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李邕传》云：“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这是一位大作家为人撰碑的丰收。杜甫《闻斛斯六官未归》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杜诗详注》卷十）这是一个小文人为人撰碑的苦况。大作家、小文人撰碑都有收入，可见这是唐代的社会风气。韩愈当然也不例外。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六《立碑》云：“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复以多为贵，千言直万赀。为文彼何人？想见下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思贤者嗤。岂独贤者嗤，仍传后代疑。古石苍苔字，安知是愧词！”（《白居易集》卷二）据诗前小序所云，是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长安所作。此诗反映出：中唐时，撰碑文人为贪得润笔之资，“下笔”充满“愧词”，也就是“谀墓”。
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记载刘叉讥韩愈“谀墓”。李是崇拜韩的人，不至于造谣中伤。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刘禹锡集》卷四十）顾炎武认为这四句“可谓发露真赃者矣。”刘只说韩撰碑收入多，未说“谀墓”，而顾理解为“谀墓”，可见韩“谀墓”形象，深入人心。
韩愈所撰碑、志，有没有“谀墓”之处呢？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四十《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评语：“观（韩）弘本传及李光颜传，载弘以女子间挠光颜事，与志正相反。退之谀墓，亦已甚矣！”姚也是韩的崇拜者，批评韩“谀墓”，不会是恶意，而是出于惋惜。其实，碑、志是应死者家属或门生故吏请求而作，势必隐恶扬善，甚至无中生有地进行歌颂。一般作者如此，韩愈亦所难免，不必为他辩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云：“因见近年……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其著者大致非当时高才文士，而其所用以著述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是昌黎河东集中碑志传记之文所以多创造之杰作，而谀墓之金为应得之报酬也。”这一段话，只能说明韩愈碑文的艺术性，而不能说明“谀墓”是值得效法的。
——本文原载《卞孝萱文集》第3卷《冬青书屋笔记》，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如有引用，请据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