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建立是周朝的起点，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构建行动，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辉煌，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国家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在古代世界早期历史上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历史学者许倬云指出：“周朝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由周武王姬发翦商后建立的周朝始于公元前1046年，止于公元前256年，共传37王，约791年，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前256年）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朝代，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影响极为深远的朝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以周朝统治思想和制度为蓝本，构建了后来成为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派。东周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期，所产生的思想划定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发展路径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范畴，对东亚和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国家演进史来看，周朝是夏商以来的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的完善期、顶峰期、衰亡期，是夏商周三代国家形态的主要代表，是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两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态之一；又是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君主官僚制国家形态的孕育期和奠基期，对其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孕育和“母胎”作用，在中国国家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从世界政治史来看，周朝是东亚早期国家的巅峰和典范，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早期国家之一，对东亚国家演进和文明演进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周朝的礼法体系和政治价值得以长期传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来源。在今天，我们研究周朝的国家形态和礼法体系，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仍然有其重大意义。”系统讨论周朝建立的背景、过程、特征、原因、成果、意义，周朝国家形态的内涵、地位，以及周朝的影响，对于更好认知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形成和演进史，理解人类早期国家建构史和治理史，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周人的兴起
周人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农耕族群之一，姬姓，和夏人（姒姓）、商人（子姓）基本上是同一个时代的族群，但兴盛要比后两者晚。“夏、商、周、秦并不是一脉相承的王朝更替，而是不同族源的方国间的替代。夏、商、周、秦各有起源与开国史。”《史记·周本纪》描述了以农为本、刻苦务农的周人艰辛创业和发展史，这是后世研究周朝的最重要线索。周人一开始非常弱小，通过不断发展而壮大。在商朝后期，周人从历史的配角逐步走近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在翦灭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商朝之后，周人建立中国正统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周人高扬“敬天保民”大旗，强调血缘宗法、家族传承、宽以待人，充满政治智慧，建立了一个持续时间非常长的繁荣朝代、一个世界级的强盛国家。大约250年以后，他们逐步走向衰落，又过了500多年，他们最终走下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周朝彻底灭亡。
周人最初居于姬水一带。“周人则最早居住在今陕西北部临近黄河一带地区，属于奉黄帝为祖先的白狄族的一支，后来逐渐南徙，约当商末移居至今渭水流域中部一带，并与原居于这一地区的姜姓族人结成稳固的婚姻联盟，从而也形成为一支与商抗衡的地方势力。”周人先祖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在杰出的部落首领公刘时期，周人虽处于戎狄之间，但“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死后，他的儿子“国于豳”。此时周人可能处于前国家社会，但明显地已经形成了以豳为都城的政治中心。
其后，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不堪薰育戎袭扰，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定居并发展起来。“公亶父自邠迁于岐山奠定了周王业的基础。”“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体现了仁慈的品德。“五官有司”言简意赅，实际上反映了古公亶父为周人建立了政权，周人已经进入苏秉琦、赵辉、何努等考古学者所谓的古国阶段，周人的历史出现重大突破。
古公亶父生三子，并传位于少子季历。“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周人逐步在西部的诸侯和部族势力之中赢得了一定的美名。季历时期，商周关系开始有了文献可证。《古本竹书纪年》称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史记·周本纪》称：“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周文王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西部诸侯中有崇高威望的实力派领袖。这种情况引起了另一个较大的诸侯——崇侯虎的警惕，他向商纣王进谗言，周文王被囚禁。“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但周人贿赂商朝重臣，周文王得以释放。商纣王“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周人得到了讨伐权后充分利用之，大肆讨伐，消亡了不少不听从其命令的诸侯，甚至包括当时进谗言的崇侯虎，统治地盘不断扩大，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削弱了商朝的统治。
周人的发展史反映了在天下万国状态下，中华大地上的各古国、族群、部落独立发育同时相互影响、竞争、合作、冲突的历史过程，亦反映了各古国、族群、部落拥有较大的独立性，中央王邦不足以完全控制这些政治实体。在众多古国中，总有一两个崛起，最终取代中央王邦。这恰恰是早期中国国家形成的重要特点。
二、周朝的建立
周朝建立是一次成功的朝代更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着复杂的军事、政治、文化斗争，也有着长期的政权建设、意识形态构建，具备鲜明的特点和规律。商周之际资料较多，是观察中国国家起源和演进的极佳机会，也是观察人类国家起源和演进的极佳机会。周朝的建立充分利用了商朝国家形态的弱点和晚商的危机，并以当时东亚最为繁荣的广域王权国家——商朝为其立国之基。
（一）基本过程
商朝（约前1600-约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较为成型的文字的王朝，商朝及其诸侯国的疆域大约有50万至90万平方千米，商朝晚期人口为数百万。商朝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强盛的国家：帝命信仰、青铜技术、文字、马车、农业、国家构造、王朝活动范围、国家延续时间，都显示商朝已经是东亚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和文明的中心。但在商朝末年，由于最高统治者商纣王的不当施政，整个统治集团分裂了，统治集团人人自危，对于外部危机的判断和警惕严重不足，国家安全的基础流失了。商纣王发动的征讨东夷族的战争又极大削弱了商朝实力。壮大了的周人联手商朝的敌人——特别是那些经常被商朝当作人祭材料的族群，发动致命的军事叛乱。周人推翻商朝、建立周朝的过程包括联合盟友武力推翻商朝，惩罚商朝主要“恶臣”，举行开国典礼，进行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构，平定叛乱，武力征讨不服从者，实行分封，营建都城等。通过系统性的建国行动，周人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权体系，将自己的统治拓展到上千里甚至两千里之外。
1. 联合西土之人武力夺权
周人建国不是说周人之前没有国家，而是说周人建构正统王朝的行动。周人夺权建国模式是早期中国建立的主要模式，即诸侯国通过暴力造反夺权建国。
其一，长期准备。周人建国的铺垫过程漫长，是经历周族十多代人的苦心经营才具备条件的，其中周文王姬昌（西伯昌）起到最重要的铺垫作用。周文王在位50年，其时周人政权已经非常强盛，可以裁决诸侯之间的争端。“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周文王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强化了王权的“政统”，这说明周人成为部分诸侯的首领，其政权建设、军事实力得到加强。
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继位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武王秉持其父遗志，带着为父报仇的决心，联合反对商朝的诸侯和部族，对商朝政权发动武力进攻。《逸周书·大开武解》写道：“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知？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即位之初，周武王已有造反之心，但担心失败。周人强调德、天命是自己行动的依据。《逸周书·小开武解》提及周武王二年一月，“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周武王在翦商之前的精神状态看起来是比较紧张的。“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加复。”
在发动进攻之前，周武王还曾在孟津会盟，但仍旧犹豫，最终没有动手。《史记·周本纪》对此有所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周武王强调天命，说明天命是他起兵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次会盟虽然没有动手，但起到军事进攻预演作用。这其中特别提到军中出征“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将周文王的灵位放在中军主帅的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周人乃至于早期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嵌入了中国国家构建、改朝换代之中。
其二，武力夺权。孟津会盟之后两年，等到商纣王有更多的“罪行”时，周武王下决心发动进攻。“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天命成为周武王号召人心、发动进攻的精神大旗。
周武王造反建国，依靠的是大量西边的诸侯和部落，也就是“西土之人”，并在牧野共同起誓。“西土之人”在周人推翻商朝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关键的盟友。牧野已经是商朝政权核心区的边缘。《史记·周本纪》记录周武王“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里的“西土”，体现了强烈的地域动员意味，是以西方来反抗东方、反抗居于中央地位的商朝。李硕指出：“武王和他的同盟军都是‘西土之人’，也就是世世代代为殷商提供献祭原料的羌人，大都有亲人在殷都被剔剥和烹食，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这一战失利，后果将是什么。”起誓带有原始性，却是加深同盟牢固性的重要方式，在当时非常重要。
接着，周武王宣布商纣王的各种罪行：“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周武王认为自己是“行天之罚”，强调“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周武王利用天命给自己的行为赋予合法性，警告盟友不成功必将再度为商朝所奴役，再度接受被屠杀被献祭的命运。天命、屠暴君、改变自己和族人的悲惨命运，赋予这场军事行动崇高的正义性。这些言论在当时极富动员力和煽动性。“誓已，诸侯兵会者四千乘，陈师牧野。”14.5万人拿着武器杀向商朝都城，这在人口不多的当时世界是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
商人疏于防备，周人已经领兵杀到都城之郊区。按照现代国家或者秦汉时期国家的做法，敌人若想要杀到都城周围，无疑是极难的，必定有重重防守。这印证了商人正忙于和东夷集团作战，或者把兵力置于东方，而后方空虚，都城守备不足，周人乘虚而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局面恰恰也是早期国家统治能力有限的见证，造反者可以快速移动到王朝的中心地带并发动进攻。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这里描述了两军交战，商朝军队倒戈。商朝百姓并没有跟着商军进行抵抗或者反抗，而是“咸待于郊”。这说明商纣王并没有据城坚守或者进行战略转移，也没有发动民众进行抵抗，而是在军队倒戈、失败后直接自杀。
1976年出土的利簋（又称武王征商簋）对周翦商有简要记录。它记录了这一天的战斗，和《史记》描述接近。李峰认为这场战斗异常残酷血腥，并据利簋文认为“战争在甲子日早晨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夜里，在次日日出时周人大获全胜”，“这场奠定了西周王朝基础的历史性战役是中国西部山地和河谷里的部族联盟与东部平原的商和亲商部族之间的一次重要对决”。
其三，成功原因。规模如此庞大、根基如此深厚、延续时间500年的商朝在一天之内被人攻占都城，商纣王自杀而死，中央政权瓦解，实在让人费解。应当是商人主力不在都城及周边，或者主力此前已经遭到了重创甚至短期内丧失了战斗力，而被周人击败。商纣王大约是性格极为暴烈之人，否则其利用都城抗拒商人，以征发城中百姓为兵、号令天下，或者进行战略转移，总不至于如此快灭亡。当然，周人在一日之内推翻商朝政权，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也非常迅速。当时的俄国是一个领土超过千万平方千米的庞大国家，列宁领导的革命党人以两万余工人赤卫队就夺取了俄国政权，原有的资产阶级政权所掌握的军队规模远远大于此，但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推翻一个大国政权，可能很困难，但也可能很容易，要取决于具体条件。商朝时期的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还是比较粗糙的，中央王国的统治是粗疏的，外部族群杂居于华夏族统治地盘，国家暴力资源尚未集中，对于都城的防备并不是那么严密，一些地方诸侯拥有大量人力物力兵力。加上商纣王比较自信自大，排斥贤臣，未曾料到周人造反，增加了周人夺权的容易程度。
需指出的是，古代中国的历史书上充斥儒家化叙述方式，其中包含了强烈的道德判断、套路化的因果推理和对道德万能的推崇。在解释朝代更替时经常使用的话语模式是：末代君王昏庸腐败无能，红颜祸水，朝政昏聩不堪，昏君残杀忠良大臣，民怨沸腾，逐步丧失天命，诸侯、权臣、农民等揭竿而起，替天行道，建立新政权。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后人大多同情和钦佩周朝，美化周人的建国历史。但不管怎么样，周人联合了西部很多诸侯和部族势力暴力造反夺权，还狠狠地砍下了纣王及其妻妾的头，大致是可信的。
2. 开国祭祀，宣示天命
推翻商朝之后，周人举行政治意味浓厚的祭祀活动，展示自己强大的武力，宣示自己是天命所在、正统所归。《史记·周本纪》称，牧野之战之后，“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逸周书·世俘解》称：“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旂、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商纣王的人头成为祭祀的道具。这种仪式具有原始性、宗教性、残忍性。
商周之际仍旧是神权思想浓烈的时代。在商朝，帝命观具有压倒性的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是国家合法性来源的官方解释。周代商，代替的是一种维系了500多年的正统政权，商人还有大量的诸侯国，因此周人反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体系。周邦原来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因此周是篡位，是臣属的造反。臣属造反必须有个说法，否则无法服人。从中国历史来看，阐释立国合法性来源是建国的极其重要的环节。周人通过开国祭祀，显示了自己的正统性。开国祭祀是周人建国行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举措。举行仪式宣告天命在我的建国模式，对于后世中国王朝更替具有重要的影响，为后世王朝效仿。
3. 分封诸侯，安抚商王族及商人
周灭商后，庞大的商人后裔需要处置，大量的盟友需要得到应有的回报，周天子也需要展示自己乃商王的对立面——仁慈的统治者，因此采取了一大批措施。
一是杀死商纣王的主要恶臣，处理商王族及其后裔。翦商后周武王对商人有一席讲话，即《商誓》，将矛头直指商纣王一人，并晓之以理、恩威并用，要求商人顺应天命服从周人的统治，如不顺从，将执行上帝的惩罚。既然商王有罪，而商人无罪，那么就应当合理安置商人，而不能虐待商人或者整个地贬其为奴。古代西方人一般将被击败的族群或者国家的民众整体性贬为奴隶甚至整体屠杀掉。周武王“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将商人封给了商纣王之子禄父，并派弟管叔鲜、蔡叔度进行监督并帮助治理。与此同时，武王抓来纣王的恶臣百人以及其他一些官员进行“燎祭”，让他们在宗教仪式中惨死。《逸周书·世俘解》提及对于纣王人头及其属下的处置。“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此外，周人还展示武力。“行狩，记政事，作武成。”这是“为了显示周朝的武力，让商人不要再生非分之想”。三监之乱后，周统治者将商人拆分、迁移，削弱商人实力，给予活路但加以限制。
二是释放被囚禁的贵族和百姓，仁慈对待百姓。周武王“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这是安抚商朝贵族、取经治国之道。
三是分封诸侯，纵向推进国家政权构建。分封制是周朝基本政治制度组成部分。周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其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馀各以次受封”。除了周武王的分封，周公也进行了两次十分重要的分封诸侯举动。分封诸侯实际上是一种政权建设，建构周朝新的政治地理结构，是周人建国中最重大的举措之一。
4. 营建成周，宣示偃兵修文
周武王获得政权后并不心安，认为未定天保，营建成周，以靠近天的中心。周武王说：“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最终“周武王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这宣示周人将要采取依靠天命、力求和平、减少战争的方式进行治国。对于和平手段的强调成为周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世周朝君主想要发动战争时，总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非难，周穆王就是一个例子。周穆王多次对戎狄发动军事行动，战功虽有限，但有捍卫周朝的用心，却总受批评。
虽然如此，开国之初，在面对挑战和叛乱时，周人亦常常大规模使用武力，镇压叛乱和造反者，巩固政权。由于周人建国时的天下万国模式仍旧存在，仍旧存在大量不服从的势力，战争仍旧是很频繁的。
5. 镇压叛乱，建章立制
正如一个新生政权建立后必然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样，周朝建立后就面临巨大的风险。周武王虽然英明，但伐商两年后去世，年少的周成王继位。此时新生的周朝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若是统治集团处置不当，可能发生严重内乱或者政权更替，导致周朝灭亡。好在此时有忠心于周的周公摄政，周公在关键时期关键位置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周公为建立统一的国家绞尽脑汁……周公在内外政治上下了很大功夫。”周公乃周文王之子，排行第四，系周武王之弟弟，周初杰出政治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称王，平息三监叛乱，进行东征，镇压了大量不服从的诸侯国，制礼作乐，使得周人的统治真正稳定下来。这些事迹见之于《史记》《尚书》《逸周书》等。“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不但有武功，还有文治。他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政治文献，对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也为后世周王施政提供了依据。
国家政权建设从来都是曲折的，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5年即1954年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的。周人的东征，征服了大量亲商诸侯国、东夷族，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李峰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周国家是第二次伐商的结果，而非武王时期的第一次伐商的产物。”
当政7年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周朝继续有建国举动。“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里的记载是微言大义，隐含了周人建国，特别是建章立制的重要信息。周朝统治者发动了进攻淮夷、东夷的战争，并进行了包括礼制建设内的制度建设和政权建设。对于周公制礼作乐一说，后世学者亦有怀疑者。大抵可这样推断：因为周公在周朝建国关键时期当政7年，又是极有作为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不错，还起草了大量具有典范意义和经验总结性质的重要政治文献，所以其毫无疑问有周朝政治制度奠基人的地位。至于周朝初期礼乐是不是都由周公所作，则不一定。周朝“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此时周人还建立了官僚体系。内藤湖南强调周公“在《立政》篇中设定了主要的官职”。《尚书·立政》写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这里提及很多官职。西周大致有四套官僚体系或者机构，包括卿事寮、太史寮、内廷管理系统、主管宗族内部事务官僚。严耕望称：“周王室已有相当完整的行政机构。”历史学者过常宝称：“西周初期的职官名有不少来自殷商，但西周职官的系统化和制度化，则是殷商所无法比拟的。”周朝官制虽然远不如秦朝发达，但官吏数量之多、官职之多、制度规范之健全、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高，在当时世界已经是顶峰了。周朝官僚体系是夏商初级官僚体系到秦汉官僚制之间的过渡形态，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6. 确定立政之根本
从历史资料来看，尚在作为商朝之诸侯时，周人就树立了仁慈、公道的形象。其建立周朝后，如何施政，是宽厚还是残暴？是包容还是狭隘？是延续商朝施政还是气象更新？如何对待商人遗民？这些是当时天下诸侯和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周人通过一系列行为，确立自己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爱好和平、宽以对待包括殷人后裔在内的天下诸侯之立国基调。
一是宣示天命和善待百姓。《尚书·泰誓》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周朝政治精英的主流认知。周人一开始之际也讲上帝，但更多强调天，越到后来越是强调天，而不再过多提及帝。帝是商人的最高神，周人立国之初自然无法完全摆脱。在当时，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帝互用。周人为了自身的统治，很有必要强调和商人不同的信仰。“周公对上帝的观念也很值得讨论。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对“天”“天子”的强调，赋予周朝统治者极大的权威。“天”的更为广泛使用并取代“帝”的地位，“天命”取代“帝命”的决定性地位，对于古代中国王朝的立国基本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天命思想最终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立国理论。
二是强调“德”与天命相连接的极端重要性，任用有德之人为官。以德治国是周人的选择。《尚书·立政》是周公写给周成王的具有政治交代意味的周朝治国经典文献，意义重大。它13次提到“德”。如：“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虽然毫无疑问周人实行亲亲的家族主义制度，但仍旧强调使用贤人、远小人。“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李硕指出：“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
《尚书·立政》书影
此外，分封同室子弟、功臣、前代君王后代等行为，显示了家族主义、仁厚、宽容、重贤的做法。通过一系列举动，周人奠定了奉天治民、敬天保民、重祖宗法、重用有德之人、崇尚和平、注重族群关系平衡等治国立政的基调。
（二）周朝建立的特点
周朝取代商朝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朝代更替，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国家构建行动，具有其自身内在的特点和规律。这些特点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周人的传统等各种因素糅合的结果。周人建国方式和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为后世王朝学习，对中国国家演进和中华政治文明发展影响深远。第一，周取代商是诸侯暴力造反的产物，武力进攻是决定性方式，属于暴力造反夺权建国。攻占商朝首都后，周人发动了多次镇压叛乱的战争。这种武力镇压叛乱、武力征服不服从者，是周朝建国的重要内容，亦是族群融合的重要方式，是中国从天下万国模式走向天下一统的重要环节。第二，周人注重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建设。周朝建立了贵族分权的有限君主制（或者说天子制）、宗法制、分封制、世卿世禄制、官僚体系、内外服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家臣制、家族制度、国野制度等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第三，周人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构。天、上帝、天命的思想是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国古人的观念，周人加入有德、保民等新元素，并极大提升有德、保民要素在天命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套立国基本理论强调周代商乃是天命所归，是天要灭亡商纣王，同时强调要保护民的利益，赋予周人极大的合法性，深刻影响了周朝国家构建和国家运行。第四，周代商带有强烈的族群冲突属性，同时也具有政治精英集团冲突的属性，而非一般性的阶级斗争。第五，周朝建国体现了周朝统治集团的睿智、团结、温和与仁慈。第六，周朝建国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建国，而非将中华大地上的全部人口、领土纳入其中，但在中华大地却是领先的、具有决定性的，是中原崛起的又一重要标志。第七，周商之间连续性和断裂性并存，是在延续性基础上的变化和发展。从地理上看，周代商是在同一空间的朝代更替、政权更替，具有空间上的强烈连续性。从制度和文化上看，周代商是存在一定断裂性的制度和文化延续。
三、周朝的国家形态
国家形态是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大成果，是一个民族政治智慧的最高体现，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国家形态集中反映国家的权力结构、政治体制、运行原理、国家和社会关系、经济形态、国家规模。理解中国，核心在于理解国家及其形态。理解周朝，核心在于理解周朝国家形态。周人到底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天子诸侯制国家的基本内涵
回望西周、东周历史，我们得到的是一本本典籍，一个个诸侯国的遗址，一个个具有感召力的概念，如天命、天下、天子、德政、礼法、保民、井田、封建、诸侯、亲亲、尊尊，等等。在晚清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意味。随着民族自信和理论觉醒不断滋长，中国人越来越不满足于所谓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东方专制君主国、王朝国家等概念，希望重新认识充满内在个性却不能说话的周朝国家、秦朝国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批判性吸收继承前人的研究，基于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提炼新概念，打造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周朝作为如此灿烂的国家，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理论材料。
在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天、地、诸侯、民、国、邦、族、家是极为常见的用语，特别是天、天子、诸侯、民。《周礼》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周礼·天官冢宰·大宰》开篇写道：“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尚书·夏书·甘誓》系启与有扈氏战于甘的战争动员令。其中写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夏书·禹贡》写道：“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还有很多古典文献，初步勾勒出一种具有强烈内在属性和特征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形态。
夏商周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具有强烈标识性，内在规律性，中国性、东亚性的国家类型。它有其内在的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由一系列构造、原理、思想、结构、机制、制度构成，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具有独特的国家形态。单纯的政治制度或者政体、王道—霸道、礼乐制度、德政、东方专制主义、君主制、宗法国家、奴隶国家等概念并不足以阐释它。国家形态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辨识任何一种独特、重要、复杂的国家类型，包括三代或者周朝国家形态。对于三代的政治，古人对此有朴素认知：“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人独特的国家观。
三代国家形态是相互继承和发展的，尽管有差异，但总体上就是一种类型。本文将周朝国家形态称为天子诸侯制宗法分封国家（the King-vassal State），简称为天子诸侯制国家，或者天子诸侯国家、天子-诸侯国家。天子和诸侯不但是周朝文献中出现非常多的名词，也是周朝最重要的政治实体，是社会结构的最重要部分，非常鲜明地显示这个国家的样态和结构。这种国家形态能够统摄的领土达到百万平方千米级别。天子诸侯制国家是以天子—诸侯为核心结构的国家形态。历史学者葛志毅认为：“天子分封诸侯是周代国家形式得以建立的基本方式。”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西周帝国政权的前身周国即是殷商帝国的一个诸侯国家，因此，西周的国家体系即是诸侯国家的礼法体系与殷商的制度体系的结合。”由此，天子诸侯制国家构成一个非常独特、非常重要的国家类型，也构成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秩序类型。
“诸侯”有两重含义。其一，它是周天子统辖下的列国或族群（两者可以统称为政治经济文化实体）首领的统称。比如说，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附庸。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周朝爵位体系上的“诸侯”。从国家形态层面来理解，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前，秦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其君主或领袖都属于本文意义上的“诸侯”。（本文意义上的“诸侯”的爵位不一定要等于周朝实实在在的诸侯，可以更低。）其二，它还有诸侯国的意思，对应的是周王室所在的中央王邦。这里的诸侯国是政治学上的理想类型，在实践中包括封国、方国、服国、部族势力等，即天子统治之下的一个个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诸侯国的大小、实力、政治地位、治理结构、族群构成未必相同，其发挥的作用、活动的频度也存在差异。这就是天子-诸侯结构的丰富性、多样性、多元性。由此，天子诸侯制国家至少包括三大主要结构。第一，天子-诸侯（公侯伯子男等）结构。第二，中央王邦-诸侯国（封国、方国等）结构。第三，天地家国同构结构，即天、地、家、国逻辑同构、相互互撑、相互制约。三个结构相互联动和影响，构成了天子诸侯制国家的主体性结构和框架。
在天子诸侯后加一个“制”字，有两点原因。其一，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高度结构化、长期化的。在长达1800多年的天子诸侯制国家时代，始终存在天子-诸侯结构作为国家主要政治结构。其二，周朝存在包括册命仪式、朝贡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制等大量制度和宪制惯例，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是整个周朝基本制度的核心所在。加上“宗法分封”一词，因为这是周朝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宗法制、分封制鲜明地揭示了周朝政治秩序、政治制度的特色。因此，“天子诸侯制宗法分封国家”或者“天子诸侯制国家”，鲜明地彰显了周朝国家形态的内涵和主要特征。
（二）天子诸侯制国家的演变、分类和定位
为了更好认知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有必要从中华国家起源、早期国家理论、夏商周历史的长周期、东亚历史等视角来讨论其演变简史、类型和定位。
1. 天子诸侯制国家的演变
中国人将夏商周并称为三代。三代的国家形态在具体层面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还没有大到破坏国家形态的整体结构和本质属性从而变成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它们皆为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夏朝乃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的形成期，商朝为天子诸侯制国家的发展期，西周乃天子诸侯制国家的成熟期和顶峰期，东周乃天子诸侯制国家的衰亡期。天子诸侯制国家是从中华文明起源时的满天星斗模式演化而来，是建立在成千上万个古国、部落等基础上的早期国家形态。同样为早期国家，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区别于古希腊城邦。古希腊城邦体系更小、更松散，不同的城邦之间并无等级关系，缺乏一个可以统摄和辐射全希腊范围的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天子诸侯制国家有一个天下的共主——天子，是有全国性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由于很早就有全国性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演进的不同道路。
2. 天子诸侯制国家的分类
从夏朝到商朝再到周朝，中国历史经历漫长演化，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也经历演化，总体上可以分成两类：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夏商大致可以归为天子诸侯制国家初级形态。这时的中央王邦和各地的诸侯、封国、方国、部族的关系相对松散，整个国家整个统治范围也比较小。从现代中国960多万平方千米的疆域来看，当时还存在大量不属于中央王邦统治或者影响范围的地方、部落和古国。当时最高统治者所分封的诸侯还不至于规模极大、数量极多，还没有演进到周朝那种姬姓贵族-殷人后裔-当地族群结合并绳之以严密的爵位体系和宗法体系的封国模式。天子诸侯制国家初级形态具有较强的部落性、原始性、暴力性、宗教性。到了周朝，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演进到成熟阶段，王权的权威进一步增强，分封制和宗法制密切结合，天命论演化为天命保民论，礼法系统比较健全，制度比较严密，可称之为天子诸侯制国家高级形态。这时的国家形态是比较成熟的，治国理念具有更多的人文性、世俗性，人祭行为大规模减少。
天子诸侯制国家是一种内部各类要素相互支撑的、缜密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国家形态。天子-诸侯结构，国—家结构，天、天命、德、王、万民、臣下、官、奴仆、礼、法、刑等，都是天子诸侯制国家的核心要素。这种国家形态在中国延续时间约1800年，即从夏朝到周朝解体（前21世纪至前256年/前221年）。基于亚洲东部大陆的地理结构、生产力、族群关系、气候条件等现实，它大致分成了三个主要阶段：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主要阶段也是三个政治周期，可以称为政权周期。三个政权周期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家形态完整的周期。当然，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基本上也是平行的，但他们作为历史的主角、国家形态的治理主体却有着不同的时间。无论是从当时的实践来看，还是基于中国乃至于东亚的历史叙事来说，他们只能分成三个接续的朝代。他们获得正统的资格，只能从他们推翻前朝的统治那一刻算起。谁是天子，谁是诸侯，不在于是否并行，而在于谁获得了天命和正统。
3. 天子诸侯制国家的定位
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是真实存在的国家形态，不是虚构的。它是中国自古国时代以后的第二个主流国家形态，是东亚早期国家的主要形式，是人类早期国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人类探索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极重要尝试，是人类走向成熟国家形态的最重要实践之一。天子诸侯制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带有“国际关系”意味的政治社会秩序，这里的“国际关系”和今天的国际关系并不相同，可以称为天下体系。天下体系具有道义性、等级性、互惠性、成员单位较强自主性。天子诸侯制国家形态包含了中国人的最初的国际秩序观，夏商周就是中国参与构建“国际关系”秩序的第一次实践。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