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现当代最为权威的《左传》注本，但二书在材料和观点上的来源，学术界并不了解。实则二书的注释成果都有来源，是汇集前人成果以成己说的结果。学术界长期以来误解为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绩，而忽略了他们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当代的经典古籍注释，必须在清理和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守正才能出新。
关键词：竹添光鸿；杨伯峻；经典古籍；注释；创新
古籍注本是中国古代学术成果中重要内容，汉代学术，多从注说经典开始。我们熟悉的毛亨、毛苌传《诗》、孔安国传《尚书》等。《春秋左传》的注，汉人则有贾谊，西汉末刘歆引《传》文解《经》，于是章句义理备焉。其后《左传》渐成为显学，代表者有贾逵、服虔等。至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出，成为最有影响的《左传》注本。至于唐代，孔颖达为杜《注》作《疏》，从此杜《注》孔《疏》便成为《春秋左传》不可动摇的注解文献。
但是历史在发展，每一时代思想、文化、语言变化甚巨，古人可读古人注解，后人未必都能知晓，因此，每一时代都有新的注本出现。比如《左传》，宋代便有林尧叟的注，相当于句解。他以杜《注》为主，于杜《注》不注或杜《注》艰奥处，再加解释。杜《注》、孔《疏》重经义，一般学者往往难以把握，林《注》则简明而扼要。所以林《注》也一直影响到清人。明以后句解、直解、节文、测义、评苑、钞、评、选、读等，各种形式，不一而足，亦各擅千秋，满足不同读者人群需要，但终为一般读本，其义不在学术上。《左传》学至清代，因风气崇尚实学，考订辨正之学，达于高峰。经义辨析颇能出入汉、宋，而尤于典章、地理、名物乃及训诂、考证，后出转精。不过注本方面，除了一般的读、评本外，清代学者的学术精力集中在分析辨正杜《注》之上。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左传诂》、梁履绳《左通补释》、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等，皆有专门贡献。日本方面，《左传》学很早就传到日本，并在日本建立了有特色的专学。但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学者主要以讲读学习为主，江户时代则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学者，《左传》学出现了如秦鼎、冈白驹、太田元贞、中井积德、古贺煜、伊藤馨、龟井昭阳、安井衡、增岛固等著名学者。明治时期则有川合修、竹添光鸿、奥田元继、丰岛毅等。竹添光鸿最为著名，他的《左氏会笺》更是在中国影响深远。明治之后的当代日本学者，研究《左传》的也有不少，如镰田正、平势隆郎、野间文史等，但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还是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左传》的注本，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著名的文献，它是“十三经”之一。但在近世，很多人愿意把它当作史书，而中文系则把它当作文学作品看。我们这里不讨论它的性质，不同学科的不同认识，说明《左传》一书涉及的领域深广。称它为百科全书，一点也不为过。因此，为这样一本书作注，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今天就以竹添鸿的《左氏会笺》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为例，谈一谈古籍，尤其是经典古籍的注释如何开展。
一、竹添光鸿和他的
《左氏会笺》
竹添光鸿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儒学者，他以三《会笺》名世，即《毛诗会笺》《论语会笺》和《左氏会笺》。《左氏会笺》有明治三十六年（1903）井井书屋铅字排印本，线装。《左氏会笺》是三《会笺》中最有成就者，也是竹添光鸿最为自负的著作。竹添氏此书印刷出版后，曾托人寄与俞樾，并请俞樾作序。俞樾为作《日本竹添井井左传会笺序》，称其书“盖以其国金泽文库旧钞卷子本，参以《石经》及宋本而精刻之。其所为《会笺》，则博采诸家，断以己意。仿朱子《集注》之体，而用郑氏笺《诗》之名。观其所采辑，在其本国者七家，曰：中井氏、增岛氏、太田氏、古贺氏、龟井氏、安井氏、海保氏，皆吾中国所未见之书。而其采自中国者，则自顾氏炎武以下，凡二十九家，而余之谫陋，亦预焉。呜呼，其所采博矣！合众说而折其衷，务去其非以成其是，体大物博，其犹在安井先生《管子纂诂》之上乎”！评价甚高。自此以后，中国学者始知此书，且有印行。至于当代，则以此书作为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如林庆彰《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的解经方法》、孙赫男《左氏会笺研究》等。又有多家出版社影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辽海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对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学术界多是赞扬，如林庆彰、孙赫男，当然也有批评，如田宗尧《读左传会笺札记》，甚者如冈村繁，更以剽窃定性其书。
我2017年去日本静嘉堂访书，查得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三种稿本，发现竹添光鸿撰述《会笺》，前后经历了几个阶段，对笺注的体例和名称亦多次更改，这反映了竹添光鸿对于如何作笺注，是经过反复思考和修订的。比如他最初的想法，可能想参考明清学者所采用的补注方式，即对杜预《注》，拣其可议者进行辩驳。竹添光鸿先后题名为《补解》《补义》，最终才修改为《会笺》。这个反复修订的过程，反映了竹添光鸿对撰述目的和注解方式有过不同的思考。
竹添光鸿最终定名为《会笺》，他在刻本《序》中作了明确说明，即谓采用朱熹《四书集注》的体例，用圈外注会集前贤各家见解，以议论发挥大义。这个体例，学术界不甚了解，维护竹添光鸿的学者，只简单说竹添光鸿在《自序》里已经说明了征引前贤，所以不能看作剽窃，却不知道竹添光鸿是遵照的朱熹《集注》体例。所谓圈外注，是朱熹注《四书》特所设立的标点法，即注文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经文的训诂和解说，后半部分则征引前人成说，以不没先贤。朱熹的集注体例，自然是继承前人，如何晏的《论语集解》。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竹添光鸿正是参照朱熹的体例。不过，朱熹用圈符区别，竹添光鸿则不用圈。《会笺》底本用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这个卷子本抄的是杜预《注》本，竹添光鸿于《经》《传》正文下先录杜《注》，后以“笺曰”区分。“笺曰”，相当于朱熹的圈外注。
在中国古代传统注疏体例中，《笺》应当是笺者本人的意见，但竹添光鸿却将征引前人观点和论述放在《笺》内，这与传统的笺体不符。笺，《说文》说是“表识书”也。表识书，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说：“于书中有所表记也。”意思是于所解文字之外，书写自己的意见。这个体例来自郑玄的《毛诗笺》，郑玄说：“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这是说郑玄的《笺》，是在《毛传》之外，另行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传统的“笺”义。读者见竹添光鸿书名《会笺》，自然便以为这个《笺》应当是竹添光鸿个人的意见。尤其竹添光鸿大多情况下都不列举前贤的名字，更容易让人认为都是竹添光鸿自己的见解。不过，竹添光鸿又非全然不列举，偶尔亦有称引某人某书，这倒与《四库总目提要》说朱熹或标或不标一样。但是朱熹的体例是以圈符作表示，意思是后一个圈外所引都是前贤意见，而竹添光鸿却以“笺曰”总领，“笺”的意思明显说都出自笺者本人，所以难怪冈村繁先生说他是剽窃。剽窃之说太严重了，但竹添光鸿的体例，未免有投机的意思。
我倒并不认为竹添光鸿是剽窃，因为他建立了体例，又在《序》中交待了所要征引的前贤及著作，虽然他的体例并不明确和周密，会使读者产生误解。事实上，这个误解一直延续到今日，学术界对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的认识，皆认为是竹添光鸿的研究成果。其实，竹添光鸿《会笺》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即汇集前贤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说。竹添光鸿的成就其实在拣择上，在浩渺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拣择一种说法，形成自己的意见。
不要以为这个工作很容易，这其实非常能检视学者学术功力的深浅。以《会笺》为例，其广综博引，遍及四部，古今学术成果，合其利用者，多有征引，往往出于后学者学识范囿之外。这其中当然多有江户学者的征引在先，但也有竹添光鸿自己的搜检。如襄二十七年卫献公弟子鲜出奔，《传》曰子鲜“讬于木门”，“讬”字，杜不注，林尧叟《注》以“托身”解之，不甚明确。因为讬身有寄身，亦有羁身的意思。《孟子·万章下》说：“士之不托诸侯何也？”朱熹《集注》说：“讬，寄也。谓不仕而食其禄也。”寄身是不仕，羁身则可仕。庄二十二年《传》，陈公子完奔齐，齐侯使为卿。公子完自称“羁旅之臣”，辞不敢受高位。齐侯因使为工正。是羁身可以仕矣。《传》载子鲜曰：“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因此简单解为“讬身”，没有揭示出子鲜不仕的意思。对此，《会笺》解说：“讬而不仕谓之讬。”特明其不仕之义，就比林《注》明确。然《会笺》此《注》却是从清潘季李《仪礼宅者解二》来，潘季李此文载《学海堂集》三集。《学海堂集》是清广州学海堂书院编选师生课卷汇编，是不常见之书，而竹添光鸿能从潘文中搜检此解，亦见其学之博，其解之精。
《左氏会笺》以金泽文库旧藏《春秋经传集解》卷子本为底本，这个卷子本，杨守敬说是六朝写本。从其注文多保留“也”字看，应该早于现存之宋刻本。又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有些异文出现在陆德明之前，则又显然早于陆德明。如文八年《经》“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雒戎”，《公羊》作“伊雒戎”，金泽文库卷子本作“伊雒之戎”。《经典释文》说：“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耳。”证卷子本合于《经典释文》所见之或本，其本当在陆德明之前矣。此例甚多。竹添光鸿使用卷子本为底本，也是重视这个本子不同于刻本的文献价值。这个卷子本是杜预《注》本，即《经》《传》《注》合并本，正文是《春秋经》和《左传》，“经”“传”二字皆冒头，正文之下录杜《注》，杜《注》之后是竹添光鸿的“笺曰”。朱熹的《集注》在征引前贤成说之前，尚列有自己对正文的解说，竹添光鸿此书，“笺曰”之前是杜《注》，并没有他自己的解说。这也是后人容易将“笺曰”之后都归为竹添光鸿个人成果的原因。
《会笺》在开始，即隐公元年部分，于征引者尚注出处。如隐元年《传》“春王周正月”《会笺》分别引安井衡、崔述、家铉翁、顾栋高等说，皆注其人。于“不书即位摄也”下《会笺》摘抄增岛固《读左笔记》，亦称增岛固，再往下则多不称引。如隐元年《传》“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自“三十国春秋”至“以为生似郑庄公”，出自川合修《左氏春秋考征》，但《会笺》不称川合之名。
林庆彰《左传会笺的解经方法》，总结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在校注上的成就若干条，皆以为出自竹添光鸿。如称竹添光鸿纠正杜预《注》之谬，引隐公四年经：“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杜《注》：“无《传》。书‘取’，言易也。”竹添氏《笺》曰：“上言‘伐’，下言‘取’，非言易之例也。今年至宣四年，伐取者七，皆无言易之《传》。宣九年取根牟，言易也，此‘取’例初出，故释之，前此‘宋人取长葛’‘辛未取葛’‘辛巳取防’，并受上文，犹伐某取某之例，故无言易之《传》。”且不论杜预《注》是否如竹添光鸿所说谬误，即此所解《经》之“取”义，竹添光鸿全抄引龟井昱《左传缵考》。《缵考》曰：“伐某取某，非言易之例也。杜似大过于引例，以蒙后世。宣九年，取根牟，言易也，此‘取’例初出，故释之；前此‘宋人取长葛’‘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并受上文别例也（此犹伐某取某之例，故无言易之《传》）。‘徐人取舒’，此外取之也，无《传》。它伐取者七，皆无言易之《传》。”林庆彰先生因举例以证竹添氏成就，故往往略其文，实则《会笺》此下有长文举例，亦全抄《缵考》。
林庆彰又称《会笺》解释典章制度之功，所举为成婚、媵妾、坐跪、投壶、稽颡例。于媵妾例，举成八年《传》“卫人来媵”《笺》，说：“媵特送昏之名耳，初不言某国之女为某国之媵妾也。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不过谓同姓至亲，可讲馈送嫁女之礼，异姓则可略耳。《春秋》书齐人来媵，与卫、晋无异辞，书人不书女，其事甚明，蚓当时鲁为弱国，尝为齐、晋所陵，犹恐不屑以女为媵，而齐、晋肯以女为鲁女从妾乎？考之《经》《传》，断不以妾训媵。《楚辞·九歌》：‘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朱注：‘媵，送也。’《尔雅》曰：‘媵、将，送也。’《注》引《左传》‘媵秦穆姬’、《诗》‘远于将之’，《疏》云：‘皆谓送行也。’不指为妾。”林庆彰就此总结说：“竹添氏以为媵如果是妾，齐、晋是强国，何以愿意将女儿送到鲁国为媵妾？引《楚辞》朱《注》，认为媵是送的意思。并引万斯同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实竹添光鸿《会笺》于此条引用的是宋戴埴与清万斯同的意见。戴埴《鼠璞》见张应昌《春秋属辞例编》卷三十八《书内女外适》引，其曰：“《江有沱》《序》有嫡媵之说，郑引《公羊》诸侯一娶九女，二国媵之，及引《昏礼》《注》：‘古者，女嫁，侄娣送之。’晦翁以此《诗》不见劳而无怨之说，以《序》为疑。考《经》《传》，媵特送昏之名尔。《史记》载伊尹为有莘媵臣，古史载汤婚，有莘以伊尹为媵送女。《春秋》载公子结媵陈妇于鄄，与执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伊尹、公子结、虞公、井伯、析归父，皆尝为媵，初不言某国之女，为某国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不过谓同姓至亲，可讲馈送嫁女之礼，异姓则可略。然《春秋》书‘齐人来媵’，与卫、晋无异辞。书人不书女，其事甚明。矧当时鲁为弱国，尝为齐、晋所陵，犹恐不屑以女为媵，而齐、晋肯以女为鲁女从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与否皆不可知，考之《经》《传》，断不以妾训媵。《楚辞》：‘鱼鳞鳞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尔雅》曰：‘媵、将，送也。’《注》引《左传》‘媵秦穆姬’、《诗》‘远于将之’，《疏》释曰：‘皆谓送行也。’不指为妾。《公羊》僖八年齐媵之说，乃汉儒之论，恐因《诗序》而讹也。”很明显，竹添光鸿全部引用张应昌所引戴埴的意见。万斯同说见其《群书辨疑·读仪礼二》，竹添光鸿于此则称名。综观竹添光鸿《会笺》全书，《笺曰》以下多出自前贤，这是当代研究者要明白的事实。
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春秋左传》校注最有成就的著作。此书以句下注方式，合于章句训诂的传统。除了注释《左传》字词外，此书亦择要对《左传》学中有争议的意见，也即经义进行解释。所以此书不是简单的字词注解，而是具有经学意义的讨论。此外，杨著独创一体例，即广泛征引出土器物以为资证，这是以前的《左传》各种注本所未有的体例。
杨伯峻先生是疑古学派立场，他不相信孔子修《春秋》，也不相信经学史所说的《春秋》义例。他认为《春秋》是鲁国原史，《左传》是独立的史书，非传《春秋》之书。因此他基本不注《春秋》经文，对《左传》注释，皆以为史事，无关《春秋》经义。他在书的《前言》中有长篇论述，说明这一立场的根据，读者可以参观。杨伯峻先生既不相信经义，则其精力所聚皆在《左传》的史事和典章制度等上。这部分注释成果，常常被学术界称引，作为杨先生的个人观点。其实，杨《注》虽不如《会笺》那样全部征引前贤成果，汇聚以为一家之说，但重要的解释，亦往往参据前贤，其中尤以竹添光鸿《会笺》为最。
杨《注》底本用阮元校勘本，但用金泽文库旧藏卷子本作为重要参校本。20世纪70年代，金泽文库卷子本尚不为中国学者所知，也未公布，杨伯峻先生据竹添光鸿《会笺》本使用。竹添光鸿《会笺》，在20世纪亦不甚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但杨先生手里有一部明治三十六年（1903）井井书屋铅印本，不仅《会笺》底本之金泽文库卷子本为杨先生所利用，《会笺》的《笺曰》也是杨《注》采择的重要内容。《会笺》以卷子本为底本，然偶有误认者，如襄二十五年《传》“闾丘婴以帷縳其妻而载之”句“縳”字，《会笺》误认为“缚”，校称：“卷子本作从‘尃’之‘缚’。”杨《注》亦称金泽文库卷子本作“缚”，并据改，实则误信《会笺》。《会笺》有时以己意改卷子本，如宣二年《传》“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卷子本及诸刻本皆有“受”字，陆德明《经典释文》无“受”，以有“受”字为或本。阮元《校勘记》认为无“受”字是对的，《会笺》略去“受”字，又不加校语，让人误以为卷子本即无“受”字。杨《注》即从《会笺》删去“受”字，且加校语说：“各本均作‘受命于楚’，唯金泽文库卷子本无‘受’字，与《释文》或本合。”显然误信《会笺》。
杨《注》博综前贤之说，参考书目见该书所附书单。其所征引，或具名或不具。如文六年《传》“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杨《注》具言参考沈钦韩《左传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等说。不具名如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讨论以“元”纪年不始于《春秋》，杨《注》引《商书·伊训》“太甲元年”为证，此说宋黄仲炎《春秋通说》已揭示，其曰：“《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又如僖公六年《传》：“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杜预于此句无注，但于下文“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有《注》曰：“楚子退舍武城，犹有忿志，而诸侯各罢兵，故蔡将许君归楚。”则见杜预认为是诸侯之师还归。但杨《注》却说：“楚师以郑围自解而还也。”意楚子围许以救郑，但见诸侯之师救许，乃还师。此说不同于杜《注》，属新解，但其实出于唐人赵匡。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引其说曰：“赵子曰：楚本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郑以解围，楚师亦退。”杨《注》未出赵匡之名。
总体而言，杨《注》于中国古代学者观点，大多还是出具材料来源的。但对于日本学者的成果，多依《会笺》，且皆以为竹添光鸿一人成果。对此，杨《注》偶也说明出自《会笺》，但多数情况不注出处。如襄二十三年《传》“二妇人辇以如公”，杜《注》：“恐栾氏有内应距之，故为妇人服而入。”杜预意思是范宣子恐栾氏有内应，所以着妇人服乘辇入襄公之宫，《传》文“二妇人”当指推辇之人。魏禧《左传经世钞》驳杜预说：“内应距之，故使二妇人推辇，乃可直入公宫耳。杜云‘为妇人服而入’未是。”其实杜预主要解释范宣子如何入公宫，“二妇人”自然指推辇之人，范宣子着妇人服乘辇。若如魏禧所说，二妇人推辇，范宣子乘辇，其不着妇人服，如何能够乘辇入宫？所以魏禧指责毫无道理。古贺煜《左传探啧》又生新说，认为妇人无推辇之事，《传》所言“二妇人”，指范宣子和乐王鳅，二人着妇人服乘辇。其曰：“然推辇非妇人事。明田贵妃使妇人您辇，实系新闻。《传》记二人着妇人服而乘辇，云二妇人辇，文法当如此。”古贺煜说无妇人推辇，其说非是。《周礼·春官·宗伯·巾车》有辇车，郑玄《注》说是后居宫中从容所乘，人挽之以行，未说挽车者是奄人抑宫女。《周礼》言后宫有世妇、女御等职，掌后宫诸事，中有女宫，即刑女在宫中者，未必不能推辇。定言挽车者非妇人，亦无所据。宣二年《传》，灵公杀宰夫，置诸番，使妇人载以过朝，明证妇人推辇。
古贺此说，《会笺》全引，惟不出古贺之名。杨《注》显然参照《会笺》，但《注》曰：“与二妇人乘辇，非二人妇人挽辇。古无妇人推辇之事。”杨《注》用了古贺煜的古无妇人推辇之说，又从沈钦韩《补注》，更改为范宣子伪为悼夫人侍御，其服亦如悼夫人服，然后与二妇人共乘辇。然《传》言二妇人辇以如公宫，范宣子伪为悼夫人侍御，与二妇人乘辇，《传》当言“三妇人”，何乃言“二妇人”？且杨《注》依沈钦韩说，以宣子伪为悼夫人侍御，侍御何得能乘辇车？辇车为后所用车，侍御何得乘？
此外，杨《注》十分含混。就《注》文的意思看，是驳妇人无推辇之事的，但杜《注》并没有说妇人推辇，说妇人推辇的是魏禧，杨《注》不交待所驳对象的出处，径直说古无妇人推辇，便让人如堕雾中了。很明显，杨《注》根据的《会笺》，但又不知道出处，便就《会笺》所引进行批驳，失去交待。《会笺》虽引古贺煜，但于引文之前还要加上一句“或云使二妇人推辇，此说非也”，以使以下所引古贺批驳之语，知有靶的。古贺煜又从沈钦韩《左传补注》说，以范宣子着妇人服，伪为悼夫人之侍御。沈钦韩说范宣子伪为悼夫人侍御乘辇，而古贺煜则说范宣子与乐王鳅二人伪为悼夫人侍御，着妇人服推辇，这又是出于对《传》文之臆测，尤不可取。
杨《注》于前贤，或用其材料，或用其说。襄二十七年《传》“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杨《注》说：“晋、楚皆怠于大出兵，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如鲁帅师取郓，晋帅师败狄，楚伐吴灭赖，不如文辞之全部弭兵也。”所举数据皆出于《会笺》，而《会笺》则抄录龚元玠《春秋答客难》，此用材料之证。用前人成说，如襄二十七年《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杨《注》说：“盖子大叔与赵孟初次相见，故云不意而会面。”此用《会笺》之说：“大叔似与文子初相见。”然《会笺》则抄的《缵考》。又襄二十七年《传》“崔成、崔彊杀东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杨《注》说：“古者诸侯及大夫皆有外朝及内朝，此盖崔杼之外朝。”说据《会笺》，《会笺》则据金鹗《求古录礼说》。惟《会笺》认为是崔氏内朝，而杨氏认为是外朝，其实皆是臆测。崔成、崔强是崔杼之子，非属大夫，或陈尸于内朝，以向其父示威，故崔杼怒而出。杨氏用《会笺》，但不同意内朝说法，故注为外朝。
三、从《会笺》和杨《注》看典籍注解如何开展
《会笺》和杨《注》是近现代《左传》校注的代表著作，二书虽然体例不同，但显然对前贤成果都大量采择。《会笺》基于其体例，不在书中出具前贤之名，杨《注》以己注为主，遵守注家学术规范，对重要观点，多具出处。当然，也多有不具出处者。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竹添光鸿那样的大儒，会采取基本抄录以成《会笺》的方式？而杨《注》虽也具出处，但有许多数据源和注解意见的根据，则往往隐去？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即当代学者对典籍的注解，应该怎样开展？是应该完全抛开前人，即今天有人提倡的《六经》注我，还是参考前人成果，镕铸成为一说？若是后者，如何参考前人成果？是出处必标注，还是拣取重要者标，不重要者则可以隐去？
之所以这样提问，是因为古籍，尤其是经典古籍，前贤能用之材料、形成之解说，可谓全矣备矣。今人无论怎样开辟思路，另立新说，基本都不能出前人窠臼。以《左传》为例，不用说典章制度、名物土地，凡有可以议论者，前人都已说尽，即使细致到一字之解、一句之意，也都阐述备至，分析详尽。今人已无立足处。无论是《会笺》，还是杨《注》，但凡见其有新意处，多能于前贤议论中找到出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今之学者，在典籍的注解中，几无一字之说可立。
既然这样，后代学者如何对经典古籍开展注解？还有必要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首先，古代学者的议论和当今的话语不同，他们的学术意见，也需要再加解释，以求鲜明和易懂。即如我们引用杜预的《注》，有时仍然要用今人的话语申述一下，否则杜预原《注》，今人并不能明白易懂。唐宋以来学者的意见也是如此，仍然需要消化和诠释。其次，前人的意见，各种议论都有，有的正反激烈不同，有的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故一句之解，往往有数种、十数种不同意见。这就需要今人仔细辨析，慎加选择。竹添光鸿的《会笺》之功，就在于采择。于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选择有价值、有可靠依据的意见，这是考验后代学者学术功力的。竹添光鸿具有这样的学术辨识，正是这样的学术辨识，成就了他的《会笺》。
杨伯峻《注》与《会笺》体例不同，因是注，不是笺，因此他必须对《左传》字、句下注。杨《注》遵守中国学术规范，立说处若有参考，多具出处。其所引用，古今成果都有。当然，如前所言，《左传》之解，后人几无一字之说可立。即使杨《注》大多出具来源，但也有许多未具者。古籍尤其是经典古籍，后人若欲立新说，用新材料，几无可能。如果都要标明出处，则只能如竹添光鸿那样，采用会笺的方式，汇集前人注解成书。杨《注》不是会笺，以注为体，因此他也只能将重要意见标明出处，而于一般的注释，则隐去出处。
什么是一般的注释？主要是指常见材料。比如某字的字义，或引《说文》，或引《尔雅》，某材料或出《史记》，或出《国语》，这些都是常见典籍，注者不必再说前贤何人所引，可以直接出注。当代学者将之称为公共资源，似乎不必前人称引，后代学者也可以办到。这其实是误识。《左传》这样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典籍，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若没有无数前人一点点指出，后代学者以一己之力，是难以周全的。
比如隐公元年《传》“有蜚”，杨《注》引《尔雅翼》作注，此用沈钦韩《左传补注》。前人解此“蜚”字，多据《说文》《尔雅》，如洪亮吉《左传诂》、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沈钦韩独用《尔雅翼》，杨《注》从沈钦韩而不注出处，即以常见之书，无须注也。引用常见古籍如宣公十三年《传》“秋赤狄伐晋，及清，先縠召之也”，杨《注》：“《晋世家》云：‘景公四年，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史记》是常见书，但引《史记》注此《传》，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在先。《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曰：“《晋世家》：‘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杨《注》显然参考了刘文淇。又如襄二十七年《传》“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杨《注》引《管子·枢言篇》注“周”曰：“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引《管子》作注，当参考的《会笺》，而《会笺》又抄录龟井昱《缵考》。
杨《注》于中国古代学者成说，多具出处，惟用日本学者之说，偶言出自《会笺》，多亦不出。这当然是20世纪中国学者于日本学者成果，尤其是江户学者的研究并不熟悉的原因。即使竹添光鸿《会笺》，大多数中国学者亦不甚了解。杨伯峻先生只能参考《会笺》。又因不明《会笺》体例，而误以为皆出竹添光鸿。如僖公二十四年《传》“于诸姬为近”，杜《注》：“道近，当暱之也。”杜以“近”指郑国地距周王较其他姬姓国为近。杨《注》引《会笺》说：“以道路之近为四德之一，竟觉不妥。‘近’是亲近之近，言桓公为司徒，武、庄为卿士，世亲近于王，与晋、卫诸国疏于周室者不同也。”实则《会笺》抄录古贺煜《左传探赜》。《左氏探赜》曰：“近，只是亲近，言桓公为司徒，武、庄为卿士，世亲近于王，与晋、卫诸国疏于周室者不同。”
但大多数情况下，杨《注》虽用《会笺》而不具出处。如襄九年《传》：“使乐遄庇刑器。”杜注刑器曰：“刑书。”孔《疏》说，刑书是国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为刑书。哀三年《传》，鲁人救火，云“出礼书”“出御书”，书易为火所焚，礼书、御书、刑书皆国之所重，所以命司寇乐遄庇之。刑书而称刑器，大概以其书于器物，或书之于版牍。杜、孔之解，中国古代学者无异辞，竹添光鸿《会笺》不从杜《注》，说：“刑器，刑具也。指桎梏笞缧之属，以备非常也。”杨《注》于此亦《注》说：“具备刑具，于大火中必有为非犯禁之人，所以刑之。”显然用《会笺》的说法。竹添光鸿此说，其实用宇士新《左传考》之说。宇士新《左传考》说：“刑器，凡刑罚之器，桎梏斧钺之属亦在其中，何独刑书？”宇士新之后龟井南冥、龟井昱、安井衡皆用此说，如安井衡《左传辑释》说：“谓之器，则兼指桎梏笞缧之属，不独刑书也。”《会笺》不具名，杨《注》参考使用了《会笺》，但不出《会笺》之名。
《会笺》征引江户学者之说，亦有误而不知者。襄九年《传》：“商人阅其祸败之衅。”杜《注》：“阅，犹数也。商人数所更历，恒多火灾。宋是殷商之后，故知天道之灾必火。”杨伯峻《注》说：“《说文》：‘阅，察也。’”杨氏此《注》从《会笺》来，《会笺》则全用龟井昱《缵考》。但核查《说文》，并无“阅，察也”之文。《说文·门部》：“阅，具数于门中也。”阅又作更历、经历解，是引申义，亦出汉人。《汉书·文帝纪》：“阅天下之义理多矣。”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犹更历也。”故杜《注》称“数所更历”。以察训阅，见慧琳《音义》卷四十九“该阅”注引《考声》，非出《说文》。龟井昱引《说文》既误，《会笺》、杨《注》随而从之，亦误。又如昭元年《传》：“卫齐子曰：‘苟或知之，虽忧何害？’”杜《注》：“齐子，齐恶。”梁履绳《左通补释》驳说齐恶是齐子四世孙，见闵二年《传》。《会笺》因从之。杨《注》亦曰：“齐子即齐恶，为闵二年《传》齐子之四世孙。”查闵二年《传》之齐子，是公子顽烝于宣姜所生，后嫁于齐，是齐桓公之长卫姬，生公子无亏，显然不是齐恶先祖。梁履绳称其所据说：“齐子，见闵二年杜氏《世族谱》。”然杜预《世族谱》说卫国齐氏始于賠伯，称齐子，齐恶是其四世孙。杜预所谓齐子，指賠伯，非闵二年宣姜所生之齐子。梁履绳误判为公子顽与宣姜所生女，《会笺》从之，杨氏又从之。
《会笺》和杨《注》是两个不同体例的典籍注释范本，其所表现出的不足，显示的是后代学者如何能在注释上开拓和创新的问题。传承和创新，在经典古籍注解中，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不独今人力求创新，古人也莫不如此。就《左传》注释说，自杜预《注》以后，便产生传承和创新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传承的，以孔颖达为代表。他回护杜《注》，并建立了《疏》不破《注》的注释传统。创新的，则自北朝刘炫，以至唐代啖、赵，再至于宋儒以及明清诸儒，无不或就《经》义立新说，或就注解辟杜《注》。无论回护杜预，还是批评杜预，都以杜预为标杆。显然，回护前人旧说，能够如孔颖达那样，引证周密，一一明其来处及理据，古今尚无人可以超越。但批评则不必周密，大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所谓规杜、补杜的著作，蜂起一时。代表者如明代陆粲《左传附注》、傅逊《左传注解辨误》、清代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沈钦韩《左传补注》、洪亮吉《左传诂》、梁履绳《左通补释》、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于鬯《香草校书》、俞樾《左传平议》等，莫不以辨正杜《注》为旨，以纠杜求创新。这种从批评前人中求创新，是非常有效的工作，这些著作构成了宋以后的学术主流。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日本的《春秋左传》学，也以纠杜为主旨，其中以江户学者成绩最为突出。如宇士新、冈白驹、冢田虎、秦鼎、中井积德、龟井南冥、龟井昱、安井衡、川合修、增岛固、伊藤馨等等，明治时期的竹添光鸿即是继承了江户学者的传统和成果。中国近现代则有章炳麟，其受乃师俞樾影响，发扬光大了疑杜的传统，新说迭出。当代则属杨伯峻为代表，他不仅继承了自宋以来疑杜的传统，更受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立场与明、清学者迥异。明、清学者驳杜、规杜，尚立足于《左传》传孔子所修《春秋》立场上，杨《注》则站在疑古立场上，既不承认孔子修《春秋》，亦谓《左传》非传《春秋》之书，直是鲁国原史，因此他的吸收前代《左传》学者的成果，实际使自己时时处在左支右绌的矛盾之中。
驳了杜预《注》，自然便是创新，实际上可能是以己之谬度前人之正。关于这一点，孔颖达专门对北朝经学家刘炫的规杜进行了批驳。孔颖达学问广博，分析明透，他或引《经》《传》，或旁综群籍，无不有据且有理。宋、明、清之儒生生于孔颖达之后，世再无孔颖达矣，因此各家之说竞生，而无人或正，皆阿以为至确。然于其所驳，反复究诘，仍以杜《注》为是。兹且举数例，以见一斑。
1．襄十一年《传》：“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 ‘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杜《注》：“政者，霸国之政令。礼，大国三军，鲁次国而为大国之制，贡赋必重，故忧不能堪。”孔《疏》：“于时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国大小，责其贡赋。若为二军，则是次国；若作三军，则为大国。大国之制，贡赋必重，故云‘霸主生贡之政，将及于子，子必不能堪之。’忧其不能堪之。言三军不可为也。鲁为三军、二军，国之大小同耳，但作三军，则自同大国，自同大国，则霸主必依大国责其贡重也。”顾炎武《日知录》说杜《注》误，“政”当指鲁国之政，言鲁国之政将归于季孙，以一军之征而供霸国之政令，将有所不给，则必改作。安井衡《辑释》同意顾说，又加申说曰：“杜谓季氏时为鲁国之政，故以‘政’为霸者之政令。今案，季文子以五年卒，季武子年少，未即代父为政，盖此时叔孙为政，故季孙欲作三军，先请穆子也。且三家各征其军，则霸者之政，圴及三家，而穆子乃曰‘政将及子’，若己不与者，是政非霸者之政令也。顾说可从。‘子必不能’者，言子将为政，增二军之赋，而致三军之贡，必不能给也。”安井衡以于时鲁执政为叔孙穆子，但季孙氏世为上卿，其父季文子五年卒，季武子六年即如晋，杜《注》说始代父为卿，则此时是季武子执政，非叔孙豹执政，所以季武子主张作三军。至于要问于叔孙豹，是因为叔孙豹为司马，掌军赋之事。季武子既为执政，则叔孙豹所言“政将及子”，即谓霸主政令及鲁执政也，杜《注》不误。其说参见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
2．襄九年《传》：“无所厎告。”“厎”，杜注“至也”。至告，就是往诉的意思。伊藤馨《左传章句文字》据《说文》“厎，致也”，谓厎告与致告同。《尚书·盘庚》：“凡尔百众，其惟致告。”桓十七年《传》：“日官居卿以厎日。”《周礼·冯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告之意。竹添光鸿《会笺》抄录伊藤馨此解，又增《禹贡》“覃怀厎绩”“震泽厎定”“三邦厎贡厥名”“厎慎财赋”例，称《夏本纪》引“厎”作“致”可证。杨伯峻《注》亦从《会笺》。按，至、致古通，义略有别，致告，是送达致告的意思，至告则表达至于谁而告，有诉的意思。《传》中公子��称郑是小国，若为大国所害，则无所往诉，故杜《注》以“至”解，于义精确。
3．襄十八年《传》：“有班马之声。”杜：“夜遁，马不相见，故鸣。班，别也。”惠栋《补注》说“班”与“般”通，是还的意思，郭璞《尔雅注》引此《传》即作“般”。还谓师遁，马鸣声渐远，以“还”为马回旋不进，晋人闻其鸣声渐远。惠栋引郭璞《注》为证，然郭璞东晋人，晚于杜预矣，其所见别本耳，不可证杜预误。《释文》不言有作“般”者，释音曰：“班，别也，彼列反”，则陆德明所见亦作“班”。班，别也，离别之马，盖齐师夜遁，慌乱之中，有失群之马，天明以后，孤独而鸣也。惠栋之说，并无胜处，而清人多有赞同者，如冯登府《十三经诂答问》、梁玉绳《瞥记》、陈嬗《简庄疏记》，今人杨伯峻，及日本龟井昱《缵考》等皆是，亦无谓。
4．宣公十一年《传》“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杜注：“十日为旬。不过素所虑之期也。”意谓筑城原定三十日，今筑城完工，未超过原本所定之日期。简单明了。王念孙则解“素”为“法”，引《士丧礼》“献素”郑注云“形法定为素”为解。又解“素”与“索”古同声，索亦训为法。定四年“疆以固索”，杜注云：“索，法也。”《正义》引《考工记》“量器铭时文思索”郑注云：“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诗·定之方中》《笺》引《考工记》，“索”作“素”。如此迂曲，且材料亦出杜、孔，杜、孔何不以此“素”解为“法”？且《传》文明言“三旬而成”，指筑城之期，杜注确矣。
5．襄十八年《传》：“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防门，杜《注》说平阴城南有防，防有门，则防是平阴城外之地，有门。《水经注·济水》引京相璠说：“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也。”广里，言堑沟广有一里。杜《注》：“于门外作堑，横行，广一里，故《经》书‘围’。”京相璠说广里是地名，本名光里，齐人言“广”音与“光”同，故曰“广里”，在防门北。惠栋《春秋左传补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皆赞同京相璠之说，认为杜《注》误。案，《后汉书·郡国志》称平阴城有防门，有光里，京相璠盖据《郡国志》。若如京相璠说，《传》文应断为“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是齐侯所守为广里，而非平阴，显然与前文言齐侯“御诸平阴”不符。后齐侯畏诸侯之师夜遁，诸侯因入平阴，明见齐侯所守是平阴，非广里。广里若为地名，亦如防门，小城不固，齐侯必不敢据广里以与诸侯抗。诸说对比，仍以杜《注》为确。
6．宣公十二年《传》：“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巷出车，杜注：“出车于巷，示将见迁，不得安居。”惠栋《春秋左传补注》据贾逵注：“巷出车，陈于巷卫，示虽困不降，必欲战也。”因曰：“下郑复修城，则贾说良是。”《会笺》、杨《注》皆从。惠栋所说“郑复修城”，指下文载楚子哀郑举国大哭，故为退师，郑人因修城固守。《传》曰：“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然卜辞谓“巷出车”是吉，郑若巷战，能得吉否？故杜不从贾注，谓见迁，乃得吉。下“郑人修城”，郑见楚子退师，乃修城固守，城既未破，尚不需迁逃，故不能以“修城”解为郑欲巷战。若巷战吉，何以楚子入城，至于逵路，郑伯即肉袒牵羊以逆，而不巷战？
此外，或因时代思潮影响，可生新说，如疑古学派影响下的新见迭起。疑古学派理论及实践，如何评价，恐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但就我们掌握的新出土材料涉及的文献问题，不少都证明疑古学派结论错误。如此，则一种思潮影响下的创新，其真正价值如何评估？这也牵涉我们当代以及后来的学者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为例，说明创新的前提应该是守正。即在前人搜集整理前人成果基础上，小心求证，多方思考，力图在当代学术背景和学术条件支持下，提出个人见解。不一定非要得出与前人不同的意见，而是能够在浩繁的前人意见里，选择更有说服力、更有材料依据的观点，这就是当代学者的创新。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