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广事变前，对国民党西南军政集团的统战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导。在上海临时中央局部署下，以胡鄂公为代表的香港特科组织联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推动西南反蒋做了多方面工作。两广事变爆发后，西南以“抗日”名义出兵湖南。蒋介石被迫抽调“剿共”军集中湘黔备战，各地红军压力顿减。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性抗战形势，一方面宣布愿与西南结盟，另一方面部署红军主力会师甘南，策应两广，并派云广英南下联络。潘汉年在港则以“中央代表”名义领导胡鄂公等推动粤桂实行联苏联共。西南在军事受挫时也倾向以联苏联共化解困局。陈济棠下野后，桂系为独自抗蒋确立“联苏联共”方针，派钱寿康北上与中共中央商洽合作。后虽因蒋桂妥协致合作暂缓，但此类高层互动既为双方建立起常态联络渠道，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西南 两广事变 统一战线 胡鄂公
1936年9月22日，在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际，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位西南方面领袖，对其向中共中央提议签署的“抗日救国协定”给予高度评价。函谓：“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此协定既是两广事变中西南方面采取“联苏联共”策略的表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此前对西南统战工作之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西南关系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多数仅从中共中央视角出发并主要依靠云广英个人回忆展开，很多问题都无法深入。不仅香港地方党组织活动情况难求其实，就连毛泽东信中所提“钱寿康”之身份也无确解。这些缺漏不仅使得双方在事变期间诸多互动都令人困惑，也直接导致中共中央为应对事态变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的调整及其脉络模糊不清。为此，笔者拟以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西南统战的不同线索为中心，利用新出胡鄂公信札等史料，兼顾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称“中共代表团”）及香港特科组织三重视角，还原双方关系演变的动态历史过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
对西南统战之初步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西南军政集团的统战发轫于华北事变引发的全国军政变局，并以福建事变后败退香港的“十九路军集团”为中介。1935年3月10日，曾参与福建事变并担任文化宣传主任的胡秋原在莫斯科向王明等人转交该集团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信中谈到：十九路军仍以抗日反蒋为宗旨，“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同盟军和今后我们与之联合的政党”；近年蒋日妥协引发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尤其蒋介石与西南方面矛盾持续叠加，“我们应该加剧统治阶级营垒中的这种分裂”。胡向王表示，如对此信没有意见，代表团“可以提出开始直接谈判的具体建议”，“军事方面的问题”最好在香港进行讨论，因该集团主要领导人陈铭枢等均在香港。
事后中共代表团派遣胡兰畦前往香港了解情况，军事问题的讨论则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人南下推进。6月23日，临时中央负责人刘仲华即致函胡鄂公，促其南下全面领导对西南统战工作。函谓：华北事变的发展导致民族危机加剧，“如果我们在这时能抓紧华北事件而造成与开展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对于中国革命的民族自卫战，而且对于红军击破KMT的围剿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有极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前因反蒋问题使西南方面在统战工作中的地位愈益凸显，“在反蒋方面你是有极丰富的经验”，对十九路军集团的工作“亦须要你去领导”，且该集团“与红军谈判问题无疑的要更开展起来”，“因此请你速即准备与子珍兄一同赴西南”；形势不容犹豫，“相信你去后对于西南反蒋工作将有极大的帮助，必然造成与扩大西南和南京的冲突，而成为有利于红军、有利于全国反日运动的军事行动”。
此函赋予胡鄂公的任务就是利用其与十九路军集团的关系，领导党对西南方面的统战，推动粤桂抗日反蒋战争爆发，促成全国抗日军事行动。“子珍”为何人，已难确考。从后来西南统战工作部署看，应为时任香港特科组织负责人的钱寿康（详后）。原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6月间也曾有函促胡南下，胡以“近抱痼疾”为由婉拒。接到刘函，胡在7月已决心南游。旋因上海临时中央遭遇破坏未即成行。约在此时胡兰畦到香港，先找到中共秘密党员梅龚彬，入住陈铭枢公馆，后在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梅配合开展对西南之联络。
关于这一时期香港党组织的情况，一般认为仅有个别党员活动而无统一组织。但据相关线索，此论颇可斟酌。当时在广州的王均予后向中央报告说，薛尚实1936年奉命到港创建南工委时曾与“党在香港一个特殊工作机关”接头。另据时任中央特科总部负责人王世英回忆，彼时香港不但有党组织，而且明确其领导人为钱寿康、胡鄂公。钱寿康即钱纳水（1892—1973），与胡鄂公为同乡同学，民国初年与胡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1928年到上海与李达等创办昆仑书店，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次年冬被国民党逮捕，以声明“脱党”获释。出狱后，经党组织安排疏散至香港，从事特科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港“特殊工作机关”正是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坏前所设之“中央特科西南中心区”。9月2日，刘仲华在致王明等信中说：临时中央局7月遭受国民党破坏后即对特科系统进行改造，将其主要活动分散到各中心城市，设六大“中心区”（即平津、武汉、长沙、京沪、西南、蓉渝）；总部设平津，办事处在沪，以“总部领导各中心区和办事处”。西南中心区“管理粤桂闽三省工作”，“任务最主要的是在推动西南反蒋抗日运动”。人事上，“现在北方负责的是余，上海办事处准备为丘，西南的为钱”。“余”为王世英，“钱”即钱寿康。特科西南中心区（下文称“香港特科组织”）负责人为钱寿康，可与王世英回忆互证；核心任务是推动西南反蒋战争爆发，也与刘氏前致胡鄂公函相合。
梅龚彬说他在港直属领导是胡鄂公，但在胡未南下前，香港特科组织的领导人应只有钱寿康。胡兰畦、梅龚彬最初对西南方面的联络也主要受钱领导。当时陈铭枢等为重建十九路军，曾求桂系代为招兵，故常与桂方代表往来。在此情形下，胡兰畦便经桂系要人潘宜之介绍有了南宁之行。8月间，胡兰畦入桂见白崇禧、刘斐。白仅作礼节性交谈，刘则谈了统一战线问题，表示“同意再与共产党合作，促成各党派的大联合”。潘宜之甚至透露桂系有建立独立抗日政府及与共产党合作的设想，希望能得“苏联的支持”。因所涉问题太大，胡决定把这些意见带到香港，等潘汉年到后讨论。后因潘于8、9月间直接从上海前往莫斯科，此事即暂告中止。稍后桂系高层在讨论对日抗战策略时，确曾谈及外交“联俄”及与“国内之共产党”“共同一致”之设想。
9月25日，在李济深召集下，以十九路军上层将领为中心联合其他反蒋民主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又称“大同盟”），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并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李章达等组织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中共党员梅龚彬、宣侠父、陈希周也在同盟担任要职，发挥特殊作用。梅龚彬后来甚至说，“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战策略也正展开重大调整。
8月1日，中共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告“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0月间，上海临时中央局发出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讨蒋“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其形式可分“上层统一”“下层统一”及“上下层统一并用”。该信为上海临时中央局以“中央”名义所发。从此前只进行下层统战到推动各层级统战，提示着中国共产党统战方针的一个关键转向。
这个新统战方针是随着长期在国内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到苏联后开始加速推进的。10月15日，潘汉年在莫斯科报告红军与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中的“上层统战”工作，检讨说：“我们不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而是人家派代表来找我们的。如果我们正确地实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那么今天中国的军事地图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会取得更多的成就。”两周后王明告诉季米特洛夫，最近十九路军集团联合其他反蒋派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利用“武装抗日、与中华苏维埃媾和、同苏联结盟”三大口号凝聚人心，其领导人陈铭枢“现在打算到这里来同我们（中共和共产国际）谈谈”；据说蒋介石也想“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
鉴于国内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中共代表团认为实施新统战策略的时机已然成熟。12月9日，《救国时报》发表由潘汉年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呼吁书，将统战范围扩至所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包括蒋介石，提议立即举行各方代表联合谈判。不过，当时中央红军甫经长征到陕北，未能立即掌握此新情况。直到11月18日张浩到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中共中央才逐步推出新统战策略。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强调，“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
对于两广方面以“西南两部会”名义开展的反蒋斗争，中共中央总体认为他们受日本控制，在蒋日妥协背景下很难真正发起抗日反蒋战争。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只是陕北与西南相隔辽远，并未很快成为中共中央上层统战的重点。与西南方面进行具体接触的仍是以钱寿康、胡鄂公为中心的香港特科组织。
胡鄂公前因临时中央连遭破坏未能成行，1936年初为接洽陈铭枢访苏才正式启程南下。据家书载，胡氏于1月19日下午1时半抵香港，香港特科组织的梅龚彬、陈希周到岸相迎。次日，陈铭枢为胡设宴洗尘，座有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翁照垣。胡鄂公隔日再晤蔡廷锴，并打算二三日内见王季文，后即“整装入桂”。王季文名乃昌，为李宗仁信重之人。胡见王，当为联络桂系做准备。不过，胡与桂系接触的最大助力还是与两广均有重大关联的李济深。
2月初，胡鄂公函告李济深，“弟于上月十九日始抵香港，适以旧病复发，未能趋赴左右，恭承教益，罪甚、罪甚。国难至此亟矣！弟以为扶危起衰，仍非先生莫属”，“弟拟于真如先生去国后躬赴梧州，亲聆荩筹”。“真如”即陈铭枢。11日，李济深复函：“胡兰畦女士来，接颂惠示，知拟枉驾敝里见教，至所欢迎，惟间关数千里，足见为革命之热诚，尤令晚惭悚而感奋耳。”“晚”为李氏自谦语。次晨，陈铭枢乘太古蓝烟通轮离港，胡即前往梧州。从胡鄂公到港后的活动轨迹可知，此行正是为了执行上海临时中央所赋予之西南统战任务。梅龚彬很多年后还记得，胡到港后即与钱寿康在香港党组织内坚决主张推动西南方面抗日反蒋，并与大同盟高层李济深等相互配合。
当时李济深因避刺汪案嫌疑退居老家梧州料神村。2月21日，胡鄂公到梧州见李，住料神村三日。三日间，李、胡所谈主要议题即为策动西南反蒋。临别李还为胡“作两介绍函”，一给李宗仁，一致桂系驻粤代表张任民。李济深在致李宗仁信中说：“胡南湖先生，国之名宿，想经鉴及。先生自前岁经忧患后已谢绝一切政治关系，避扰南游。然以国家民族之危亡迫于眉睫，于心终有所不忍也。兹以赴广州观察之便，因请其一谒麾下，务乞开诚与以接见，讨论一切，必能有禆于国家民族前途也。”回港后，胡计划四五日内到广州见李宗仁。
为准备广州之行，胡还联系了陈济棠亲信但衡今。可见胡的活动仍以整个西南为对象，非仅限于桂系。在广州见过李宗仁后，仍拟见白崇禧，因而再请李济深帮忙。3月17日，李济深告胡：“前后三教均拜悉，弟曾电邕白君，如赴粤，约其到舍一晤，未接其覆电也。南宁之行未定，长者能再来梧教益，至所愿也。”“邕白君”即南宁白崇禧，“长者”为李对胡之尊称。或因时机不洽，胡直到两广事变爆发才在南宁见到白。在此期间，胡兰畦随陈铭枢另道赴苏，经巴黎时将其在港工作情况向吴玉章作了汇报，吴则将之转达中共代表团。
在李济深作为香港特科组织与粤桂中介推动西南反蒋之际，陈铭枢也抵达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进行直接谈判。4月16日，王明等向共产国际报告，目前十九路军集团是最早公开表态愿“同红军和中共缔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势力，建议可与之在抗日宣传方面合作，也可在闽赣两省红军游击队与隶属于该集团的“所谓人民军及其他队伍”之间缔结统一战线。报告还特别提到，因日本侵略加剧，“蒋介石和所谓西南集团之间本来就很尖锐的斗争更加激化”，桂系多次“派代表去香港找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就与红军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和同苏联和中共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现在西南方面“在胡汉民的领导下正在加紧准备同蒋介石作斗争”。这一斗争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对蒋的斗争，应加紧“同桂军、粤军和川军建立统一战线方面开展活动”。中共代表团判断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于是派潘汉年回国推动各方合作。
在国内，由香港特科组织推动的西南反蒋工作此时也取得重要进展。5月1日，因西南形势紧张，胡鄂公再赴广州见李宗仁。同时遣宣侠父持函到梧见李济深。9日，李济深告胡鄂公：“宣君来，陶先生继至，出手示亦经拜悉。德公回桂，事前曾着人到舍，约会于梧州。先生所示各节均经谈及，国际方面云苏方已经由胡派人进行，而法方亦在进行中，国内武力亦在进行云云。”“德公”即李宗仁，“胡”为胡汉民，“陶先生”为陶行知。二李相见时依次谈到西南方面与苏联、法国的联络以及国内反蒋武装准备问题。这些问题也应是胡在广州与李宗仁会谈之中心。李宗仁说胡汉民已派人联络“苏方”，可见西南方面在事变前“联苏”的筹谋及动作。
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西南方面顿失政治依托，但未影响其“反蒋”步伐。17日，李继业在南宁函告胡鄂公，胡汉民逝世消息到桂，“闻者均甚惋惜”，“但此间方针不致有所变更”，白崇禧“已飞粤”。正是白崇禧此次赴粤之行，最终推动陈济棠走上“抗日反蒋”之路。在此风雨欲来之际，潘汉年带着在西南组织反蒋统一战线的任务回到香港。在香港，潘不仅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联络各方，也取得“中共中央代表”正式名义。自此，香港特科组织对西南的统战也就集中到中共中央代表的领导之下。
二、 两广事变前期中国共产党
对西南统战的双线并进
1936年6月1日，西南两部会决定命两广军队北上抗日，并吁请南京方面领导；次日发布“冬电”，略谓日本侵我愈亟，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4日，陈济棠、李宗仁率两广将领通电拥护“冬电”，誓“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西南两部会随即将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训令两部“迅为准备，出师抗日”。8日，白崇禧飞桂林，校阅湘边桂军。桂军随即入湘南，占永、郴二州。9日，粤桂两军分别下达抗战动员令。桂系第四集团军动员布告称：“本军此次北上，以抗日为唯一目标，反对一切内战”，“不分界域党派，欢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一切抗日民众力量，加入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线”。此处“不分界域党派”，已寓“联共”之意。
对于西南的行动，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虽表宽容，暗中却连番调兵对西南备战。6月7日，蒋即预备对西南战斗序列，并委派驻浏阳第77师师长罗霖为衡阳警备司令。次日，预定第18军22日前集中抚州，第88师集中衢严道，第80师集中平汉，并限第1师胡宗南部16日前集中长沙。蒋介石对西南备战的直接后果是被迫调出各区“剿共”大军。此举不仅使中央红军在西北的军事压力顿减，也让散布于闽粤湘赣边的南方红军游击队获得喘息之机。尤其是胡宗南部调湘，既对中共中央加速构建“西北大同盟”提供了外部环境，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西北会师步伐。至此，推动西南反蒋战争爆发的统战目标实已部分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此前由香港特科组织所推动之西南统战工作不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构建富有价值，对促进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也有意义。
作为西南“抗日反蒋”的重要推动方，潘汉年、胡鄂公等在港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联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迅速行动。6月2日，李济深再向李宗仁、白崇禧推介说胡鄂公“富于经验，广于交游，至可借重”。胡到南宁，与白崇禧“数度晤谈”，并向桂方各要人宣传“联苏联共”策略。在致李任仁（字重毅）的信中写道：“弟以为今日之事非建立联合阵线、恢复民众运动、联俄联共无以保证最后之胜利”，“先生与德、健二公共患难久，发言较便，设能使粤桂当轴及今作桑榆之图，实为民族国家之大幸耳”。与此同时，胡也向粤方贡献“联红抗日讨蒋”之策。11日致陈济棠函谓：“此次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似宜通电全国，希望国中各色军队一致抗日”，“共产党之红军为日本、蒋介石之死敌，在抗日讨贼一点上实具有共同意义”，“为增加蒋军前进困难，暗中放路，使其在赣南暨赣江之红军得以集合闽边，攻扰蒋军之后”。
因陕北消息闭塞，中共中央直到事变爆发一周后才作出反应，但支援西南抗战的态度是明确的。6月8日，毛泽东告诉红色中华社记者：“在广播中听到广东的消息，说两广的军政领袖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在广东成立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南京政府没有接受广东的要求，因此两广抗日救国军已经向北推进，讨伐汉奸蒋介石，并北上保卫华北地区，这样看来战争是不能免的了。”对于事件性质，毛谓：“吾人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次日，中共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粤、桂反蒋连日均有所闻，唯具体情况不明”，“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6月9日前后，胡宗南部开始换防，预计12日前集中完毕准备开拔。中央红军对此高度关注。红军大学的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两广此举虽有帝国主义背景，但这面旗帜的竖起对群众是有影响的，“对革命是有利的”；后又注意到桂军到永州，粤军到郴州，“‘进剿’我们的总司令（陈诚），主力军（胡宗南）均已南调，天天在上空威吓我们、掷炸弹轰炸我们的飞机也调走了，这马上就对我们有益”。此后，中央加速确立对西南的支援及联合方针。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西南问题。周恩来报告说，西南事变“总的口号表现抗日的、革命的”，“可以利用这次事变将运动推动到广大范围及更彻底道路上去”。王稼祥说：“西南行动政纲我们不清楚，但内部有左的及右的，同两广要联合，但也要善意批评及建议。”张闻天谓：“两广［事变］是人民武装抗日的开端，左倾分子到两广是人民阵线的开端。”会后中央即发布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除公开宣布愿与西南首先结盟外，中共中央还具体制定“出兵响应”之实策。6月18日、19日，中共中央连电红二、四方面军，强调两广事变是中国革命转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标帜”，“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因而，“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目前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二、四方面军乘机出甘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27日，朱德等复电，两军“现正在热烈准备东进配合一方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随即发布北上命令谓，“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特遣红大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作为重要代表南下。
至此，中共中央大致形成以公开宣言作舆论支持，以三大主力会师甘南作军事策应，以及派出代表南下直接联络的对西南统战工作布局。而当中共中央公开宣言愿与西南结盟后，西南也加快了“联苏联共”步伐。6月17日，刘斐告诉胡鄂公：“西南因军事未能如意发展，今后只有贯彻抗日救国主张，从事政治斗争之一途。关于任公及先生之借重，斐与李重毅先生已有数次进言，料不久必因利害之需要，而现诸事实也。”所谓“军事未能如意”，指中央军罗霖部于6月10日抢占衡阳。此事标志着西南事变从军事行动转向政治斗争。而局势一旦转向政治斗争，中共中央与香港特科组织对西南统战工作均显出成效。
白崇禧首先决定“联苏联共”。6月21日，李济深函告胡鄂公：“昨李任仁先生又奉白公意，向弟陈其联苏之切与决心，并盼此事急成，且如不能整个西南办，必欲单独先办，且欲晚为其负责。晚以为先生必已到粤，故书函交彼到粤谒先生，是则先生应从速赴粤晤彼为至要也。赴北之使，彼又不谈。或因弟无意于此，故不便再说，未可定也……桂方已有走上革命之路之趋向。吾人务善为诱掖，真心爱护之，至为感祷，并盼转中共方面同志为要。”此函信息量很大。从李任仁转述白“联苏之切与决心，并盼此事急成”的表态，可知“联苏联共”已成桂系在军事不利情势下的救急之方。“又奉白公意”，可知桂系“联苏”意图之表达已非初次，所以李济深才说“桂方已有走上革命之路之趋向”。当时潘汉年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主持对西南接触，“中共方面同志”即指潘而言。所谓“赴北之使”，应为桂系派往上海寻找陕北关系的王公度。
在李任仁到梧州同日，王公度已到上海与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展开谈判。6月25日，冯将双方接触情况向中央报告说，王公度保证西南方面此次反蒋态度坚决，“望各界各派特别是CP和他们合作”，“他们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双方商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致行动：（一）舆论与宣传；（二）群众团体之策动与配合；（三）军队上之联络；（四）浙赣线、粤汉线、平汉线等路交通工人群众之影响；（五）浙、赣、闽、湘、皖、鄂等省红军游击队。可见，桂方所欲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领域广泛又细致，末项几乎涉及全部南方红军的配合问题。
潘汉年也在香港接触粤桂两方人员，在致王明信中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希望同他直接谈判，陈甚至表示同意与闽粤赣边红军项英、张鼎丞部缔结协议；只是目前未必能达成具体协议，因两广都希望弄清有关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但不论如何，“我们应该利用这次事变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减轻项英和张鼎丞同志部队的困境”。他还派胡愈之到上海联系冯雪峰，请冯来港“私下交谈”。6月26日，胡到沪找到冯。次晨，冯函告中央，略谓昨晚他已与胡愈之会谈，获悉潘汉年已回港，“潘即可来沪并云要来会你们，彼带有极重要的必须彼亲口传达的战略上的话”。随后冯即南下，在港住四五天，与潘面谈四五次。
从中国共产党对西南统战工作的全局看，冯雪峰此行意义非凡。它大体代表着以胡鄂公为中心的香港特科对西南的上层联络，经过潘汉年、冯雪峰的活动，正式与中共中央的西南统战工作产生了交集。此前各自进行的两条线索，在这种关联中开始形成合力。但西南方面意志却不统一。当粤方尚存犹豫之际，桂方决心单独推进以“联苏联共”为中心的“连合战线”。30日，李济深告胡鄂公：“李重毅先生来商连合战线事，健生先生之意甚决，粤方究如何？弟意如一时无望，吾人或先从一方进行，以应时机，如何？请与重毅先生一详商，进行准备一切。”“健生先生之意甚决”一语，再次透出桂系“联苏联共”之急切。
桂系加紧实行“联苏联共”政策的情况，经报纸及冯雪峰等报告传至陕北，中共中央格外重视。7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贺电中说：“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广当局抗日救国军的发动，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广西执行着联俄联共的政策”。6日，张闻天等致冯雪峰信指出，西南事变是中国革命形势转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标志，中央策略是使这次事变持久扩大，但“在你的来信中关于西南问题曾说到‘反对在抗日名义之下发动内战’的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妥当的与错误的”，“希望你不要放松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应该派得力干部代表党或苏红同两广，首先是广西当局进行上层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西南尤其是桂系上层统战的精神在此信中表露无遗。但在云广英未到粤桂、冯雪峰未派干部前，中央此种战略意图是通过香港特科组织的统战工作间接实现的。上述指示通过刘鼎在上海转给冯雪峰，冯即转致潘汉年。约略同时，王明也有函让潘“去找陈李正式谈判”。然自中央军进占衡阳、粤桂军出兵湖南受挫，西南军事形势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地。进至7月，因余汉谋、李汉魂等公开叛陈，粤方渐成分崩之相。伴随粤局摇动，中央军大兵压境，桂系不得不变攻为守。为推动时局变化及减轻南方红军项、张等部压力，潘汉年仍一面派胡鄂公等到南宁推动对桂上层统战，一面循着与陈济棠达成的共识派人到闽粤赣边寻找项英、张鼎丞两部红军。
三、 陈济棠下野后中国共产党
对西南策略与桂系之联苏联共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大会决议撤销西南两部会，并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改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旋免陈济棠本兼各职。陈济棠内外交困，于18日下野。对于粤局崩溃，桂系早有预案。7月10日，黄旭初在赴穗过梧时即向李济深表示：“以后做法有两方案：（甲）粤能自固，不至一时崩溃净尽，并赞成组织政府，则目前难关较易渡过；（乙）如粤已无可救药，则吾桂须单独坚持奋斗到底。此两案均须请公为主持。”李表示赞同。三日后再过梧时，便直接“请其担任各党各派之联络及国际路线之运用及组府人选之准备”。7月15日，李济深、胡鄂公同到南宁。此处“国际路线之运用”，主要指“联苏”而言。
约在胡鄂公去南宁前后，潘汉年为开展与国民党直接谈判，也离港赴沪。在潘去沪前所派前往闽粤赣边寻找南方红军之人，因项英、张鼎丞两部频繁移动未有结果，最先联络到的是中共闽粤边区特委辖下之卢胜、何鸣部。7月25日，闽粤边区特委致函“中共南方政治联络办事处”，略谓：“我们最近从诏安方面接到在‘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工作的未曾识面的同志署名翁标者的来信，说中央现在香港建立一个南方政治联络办事处，是要来整理一切，因之派他来与各地的同志个别的具体的联络。我们看了他的这信后，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才写这封简信，给翁标同志转给你们。”
函中所提“中央”在港所建立之“中共南方政治联络办事处”，除可知与潘汉年离港前的安排有关外，尚缺乏其他确切线索。据与潘同时到港的胡愈之说，宣侠父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部长同时“担任党的华南工委书记”。“中共南方政治联络办事处”应为潘汉年在港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所设，或即胡氏所谓“党的华南工委”。实际上，在潘派人以“中共南方政治联络办事处”名义联络前，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在相对分散态势下也已密切关注两广动态，并制定支援西南的应对策略。如6月20日闽粤边区特委即向各级党部指示：“我们对于西南政府实行抗日反蒋的战争，绝对不能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而应坦白承认西南政府是我们目前反日反蒋的联合战线中一个联盟”，“在军事行动上应与西南军队互相呼应的向蒋介石部队进攻”。张鼎丞部同日关于西南事变的决定中也谓，此次西南战争“目前还不是抗日而是反蒋”，但应认识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采取积极的援助政策”。
此类由南方红军游击队独立制定的统战策略，虽多属口号性质，却不乏历史意义。这些宣言既显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已成大势，又表明此期彼此隔绝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多能在逆境中积极应对并主动寻找破局之策。这些举动某种程度上已可与中共中央、香港特科组织的两条统战线索构成呼应之势。只是陈济棠下野及桂系战线收缩，直接导致诸多线索都无法持续接力。
7月20日，童小鹏在陕北获悉陈济棠已决定下野，曾认为“是法西斯分子的无耻造谣”，“难道陈济棠一开始而没遭什么挫折就愿下野”？中共中央逐渐调整西南局势变化后的因应策略。7月27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已强调要“接受西南两广事变的教训”。此时中央战略目标也不再强调三军会师“策应两广”，而是转向“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
李宗仁在陈济棠下野后也曾准备对南京设法缓和，并与白崇禧通电就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职。然而南京却突免李、白正副主任职，另调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黄旭初认定“此为对桂用兵张本”。李、白不得已再“请李济深来邕”，商量根本办法。此后数日，李济深与桂系诸要人反复研究战略及政略问题。8月1日，“决定战略从新部署”。当日香港方面消息称，桂方决定军事上暂取守势，“惟对政治方面积极，企图组织新政府”；李、白对新组织最高领袖属意李济深，还致电“在苏考察中之陈铭枢，托其负国际上之活动”。8月7日，陈诚电告蒋介石：“桂仍决反抗中央，推任潮为主席，组织抗日军政府，克日宣布绝交，并电请真如为联俄代表。”
在此期间，胡鄂公、宣侠父等均随李济深驻南宁，协助桂系制定“联苏联共”新战略。对于桂系独立支撑西南局面，中共中央表示支持。8月2日，张闻天在《两广事变的教训》中谈到，“从六月二日两广发表抗日通电起到七月十八日陈济棠氏下野止，虽然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然而这一发动把目前展开着的抗日救亡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广西，“由于领导者的比较急进与坚决，所以运动也比较的扩大与深入”，“现在虽是两广的发动，因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破坏，受到了部分的挫折（首先是陈济棠的下野使广西孤立）”，但部分的挫折不妨“革命形势的总的发展”。张文大体认为，中共中央推动事变走向全国抗战的目标在广西已部分实现。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云广英也于8月初经香港、梧州到南宁。但因云不了解“两广事变”内情，见李宗仁时只说“中央这次派我到两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李宗仁略寒暄后，就表示最近工作比较忙，后续由王公度接洽。见李之次日，宣侠父找到云广英，将事变详情相告，并透露香港党组织已派胡鄂公等到南宁对广西当局进行统战，“他本人是陪同胡等来的”。隔日，胡也来与云相见，并提议可去见李济深。云稍后去见李济深时，李除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统战政策，也“没有多说话”。为化解僵局，胡鄂公向云提议后续与桂系沟通事宜可先告胡，由胡“同李济深谈好转告李宗仁”。云以肩负中央使命不宜他人代替为由拒绝，此后云与桂系高层的联络基本中止。上述事实表明，没有香港特科组织的协助，云广英个人在南宁很难真正打开局面。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的云广英与香港特科组织的胡鄂公接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桂统战两条线索的正式汇合。但因潘汉年在港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开展对西南统战，云的到来就带来了“名义”冲突问题。在协调“名义”问题上，双方显然配合不佳。
在云广英到南宁前后，桂系为“联共抗蒋”也派香港特科组织负责人钱寿康作为代表北上，直接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李、白此时虽确定“联苏联共”策略并以此纲领联络刘湘、张学良等实力派，但所得反馈并不理想。如刘湘复电就明确“不赞成联苏，只言倒蒋”。因而，桂系在全力策划反蒋的同时也要准备“和蒋”。在对蒋和战之间便内蕴“联共”与“反共”的两面性。李济深夹在桂系“反蒋”与“和蒋”策略中间，对推动中共与桂系合作也难起决定作用。
中共中央在潘汉年到陕北后也开始调整对蒋策略。8月9日，潘汉年经上海、西安到保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情况。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中共中央12日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目前策略是“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来电批评说，“你们号召支持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此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战策略虽仍将地方实力派作为重要对象，但重心已渐转向南京方面。
8月下旬前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救国会、第三党等派代表到桂集会，商讨独立开府事宜，桂系独立反蒋达到高潮。刘斐回忆，在蒋决定对桂用兵后，李、白即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到南宁，继续联合反蒋；当时除李济深和蔡廷锴外，各党派团体也有派代表到南宁，还有“一个自称作‘共产党驻港代表’的胡鄂公”，“他先后带了两个人到南宁去，一是钱铁如（当时说姓杨）”。如刘说有据，则在潘汉年离港时可能以胡为“中共驻港代表”。“钱铁如”即钱寿康，此时已自南宁去往陕北。
8月30日，钱寿康以李济深及桂系“谈判代表”名义到达保安，担负与中共中央订立合作协定的使命。因钱在港受潘汉年领导，毛泽东又请刚到西安的潘再返保安，“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考虑到钱的特殊身份，其保安之行既是作为西南方面与中共中央商讨签署抗战协定问题，又是作为香港特科负责人向中央汇报对西南统战工作，意义非凡。只不过桂系派钱北上之初衷在“联共抗蒋”，但因形势变化太快，待其到保安后双方策略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中共中央已从“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桂系也于9月3日决定对蒋“言和”。9月16日，李宗仁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标志着蒋桂和解及西南事变的结束。这就注定双方合作重点只能从“反蒋”转向“抗日”。
正是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22日撰写了前引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信函。信谓，“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但此时蒋桂已就西南事变和平解决达成共识。对桂方而言，“抗日”虽重要却非急务，这份基于抗日的协定修订案就被暂时搁置。云广英于9月中旬离开南宁。胡鄂公则随李济深回梧州。9月23日，毛泽东再次致函李济深，希望他和李、白派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以便“专人常驻，沟通情意”。周恩来则致函胡鄂公，肯定其“年来奔走，已着显效”，仍勉励其“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钱寿康随后带着这些信函与协议南下。
中国共产党对西南方面的统战至此进入阶段性尾声。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最终是以（南京）对桂无条件撤兵作为妥协条件而获得的”，李、白对南京也未心服。只要蒋桂矛盾仍在，中国共产党对桂系及西南方面的统战就有其意义。这也是全国抗战前期中共与桂系统战关系能够从边缘走到中心，并在华中区域抗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底层逻辑。胡鄂公此后仍活跃于西南各政派间开展联络工作，并深度参与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创建之中。
结 语
通过对两广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西南统战工作基本史实脉络的梳理，大致可得出几点新的认识。首先，此期对西南统战工作发轫于华北事变所引发的全国性政局波动，总体目标是利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西南方面的矛盾，推动粤桂抗日反蒋战争。事变爆发前，这一工作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导，沿着两条脉络展开：一是香港特科组织在钱寿康、胡鄂公领导下根据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任务设定，对粤桂方面开展上层联络；二是中共代表团先后派到香港的胡兰畦、潘汉年的联络活动。这两条工作脉络均在香港交汇融合，且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作为联络中介。
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对西南备战被迫抽调其“剿共”军主力集中湘黔，各区红军压力随之顿减。中共中央顺势筹划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南策应西南，同时构建西北大同盟，推动全国抗日救亡新局面。此前对西南统战的目标实已初步实现。新的统战目标，开始转换为借西南抗战宣传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展开。为实现新目标，这一时期对西南方面的统战大体形成双线并进格局：一是香港特科组织在潘汉年指导下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介入，继续推动上层合作；二是中共中央除在舆论上公开支持西南并呼吁双方缔结联盟外，还特别推动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南策应时局，并特派云广英南下联络。这两条线索在事态的持续演进中，从最初的相互独立到彼此交织互联，虽然成效各异，却整体构成此期中国共产党对西南统战的复杂图景。西南方面在军事上受挫后，也倾向以“联苏联共”化解困局。特别是在陈济棠下野后，桂系为独撑局面正式确立“联苏联共”策略，并委派钱寿康作为代表北上与中共中央直接商洽合作问题。待至两广事变结束之际，中国共产党与西南方面已大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并开始将华南地区支离破碎的基层组织及红军初步联系起来。
总的来看，此期双方合作共识在“反蒋”，有上层接触与互动，基本破除敌对状态。虽未签署合作抗日的正式协定，但此种基于抗日反蒋共识的高层互动也成为大变动前夜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关节。若进而言之，这一时期西南方面之“联共”实质在于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背景以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对西南统战的实质是在两广“抗日反蒋”基础上，借助西南军政变局，推动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因而，当蒋桂和解及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出台后，中国共产党与西南关系也将以新逻辑进至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