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其革命历程与早期党组织不同时段的需要高度耦合。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急需一批坚强的马列主义职业革命家。罗亦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支部——旅莫支部，积极承担为党培养高级干部的任务。大革命时期，罗亦农在城市革命的中心地带上海担任区委书记，并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历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同中央保持一致，并提出通过锻造坚强有力的党以推动革命的方针。罗亦农的革命历程，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正规化政党的成长轨迹。

关键词：职业革命家　罗亦农　旅莫支部　上海区委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有这样一位重要领导者，既是留学苏俄的典型代表，又被视为党内典型的实干型干部，他便是湖南湘潭县人罗亦农（1902—1928，曾用名罗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期间，罗亦农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支部——旅莫支部，参与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归国后长期在革命中心地带领导革命，深受中央倚重。他于1925年底担任上海区委书记后，努力推动城市革命，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1927年3月成立的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实际负责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中心转向武汉地区，旋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和长江局书记，领导工农运动并提出以改造党组织推动革命的方针。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借鉴俄共（布）建党经验的重要代表人物，却不同于王明等盲目推崇苏联的留苏骨干，曾在八七会议上公开严厉批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尽管罗亦农的生命历程定格在26岁，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中共中央评价“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共产国际亦对其有“极广阔之眼界及极坚定之意志”的肯定。

现有关于罗亦农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建思想和培养干部事业方面，未见将其留学苏俄与回国革命相联系，进而分析他的革命历程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间的联系。罗亦农身上体现出中共早期党员在曲折中探索的努力，随着党内地位的提升，其独特的性格特点与思想见地亦对党组织的政治文化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拟以罗亦农的革命历程为轴，探寻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浪潮中的经历与成长。

一、 创建旅莫支部与自我训练

罗亦农青少年时期便表现出敢作敢为的行事风格，这也是后来党内同志对他的普遍评价。1916年，14岁的罗亦农到湘潭县基督教益智学校读书，他反对做礼拜，积极参加学潮，并在临近毕业时毅然退学。当路见佃农被地主剥削劳动时，好打抱不平的罗亦农以不惜打官司的劲头，要求地主给予补偿。湖湘文化中崇尚果敢坚毅的精神特质，在罗亦农身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罗亦农走向革命，可以说是个体与时代互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充满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五四时期，新青年卷入世界潮流的速度明显加快。1919年上半年，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影响之下，17岁的罗亦农赴长沙创办平民半日学校；下半年只身前往上海，谋求赴法机会。此后他通过工读筹集川资，迟迟未能动身。就在罗亦农苦闷之际，观察其许久的陈独秀邀请他加入革命阵营。1920年8月，俞秀松、罗亦农等八人在陈独秀指示下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行团中央职权，而后为便于工作对外挂“外国语学社”牌子。该社主要教授俄语，为赴苏俄学习革命经验做准备。由此，罗亦农走在革命道路的前列，成为先行者之一。无独有偶，距罗家不远的宁乡人刘少奇在保定留法预备班毕业后，同样苦于费用无着，转至该社学习。1921年春，罗亦农、刘少奇、彭述之、汪寿华等12人作为首批留苏成员被派往莫斯科留学。这令1919年11月成功赴法勤工俭学，却在1923年春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道转至东方大学留学的郑超麟感慨：罗亦农等人虽因“稍微晚了一点”未能留法，却在留苏上“比我们多占得一点便宜”。

1921年7月，罗亦农抵达莫斯科并顺利入读东方大学，与后入学的中国学生组成中国班。入校后，他根据学校安排起用俄文名字Бухаров（布哈洛夫），担任依托中国班成立的旅俄青年共产团书记。是年冬，中共旅莫组（后更名为中共旅莫支部）成立，罗亦农是首批团员转党员者，并任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历史上，旅莫支部均是较特别的存在。根据共产国际规定，共产党员到异国后应转入所在国党组织。而东方大学的国际学生俄语普遍欠佳，加之建校仓促缺乏掌握相应语言的师资等因素，故在各国际班建立隶属于所在国的党支部。这赋予中共旅莫支部极大的自主性。支部成立初期，与国内党组织一样，不乏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对支部建设造成不利影响。1923年初，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秦抱朴私自与中国旅法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工余派”通信，并同苏俄无政府主义派别联系。秦抱朴等人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建立松散的党组织。罗亦农代表支部严厉批评秦氏，并在一年后将其开除。通过此事，罗亦农等人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根据俄共东方大学党支部局（Ячейка ВКП (б) при УТК-КУТВ）规定，1923年4月，旅莫支部进行民主集中制选举，罗亦农当选书记，彭述之、赵世炎为委员。在此之后，支委会建立起规范的任期制度，6个月为一个任期。1924年7月，罗亦农当选第四任支部书记，担任该职务直至回国。

相较于成熟组织，新建组织更考验领导人能力，尤其在旅莫支部这样一个并无前例可循的团体中。初创者不仅须具备宏观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更要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围绕中心工作将成员拧为一体。郑超麟形象地将之比拟为“拉提琴”，认为罗亦农是支部“拉第一把提琴的人”。在罗亦农等初创者的努力下，旅莫支部的机构逐步健全，制度建设亦得到有力推动。1923年5月，旅莫支部通过由罗亦农主持起草的《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方针》《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第一个文件共34条，要求党团员实现组织化、系统化、纪律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干部训练的细则。罗亦农对之颇为满意，视之为干部训练的“经典”。1924年下半年，在旅莫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李大钊见到这份文件后十分重视，回国时专门带回并积极向全党推介。由此不难管窥，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史上，旅莫支部不仅为党培养重要干部，还开展了组织建设的先行实践。

旅莫支部汇聚了当时党内富有理想、德才兼优的知识青年，罗亦农能在人才济济的环境中很快脱颖而出，与其优秀的俄语能力不无关系。1924年10月，旅莫支部对100多名成员的俄语成绩评级，绝大多数是普通乙等，罗亦农、王一飞、潘家辰三人被评为“特别甲等”，罗名列第一。其中，潘家辰是北京俄文专修馆毕业生，罗、王二人均是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才学习俄语。据称，罗亦农“俄语说得好，简直同俄国人一样，能够用俄语讲演，待人接物完全学会了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他也因而闻名校内。彭述之是支部的另一重要干部，但仅会说少量日常俄语，故影响力仅限于支部内部。正因俄语能力突出，罗亦农得以直接通过俄语文献学习革命理论。《真理报》《消息报》和《共产主义指南》是他最常读的报刊，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中较为罕见。

罗亦农是旅莫支部为数不多的具有俄共（布）党员身份的干部，在俄共（布）东方大学党支部局“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他还担任东方大学诸多重要学生干部职务，包括俄共（布）东方大学党支部局执行委员会委员、外国班委员会委员、外国班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东方大学科技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任东方大学管理中国班学生常设机构——中国学生公社主任。通过不同岗位历练，罗亦农的党务和组织能力得到系统性提升。1924年12月，作为俄共（布）莫斯科布列斯尼斯基区委第五次党代会代表，罗亦农参与审议并表决会议文件，沉浸式体验了俄共（布）党代会的各个流程，对马列主义政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虽然很难将旅莫支部初创阶段的成绩完全归功于罗亦农个人，但他确是凭借旅莫支部这一平台，方使个人才能得以施展，苏俄经验亦在其身上留下烙印。旅莫支部以训练职业革命家为使命，提升革命技能是罗亦农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主要方面。列宁将职业革命家分为四种类型：“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旅莫支部认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已提供现成的理论，故强化对后三种能力的培养。何谓宣传员？列宁提出要将革命理论通俗化，撰写宣传文章。罗亦农具备一定写作能力，却因特定认识不喜写作。旅莫支部成立初期，一些党团员热爱文学创作，罗亦农等领导者认为文学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紧密，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根源，徒增革命者书生气质，予以坚决批评。组织内部逐渐形成浓厚的反文学氛围，王若飞、萧子暲、郑超麟等文学爱好者均暂时放弃了此爱好。这与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完全不同，后者培养出善于写作、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党员远多于前者。罗亦农从小信奉行动至上，见彭述之善写长篇大论并自我标榜，给其取“孔夫子”外号以示警诫。新建组织往往镌刻着创始领导的气质烙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知识分子占比较高，旅莫支部更是如此，但后者能够较好地摒弃知识分子习气中的负面影响，与罗亦农的引导不无关系。

培养“鼓动员”和“组织者”是旅莫支部关注的重点，罗亦农对之格外重视。鼓动员的培养在于提升口头表达能力或动员能力。1924年12月第3周，罗亦农与支部同志谈话21次，在其小组6名同志中排名第2；接触18人，排名第5。谈话内容主要包括理论探讨、策略问题、党的建设等。如果算入在学校层面因任职关系产生的谈话人数和次数，其总排名名列前茅。李大钊在莫期间，接触和交流最多的革命者当数罗亦农。他于1924年11月第1周与罗亦农讨论无产阶级人生观，以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的区别；第3周“好几次”与之讨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情形等问题。即便在两周后李即将回国之际，罗亦农还与之深谈工作规划，并进行互相批评。在反复操练下，罗亦农的口头表达和判断问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旅莫支部对其成绩鉴定显示：“有煽动与宣传的才能”，“判断力很敏捷”。

个人的工作风格常会受到性格特质的潜在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1924年，罗所在团小组常批评其有时与同志相处不拘小节，谈话中常带嬉戏和开玩笑语气，要求他谈话时“力求郑重的态度”。罗亦农性格开朗，笑脸示人是天性使然，即使担任考官时也“总是满脸堆笑”。但他在与人交往中常有克制的一面，如他很少向同志言及自身过往，更不以此作为拉近距离的方式，以至于支部成员并不知道他的籍贯详情。这可能与罗亦农对秘密工作的理解有关。

罗亦农当时在组织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这一点可从一些生活细节上看出来。如，罗亦农是当时唯一不用到厨房值日的学生，比其大7岁的另一重要干部彭述之则没有此种待遇。很多同志对此习以为常，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的郑超麟则称罗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罗亦农在支部内拥有绝对权威，对于原则性问题不讲客气情面；但其率真直爽又常在与同志的日常接触中自然流露，恰到好处地缓解了其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所产生的人际疏离。

饶有意味的是，旅莫支部以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进行组织建设，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别：旅莫支部并未受俄共（布）内常以“民主”旗号发起派别之争的历史传统影响。支部将成员分成5人左右的小组开展训练，成员服从小组，小组受支部领导，干部领导党团员，令行禁止、秩序井然。集中制程度之高，令俄共（布）颇感意外。1926年6月，俄共（布）中央严厉批评中共旅莫支部用行政命令教育学生，并以“官僚化”称之。强调团体至上的旅莫支部则认为，成员将意见交给少数人并由其决定便是民主集中制，不像俄共（布）基层支部那样重视民主讨论。此种组织氛围使得支部内干部与普通成员区分明显，这也是旅莫支部被称“官僚化”的原因。同一制度在不同文化群体中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同样实行民主集中制，旅莫支部展现出的秩序性明显高于俄共（布）基层支部，这固然有前者团体小、易于集中等因素，罗亦农等领导者的政治风格于组织之影响亦不容忽视。

建党初期，瞿秋白、张太雷、罗亦农应是党内与俄共（布）、共产国际接触最为密切者。他们各有特点，瞿秋白侧重翻译和理论探索工作；张太雷主要承担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络人的角色；罗亦农则担任多个俄共（布）党务职位，深入体验并学习其组织建设。相较于前两人，罗亦农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却对党组织后续发展产生持续影响。个体在他者心中的画像很难相同，但支部同志对罗亦农能力出众的认识颇为一致，郑超麟对其即有“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办去，没有书生气”的评价。十月革命后，学习苏俄成为社会潮流，旅莫支部成员是其中先锋，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他们回国服务。在革命潮流的驱使下，罗亦农踏上了投身国内革命的实践之路。

二、 建设上海区委推动城市革命

按照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设想，罗亦农需长期留守旅莫支部培养干部，故未在1924年夏同彭述之、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干部回国。1925年1月中共四大认定“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确立优先发展组织的决议。加之中共中央迫切需要优秀干部破局，罗亦农随即被召回国。当年3月，在罗回国前夕，旅莫支部多次召开会议，肯定其对支部的贡献，并对未来工作提出要求。蔡畅、郭隆真等要求罗亦农回国后努力工作，“去洗刷我们的党”。这句话显示旅莫支部同志对当下党的发展并不满意，同样暗含着对罗亦农的期许。

在旅莫时期，罗亦农便时刻关注国内党组织的发展，认识到实际工作完全不同于校园研讨，告诫同志“回国后对于各种工作不要乱加评论”，避免给国内党员形成留苏干部居高临下、喜欢指手画脚的观感。当时年仅23岁的罗亦农思虑如此周全，这份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在旅莫支部的历练不无关系。回国之后，罗亦农仍保留着俄共（布）党员身份，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保持紧密关系，也并未完全脱离旅莫支部工作，时常进行远程指导。

1925年5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成立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五人组成的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罗亦农主持办理广东区委党校。这是他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同年10月，趁罗亦农赴北京开会之机，李大钊要求中央将其留京工作并开办北方区委党校。当时中国共产党虽创办安源地委党校等党校，但在广东区委和北方区委这样一级地方组织开办党校尚属首例，中央对罗亦农寄予厚望。在北方区委党校，他与李大钊、赵世炎共同拟定教学和课程大纲；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革命史等课程，所编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成为大革命时期及此后一段时间中共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通过与党校学员的深入接触，罗亦农改进组织的心情愈加迫切，中共上海区委成为其施展才能的舞台。

12月，中共中央任命罗亦农为上海区委（简称“沪区”）书记，工作性质由培养干部向担任重要干部转变。当时，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推行城市革命的中心地区；区委是中国共产党地方一级组织，北方、上海、广东三个区委各管理两个省以上党组织，其中上海区委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1926年4月安徽划入），是最重要的区委。选择罗亦农担任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经过了慎重考虑。此前，徐梅坤、庄文恭、尹宽先后任上海地方组织负责人，工作成绩有限。是时中国共产党参照俄共（布）经验发展上海党组织，庄文恭、尹宽虽均为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但二人难以胜任这一重要职务，中央将重任委以罗亦农。

新任领导者普遍面临如何令成员认可并信服的问题，一般会受资历、威望、年龄、才能等内在因素影响。罗亦农被任命为上海区委书记时，仅是参加实际工作9个月的年轻人，前三者虽均属弱项，却很快得到同志认可，到各地开会和演讲均“很受欢迎”。据称，罗亦农有常人不具备的本领，可一边写信，一边向身边同志指示工作。对领导者的评价常依托于工作细节，这些均树立了罗亦农能力出众的良好形象。正如在莫斯科时一样，罗亦农对人热情，生活中正常娱乐交友，并不像其他干部那样严肃紧张，传递出自信豁达的人生观；在“工作中有什么就说什么”，“认准了就干，很坚决”。他以列宁“革命领袖要时时提高同志革命情绪”自励，对消极革命者严惩不贷，时刻注意锻造和提升党员的意志力。罗亦农尤为看重思想纪律建设，提出塑造“振作有为，艰苦卓绝，时时存卧薪尝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组织精神。全新的工作风格，使罗亦农赢得沪区干部的普遍拥护，其中包括因其到来而被降为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尹宽，这为其后续开展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领导者能力并不等同于组织发展程度，将个人才干转化为组织发展力并非易事。组织接任者可能遇到下列三种状况：一是组织完善，革命事业蒸蒸日上；二是基础较好，目前散漫不堪；三是过去与现在均乏善可陈。罗亦农面临的是第三种情况。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但至1925年9月仅有1080名党员，这对于工人规模超过60万人的上海来说微不足道。又因组织建设滞后，中共中央不得不频繁更换区委书记，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难度颇大。

推动上海组织快速发展是罗亦农的首要任务。在其上任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完成由质量优先向数量优先的组织发展策略转换，表现为降低吸收党员标准，通过扩大组织规模实现快速发展。但上海区委内部对党员发展路线仍存在分歧，有人指出只重数量会导致“畸形的发展”；还有人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反对数量优先发展方式。罗亦农力排众议，强调如果不扭转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组织将难以发展，认为“断不可”自限发展，提出不管何种情况下，入党者都不可能全部成为职业革命家，有数量较大的基础才可训练出革命同志。

根据中央要求并结合革命形势，上海区委定下1927年春党员达到万人规模的目标，提出“每天每人介绍一个同志”的口号。此后上海区委党员人数急剧上升，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达13000人，实现了预定目标。这种发展方式必然会出现一定数量的挂名党员，甚至涌进投机分子，但也注入更多在实践中成长的新锐力量，数量可观的党员规模为上海地区革命打开了局面。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重要工作之一便是梳理组织，根据情况调整结构，进行制度创新。中共四大至五大之间，实行“中央—区委—地执委—支部”四级组织架构。地执委一般为省级组织，上海区委即管辖埠外的江浙皖三省地执委，埠内上海市并不具备建设地委资格，故由区委直辖支部。但上海支部和党员数量较多，管理难度颇大，为此区委按区域设置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五个支联会，后又将支联会定为部委，客观上执行地执委职能。不过，部委制度于党章并无依据，中共中央提出应撤销部委。而两级架构下区委不能对支部提供针对性指导，后者也因缺乏监督管理易陷入散漫状态。为此，罗亦农向中央争取将“取消”改为“试办”部委。此举可防止部委机关化，做到党员力量下沉，有针对性地指导支部并进行城市革命动员。部委制度设立后，上海市形成了“区委—部委—支部”的三级组织架构，为全国大城市所独有。此举日后亦被广东区委效仿。对于埠外组织的管理，罗亦农认为地下斗争环境下更应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1926年4月将上海区委分为上海市和埠外两个部分，进行分别管理。上述做法与罗亦农在莫斯科对俄共（布）组织架构的观察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俄共（布）莫斯科省委是地方一级组织，分为俄罗斯市党部和外埠党部两部分，市党部下分若干个区委。东方大学即在布列斯尼斯基区委辖区，罗亦农曾任该区党代会代表，故有仿照莫斯科省委架构改造上海区委之举。不过，罗亦农并不唯共产国际经验是举，而是从中国革命现实出发，因地制宜地加以活用。

令每名党员参与工作，使每个组织单元开展工作，是马列主义政党保持集中统一的重要方法。1920年3月，俄共（布）九大规定每个组织每月或每两月向上级提交一次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此前较长时间内未意识到让党员保持工作连续性的重要性。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期，上海一些党员认为革命已取得成绩，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甚至有人把党视为“养老院”。革命局面一时消沉与此不无关系。罗亦农遂提出组织和党员均须实现职业化，支部承担具体工作，杜绝挂名党员。1926年6月，上海区委要求支部和独立支部每两周提供一份“有系统的书面报告”。为此，区委制定细致的报告细则，《工厂支部工作报告提纲》共14项，分为支部外在环境、内部组织生活和纪律、群众工作情况、每位党员的工作及结果4个方面。通过对照报告检查支部工作进度和问题，区委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罗亦农提出这一要求，也是对旅莫支部工作方法的传承与改造：旅莫支部规定成员每周提交一次详细工作报告，而上海区委则改为两周一次，应是考虑了工作实践报告应有合理间隔时间。为加强区委与下属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系，罗亦农设置区委值班制度，接洽各级干部处理庶务。同时，在其推动下，上海区委于1926年6月提出推行组织民主制度，“试办各级党部执行委员或干事的选举”。不过，罗亦农认为在秘密状态下应优先保证集中，民主更多地起着提高同志对组织认同感和使命感的作用。为保证集中制不受冲击，罗亦农规定各部委的7名委员中须有3名由区委指定。

严格纪律是实现集中制的根本要求。中共二大提出用铁的纪律管党，但组织大发展过后党内纪律相对涣散。罗亦农认为，对一些违反纪律的问题须通过相应办法解决。1925年秋，专为培养中高级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上海区委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蜂拥去莫斯科留学的情况，一些同志甚至以哭闹形式变相要挟。罗亦农深知留学生之选派关乎个人前途与组织发展，故坚持原则，推动上海区委规定留学人员只能由区委选拔，个人不能提出申请。他指出，党员依靠组织和纪律凝聚成革命整体，应杜绝无政府主义化。严格纪律规范后，集中制得以在上海区委落实。

上海区委对辖区工作惯于实行精细化管理，以命令形式推动组织和革命发展。这与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和革命经验普遍不足有关。不少同志革命热情饱满，但工作起来易迷失重点，错由己出而不自知。上级手把手地教能起到趋利避害效果，宣传工作即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最初具有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团体的特征，而后逐渐向群众性政党转变，宣传工作的问题日益显露。上海区委宣传部部长尹宽擅写长篇大论，但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革命需求，罗亦农每见此“就恼火”。他指出工人识字率不高，更难有时间看长文，宣传应“短小精悍”、快写快出。不仅如此，罗亦农发现，区委对民众的宣传教育缺乏实效，口号或“左”倾或深奥，甚或抄几句党常提的话，很少触及民众利益。1926年5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宁波妇联的贺电仅是抄写中国共产党民族革命观，对妇女权益问题只字未提，被罗亦农严厉批评。为推动宣传群众化，他号召普通党员积极向党报党刊投稿，在“众声喧哗”中实现自我教育和群众动员。同时，罗亦农强调宣传之余更要集中统一，遵循党的方针政策，规定“带政治性质的宣言及专册”均须通过区委宣传部方能发表。

新的上海区委强调由上而下发展组织，高度依赖干部水平。干部无产阶级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方针，选拔时尽量任用工人出身者是党内共识。罗亦农规定，各部委选举时，7名委员中至少有4人为工人出身的同志，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遵循原则的前提下，罗亦农强调要选拔“较勇敢忠实者”担任领导，不必拘泥于阶级出身。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不乏才学兼备者，但自由主义思想相对浓厚，他认为只要不触及根本问题，可适当宽容。郭伯和出身于四川“小贵族的家庭”，从上海大学文学系毕业后任小沙渡部委书记，该部委“完全由他创造好局面”。不过，郭伯和不愿在沪工作，屡次向罗亦农提出辞职，被拒后又请长假，使罗不由发出郭“小资产阶级气太重”的感喟。出于对这类才能突出干部的珍惜，罗亦农反复教育引导。郭伯和深受感动，工作上表现出“很吃苦而进步”的态度，1926年9月被上海区委任命为闸北部委书记。罗亦农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为党组织储备了优秀人才。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郭伯和率领工友苦战三昼夜，为起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7月，郭伯和英勇牺牲。

经过罗亦农等人的不懈努力，上海区委的工作明显改观，不仅被中共中央评为“最进步”，且计划建成为全党模范区。上海区委在半年之内领导发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一度建立起以罗亦农为实际领导者的上海临时市政府，极大提振了革命士气。大革命期间，大批旅莫支部归国干部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务：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弼时为团中央书记，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赵世炎、陈乔年等人先后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们将旅莫支部工作经验应用于辖区，对推动全党高速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陈延年统筹全局工作能力突出，广受同志认可。1925年春他接任广东区委书记后，全区党员两年内增加8000余名。但他也存在罗亦农那种训导式的工作方式，“总揽一切”并习惯用命令开展工作，相对忽视了党内民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某种程度上对组织风格抑或政治文化起到塑造作用。罗亦农等人之所以推行相对集中的管理模式，亦是由其对中国革命的现实观察和自身经验导出。革命力量初期发展对当下政治形势的依赖度较高，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在重要关头的决策可以说关乎组织存续，罗亦农也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

三、 大革命失败后为中国革命寻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此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虽对国共合作的走向有所预判，但未料到革命阵营的分裂如此突然，中国革命需寻找新的出路。十天后，罗亦农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并当选中央委员，会后被中央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国共合作彻底结束。是时，中共中央暂驻武汉，计划以湖广为中心推动工农革命，中共中央急调罗亦农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中国革命骤然由高潮跌入低谷，众多优秀的革命者惨遭杀害，一些地方党团组织遭整体破坏，不少人灰心丧气，登报脱党或不辞而别者不乏其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自成立以来前所未见的困局。在逆境中破局是衡量职业革命家政治素养的重要指标。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行进过程中较为清醒的观察者，早在1926年下半年北伐势如破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便严厉批评很多同志对革命“太过乐观”，过度宣传和颂扬阶段性胜利，提醒大家不能因一些国民党员被贴上“左”倾标签便以为万事大吉。四一二政变第三天，在肃杀之气充溢的政治氛围中，罗亦农提出不能用“失败”形容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应愈挫愈勇，发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革命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努力”的呼吁。在组织危难之际，罗亦农强调要及时稳住人心和队伍，坚定夺取政权的决心，而其表态也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即便如此，武汉局面恶化之快也远超他的预料。8月2日，罗亦农等人领导武汉三镇举行总同盟罢工，7万名工人被动员起来。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最后的能量瞬时爆发出来，给敌人极大震慑，但也招致汪精卫的残酷报复，当地党员由8000人锐减至2500人。十天后党员人数再减至2000人，9月10日仅剩1269人。留下来的不少党员干部转至地下，工作陷于停滞。

正因对革命的起伏波动早有心理准备，罗亦农并未怨天尤人。在他看来，艰困时期愿意留在党组织内的均是可靠力量，他首先推动这批党员同志下沉，将机关人员压缩一半派至基层充实力量；继而要求省委干部不间断地去各地方或支部，将基层党组织带动起来，如组织部部长陈乔年穿梭于各地，“他跑的地方都起来了”。罗亦农持续给湖北的党员干部注入信心，将目前武汉的工人运动比作1926年5—10月上海的情况：工人情形恶化，工运潮流暗涌，工运高潮即将出现。武汉党组织应加紧发动工人展开经济斗争，在工人中重建信仰并发展组织。他预想，待湖北的农民运动暴动起来后，武汉工人再次发动总暴动，革命形势将为之一变。他还劝勉干部道，目前罢工即使失败，斗争仍有价值，如可以从每次罢工中发现一些积极分子，万不可认为自己在做无用功。湖北党组织很快结束慌乱状态，稳定下来。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罗亦农据此制订湖北行动计划，拟派出500名城市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工作。当时外派较大比例的骨干党员，结局会是如何？中央和湖北省委部分同志认为此举非常冒进，经罗亦农说服方始通过。最终，湖北省委实际派出360余人，在全省六个地区成立特别委员会，推行土地革命，动员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消灭土豪劣绅。革命往往在意外之地迸发能量。鄂南区原先并不受中央重视，仅派罗荣桓等人从事农民暴动，但取得各区中的最好成绩，为此罗亦农两次前去指挥。一年后，罗荣桓等创建的部队成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

农民运动的澎湃力量使罗亦农感到土地革命空间广阔，1927年8月底，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在这份对于四省暴动的深化方案中，罗亦农提出“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不难看出，该方案仍以城市革命和农民暴动为先导，待各地蜂起革命后，再将工农军扩充为革命军，继而实现掌握政权的目标。这一计划因力量分散而受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毛泽东反对，他认为应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最终，两湖实际上按照各自方案开展了秋季暴动，但均遭失败。共产党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思索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当时，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往何处去大致产生了四种方案。第一种是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要求下坚持城市革命路线，认定“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第二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这在其1927年11月致中央的两封信中有较详细表述：国民党政权未到崩溃之时，党以群众运动夺取政权的时机未到，应搁置激烈的政治斗争，放弃“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改为和缓、合法的经济斗争。第三种则是毛泽东提出以工农武装割据最终实现夺取政权的方案，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路线。第四种方案来自罗亦农：在坚持革命运动的同时，加紧锻造坚强有力的党，改造好党组织后可适时进行总暴动。1927年10月中旬，罗亦农“以十二万分的热诚”上书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召开扩大会议，整顿全党工作。

客观而言，前两种方案在党内有较多支持者。陈独秀的主张利于党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中保存实力；中共中央旨在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时不断发起暴动，也有其合理性。不过，陈独秀等忽略了革命需要持续性，如果搁置暴力、马放南山，再聚拢力量绝非易事。细查各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不乏其例，俄国在1905年起义后革命形势一度消沉，直至1917年俄共（布）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发起一系列革命，最终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而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实践证明，中央所坚持的城市革命路线已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毛泽东与罗亦农的方案与主流意见差别明显，需反复论证，但各方论战也使其认识逐渐清晰。在八七会议上，针对此前陈独秀等批评湖南农民运动过火的问题，毛泽东称：“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现在则要坚定自己支持农民意见的观点。罗亦农则在发言中批评“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认为根本原因在共产国际，“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维经斯基是十月革命后才加入俄共（布）的机会主义者，反对上海工人起义；罗易是共产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建党以来党内批评共产国际及其赴华代表的声音偶有出现，但多在私下场合，重要会议上严厉指责的情况较为罕见。况且作为留苏归国干部，罗亦农作出这样的发言更使人感到意外。出于其对苏俄革命的观察与思考，罗亦农能够平视俄共（布），不唯苏俄是举。而其注重工作实效的做事风格，也是许多留苏干部所不具备的可贵品质。毛泽东和罗亦农的发言透露出对中国革命往何处去的深层思考，显示着中国革命自主探索的脉动。

之所以与中央的策略产生分歧，与罗亦农在具体工作中的观察实践有关。1927年9月中旬，鉴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并决定成立长江局，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任委员，罗亦农任书记兼军事特派员。长江局诸多辖区位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带，罗亦农在巡查中对相关暴动地区的党组织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湖北党组织一如既往地“特别松懈”，从省委到支部均不能应付严酷斗争，秋收起义与胜利失之交臂；“河南省委对于暴动好像看作玩笑！对于党的策略似亦不甚了解”。他观察到长江局以外的情况大致相同，广东同志斗争意志不坚决，“一般负责同志预存失败主义的心理”。由此，罗亦农坚定了发展游击战争的策略，在有效进攻的同时，重点在于“根本改造”党，克服同志中存在的犹豫、悲观、消极心态。不过，在盲动主义思想浓厚的氛围下，罗亦农的主张并不为多数同志接受。1927年12月，原长江局团书记刘昌群人等向中央控告，10月底唐生智在宁汉战争败退之时，罗亦农否决湖北省委总暴动方案，错失胜利良机。罗亦农被短暂停止工作，直至1928年元旦中央查证其并无过错。唐生智败退后，罗亦农基于力量对比反对立即进行城市总暴动的判断，符合客观实际。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探索阶段，政治局势混沌不清，需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无疑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但也需不断补充完善。红四军曾出现军事优先还是政治优先问题，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最终确定推行以党领军、以党整军方针。在苏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更加明确整顿和加强党组织对革命的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存在溃散分裂的危险。面对组织纠纷甚或人事纷争，罗亦农以团结的态度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向同志交心道：“我为党的负责同志，且与党历史关系甚深，深悉党中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艰难，犹不愿作无意识与党的大体有妨害的斗争。”受传统政治观念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干部存在用派系观念划分人事的问题。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罗亦农为便于地下工作，常规性地更换了部分领导干部，却被少数人以“一朝天子一朝臣”揶揄，并告至中央。

罗亦农与陈独秀之间关系密切，但在路线与是非面前，罗亦农坚守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曾将罗亦农引入革命道路，是其革命事业上的伯乐。外人常视罗为陈的得力干将，甚至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以彭述之和罗亦农为核心的旅莫支部派或“东大派”。中共五大之后，陈独秀因执行“机会主义”路线被免职，一些干部难以接受，认为是代共产国际受过。面对盲动主义路线带来的革命低谷，王若飞和陈乔年等意图恢复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并联络罗亦农参与。此时，个人之间的情谊同马列主义政党忠于组织观产生矛盾，罗亦农陷入两难。不过，职业革命家的操守最终使其并未参与拥立陈独秀。部分人因此抨击罗亦农，后者始终不予回应。一直以来，罗亦农对小团体行为深恶痛绝，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绝对要统一的，哪个不对就滚蛋，没有什么分裂不分裂”。在被视为最有可能追随陈的人选时，罗亦农不为私人情谊所羁绊，无条件支持中央，显示了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绝对拥护。罗亦农政治上的成熟作风，在党员中起到表率作用。1928—1931年，先后出现中共江苏省委“独立”事件、陈独秀等加入托派、罗章龙另立中央等分裂问题，最终均得到快速处理，维护了组织的团结统一。其中固然有共产国际最高权威的影响，但大批像罗亦农那样的干部坚持组织原则、搁置私人情感才是最直接原因，这在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中是不多见的。

有革命就有牺牲，罗亦农对此不无心理准备。大革命高潮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牺牲问题并不多见，罗亦农却意识到死亡并不遥远。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之时，罗亦农和赵世炎、汪寿华开玩笑说：“我们三人在此次暴动过后看看谁能活下来。”珍爱生命是人之本能，罗亦农在笑谈中论及死亡，提醒同志要更加勇敢。1927年4月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活埋，次日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罗亦农临危不惧，在上海区委秘密会议上对敌人发出“共产党人越杀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样，越割越多”的蔑视，用浪漫主义的情怀为革命壮行。上海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牺牲最多的地方之一，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19日赵世炎被杀害。两位留苏时期亲密战友的牺牲，让罗亦农对死亡的态度更加坦然。11月4日，他在给王一飞的信中说，“今日动身去沪，吉凶未卜”，决意“冒险而去”。显然，罗亦农已做好了随时可能赴死的准备。

1927年1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亦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担任中央组织部主任。他积极推动组织改造，以工农出身者要占各级干部“最大多数”的方式贯彻中共中央推动全党无产阶级化的要求。1928年元旦，罗亦农邀请瞿秋白、王若飞、苏兆征、陈乔年、邓小平等20余人在居所举行宴会，“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面对难以预料的前路，罗亦农更加珍视与同志们的相处机会。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在秘密机关接见山东省委代表时被捕，陪同参加的邓小平因早一分钟离开而幸免于难。4月21日，罗亦农英勇牺牲于上海龙华。在就义前，他写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的诗句。罗亦农留给世界的遗言，不仅未有生命将逝的伤感，反而洋溢着革命者慷慨豪迈的洒脱。他毫不顾惜个人之“残躯”，反而警示同志关注革命道路上的“大敌”，至死心向革命；而其生命价值，亦将在后继者身上实现新的升华。

余　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共产党是极少数成立后即迅速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的政党。这固然有共产国际支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探索和努力更是主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浓厚的知识分子背景。旅莫支部在党内最早系统性地培养职业革命家，罗亦农既是推动者也是模范实践者。得益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大量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岗位，旅莫支部工作经验得以有力推行，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组织规模和党员质量均迅速提升，中国共产党正规化革命政党水平出现质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罗亦农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将上海区委由一个远未达到中央要求的地方组织发展为全党样板。他以实干作风成就了实干家之名。

受共产国际影响，陈独秀承担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除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外，组织上实行“家长制”亦为人诟病。颇耐玩味的是，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党内并未公开批判陈独秀，但大力推动组织整顿。全党猛烈批判“委派式”的工作方式，指出这一工作方式的突出表现在于“命令主义”，并明确指出它是由旅莫支部带来。与国内本土干部相比，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具有理论等方面的优势，但也因受“命令主义”影响，在工作中显露弊端。在待人接物上，他们亦常因带有“一副不讲客气，不讲感情的面孔”而饱受批评。这期间，陈独秀倚重的一批留苏归国干部被降级使用，罗亦农亦受影响。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严厉批判过去以更好地走向未来，故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有其合理性，但力道难以把握。其实，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委派式”的工作方式有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一面，但因实行过程中受组织不完备等条件的制约，常常出现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展了具有浓厚纪律意识的数万党员，构建起牢固的组织体系，鲜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后俄共（布）内部的派系斗争等问题，为革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各国共产党组织中也极为罕见，书写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图景。中国学习苏俄的核心追求是建立强大的革命党，进而建立新的国家。早期革命者常将建立和发展党的工作称之为“造党”，旅莫支部经验在其中无疑起到重要作用。罗亦农在苏俄是锻造“旅莫支部式”模式的主导者，在国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主要推动者、践行者。他用自己的生命参与了“造党”，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