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鹏飞 :赓续群学传统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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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鹏飞  

 

历史中蕴藏着未来的密码。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经济上高度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并未自动催生出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与道义秩序。这种脱节使得人类虽然被紧紧地“绑在一起”,却因缺乏公认的协调机制和意识而冲突不断,从而暴露了现有世界体系在治理逻辑与人文关怀上的缺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应在建立“道义的秩序”上有所作为。而群学所蕴含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思想资源,能够成为回应这一时代之问的重要智慧。

群学重倡赓续学术志业

我们今天所致力推动的群学研究,是赓续清末民初先辈们重倡群学的志业。我们承认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同时应警惕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简单类比。很显然,发生在清末民初的群学重倡与当下正在展开的群学新阐释,这两个事件的时代背景不同,要达到的目标也不同,前途和命运更是迥异。

跨越百年的两场群学重倡,都是在回答各自的时代之问。前后两场群学重倡都寄希望于群学在回应时代重大议题中发挥实质作用,承担超越学科本身的文明使命。这一取向与先秦诸子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先秦诸子皆是以天下为思考对象的视野开阔的大家,他们所关注的是整个人世秩序、国家兴衰与天下治乱。荀子创立群学,其根本关怀亦在于“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构造社会人群之法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术品格,构成了百年来两次群学重倡共同的精神底色。

清末民初,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的初衷,是“希冀借西学之火种,让群学成为团结人心、鼓动民力民智的火炬”。彼时重倡群学的期望是以学术复兴带动民族复兴,以群学之理回应救亡图存之需。这恰恰延续了先秦诸子“以天下为思”的学术传统,将学问的终极指向置于家国天下的整体命运之上。

当下重倡群学在发展预期上延续了这一逻辑。“新群学”正是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而形成的学科,其根本使命在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也是中国社会学亟待推进的重大学术命题。从先秦诸子的天下关怀,到清末的救亡图存,再到当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思考,群学始终以回应时代整体性问题为志,这正是其跨越千余年而仍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跨越百年的两场群学重倡尽管在回答时代之问、承担历史使命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区别。百年前,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强力冲击之下,严复深切体认到中国本土群学面对舶来品“社会学”的学术失语,感叹“惜乎中国无一赏音”。当时的本土群学失掉了学科话语权。然而,今天重倡群学的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跌宕起伏、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从“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为群学思考提供了丰厚的经验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群学才有可能回应费孝通先生晚年所预见的“道义的秩序”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群学“合天下为群”的现代实践

当代重倡群学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相伴随的。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重大学术问题,是群学创新性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任务,也是其必然途径,但不是其最终的完成。“新群学”最终成功的标志是完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性课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关联而又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类文明迫切需要突破个别国家利益优先的传统逻辑,在更高层次上构建面向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合作秩序。正是在这一时代要求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

中国学术自先秦就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并一直把家、国与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讲“中国化”,绝不能局限于中国,要胸怀天下,社会学中国化必须回答世界性问题,才能实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既然世界走向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必然性,那么,这一过程必然是从个人合成小群、从小群到大群再到天下群的过程。无论这个过程多么艰难,都必定是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的过程。所以,只要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必然性,群学在世界的创新性发展就具有必然性。

文明的发展始终朝着提升人类整体生存能力、扩大合作范围和增进共同福祉的方向不断演进。从家庭到宗族、从乡里到国家、从区域共同体到全球共同体,人类社会不断突破原有群体边界,实现合作规模的持续扩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一历史演进基础上,对人类整体生存状态作出的创造性回应。这是群学之所以必然实现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群学“合天下为群”的现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现代社会的偶然产物,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思想传统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便提出“天下一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理念。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又不断为传统“天下”观念赋予时代意涵,形成了“合天下为群”的思想。蔡元培指出,由小群而大群也,至于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这里所说的大群,不再局限于家族、乡党、民族和国家,而是实现人类整体的联合。李大钊同样提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一思想把现代群众运动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最终应当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共同体。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群学“合天下为群”的现代表达。

群学所追求的“合天下为群”,其核心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共同体范围和文明层级的不断提升。从群学视角来看,天下是中国人家庭、乡里、国家概念不断向外扩展所形成的同心结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伦理的最终归宿,也是“天下太平”的价值理想。这里的天下,其核心始终是“天下人”,而不是疆域或政权本身。正所谓“天下国家”,天下始终居于国家之前,其意义正在于强调国家属于天下,而天下属于天下所有人。王阳明曾指出: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这种“一体”思想,将家庭内部的伦理关怀不断向外推广,最终扩展至整个天下,实现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的道德扩展过程。这种由家庭到天下的伦理结构,是一种超越国家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视为中华传统“天下”理念在全球化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表达。它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全体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基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为基本原则,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享的全球共同体。群学所蕴含的文明价值,集中体现为和合共生、求同存异和包容共享三个方面。群学的价值取向既不是以单一文明取代多元文明,也不是通过消除差异实现世界统一,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价值取向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明共同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群学的包容共享价值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中零和竞争的思维方式,为全球化时代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它既承认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又强调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是推动文明创新的重要动力;既强调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又倡导超越狭隘国家利益,共同承担维护人类未来发展的责任。

新时代召唤群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中国式现代化的惊人成就,在中国大地上呈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新时代群学的创新性发展与学科自主是时代大势使然。群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硕果,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有新群学的振兴。群学不仅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价值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群学研究》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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