱性制裁以直接针对法人科处罚款或罚金为目的和手段，进而惩戒法人的违法行为，预防法人未来实施违法行为，如果允许法人将行政罚款转嫁给其董事等内部成员，意味着处罚法人的目的被架空。英国个别裁判中，有法官认为《竞争法》下的罚金指向的是企业自身，只有企业自身可对该罚金提起上诉即为其明证，进而否定了公司向董事追偿竞争法罚金的主张。德国亦有学说认为，德国《股份法》（AktG）第93条第2款或《有限责任公司法》（GmbHG）第43条第2款虽在规范构造上蕴含着公司向董事追偿罚款的可能性，但从学理上企业罚款具有明确的组织指向性，若允许企业向内部人员追偿，将在结构上中和公法的制裁效果，进而主张应禁止公司向董事追偿罚款。奥地利则在立法层面更进一步。《奥地利团体刑事责任法》（VbVG）第11条明确规定，公司等组织不得就其因违法而被科处的刑事罚金，向其内部的董事、高管或其他责任人追偿。该法虽然规定的是罚金而非行政罚款，但二者同为公法性金钱制裁，在公司可否向董事追偿的问题上可以说具有理论相通性。
其三，行政罚款的裁量基础性。《行政处罚法》第5条所确立的过罚相当原则，可理解为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具体体现。由此，行政处罚强度的设定及罚款数额的具体裁量，均不应仅着眼于违法事实本身，而应结合违法情节、危害程度及被处罚主体的具体状况综合判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要求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原则性要求和具有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进行量化细化，并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执法制度和标准。公司发生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查处后，行政机关在裁量罚款金额时，会评估被处罚公司的经济状况、违法情节及社会影响，以确保罚款既能实现惩戒目的，又不至于过度损害被罚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这一裁量过程是针对“公司”这一责任主体展开的。若允许公司追偿，相当于事后改变了罚款的实际承担者，可能使行政机关的裁量基础落空。董事个人的财产状况与公司的财产状况往往差异巨大，若针对公司的行政罚款经由转嫁机制，最终由董事承担，罚款数额相对于董事个人而言过重，导致董事个人破产，这超出了行政机关的裁量预期，使行政裁量所预设的责任坐标发生错位。
（三）私法关系对照下的立场印证
前两节分别从公司法解释立场与行政罚款的规范性质两个层面，论证公司原则上无权就其蒙受的行政罚款向董事追偿。本节再从一组对照案例加以印证：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于民法这种纯粹私法，在“合同关系中能否追偿行政罚款”“侵权关系中能否追偿行政罚款”问题上，我国和日本两国法院均作出了民法解释应让步于行政法功能的结论，这为本文提供了有力参照。
有法院案例评析提及的一则我国仓储合同纠纷裁判中，物流公司与科技公司签订冷库仓储合同，合同约定因仓储活动产生的相关责任由科技公司承担。但在行政机关因物流公司不具备危险化学品储存资质的冷库内储存危险化学品而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后，物流公司主张依据合同约定向科技公司追偿罚款损失，法院未予支持，并明确指出“行政处罚系针对物流公司作出，是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行为责任的追究，具有专属性相终局性，不同于一般财产损失，不能基于私法关系进行转嫁”。
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某案例中，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行为被日本金融监管机关处以行政罚款，上市公司主张在该虚假陈述行为中起到帮助作用的公司外部第三人对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并因该侵权行为造成了公司虚假陈述进而被行政机关处以罚款，据此向外部第三人索赔行政罚款损失。法院认为“公司向第三人主张行政罚款损失的损害赔偿，从实质角度考虑，违反责任主义的基本原则，将造成显著失衡的责任结果”“关于该行政罚款……，不允许向第三人追偿”。另围绕该案的其他诉讼中亦有法院指出“上市公司受到的罚金刑系考虑诸多要素后针对公司科处的刑罚，具有很强的一身专属性……上市公司受到的罚金刑、行政罚款，系该公司自身行为的结果，……与外部帮助犯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此不允许公司转嫁罚金和行政罚款责任”。
关于行政罚款负担的转嫁，为何中、日两国法院在此问题上均将民法（合同法、侵权法）的解释让步于行政法功能，但当被索赔方不是合同相对方而是公司董事时，中日两国学界与实务界的通说或多数说又倾向于支持“行政罚款责任可以转嫁”？笔者认为，两种情形之所以得出不同结论，未必是因为其责任结构存在本质差异，而更可能是因为后者存在《公司法》第188条、日本《公司法》第423条这一更为直接的规范抓手，从而使解释者更容易顺着“公司损失→董事赔偿”的请求权基础路径，将行政罚款纳入可赔偿、可转嫁的范围。
然而，请求权基础的直接存在，并不足以替代规范评价本身。第一，就责任形态而论，公司与董事之间固然具有组织法色彩，但董事责任的追究可适用侵权责任，亦可基于委任关系适用合同规则而被界定为违约责任，因而与前述中国、日本案例中所体现的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并无本质不同。第二，就责任功能而论，无论是交易对手违约、外部第三人侵权，还是董事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导致公司受损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其功能均在于公司通过私法上的赔偿机制，向与其存在特定法律关系的一方追究赔偿责任。
据此，不应仅因我国《公司法》第188条提供了较为现成的请求权基础，便当然认为行政罚款在董事责任关系中可以被“损失”化，而在普通交易关系中当然得出相反结论。更合理的推论应为：无论请求权基础为何，私法赔偿原则上所能回应者仍是一般经济损失；至于行政罚款此类公法不利益，除非另有足够强的规范理由，不宜当然经由私法责任结构完成其内部转移。
那么，这种推论是否会动摇公司法上的董事责任规则？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关于《公司法》第188条下的“损失”，即使从解释论上对行政罚款之“损失”属性作出限缩推论，该限缩亦仅属局部调整，并不否认董事对公司其他经济损失（如本文第一章第二段举例）之责任承担，而其他经济损失才是董事对公司赔偿责任的常态。因此，对行政罚款可追偿性的否定，不足以动摇公司法下的董事责任规则。
综上，行政罚款导致公司财产减损的事实，只是“损失”判断的起点，而非终点。本文并不否认行政罚款在事实上导致公司财产减少，但行政罚款作为公法不利益，具有制裁性、主体专属性与裁量基础性，这种特殊属性使得行政罚款导致的公司财产减损事实，在规范评价上不应当然等同于可向董事追偿的“损失”。若采用公司法解释应兼顾行政法功能之立场，则对罚款“损失”的判断，应作限缩解释，对罚款的“损失”属性予以原则性否定。
三、行政罚款类型及其可追偿性的区分
前文已论证《公司法》第188条中的“损失”应作限缩解释，行政罚款原则上不得在公司内部转嫁。但行政罚款并非同质的单一类别，在制裁性视角下具体罚款的计算基数可能不同，在裁量性视角下具体罚款的裁量幅度亦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不同的制裁目的和裁量幅度，其主体专属性（即该罚款可否被转嫁）亦不宜一体对待。据此，本文拟从罚款计算基数出发，将行政罚款区分为“行为规模型罚款”“组织体规模型罚款”“绝对额型罚款”三类，并据此分别讨论其有无可追偿性。
（一）“行为规模型罚款”的不可追偿性
本文将“行为规模型罚款”定义为以货值金额（如违法食品货值）、涉案交易额（如虚报注册资本金额）、违法行为成本金额（如广告费用）、应缴税款（如欠税金额）等与违法行为经济规模直接相关的指标为基数计算的罚款。此类罚款虽然在形式上属于惩罚性罚款，但其计算基数本身与公司的违法收益或潜在收益密切相关，且立法往往采“法人重罚主义”予以加重罚款，不应允许公司追偿。具体而言：
其一，部分“行为规模型罚款”具有剥夺违法所得性质的解释空间。以虚假电视广告为例，《广告法》第5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虚假电视广告播出后，虽然上述条文要求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但在实践中，行政处罚决定书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只作罚款处理，对“相应范围”的解释宽泛，通常只要求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或者在公司官方网站或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发布更正公告。而更正公告的实际受众与原违法广告的受众未必重叠，违法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消除，消费者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因违法广告的深刻印象而购买产品，广告主持续获益。在此背景下，以广告费用为基数的倍数型罚款，虽然在学术文献中常被理解为惩罚性罚款，但理论上难以否认其同时具有剥夺广告主因违法广告获得持续收益的解释空间。此类罚款的惩罚性与剥夺违法所得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体两面。
其二，其他“行为规模型罚款”，例如对于虚报注册资本、违法食品货值、欠税等违法行为，虽不像虚假广告那样存在明显的“持续收益”，但公司仍可能从违法中获得难以精确量化但客观存在的其他收益。例如，虚报注册资本期间，公司因“注册资本高”而获得更高的市场信用、更容易获得融资或中标大型项目或取得相关资质；生产违法食品期间，公司因降低成本而获得更高利润率与市场份额；欠税期间，公司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并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些收益虽难以精确量化，但已沉淀为公司的市场地位、资金积累或竞争优势。
其三，禁止追偿的共性理由：行为规模型罚款的计算基数本身与违法收益密切相关，若允许公司就此类罚款向董事追偿，将形成“收益留存、成本转嫁”的失衡结构，即公司保有违法收益，将罚款负担转嫁给董事，结果是公司在违法中获得净利益。此种情形下，“罚董事、利公司”不仅有违公平，更在效果上消解了行政罚款的制裁功能，与行政罚款旨在约束组织体违法行为的规范目的相悖。因此，本文认为即便董事存在故意违法，也不应允许公司就行为规模型罚款向董事追偿。以“瓜子二手车广告违法案”为例，涉案公司因“创办一年，成交量就已遥遥领先”的广告语缺乏事实依据，被北京市工商局处高额罚款1250万元。该案中即使存在董事故意，其故意也大多指向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非法利益亦属利益），允许公司持续获取违法收益，却将巨额行政罚款全额转嫁给董事，即便董事主观状态为故意，亦难言合理。
（二）组织体规模型罚款”的不可追偿性
“组织体规模型罚款”是指以年度营业额、注册资本等反映组织体整体经济实力的指标为基数计算的罚款。此类罚款通常以公司年度营业额为计算基数，其数额往往与具体违法行为的规模无关，而是着眼于组织体的整体经济实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56条对经营者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对企业处以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在上述罚款中，罚款计算基数为上一年度营业额，既包括合法销售额，也包括违法销售额，由此导致企业被科处的罚款金额往往呈现巨额化。若允许公司就此类组织体规模型罚款向董事追偿，尽管对强化董事守法激励具有一定作用，但也将产生多方面的严重不当影响：
第一，组织体规模型罚款的计算基数是组织体的经营规模，其目的在于约束具有较大经营规模或较强市场影响力的组织体。罚款的威慑对象本就是组织体本身，而非董事个人。将此类罚款转嫁给董事个人，相当于要求董事为“公司的规模”承担责任，这在规范上难以成立。
第二，此类罚款具有剥夺公司违法利益之目的，或者至少具有相应解释空间，不论董事主观状态为故意或过失，如果允许公司再向董事转嫁罚款责任，意味着公司通过追偿重新获得了该违法利益，这与“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基本法治理念相悖。
第三，组织体规模型罚款的数额通常远超董事个人的合理承受能力，若允许公司以董事存在过错为由追偿该罚款，无异于要求董事承担超出其个人财产成百上千倍的责任，显著失当。域外有观点认为，在允许公司向董事转嫁行政罚款时，个人破产制度可实质免除超过董事个人承受能力外的责任，加之董事过失下的责任减免制度，因此将巨额行政罚款转嫁给董事的问题相对不大。本文认为，如果说此种显著失当在已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德国、日本尚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容许性，那么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立法且《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责任减免制度的我国，则基本不具备可容许性。
（三）“绝对额型罚款”的例外可追偿性
本文将“绝对额型罚款”定义为由法律直接规定具体罚款金额或罚款幅度，而不以违法货值金额、违法行为金额、违法产品销售额、公司营业额等经济指标作为计算基数的罚款。对于绝对额型罚款，虽然其同样具有制裁性，但其规范结构与前两类罚款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其法定金额并非围绕违法所得、营业规模、市场份额等组织体因素展开，而主要体现立法者对特定违法行为的定额性否定评价。另一方面，由于罚款金额或者幅度已由法律预先设定，董事通常能够较为明确地预见其违法行为所可能引致的罚款后果。因而，在董事故意违法并致公司受罚的情形下，若仍不加区分地禁止公司向董事追偿，可能使组织体制裁所引发的内部负担最终完全由公司及股东吸收，尤其在中小股东对违法决策并无实质可归责性的场合，更易形成内部归责上的失衡。
四、董事过失与故意的责任差异与责任限缩
针对前文讨论的“绝对额型罚款”，仍应结合董事过错形态予以区分，否则可能导致董事责任配置的失衡。本章即以董事过失与故意的区分为线索，分析在何种主观状态下方可例外承认追偿资格，以及追偿成立后的责任金额应如何限缩。
（一）董事过失违法：否定追偿
董事过失履职通常落入勤勉义务范畴而非违反忠实义务，后者多以利益冲突与故意为典型构造，过失较为罕见。董事未履行勤勉义务，通常可归结为两项更基础的原因：其一为能力不足，其二为勤勉不足。董事过失造成公司经营性损失，是公司“应被填补之损失”的通常情形。此时的赔偿机制承担的是将内部治理失当的损失归结于董事个人，以校准其履职行为，避免公司资产被不当消耗。董事对公司的勤勉义务属于手段债务，上述对“经营性损失”的赔偿并不意味着将手段债务结果化，因为其成立仍以“偏离合理注意标准+规范因果关系”为前提，审查重心仍置于过程要件。
然而，董事过失导致公司法违法并被处以行政罚款时，不宜当然纳入过失赔偿责任的对象范围。理由在于，行政罚款与经营性损失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经营性损失（如投资失败、合同违约）的发生主要取决于董事个人的决策质量与监督力度，具有较强的个人可归责性。该类损失的填补机制可促使董事审慎履职，避免因轻率决策或疏于监督导致公司财产的不当消耗，属于公司法上董事赔偿责任的典型射程。行政罚款则不同：第一，行政罚款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评价，而非客观经济损失。罚款金额的高低因裁量而变化，而裁量又受制于行政机关的执法力度；第二，如前所述，公司罚款的可转嫁性应受到严格限制；第三，行政罚款并不是公司法违的唯一结果，公司法违时，除可能因规避法律而取得直接利益（例如销售非法产品）外，还可能获得多种间接利益（竞争优势、业务灵活性、生产力提高），仅因董事过失而向其追偿罚款，却由公司及股东享受违法利益，有失妥当；第四，罚款的发生不仅取决于董事的履职质量，也受到公司合规体系、内部控制、组织文化等组织体层面因素的影响，即便董事已尽到一定程度上的注意义务，若公司提供的合规预算不足、合规人员配置不到位，仍可能因基层员工的违法行为导致公司被罚。尽管董事可通过建立合规体系监督员工，但合规体系本身仍需要股东通过资本提供预算，若允许公司在过失场景下向董事追偿罚款，相当于要求董事为组织体的所有缺陷承担担保责任，超出了董事责任的合理边界。
这一规范立场在我国实务中亦有所体现。事实上，部分裁判已含蓄指出董事过失场景下全额追偿的不当性，从而将公司自身治理缺陷、内控失灵、合规投入不足等因素作为董事责任范围限缩或比例减轻的理由。这类裁判虽未在法教义学上明确提出“过失不追偿”命题，但其限缩方向与本文立场具有相通性，即董事过失导致公司被科处罚款时，应对董事责任予以合理限缩。
从公司法内部的风险配置看，股东作为公司资产的剩余索取权人，享有董事的选任与解任权，并通过章程、授权与监督机制塑造董事的职权结构与履职激励。股东会行使选举和更换董事的职权，若股东选任了能力不足或勤勉不足的董事，导致公司法违法被罚，股东在选任环节即具有一定的有责性。这种有责性并非指股东因此而对公司或债权人承担责任，而指股东应为选任失败而自行承担一定后果。此时，若允许公司以罚款等额回填的方式将外部制裁成本完全个人化于董事，实质上等同于将选任失败与治理配置瑕疵的后果完全转嫁至董事个人，弱化了股东在董事选任上的审慎注意。因此，在过失层面转嫁罚款负担，解释上难谓与公司法的权责配置相协调。
（二）董事故意违法：例外允许追偿
在董事故意违法执行职务导致公司蒙受“绝对额型罚款”时，可例外将该罚款纳入“损失”范畴，允许公司向董事追偿，理由有二：其一，可责性视角下的责任承担。过失致罚原则上不得追偿，并不必然意味着故意致罚亦应一体处理。本文所称故意，并非仅指董事有意实施某一行为事实，而应限于董事对相关行为具有违法性认识，仍决意为之、指示为之，或者在具有防止可能性的情况下予以放任。若董事仅对行为事实本身具有认识，而误信其合法，或者仅存在对监管边界判断失误、合规风险估计不足等情形，即使其主观上具有较高可责性，原则上仍应归入过失。其二，董事道德风险的抑制。如前所述，过失违法中董事与公司的利益方向仍然一致，违法并非董事的主观追求。故意违法则不同：董事明知违法仍为之，通常是因为其认为公司的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或者违法可为其个人带来某种好处（如完成业绩指标、获得奖金、避免被问责）。此时，董事与公司的利益方向已经偏离：董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便以公司法违法为代价），或者以公司获得非法利益为目标，这与董事个人利益不得与公司利益冲突、公司利益应以合法经营为前提相悖。
故意与过失的差异并非仅在于可责性强弱，更在于义务违反的结构不同。过失情形下，董事通常仍以公司利益为其行为指向，只是因注意不足、判断失当或能力欠缺而导致公司违法受罚，其失当主要表现为未能履行勤勉义务。故意情形则不同，董事明知行为违法并可能招致公司被制裁，仍决意实施或放任违法继续，其行为已不再只是履职水准不足，而更接近于将公司利益置于其明知违法的决策之下。从这一意义上说，故意致罚虽未必当然落入忠实义务的典型范畴，但其义务违反性质已明显有别于通常的勤勉义务履行瑕疵。也正因此，在绝对额型罚款场景下，将故意致罚作为例外承认追偿资格的门槛，使故意违法的公法不利益内化为董事赔偿责任，较之在过失场景下一概允许追偿，更能维持董事责任与公法制裁之间的均衡。若罚款最终由公司承担，董事个人不承担任何成本，则董事有充分的激励选择故意违法。因此，在董事故意行为下允许公司追偿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道德风险。
（三）董事责任金额的合理限缩
虽有上述论证，但董事故意致罚不宜在所有情形下均可由公司全额追偿罚款。例如当股东会决议明确批准违法行为，或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违法行为时，违法已不宜被描述为董事对公司利益的单方背离，而更接近组织体意思在公司内部的实现。在此情形下，董事执行的是股东会决议或全体股东的一致决定，基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宜再通过事后追偿的方式要求董事为股东会的违法决策承担责任。因此，可考虑在允许追偿的前提下合理限缩董事的责任金额。此外，董事的责任金额亦应结合董事已承受的公法不利益及公司有无留存违法净利益等因素予以进一步限缩。具体而言：
其一，应在董事赔偿金额中扣除组织可归责份额。行政罚款常带有高度裁量，其数额的形成综合考量了公司的违法持续性、危害程度、整改态度及组织体影响力等因素，其中相当部分并不宜在公司内部完全归责于董事个人。因此，即便允许公司向故意违法的董事追偿绝对额型罚款，罚款总额中仍可能包含应由公司自留吸收的份额，主要情形为双控人的可归责知情、全体股东知情、内部监督机关过错、公司管理制度因历史原因长期不完善等。本节主要围绕双控人的可归责知情展开。
在我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合称“双控人”）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及外部行为均有重要影响力，董事沦为双控人附庸的情况并不鲜见。当双控人对董事汇报的重大违法风险不置可否或保持沉默时，其消极容忍对违法的发生或持续具有原因力，尤其可能促成违法的持续、扩张及“整改不力”等行政罚款加重情节的形成，故应在追偿额中扣除相应份额。
《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双控人指示董事实施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虽“指示”与“知情”在构成要件上并不相同，但第192条所揭示之控制者可归责性的原理，是推导双控人在“知情”下具有可归责性的重要线索。有法院观点认为，双控人或股东会的知情或同意，均不应作为董事免责或减责的依据，董事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如其认为除自己之外其他人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但这种观点忽视了现实复杂性：在双控人的控制下，公司通常不起诉双控人而只起诉董事，如果轻易判定董事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董事以何种案由进行内部追偿？这种情形与多人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定承担连带责任后的内部追偿有本质不同。在后者情形中，可以通过诉讼锁定其他人责任份额，但在前者诉讼中并无其他被告，追偿得否顺利进行？因此，在公司受罚后的内部追偿中，若公司因受双控人控制而不向双控人索赔，可考虑在被告董事的责任范围中直接扣除双控人的原因力份额，即罚款中因双控人知情或默许而导致公司“持续违法”“整改不力”等加重情节相对应的加重部分，以符合责任相称原则。
其二，应在董事责任金额中扣除个人已承受的公法不利益。公司被处以行政罚款时，董事个人可能同时承受来自行政法体系的个人公法不利益，包括双罚条款下的个人罚款，亦包括市场禁入、任职资格限制、行政拘留乃至刑事不利益。这些公法不利益与公司追偿叠加虽然不构成“一事二罚”，但应考虑责任配置的相当性：同一违法事实下，董事个人已承受显著公法不利益，若公司追偿仍以单位罚款全额回填为常态，容易造成个人承担总量失衡，从而偏离过错相称与责任相当的归责边界。故在追偿资格成立后，应在赔偿范围阶段对个人既有不利益作折抵或相当缩减。常见情形有两种。
第一种情形：双罚条款下的个人罚款。单位违法常适用双罚条款。对此，有观点认为在公法性制裁中，在双罚制以及法人重罚主义视角下，将法人遭受的公法性制裁通过追偿方式转嫁给董事等经营者，不在法律预设的目的内，因而不应允许追偿。但本文认为，在法人罚款数额大而个人罚款数额小的双罚制下，且在符合“故意”和“绝对额型罚款”条件时，公司向董事追偿罚款的，应对董事已缴纳的个人罚款予以同额折抵。
第二种情形：双罚条款下的非金钱性个人公法不利益。除个人罚款外，董事还可能受到各类行为罚（如市场禁入）、资格罚（如吊销资格）、人身罚（如行政拘留）。此类不利益虽难以精确货币化，但其惩罚强度往往不低于金钱罚款，具有明显的个人威与制裁效果。为维持内部归责的相当性，法院可考虑结合该不利益的严厉程度、持续期间及对董事职业生涯的实质影响，对责任金额作相当折抵，具体由法院裁量。
其三，应避免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后公司留存违法净利益。即便针对董事责任的追偿资格成立，追偿亦不应使公司追偿后的财产状态优于合法经营时的财产状态。若董事故意违法为公司带来可识别的净收益（本文称“违法净利益”，系指在案证据足以支持的、与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利润增量），而单位罚款又通过追偿被回填，公司实质上从违法行为中获得了净收益，将再次形成前文所述“收益留存、成本转嫁”的不当结构。据此，法院在确定董事责任金额时，应将违法净利益从责任金额中扣除：责任金额以“经前述限缩后的罚款余额减去违法净利益”为上限，例如当违法净利益等于或超过该罚款余额时，董事责任金额降至零。
五、结语
公司因违法被科处罚款后，能否依据公司法的董事责任规则向董事追偿，表面上是公司内部财产不利益的分配问题，实则涉及公法制裁目的与私法责任机制之间的边界划定。若仅以公司财产减少这一结果为据，便将行政罚款一概纳入《公司法》第188条的公司“损失”，并进一步通过董事责任实现填补，固然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行政罚款的惩戒、预防与威慑功能，亦将在公司内部关系中被实质消解。法秩序统一视角下，行政罚款是否构成公司法上的可赔偿损失，不能脱离行政罚款的主体专属性、裁量基础性及其类型结构而仅在公司法内部予以判断。
基于此，本文主张公司行政罚款原则上不应被解释为《公司法》第188条的“损失”，仅在绝对额型罚款且董事故意致罚的限缩情形下，可例外将其纳入“损失”并允许公司向董事追偿。即便例外承认追偿，董事责任范围亦应受到严格限制，至少应扣除公司自身可归责部分，折抵董事已经承受的公法不利益，并以防止公司留存违法净利益作为其边界。此一结论，并非意在减轻董事责任，亦非无视公司受罚所生之财产不利益，而是在行政法与公司法的交错地带，尽可能维持规范评价的一致性，既避免行政罚款经由内部追偿机制转化为公司可事后转嫁的经营成本，也防止董事勤勉义务滑向对公司一切公法不利益负责的结果担保。行政罚款既然属于对公司违法行为所施加之制裁，其不利益原则上亦应由公司自身承受。唯有如此，行政法上的制裁秩序与公司法上的责任体系，方能在各守其界的基础上实现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