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乌克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的必要外部条件；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寡头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并俘获了国家权力，形成了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变化的主观因素，精英水平影响国家形态的塑造。

　　 【关键词】乌克兰 华盛顿共识 寡头资本主义 国家形态 政治转型

　　 现代国家形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类型，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及治理绩效”。国家形态理论不仅可以用来考察国家政权运转的行为，还可以为评价政治转型质量提供重要的考察视角。根据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将国家形态划分为：发展型国家形态、自主型国家形态、依附型国家形态、勾结型国家形态、俘获型国家形态、掠夺型国家形态和失败型国家形态等。即便选择同样政治制度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国家形态，每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周期性和相对性。本文试图运用现代国家形态理论去回答在相同国家制度背景下，乌克兰与其他原苏东国家在相近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进行政治转型，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原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都实行了代议制、三权分立和政党政治等制度，但政治转型的效果却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平稳地实现了政治转型，有的国家则仍处于混乱的政治困境中。乌克兰的政治转型历程较为曲折，经济上沦为后苏联国家中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政治上寡头政治一直盛行，政治秩序长期混乱，政治腐败现象泛滥。乌克兰为政治转型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反面案例，不仅因这个国家有着较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还因其寡头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权的俘获和掠夺，导致国家的治理水平较差。梳理乌克兰寡头利益集团与国家政权关系形成、发展和治理的过程，有助于更好理解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质量的因果关系。按照“观念—行为—绩效”的分析路径，可以揭示不同国家形态产生的因果关系，以及国家形态转变的内在逻辑。乌克兰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研究30年历程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也为其他国家的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国家形态既是国家政治转型的后果，也是影响政治转型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介绍对乌克兰政治转型有密切联系的现代国家形态理论，然后梳理乌克兰独立30余年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厘清从库奇马、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到乌克兰危机之后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执政时期乌克兰的国家形态发展轨迹，以此来验证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质量的关系。

　　 一 依附型国家的形成与发展（1991~2004年）

　　 按照杨光斌教授的定义，依附型国家指的是国家职能或国家的政治行为附属于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经济行为处于中心而政治行为处于外围层次，是经济发展和扩大的被动反映。依附型国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家丧失了公共性，偏离了自己长远的目标，被私人资本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作为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政治行为依附于经济利益、财团利益、民粹利益。在依附型国家形态下，按照国家与资本的关系，还可以细化为勾结型国家形态、俘获型国家形态和掠夺型国家形态等，这只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国家与资本关系的具体表现差别。这些所谓的新型国家形态，都只不过是工具主义国家的翻版或另一种表达，是工具主义国家的衍生形态或变体。无论国家以何面目出现，用何手段管理社会，维系利润(财富)增长的价值会贯穿始终，而且无论国家形态变迁的过程怎样千回百转，最终都会落脚到相互依赖、决策分散、民主的自主性国家。

　　 在经济转型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比 “华盛顿共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更流行的经济转型理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大力推动下，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后苏联国家纷纷采用这个经济转型方案。“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原则是新自由主义，提倡国家对经济最小化干预的学说。

　　 （一）克拉夫丘克时期：国家转型在制度和法律上的准备

　　 1991年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并没有将政府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改革，而是放在努力维护国家独立和重构国家制度体系上。独立伊始，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的工作重心是争取外交和军队独立，尽快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与大国建立外交关系，争取获得大国对乌克兰主权的承认和领土完整的保障。当时的美国布什政府对乌克兰外交的重点是确保核武器的安全，以及劝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克拉夫丘克以此为契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对乌克兰提供“弃核”的安全保障，以及从美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克拉夫丘克在内政上的工作重心是国家权力机关建设，无力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从1991年到1994年，乌克兰完成了从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向独立国家的转变。独立之初的乌克兰来不及制定新的宪法，因此沿用1978年苏联时期制订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并对其进行了 200 多项修正。新生的乌克兰成立了包括军队、法院和政府在内的国家机关，利用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危机，将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和平地过渡到乌克兰的治下。1991~1994年三年间，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了约400部法律，其中较为关键的法律有《土地法》《关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法律》和《关于国有中小公司私有化的规定》等，为经济改革确立了基本方向。1992年3月，最高拉达还批准了《国家经济政策基础》，该文件强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以国防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将物质和劳动力资源重新分配到向民众提供消费品的工业中。新的《土地法》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设立和经营私人农场。有关私有化的法律在市场经济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定了私有化的方向与基本方式，规定国家向每一位国民颁发私有化证书（凭证）。这个时期的乌克兰主要完成了从苏联加盟共和国向主权独立国家的过渡，搭建起新的国家权力机关，确定国家对其领土和边界控制的有效性，确立政治转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

　　 （二）库奇马第一任期：私有化造就寡头利益集团，形成勾结型国家形态

　　 库奇马在1994年总统选举中胜出，他执政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防止经济崩溃和民生危机。库奇马政府在经济上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奉行自由化、稳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从1994年开始，库奇马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和纲领。除了坚持财政稳定化、价格自由化和商品市场化之外，改革企业所有制成为库奇马政府的一个政治任务。库奇马政府加快私有化改革进度，将私有化范围由中小型企业扩大到石油、天然气和化工工业等大型国有企业。库奇马的经济改革不仅是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同时还希望通过私有化达到摧毁强大的苏联官僚体系的政治目的。库奇马认为，强大的苏联官僚集团是国家独立的巨大威胁，要迅速而彻底地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残余。到1997年私有企业数量已占74.1%，生产规模占63.6%。

　　 在库奇马第一个任期里，稳定经济的改革取得不错的结果，恶性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国民经济急剧恶化的局面得到缓解，经济明显企稳。库奇马执政期间共颁布了四个私有化计划，超过10万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库奇马政府负责私有化的是国有财产基金主席尤里·叶哈努罗夫，他的私有化思想与俄罗斯 “私有化之父”盖达尔十分相似，但私有化速度更慢，私有化规模相对更小。1995年乌克兰对16 265家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其中80％是小型企业，在决定实行股票化改造的3 000家大中型企业中，有1 445家企业出售超过50％的股份。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叶卡努罗夫凭借扎实的政治技巧，在西方经济顾问的技术援助下，解开了许多阻碍私有化的难题。像俄罗斯的叶利钦一样，库奇马主要通过总统令而不是通过立法来推动私有化。

　　 乌克兰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在技术上更为复杂，在政治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这部分私有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内部人私有化、私有化凭证和公开销售。国有财产的大部分几乎是免费提供给经理和雇员的。1998年，私有化工业企业中17.5％的股份属于管理人员，另外47％的股份属于受雇工人，这个比例超过了同一时期的俄罗斯。实际上，企业管理者控制了工人股份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估计，私营部门在乌克兰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93年的15％增加到1997年的55％，确保乌克兰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到库奇马卸任的2004年，乌克兰私营经济占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的70％。

　　 在库奇马第一个任期里，他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本土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这些来自东部和南部工业区的企业高级管理阶层逐渐合法地“接管”了曾经的国有企业，他们的身份也转变为私有企业老板。库奇马为首的官僚阶层在私有化中扮演着导演的角色，各地方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则围绕其周围，按照一定的政治文化和规则行事。如果说在库奇马时期，他还扮演着寡头们的合作伙伴和政治导师，决定哪个寡头利益集团有资格与国家权力进行交易，决定谁可以参与具体的战略资产项目的私有化，那么到了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寡头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就已超越总统的影响力，国家权力与寡头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国家权力已成为寡头们的附庸，乌克兰演化成俘获型国家形态或者掠夺型国家形态。总统、政党、议会和政府甚至司法部门一定程度上成为寡头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垄断利益的“政治工具”。利益集团纷纷扶持自己的政党和政治家，有些寡头甚至亲自出马参加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顿涅茨克寡头集团的艾哈梅托夫、寡头菲尔塔什主要支持地区党和亚努科维奇，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集团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和其他寡头支持尤先科、季莫申科，以及政党“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联盟”。寡头波罗申科和平丘克喜欢多方下注，与其他各派都维持着合作关系。在库奇马之后的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时期，寡头本人担任政府总理、部长和议会专门委员会主席已经十分普遍。

　　 （三）库奇马第二任期：寡头利益集团催生掠夺型国家形态

乌克兰寡头利益集团崛起于库奇马时期，通过国有企业股份化和私有化迅速积累大量财富。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不是出售给出价最高者，而是主要面向企业管理层和官僚阶层。大型国有企业和矿山资产则通过有条件的拍卖进行，政府与利益集团勾结，为拍卖设定了诸多的政策门槛，将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挡在门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能源、化工和冶金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转移到私人手里，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产业都被几个金融工业集团所垄断。在库奇马为首的国家官僚阶层扶持下，利益集团与官僚集团合作，一起通过产权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将国有资产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据为己有。从1995年开始，乌克兰向将近5 000万国民免费发放了不记名的私有化券，这些私有化券可以用来购买拍卖的国有企业股权，外国公司和外国公民被排除在私有化拍卖之外。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官僚阶层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及私有化初期法律漏洞，大肆低价收购普通公民手里的私有化券，以极低价格获得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最终创造出一个超级财富阶层——寡头。2004年，乌克兰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克里沃罗什钢铁厂以8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给时任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和寡头艾哈梅托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