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近三四十年来学界对苏洵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苏洵的思想学术究应怎样认识？苏洵文章的主要成就在论辩文，何以亦能跻身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苏洵的《辨奸论》是真还是伪？等等，似都应重加审视。苏洵的思想学术虽很博杂，却并非多种思想的简单拼合，而是以儒家为本，兼融兵、法；其论体文之美，不在于文法巧妙，而在于能植根于政治现实，将“思、感、触”完美结合；至于《辨奸论》一文，原是北宋矫激士风下的产物，在没有新的文献发现之前，其著作权争论可以搁置。
关键词：苏洵；思想学术；论辩文；《辨奸论》
一、儒与兵、法思想的融合
关于苏洵的思想学术，自宋迄今，讨论很多。或以为在儒家之外，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或以为受纵横家影响，或以为兼受先秦诸子影响，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出苏洵这位“蜀学”代表人物在思想学术上的“博杂”特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今天重审这一问题，以上研究，似仍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苏洵的思想学术虽曰“博杂”，然就中仍应有主次之分，有层次之别，而并非多种思想的简单拼合。这个“主”和“内核”，就是儒家和兵家、法家思想的有机融合，以儒家为本，以兵、法济儒。
苏洵的思想学术主要体现在他的《幾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几组文章中。诸文皆撰于他屡试不第，尽焚旧作，闭门苦读，数载反思之后，即大致在宋仁宗皇祐末到至和年间（1052—1056），可以说全面、集中地展示了他对现实政治和经学、史学等诸多问题的看法。
《幾策》《权书》《衡论》三组文章皆为应对当日政治生活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对策，属系列政论之文，可视为一个整体。《幾策》是对国家治政的总体认知和应对，《权书》讨论如何应对来自宋朝外部的政治军事压力，《衡论》则是就本朝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意见。这三组文章皆植根于政治现实，从宏观上、整体上去观察问题、提出对策，颇具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幾策》三篇，今存《审势》《审敌》两篇（《审备》篇已佚），是对本朝现实政治的总体思考。前者论内政，后者论外患，皆着眼全局、着眼长远提出应对之策，先天下之忧而忧，卓有识见。
先看《审势》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治天下者定所上”，谓治理一个国家先需确立这个国家的整体政治导向或大计方针，也即崇尚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确立和把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导向，是不是就可以治理好这个国家呢？这却未必，苏洵认为还要观“天下之势”的强弱，懂得权变。这里的“势”既是趋势之势，又是指朝廷或帝王的威权。后者当然是法家之说。势强者用惠，势弱者用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调整国家的大计方针。这就是兵家的观念了。按《孙子兵法》，用兵应首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也就是要运筹帷幄，掌握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态势，然后据此灵活机动地采取有利于我方的策略，战而胜之。这种着眼于君王威权、政治大“势”、“国家之所上”而采取相应方略的看法，显然受到兵家思想的影响。
若将苏洵的论述与他的前辈和同辈作些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比如范仲淹，天圣五年（1027）曾撰《上执政书》，其中论及“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多方面的治国理政的具体方略，虽也涉及武备、农耕，但其核心内容则是用人问题，即如何选贤任能、作育人才、监察防范、杜绝奸邪等，体现了传统儒家治国的理念，其视角与思路与苏洵截然不同。
再如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直集贤院王安石曾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所陈，实是他多年的为政思考和治国理念。他认为宋仁宗宅心仁厚、聪明睿智、勤勉恭俭，却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受其恩泽，主要是没有师法先王和真正领悟先王治国理政之意的缘故。这就需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而要改易更革，则需要陶冶人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教什么呢？教礼乐刑政。他说：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说到底就是要按国家的政治需求来塑造人才。这种杂糅儒、法的思想，好像与苏洵有相似之处，然实则师法先王也好，以德行治天下也好，仍植根于儒家。
宋朝立国近百年以来的政治导向和趋尚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宽厚仁义治国。其长处在涵蕴滋养、文化发达，其短处则是容忍退让，国力不竞。“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以致“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太弱之实也”。宋朝自开国之初即采取收兵权、限后宫、重文抑武、约束百官等一系列高度集权的措施，将朝廷大权集中于君王之手，一改晚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外重内轻的局面。如苏洵所论：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
强势用惠本无问题，然现在既然是“习于惠而怯于威，惠太甚而威不胜”，是“以弱政败强势”。那么，因利权变，就要以威权救弱政了。“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否则，“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援用先秦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势位”之说，以救宋廷为政之弱，显示出作者兼融兵、法思想的特点。可惜的是，苏洵的这些远见卓识在当时并未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而北宋的命运亦不幸被其言中，仅仅七十年后，金兵围城，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中原沦丧，北宋灭亡。
对内既主张用威，对外亦必不能示弱。《审敌》一篇论宋之外忧，以兵家“形”“势”之说分析敌我态势，认为辽与西夏看似“叫呼跳踉以气先者”，实则不过止于“形”“声”，只要宋廷能“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与之战，破之易耳”。故力主停止向辽和西夏输送金帛（“勿赂”），“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为福”。自宋朝立国以来，虽宋太宗两次率兵亲征契丹，想收复五代后唐时期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都以失败告终。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南侵，宋宰臣寇准力排众议，促使真宗御驾亲征，抵澶渊（今河南濮阳）登城督战，宋军士气大涨，也曾令辽军不得不求和撤军（当然，后来宋真宗急于求和，宋与辽才订立城下之盟，以兄弟相称，以白沟分界，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所谓“澶渊之盟”）。可见北辽、西夏并非不可战胜，只是有宋一朝，以宽容仁厚治国，在内政弱，对外忍让，最终积重难返，以致灭亡。返观苏洵当日所论，可谓深中北宋政治的痼疾，难怪后人每叹其有宰相之才，所论“于宋煞是对症之药，惜乎当时之不能用”了。
《权书》是《幾策·审敌》篇的延续，是对外用强的保证和具体策略。其《叙》云：“《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所谓“用仁济义”不得已而为之，实即以兵济儒，因为对传统儒家来说，是不需要也不屑于言兵的。
《权书》十篇，可分为两部分：前五篇文章是总论用兵方略，后五篇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为例补充论述这些方略。前五篇中《心术》一篇总论我方驭将、驭兵之术。《法制》篇论与敌作战，如何因情度势，战而胜之。《强弱》篇援田忌赛马事，论用兵怎样以强制弱，以小败谋大胜。《攻守》篇论用兵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用间》一篇，则对孙子的“五间”说提出异议，而取其“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为说，认为“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这就把兵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融合为一了。后五篇中，《孙武》一篇，从孙武善言兵而不能尽胜、吴起不善言兵却能克敌制胜，说明虽《孙子兵法》亦不可尽信，而用兵之要，在于能从实际出发，“物视其众”，统驭全局，掌控三军。这正是对《心术》篇“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的具体阐说。《子贡》一篇，认为子贡虽能言善辩，乱齐、灭吴、存鲁，却不过是不顾长远、邀一时之功的短视行为。“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求可继也”。这与《心术》篇中的“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亦相契合。《六国论》是名篇，其中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与《幾策·审敌》论“夷狄之势”，“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完全一致，体现了苏洵一贯的看法。《项籍》一篇，论项羽之败亡在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高祖》一篇则论刘邦能“明于大而暗于小”，故汉祚得以承续，皆胸有大局，这与《审势》《审敌》中的看法也是相同的。
《衡论》亦十篇文章。《远虑》《御将》《任相》为一组，以法家之权术论君王的御将任相。他认为，君王应有股肱之臣、才将贤相，对武将御之以智，对贤相待之以礼，而对心腹之臣则“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在苏洵的心目中，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都是这样的人物，而对这些宰辅大臣他是十分尊崇并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的。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治的特点，是以人治为核心，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苏洵的思想亦不能超出其生活的时代，只是在其中更加入了许多法家的权术。《重远》一篇是作者从所处地域的政治实际提出应对方略。他认为朝廷对偏远地区官员的选用尤要慎重。《广士》《养才》两篇都是论用人唯贤。不但“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而且对那些“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往往冒法律，触刑禁，叫号欢呼，以发其一时之乐而不顾其祸”的奇杰之士，亦应宽容对待，以为朝廷蓄才，备不时之用。尤其是其中论及本朝的科举制度，以为“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更是有感而发，充满了他自己生活经历中多次应举而不第的辛酸和忧愤。《申法》《议法》对法令实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进行分析，认为要令行禁止，先要纠正社会中一些知法犯法却习而不察的旧习。最后两篇《兵制》与《田制》则提出了农战结合和防范兼并土地的理想兵制和田制。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补充了《审势》《审敌》的看法，只是论述更为具体。
二、有为而作、师心自任的经学
不但苏洵的策论皆针对当日现实政治有感而发（如《幾策》《权书》《衡论》等），而且其经学也具有鲜明的政治现实品格和强烈的主体意识。他认为，儒家“六经”皆圣人有为而作，甚至认为“六经”之作都不过是圣人治天下的权术。这种融合儒、法的思想十分独特，值得进一步讨论。
宋初儒士，多家世不显，贫寒无所师，故往往能学出己见，不拘经传陈说。如宋初撰《易论》三十三卷、“以注疏异同，互相诘难，蔽以己意”的王昭素，常隐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茍趋禄利。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设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括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太学，四方归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军居署以广之。五经异论，弟子记之，自为胡氏口义（按：今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皇祐新乐图记》三卷等）”。胡氏在当时影响既大，对宋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观其身世，少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复、石介为友，攻苦食淡，夜以继日，后终有成就。其他像孙复，“少举进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阳，学《春秋》，著《尊王发微》。鲁多学者，其尤贤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然而其家世寒微，“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而石介其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者，未尝一日不诵于口”，亦“世为农家”。又有周尧卿，世称其“为学不惑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笺》欲详或远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春秋》，由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耶”，然不闻其何所师，“家贫不事生产，喜聚书”而已。
这里还可特别举欧阳修为例。关于欧阳修经学的渊源，原有其夫子自道，那就是“少无师传，而学出己见”。圣人所作为经，后儒所释为传。学无所师，尚友古人，使欧阳修在经学观念上主张将圣人所作与后儒传疏加以区分，“众辞淆乱质诸圣”。重经轻传，先经后传，尊经疑传，对前代儒家经师的经传注疏决不迷信。欧阳修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
不作任何辨析，仅据人情常理进行判断，就把圣人与君子、经与传区分开来了。
苏洵家世，“三世皆不显”。他自少游荡不羁，其父亦纵而不问，至二十七始发奋读书，“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所以，他在经学观念上很像欧阳修，主张区分经传，而在经学思想和方法上则师心自任，不相蹈袭，独辟蹊径，自成一家。
比如他撰《洪范论》三篇，即区分“禹与箕子之言”和孔安国、刘向父子及孔颖达的传疏，“箕子之知《洪范》与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则吾从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复何取哉”？于是，他要“斥末而归本，援经而击传”，“刬磨瑕垢以见圣秘”。不过，他的方法也很简单。他认为，“禹与箕子之言，经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晓者，经之常也。然而所审当得其统，所从当得其端，是故宜责孔、刘辈。今求之于其所谓注与传与疏者而不获，故明其统，举其端，而欲人君审从之易也”。怎样“明其统，举其端”呢？这就是“综于身，验于气，则终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顺焉”。所谓“综于身，验于气”，实际上就是本之社会、自然的人情常理，否则，如孔、刘诸人，“求之过深，而惑之愈甚矣”。
“明其统，举其端，而欲人君审从之易也。”苏洵的经学便带上了鲜明的政治现实特色。苏洵撰有《六经论》，他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然“明则易达，易达则亵，亵则易废。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同样的道理，“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以幽补明，作为礼的补充。然“礼之权止于死生……今也，人之好色与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发于中，以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处其身，则死生之机固已去矣。死生之机去，则礼为无权。区区举无权之礼以强人之所不能，则乱益甚，而礼益败”。故圣人“严于礼而通于《诗》”，作《诗》以使人借之以宣泄情感，“好色而无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至于《书》，则是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的所为，使人追慕尧舜，复归淳厚而已。圣人既“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撰为六经，后人解经当然也不应离开其所处的政治现实了。欧阳修曾称此六文是“荀卿子之文也”，已道出了其理论渊源，而朱熹谓“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虽是贬抑之词，实亦道出其要害。一方面，苏洵的经学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其经学又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儒、法结合，而又都围绕圣人治国之术展开，体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论体文之美
《幾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文章，集中体现了苏洵的思想学术，也代表了其文章尤其是论体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苏洵的论体文之美，首在其所论皆从现实出发，有为而作，故观点鲜明，视野宏阔，词约意尽，而又角度独特，立论新颖，反复辨难，厌理服心。此姑举一例。《史论上》曰：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词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吾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赞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僣，则善矣。
苏洵此论的高明之处，首在于能着眼于经史关系。他指出，史与经的撰述动机和目的是相同的，即经、史同源，二者皆圣人忧小人之作。这就提高了“史”的地位，赋予“史”崇高的道德使命，对史书的修纂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次，他又将“文”的概念引入经史，进一步分析经与史的关系。无论经或史，都要用“文”加以表现，而“文之用”有四：“事、词、道、义”，这四种功能和作用，“经史皆兼而有之”，只不过是“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于是，作者又进一步讨论经史关系。经、史固然各有体，“体不相沿”，但其“用实相资焉”。“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道、法通过事、词加以表现，事、词不背离道、法，即史“待经而正”，经得史而明。既不应以是否实录和叙事详略来理解经，也不应完全以美恶褒贬为标准来衡量史书修纂的好坏，这种对经史关系的辩证认识，显然已超越了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对后代亦影响深远。全文立论既高，逻辑亦严密，论辩之美，尽在其中。
苏洵在《太玄论》上篇云：“言无有善恶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辞不索而获。夫子之于《易》，吾见其思焉而得之者也；于《春秋》，吾见其感焉而得之者也；于《论语》，吾见其触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触焉而得，故其言易。”苏洵的文章便往往是“思、感、触”有机结合，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有机结合，言约意尽，雄辩恣肆。
即如其名篇《六国论》一文，通篇以六国“赂秦”而至败亡来警诫世人。赂秦者亡，唇亡齿寒，不赂秦者亦因赂秦者亡而最终走向毁灭。与其赂秦而亡，不如合力与之战而求生存。如果说这一论证简捷有力，是“思而得之”，充满了理性的色彩，让人信服，那么，文章最后写“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则又是“感”与“触”的结果，完全是有感于北宋所面临的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而痛下的贬词，是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体现。
苏洵曾撰《木假山记》，记其所蓄木假山三峰。末云：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上述形容木假山的话“魁岸踞肆，意气端重”“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云云，说是苏洵自身思想品格的形象写照，亦十分恰当。观其《审势》《审敌》论国家内政外患，近忧远虑，力主“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又曰“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正见出其“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的形象。又《权书》《衡论》论用兵理政，用人养士，痛陈“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也同样是有感而发，不平而鸣，笔端充满激情，足见其本人的上述形象的。
苏洵曾撰《仲兄字文甫说》一文，其释“文”字，曰：
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渟洄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大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虵，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徊，揖让旋辟，相顾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乱如雾，纷纭郁扰，百里若一，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濆旋倾侧，宛转胶戾，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
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
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呜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支遁与许询谈玄，“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读苏洵此文，亦有支、许论辩之美也。
四、《辨奸论》与北宋的矫激士风
关于《辨奸论》的著作权问题，自明末以来，即有不同看法，或以为是苏洵所作，或以为乃他人伪托，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迄今未有定论。这两种看法，无论是或非，多围绕相关的史实加以考订，又或从《嘉祐集》收录与否，或从文本风格出发进行辨析，皆有所据，足资参考。
细审前人所论，苏洵《辨奸论》的著作权被质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些内容过于激烈（如“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若跳出这一具体考辨和论争的窠臼，将其与北宋士风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或有助于讨论的深化。
苏洵年轻时游荡不学，二十五岁始知读书，然刻厉发愤又在两年之后，故先后参加进士科举考试和制科考试，皆不中。庆历末，遂“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撰《幾策》《权书》《衡论》《洪范论》等文，以呈张方平、雷简夫、田况、欧阳修等，以求推荐。于是渐为一时名流所知。
嘉祐元年（1056），苏洵上书欧阳修求荐，内云：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尝切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苏洵早闻欧阳修之名，庆历年间又因应考适在京城，亲闻亲历庆历革新诸人行事，故此“慕望爱悦其人之心”跃然纸上，甚而以为庆历革新既已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四散而出，自己纵“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苏洵又熟读欧阳修之文，对欧文有十分精到的评价，故在上引之文中又曰：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
论孟、韩、欧之文，皆深中肯䏿，而对欧阳修古文创作的文学史地位的认定，尤为恰当，令人钦服。
欧阳修景祐三年（1036）撰《与高司谏书》，痛责高若讷，认为其人身为谏官却依附吕夷简，不但不肯为范仲淹被贬进一言，甚而以为应当贬逐，可见其绝非君子。理直气盛，态度激烈，语言犀利，而行文曲折条畅。此文在当日传播甚广，影响甚大，苏洵亦必十分熟悉，印象深刻。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言，“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由怀疑而证实，由预知而定谳，层层铺垫，不断递进，最后得出高若讷非君子的结论。而在《辨奸论》一文中，作者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事物发展总有一些征兆，山涛以王衍为误天下之人，郭子仪以卢杞为败国之类，都是观其相貌、言行，见微知著之例。以此作铺垫，然后论道：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预判王安石为天下之患更甚于王、卢二人。接下来进一步交代所以得出上述结论的理由。他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其论证手法与欧阳修《与高司谏书》十分相似。
平心而论，无论欧阳修之书还是苏洵之论，都不免矫激过当。而这种矫激之风，实是北宋景祐、庆历乃至元祐年间出现在士人中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比如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疏论朝政缺失，认为吕夷简权力太重，官员任用，悉出相门，由此引发范、吕之争。范仲淹乃“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时介入者多人，皆言辞激烈。结果范仲淹出知饶州，余靖、尹洙、欧阳修皆被贬出京。于是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为“四贤”，表彰其名节志气，指高若讷为“不肖”。云：“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其诗一时盛传，洛阳纸贵。激扬士风的同时，亦不免过于激烈。
庆历三年（1043），仁宗先后用杜衍代夏竦出任枢密使，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为谏官，朝政一新。时吕夷简授太尉致仕，欧阳修仍上书痛责其“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并认为不当诏其“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而石介则拟韩愈《元和颂德颂》，作《庆历圣德颂》，歌颂仁宗“功德赫奕炜烨，昭于千古”，将范仲淹、富弼比作“一夔一契”，“别白邪正甚详”，“由是谤论喧然”，亦不免褒贬过当。
再如英宗治平年间的“濮议之争”。侍御史吕诲等接连上疏，激烈抨击欧阳修等人，至谓：“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甚而宣称：“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等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终无就职之理。”皆措辞激烈，言行有失。
风气既成，遂至荒唐。范仲淹“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仲淹三谏三贬竟被称为“三光”，士风矫激，一至于此，令人咋舌。
清人王夫之对上述现象批评道：“宋之以‘不道’‘无将’陷人于罪罟者，自谓陷寇准始。急绝其流，犹恐不息，曾以是相报，而益长滔天之浸……君非襁褓之子，臣非拥兵擅土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环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盘石，孰为‘无将’？孰为‘不道’？”这一批评并非过分。
把《辨奸论》放在上述北宋矫激士风的背景下来审视，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文章中对王安石作如此激烈的抨击，其实在当时并不奇怪；而对苏洵撰为此文的著作权，在没有新的文献发现之前，亦不必持怀疑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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