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原载《当代儒学》第1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于《“生活儒学”名家谈》第133—136页。原文是在“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于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济南举行。涂可国（1961年12月—2025年1月），曾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
在正式发言之前，我多说一句话：我们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国内知名的一些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对他们参加这次会议表示欢迎和感谢！
这次会议，我也提交了一篇文章，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文章大约有一万六千多字，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我简单地说一说。我前年承担了一个国家课题，就是“中西伦理学比较视域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现在这个课题进行了两年多了。我根据这个国家课题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当然了，这篇文章也是结合黄老师近年来所构建的“中国正义论”来展开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义学”的一种多维的解释。
在我看来，黄老师最有原创性的儒学研究，除了他的“生活儒学”外，就是“中国正义论”。去年我们开了“生活儒学与社会治理”的会议，会上，黄老师就我们这几年搞的“社会儒学”提出了一些质疑或者说是问题，很可惜我还没有时间来答复。这个月的7号、8号，我们又开了“社会儒学与社会关系”会议，会后我们要编论文集，在这个论文集中，我可能要写一篇正式回应黄老师的文章。
刚才傅有德老师就黄老师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这一块提出了批评。但我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黄老师的形而上学建构当然还是针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要解构形而上学。我觉得，生活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充分展现了黄老师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辨能力，而且我始终要强调：他启发了我们的心智。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重建形而上学的这种努力，但是他的智慧之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有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作为他的形而上学“内圣”的大本大源的生活，可能很像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他实际上是要寻找生活儒学建构的一个逻辑原点，然后对很多现象，包括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现象，进行一种解释、一种考量。大家来仔细看看，实际上，无论是他的生活儒学也好，还是中国正义论也好，里面都包含了很多闪光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我这篇文章，开头也谈到这个问题，大家也看到了。
儒家“义利”概念的研究、儒家“义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末，主要是立足于“义利观”这个角度，也就是“义利之辨”这个角度，来对儒家的“义”进行一种探索和研究，就形成了“义利”模式，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个时候，大家谈到很多“义利”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主张国家层面不应该倡导“重义轻利”，在个人层面才应该倡导“重义轻利”，有的人甚至主张“划别”。其实，无论怎么样，儒学到底是不是主张“重义轻利”，学界到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当然有一些基本一致的看法。我认为，从总体倾向上讲，儒家还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只是我们不仅把“重义轻利”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更应该把它定位在道德境遇上。西方有境遇伦理学，据此，在某些特定的道德场合，就应该提倡“重义轻利”。但我们不能把“重义轻利”泛伦理主义，把它普遍化，就像过去经常讲的“大公无私”，把它普遍化。“重义轻利”实际上是要分层次的。
到了21世纪以后，对儒家的“义”或者“义学”的研究，进入另外一种范式，也就是以黄玉顺老师、还有郭齐勇老师、颜炳罡老师以及在座的一些年轻学者致力于从“正义论”建构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对儒家的“义利”进行解释，我认为他们生成了“正义论”这样一种解释模式。
当然了，我们说儒家的义利观的研究出现一种范式的转换，不是否认现在还是有很多学者仍然从义利观的角度对儒家的“义”进行新的探索。那么，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责任论的角度对儒家的“义”展开解读。在座的很多学者都知道，西方伦理学出现了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其实，还有一个是责任伦理学的复兴。那么，我就是引进了责任伦理学这样一种范式。
文章主要分为这么几个方面：
适宜之“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义者宜也”。当然，在这方面，我提出一个稍微和黄老师不同的个人见解，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是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在我看来，伦理学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层次划分，就是把我们的行为分为三种：一个不当层次、一个正当层次、一个是应当层次。（1）所谓“不当层次”，诸如乱堆垃圾、商人欺客等等，显然是一些违法乱纪的不当行为。（2）还有一个是“正当层次”，在我看来，杨朱提出来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作为一种唯我主义，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正当层次，因为他虽然“为我”，但是没有损人利己啊。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互惠互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正当层次。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主要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为我们每个人的正当利益正名，就是强调你的正当利益。在“文革”以前，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那都是一些“不当”行为，养个花啊，种个草啊，那都是“资产阶级情调”，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显然是不合适的，就是把一些正当层次里的行为当作不正当行为来进行批判和摈弃。（3）在我看来，“应当”的行为更多地体现的是价值的一种应然的行为要求。比方说“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见义思义”等等，这是一种“应当层次”。黄老师在对正义论进行建构的时候，他提出“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他的适宜性原则还创造性地提出“地宜性准则”和“时宜性准则”，我觉得非常好；但在我看来，“适宜”这个范畴更为普遍，它应该包含着正当和应当这两个层次。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第二个方面主要是讲正义之“义”。应该说，黄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论建构。我和黄老师稍微不同的是谈到“正”的问题。这个“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经典文献当中谈得非常多，比如大家可以看一看像《管子》，《管子》谈“正”特别特别多，我希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好好地研究一下《管子》的“正”的思想。黄老师的著作《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我拜读了，我觉得有些概念的解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在这里我给大家提出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因为我讲“责任”，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当中，讲“责任”的非常少，所以挖掘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古代哲学的很多东西，有些是显言的，比方说责任，直接从“责”或者“任”这样的概念中表现出来；有些是隐言的，要靠我们内在的体会，需要我们当代人进行义理解释。所以，我在做儒家责任伦理学的时候，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这个“义”的解释也是这样，它到底是不是包含责任，我也很困惑。
第三部分是公义之“义”。时间到了，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基本概念。荀子讲以公义胜私欲。特别是程朱理学，二程把“义利之辨”转化为“公私之辨”，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出了批评：“义利之辨”和“公私之辨”的逻辑层次和性质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我的文章。
第四，还有道义之“义”，大家知道，儒家非常强调“仁义道德”这样的问题，因而“仁义”就是儒家伦理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我在文章中特别谈到了，“道”是内在地包含“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第五个方面就是责任之“义”。《孔子研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叶蓬的文章，谈到儒家“道德义务”问题。在这里面，我也对“义”所包含的“责任”的意蕴做了一些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底气不足，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得到大家特别是得到黄玉顺老师的指点。
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