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谬论(fallibility/fallibilism，或译“可错论”)不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自己原创的认识论，是他中后期吸收卡尔?波普尔的核心立场，再融合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把它同时转化为一套政治哲学、文学观与小说叙事原则。他 1970 年代告别早期革命理想、转向自由主义之后，这套可错意识就贯穿他的文论、政论和长篇小说。
一、认识论内核（波普尔源头）
易谬论包含的核心命题是：一切人类知识、信念、意识形态、历史方案，都是暂时的、猜想性的，没有终极、绝对、一劳永逸的真理；人永远会犯错，我们智能在试错、反驳、观念交锋的过程中渐进趋近真理，而无法一劳永逸地占有真理。如果没有永恒绝对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自以为的真理很可能是错的，而对手的“谬误”反而可能含有真理成分；所以宽容不是恩赐，而是认识论上的必然。
略萨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波普尔进行了解读。首先，不存在可以垄断历史、社会、正义的“终极理论”；所有宣称掌握历史必然规律、以唯一真理自居的学说，本质上都是独断论（dogmatism）、狂热主义（fanaticism），是自由最大的敌人；其次，知识进步的方式是发现、修正错误，宽容、辩论、批评的权利，就建立在这种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之上；第三，民主制度的哲学根基，正是这种易谬性：民主就是一套允许纠错、和平地讨论、选择方案、不把任何领袖或意识形态神圣化的制度。
二、告别救世革命神话
这套易谬论直接解释了略萨为什么从支持古巴革命转而批判一切极权、救世式“革命”神话。他认识到，任何革命，如果预设自己掌握唯一正确答案、唯一历史规律，要按一套预先制定的乌托邦蓝图强行重塑社会，就会压制异议、消灭试错空间；《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伊塔》就是这个主题的小说化演绎：狂热信徒相信自己手握绝对真理，最终导向屠杀与灾难；
略萨继承了波普尔对“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区分：封闭社会的标志，就是抹除易谬性，把官方叙事当成唯一历史真实，混淆虚构、小说、官方历史，禁止别的版本；开放社会承认所有叙事、历史解释都可错，文学虚构与实证历史各有边界、互不篡夺。政治选择是备选方案之间的比较，不是真理与谬误的二元对决；没有完美方案，只有相对更少恶、可以持续修正的方案。
三、文学是易谬性的操演场
略萨小说本身就是人类易谬处境的镜像与演练场，是关于易谬性的思想实验。
小说的虚构性，恰恰模拟了我们全部信念的猜想性质：小说不提供定论、不给出唯一正确答案；它搭建想象情境，让不同信念、欲望、立场在里面碰撞，暴露每一种立场的局限、盲点、内在矛盾。小说是有意的虚构（谎言），但它不是为了传递一条固定教义；它通过虚构的情境，让读者看见：所有对现实的理解都带有选择性、片面性、可错性。优秀小说的力量，就是瓦解读者身上的独断确信。
文学所具有的颠覆功能，就来自易谬性的思想实验。略萨的著名主张：文学天然具有颠覆性。不是文学必须宣传某一套政治纲领，而是文学不断提醒我们：现实可以是别的样子，我们当下接受的秩序、真理、常识都不是必然、绝对的；它对抗的就是把某一种叙事固化为不容质疑的唯一真理的权力。
易谬性思想在略萨的叙事形式上亦有体现。他多声部、多视角、复调、多版本证词的叙事技法（《酒吧长谈》《狂人玛伊塔》），就是形式化的易谬论：没有一个全知、可靠、终极的叙述者；每一个人物的证词、记忆、理解都片面、有偏见、会出错；读者要在互相冲突的版本里自行判断，而不是等待作者给出标准答案。
波普尔的易谬论主要是科学认识论，而略萨把它和文学想象力、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结合。波普尔聚焦命题知识、科学猜想，略萨强调价值、欲望、人的生存理解同样是可错的，价值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最高公式可以排序所有善。文学这种非论证、非命题的认知，恰恰是训练我们接纳易谬、克制独断的重要途径。
四、《世界末日之战》：易谬论的思想实验
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出版于 1981 年，是略萨中后期里程碑式的长篇史诗。小说取材于巴西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卡努杜斯起义。19 世纪末，巴西东北部干旱贫瘠的腹地，底层民众长期承受剥削、灾荒与贫困。流浪的传教士“劝世者”安东尼奥四处布道，宣讲末日审判、天国将至，批判世俗化的巴西共和国是“敌基督”。这套教义吸引了大批农民、流民、逃犯、被解放的黑奴，他们聚集在废弃的庄园卡努杜斯，建立起一个以原始基督教信仰为信仰纽带、财产共有的乌托邦共同体。
巴西共和政府视这个自治社群为专制统治的复辟，先后派出四支远征军围剿。装备简陋、依靠信仰与地形作战的腹地民众，先后接连击溃三支政府军，举国震动。之后，政府集结重兵、配备新式火炮发起第四次总攻。卡努杜斯被围困，在惨烈抗争后陷落，社群被彻底摧毁，几乎全员殉难。小说采用多视角叙事，穿插贵族男爵、激进理想主义者伽利略?加尔、随军近视记者、士兵、腹地乡民多条线索，不同立场的人对这场战争给出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小说是对救世式绝对真理、狂热弥赛亚神话的反思：劝世者的共同体是底层苦难催生的乌托邦，但它把一套宗教叙事当成唯一真理，拒绝妥协与质疑，最终走向暴力与毁灭。这正是略萨易谬论的文学示范：任何宣称掌握终极答案、要全盘改造社会的蓝图，都潜藏巨大灾难。小说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叙事的可错性、历史真相的多面性：记者、军官、男爵、信徒各自持有一套历史版本，没有全知视角可以给出唯一定论。不同群体出于利益、信念、立场重构事实，他们所拥有的是众声喧哗的意见而不是绝对唯一的真理：我们所信的历史，往往只是一种局部意见。
最后必须指出：略萨的立场是复杂的，他虽然同情底层苦难，但不美化革命乌托邦，他理解腹地民众的绝望，却不赞美这场起义；他的警示是：无论右翼的国家理性，还是底层弥赛亚式革命，只要排斥异议、不容试错，就会滑向独断与屠戮。这部小说是略萨把易谬论具象化的史诗：当人相信自己握有不容置疑的终极真理，无论它披着宗教、革命或是进步的外衣，都会酿成世界末日般的战争。因为人在认知上注定有限、所有真理主张都是可错的，所以宽容、自由批评、民主纠错、虚构想象才是必需；而伟大小说，就是把这个人类根本处境具象化的思想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