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泓住，男，昆明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体系、话语体系；杨洁勉，男，上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大国关系、国际体系、中国外交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7期
摘要：国际话语权研究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是历史的过程，是叙事与实践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果。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演进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国际话语叙事的历史轨迹、多维实践、面临挑战以及未来发展，揭示中国国际话语叙事从形成探索、融入调适到倡议引领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在国际关系中所开展的多维实践与话语叙事，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基础。新时代，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中存在的“四大赤字”，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更彰显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如何通过“话语表达—行动实践”的闭环机制，推动国际关系向民主化、多极化方向演进。在此过程中，尽管国际话语权构建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但中国国际话语所传递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不断得到检验并获得广泛认可，未来必将持续在全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四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话语权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推动国际体系持续演进、构建观念秩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载体。独特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国际话语的底色，使其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并在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国际政治实践的独特范式，形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代表的叙事结构。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和实践，既是对五千年文明智慧的传承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回应。
国际体系的格局演进深刻影响着国际话语的发展。国际体系从二战结束至今经历了从殖民主义瓦解到两极对抗，再到多极化转型的深刻变革，这种历史演进使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演进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际话语叙事演进，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演进历程，并坚定地在国际社会中践行中国倡议，为和平与发展作出努力。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演进根植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求，并通过国际行动体现其真实性。但国际话语叙事和国际行动实践受到的曲解甚至歪曲，使中国在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还面临现实挑战。
因此，对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创新进行梳理，探讨在体系结构、文化认知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有利于厘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路径，促进国际体系朝着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方向演进，推动实现更加公平的全球发展，努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
“话语权”（Discourse Power）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思想的引介。在福柯的理论中，“话语”并非简单的言谈，而是一种建构“真理”、规范行为、使权力关系“正常化”的机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续也从话语维度出发，探讨了话语如何建构“安全”“身份”和“规则”等。通俗地讲，话语权的形成有赖于广大受众对话语的认同，从而共同建立并遵守特定的规则，形成观念秩序。“国际话语权”则是话语权力在国际场域内的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聚焦体系规则的制定以影响国际体系演进。国际话语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时代国家之间的国际话语权互动，依然是国家综合实力基础之上在思想和制度层面的竞争。国际话语权将本国价值理念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和制度性规范，从而在国际体系发展演进中发挥影响。其次，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本质是发展理念和路径的竞争。在国际体系演进中，不同国家对发展、安全的不同理解、主张和政策形成了不同的道路模式，并在国际体系中相互交织，构成了关于“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深层博弈。谁能更好地解决发展、安全和治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谁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具可行性和包容性的方案，谁就能在国际舆论场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与支持，从而提升其制度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最后，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核心在于“话语表达—行动实践”的实证闭环。话语不仅是语言的产物，更是实践的映射。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构建无法单纯依靠修辞技巧或内容传播，只有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来验证话语的真理性，才能实现从“说什么”到“做什么”再到“说到做到”的逻辑闭环，也才能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从而构建起有效的国际话语权。
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围绕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复杂。在国际体系演进的过程中，国家对全球发展和自身安全的不同政策，形成了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两种道路方向。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一些国家倾向以本国利益和安全为优先，用强制手段实现自身意志，从而导致国家间关系复杂化，使全球发展面临阻碍；一些国家从发展的共同需要出发，主张通过合作应对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挑战，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这两种选择在国际社会中相互交织，成为当前影响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力量，重塑新时代的国际秩序。
新时代的国际局势多变，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如何统筹自身利益与安全关切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加剧，以往西方价值观念主导下的体系规则面临现实困境，尤其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行为违背了现有国际秩序和规则，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中削弱了西方话语的有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针对当前全球治理存在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全球治理的理念准则，也是中国在多层次关系机制构建中的实践原则。但是，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不仅需要兼具广度和深度的话语传播，更需要通过坚定有效的行动实践对话语予以实证，从而提升中国倡议的影响力。换言之，在新时代的国际环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话语叙事和行动实践共同作用以构建有效的国际话语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时代引领作用，而这也正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根源。
因此，构建新时代的国际话语权，不仅需要国际话语的叙事表达，更需要在国际体系中的多维度实践。
二、中国国际话语叙事演进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国际话语叙事的演进呈现典型的阶段性特征，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模式所决定的。从阶段上看，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大致可以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重心工作有所不同，国际话语的叙事也经历了从形成和探索到融入与调适，再到发挥引领性作用的演进轨迹。总的来说，国际话语演进的底层逻辑是由不同时代的国际环境、国家自身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及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对中国国际话语叙事的演进历程分析，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话语叙事的形成与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不同于以往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开始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发挥作用。中国国际话语的起点本质上是对“百年国耻”和不平等条约百年抗争的延续，天然地聚焦于反帝国主义与反霸权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际体系进入由美国和苏联主导的格局，而旧殖民体系逐步瓦解，亚非拉地区的许多民族实现独立建国，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国际体系中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此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武装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政治稳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确立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独立自主成为国际话语的基本内核，而兼具和平性与革命性是中国国际话语叙事的时代特征。
早在1953年，中国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就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作为处理双边关系的基础。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完整阐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强调了国家主权应当予以尊重，提出“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这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叙事在多边国际场合得到进一步推广，获得亚非国家的广泛支持，并扩展形成“万隆十项原则”，成为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对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产生直接影响。
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国际话语叙事不仅体现了和平性，同时还具有革命性。如果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和平性的体现，那么“三个世界”理论则是这一时期革命性的集中体现。“三个世界”理论将全球划分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组成的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一认识超越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标准，重构了国际体系的存在形态。中国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进一步明确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我身份界定，成为团结亚非拉国家的纽带，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共同的身份认同，在冷战时期“第三种力量”的形成和作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2.2 改革开放时期：国际体系的融入与调适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国际话语进入了在继承中发展、在融入中创新的阶段。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着力吸引外部投资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市场活力。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国际话语开始转向发展叙事，和平与发展的内涵被进一步充实到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中，以适应国际发展的需要。
这一阶段的中国国际话语继承了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的内核，建国以来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为表现的话语叙事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独立自主依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始终未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从未动摇。面对邻国进行的边界挑衅，中国进行了果断的自卫还击，通过话语传播和行动实践证明过去坚持领土主权完整的价值底色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西方国家的话语博弈核心战场如人权等问题上，通过1991年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表明了在融入全球发展体系过程中并未丧失自身话语叙事中的斗争性，主权和领土问题依然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与此同时，中国顺应发展并丰富了国际话语的内涵，创新叙事以适应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既强调了国家主权不受干涉的核心地位，同时更突出了经济发展在外交实践中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和论断丰富了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表明国际话语叙事的时代使命有所转变。同时，中国仍然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并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逐步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实现向体系内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型开启了国际话语从防御性价值向拓展性价值的历史性跨越，而国际话语的叙事开始进入“融入—调适”的循环过程。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中国处于持续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的进程中，强调“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中国。”但融入全球发展体系的同时也务实表达全球发展的中国主张，在关键问题上始终坚持根本立场，倡导“应该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保障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
中国在融入、适应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逐步通过改革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从而实现了良性循环模式，同时又保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和主权的独立自主。这使得中国的主张和行动及其所体现的理念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延续独立自主道路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发展，逐步适应国际体系，相融统一的话语叙事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继续探索新模式、新思路奠定了基础。
2.3 新时代：全球议题的倡议与引领
进入新时代，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取得全球领导优势，通过国际话语的再叙事将冷战的结束同两种制度的优劣挂钩，从而营造出西方自由制度才是人类发展的唯一方向的氛围，全球一度形成单一发展制度路径依赖的局面，西方制度模式似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甚至有学者认为历史就此终结。但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事实表明，全球性议题需要新的引领力量。
国际体系和发展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从美苏争霸进入“一超多强”时代，但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缺陷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让全球化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战争威胁依旧且地区冲突不断，区域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深层次矛盾持续存在，全球恐怖主义问题依然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2024年，全球有61场涉国家武装冲突导致超过16万人丧生，还有来自53个国家或地区超过2.95亿人面临粮食危机的威胁，这些危机绝大多数集中在非洲、中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反映出当前“四大赤字”带来的挑战，国际体系转型成为大势所趋。
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和国际体系转型之际，中国始终坚持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合理安全关切，主张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尤其是如期实现脱贫目标并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中国道路的可行性。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已经成为中国与不同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国际挑战的基本理念。由此，中国国际话语承担的历史使命进入时代倡议与全球引领的新阶段。中国先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通过国际话语系统阐释了事关共同发展、全球治理和安全稳定的中国理念和主张，并逐步在全球重大议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发挥重要影响。
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内涵不断丰富且一脉相承，发展至今的中国国际话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体现中国道路的叙事体系。相较于西方基于所谓“自由、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中国始终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注重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从2014年亚信峰会提出“亚洲安全观”，到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推动“美美与共”理念制度化，中国系统阐释了对国际体系转型和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思考。在安全稳定方面，从2014年提出“亚洲安全观”到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为解决全球安全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文明多样性方面，从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中国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性，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通过文明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实践兑现互利共赢的承诺，坚决抵制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这种从融入适应到主动塑造的转变显示出中国在国际话语方面已经完成“融入—调适”的过程，进入“引领—调适”的新阶段，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国际话语的“话语表达—行动实践”过程通过对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落实，使中国价值理念的实践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循环过程，不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产生重要影响，更通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重塑全球发展的观念基础，推动发展和治理的目的回归人本身。
三、新时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多维实践
国际话语的叙事是对国家理念和主张的传播，但并不能天然地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国际政治的实践与话语叙事相结合才能体现其时代性和真实性，国际话语由此获得感召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引领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全球性倡议的话语表达和基于道义准则的国际实践所形成的有效影响力。因此，新时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多维实践，成为国际话语的有力支撑，也是其理念的直接体现。
3.1 发展维度：重塑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发展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中国国际话语中最具感召力的部分。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强调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均衡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国际话语在新时代背景下叙事的核心内容。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不仅注重自身发展权益的实现，同时还注重施行共同发展的路径方略。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话语往往伴随着“中心—外围”的依附逻辑，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全球南方”发展权亟需保障等问题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显著挑战。新时代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通过国家间的协调与资源共享，持续推动全球发展，提出了普惠包容的发展新范式。
中国全面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造血”能力。在非洲、东南亚和中亚等地，中国投资建设了铁路、港口和能源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交通与物流条件，还创造了就业机会，为各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实现共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多边金融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金支持。2023年至2024年，中国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向亚洲开发基金捐助3.3亿美元，将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扩充到40亿美元，为1000多个发展项目给予支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展现了中国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引领作用。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与“全球南方”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以促进实现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发展，迄今已在非洲国家落地6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并提供融资支持。此外，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在一些国家开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合作成为当地恢复经济生产的重要基础，如中国同秘鲁开展的合作中所涉及的钱凯港建设，就为当地贸易联通性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让近8亿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并将发展经验交流传授给“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的积极力量，证明了中国话语不仅是“可信”的，更是“可行”的。
3.2 安全维度：开辟平等对话协商的和平路径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危机与冲突是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摒弃了西方传统大国“结盟对抗”和“军事干预”的旧路，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中国特色问题解决之道，展示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安全观。不同于奉行保守主义、单边政策的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倡导和践行大国责任，强调做“负责任的大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始终对外宣示的基本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并未因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以多边外交与对话机制作为应对危机和冲突的手段。面对形势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地区争端，中国的外交实践并未走霸权竞争的老路，而是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通过平等协商与和平对话管控分歧、解决争端，尤其是避免对抗升级。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先后参与包括救灾重建、人道主义救援在内的多项维和行动，同时还为冲突地区经济重建与社会稳定提供全方位支持。中国积极调解中东热点问题，斡旋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为缓和地区矛盾作出积极贡献，为地区安全架构的重塑注入了正能量。此外，在网络空间、太空等领域的治理中，中国推动制定公平规则，开展广泛合作，确保不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不搞新的技术霸权、不制造数字鸿沟，反对个别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构建技术壁垒，从而避免再度陷入安全困境。这些都与西方国家动辄采取制裁或军事干预、构筑技术壁垒和知识霸权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3.3 文明维度：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范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认识和理念会有所变化，伴生的观念秩序也会随之与时俱进，这是国际体系演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不同于西方理念主导下的体系模式，中国所践行的全球文明观多元且包容，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即使被认为是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中国都始终保持平等的外交关系，尊重各国文明多样性，不以“普世价值”作为外交实践的教条。无论是处理国家间关系，还是全球议题的推进，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并未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于某个或某些国家，而是始终坚持“和而不同”，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维护国际体系持续多元、包容，推动不同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互鉴互补，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互利共赢取代对抗与零和博弈，这在当今国际体系中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从而成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格局持续改革发展的合法性基础。
在中国同拉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展进程中，双方共同强调应当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尊重各自的主权和内政，强调根据各国不同的国情，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共建的“一带一路”项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尊重各国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共同推动经贸、文化、安全等领域的高水平合作，迄今为止中国已与超过100个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国建立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多边机制，如中国—非洲、中国—阿拉伯、中国—拉美等命运共同体，强调平等、开放与合作，通过深化周边关系，践行亲诚惠容原则，从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通过中非、中阿、中拉等合作论坛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搭起了立体化的文明交流平台，深化并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而鲁班工坊等项目不仅在教育层面开展合作，同时还促进了人民心与心的沟通，使“文明互鉴”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互动。
3.4 治理维度：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
从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看，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领导型”到“协作型”的范式转型。随着国际社会中新兴力量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往依赖少数国家领导的“中心—外围”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逐渐在治理议题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体系持续向多极化、民主化的方向转型。国际体系受西方国家影响，一度成为推行某种单一制度模式的工具。但由于外部赋予的制度同具体国情之间的失配导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全球治理缺位、失能。不同国家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国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必备条件。中国的外交实践，与国际话语构成了完整的“话语表达—行动实践”过程，不仅助力伙伴国经济发展，还为国际体系的演进和全球发展的方式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团结“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通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主张重视各个国家在规则构建中的作用，构建了团结协作的治理体系框架。同时，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1+1”“1+N”框架，搭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推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或区域发挥积极作用，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探索平等协商、团结协作的治理范式，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而非被领导者。也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支持，迄今已有156个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参与其中。在气候治理领域，中国不仅坚定执行《巴黎协定》，同时还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水平，帮助埃及、南非、巴基斯坦、阿联酋、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建设光伏项目，仅在非洲地区建设的“非洲光带”项目就让至少50000个家庭用上可持续能源。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推动实现平衡的全球发展，从而缓解气候变化带来新的不公平。
四、中国“话语—实践”构建话语权面临的多重挑战
当前，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显著，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愈发凸显。长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形成了特定的话语权结构。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以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不仅面临既有结构带来的困境，还受到不同文化制度、复杂国际环境的共同影响。
4.1 西方话语权主导下的结构性困境
第一，西方话语权垄断导致中国在话语场域面临结构性困境。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权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才宣告结束。此后二十余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通过话语的再叙事，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同西方制度和道路的优越性、正确性等同起来，并通过多种手段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大力推广“普世价值”，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化政策，在政治上进行西方化改造，以完全复制西方制度模式，对非西方化的制度模式不仅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围攻，还在政治上进行干涉。由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发展中提出了应对“四大赤字”的中国方案。但是，在西方话语权垄断中，中国方案乃至中国形象被歪曲为当代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冷战”，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类项目被污蔑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经济手段。中国话语被蔑称为“新冷战”的表现并非由于叙事范式的欠缺或语言翻译的不足，而是有的行为体在国际场域对中国理念的恶意解构和再叙事，以维护西方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可以说，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发展行动受到西方话语权影响，在国际上面临被曲解甚至刻意歪曲的问题，从而造成中国国际话语的叙事传播困境。因此，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不仅在于讲得好，更在于结合行动实践构建“话语表达—行动实践”的完整闭环。
第二，议程设置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中国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国际体系演进至今，经历了从殖民体系到冷战体系再到多极化体系的发展过程。当代的国际体系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不在于维护体系中心行为体的利益，而是注重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的落实，同时这也是国际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当今国际体系中，议程设置依然深受西方话语范式影响，充满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以安全议题为例，国际安全问题的议题设置和议程推进所围绕的依然是少数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和认知框架，而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如乌克兰问题、中东问题等西方国家关注的问题被给予了较多的舆论资源，主导国家的话语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国际场域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如非洲的战乱、贫困和粮食危机等长期困扰发展的安全问题却鲜有关注和报道，在国际话语场域中一些欠发达地区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遗忘的大陆”。尽管近年来，中国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落地，构建了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发展平台，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但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议程设置中，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发展中的倡议和实践依然面临不小挑战，国际话语的传播和叙事也受到制约，在国际体系中的议程设置推进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全球舆论场域的不平等竞争导致中国国际话语“走出去”的传播面临局限。国际话语的传播依赖国际舆论环境，传播渠道是国际话语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深受西方价值体系影响，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在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仍有重要影响，加之中国媒体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出海”，在媒体领域的国际化市场化竞争中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西方语境和价值体系环境中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这使得中国国际话语的传播存在局限。一方面，中国媒体的“出海”过程，不仅面临各方面质疑和挑战，还要充分适应驻在国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对传播工作提出较高要求。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倡议和实践的报道及阐释始终从本位主义视角出发解构和再叙事，由此造成传播过程中对中国国际话语本义的误读甚至歪曲。
4.2 文化制度差异下的认知隔阂
第一，价值体系冲突造成中国国际话语叙事传播中的误解与偏见。国际体系中的文明文化呈现多样性，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念会形成具有本国色彩的文化文明形态，而国家间文化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以及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对国际政治事件的观点和看法是不同的，从而影响不同国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知和理解。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不仅受到西方价值体系的叙事影响，同时在其他国家也面临现实挑战。受到西方价值体系中的“零和”思维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话语权垄断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议程设置影响下形成了认知定式，对中国国际话语存在误解。比如在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时，受到西方舆论影响对相关项目提出“债务陷阱”指责，将推行的合作项目视为“干涉国内政治的手段”，进而把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误读为中国“实现全球野心”的工具，而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愿景。
第二，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体制差异导致对中国国际话语的响应存在差别。由于国家之间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方面存在差异，所形成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各具特色。国际话语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通过体系间的互动，话语在行为体之间相互传播后，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利益取向完成内化过程，从而促使行为体采取相近的倾向或行动。然而，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差异会对国际话语的互动传播形成一定障碍，尤其是在内部政治过程中，对中国倡议的认知和接纳程度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中国国际话语叙事在不同国家中的接受度存在差异。以脱贫攻坚为例，中国通过精准扶贫，在过去40多年中成功使近8亿人摆脱贫困，并于2021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球南方”许多国家对这一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将其实践经验融入了全球发展倡议，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多个党派和政治势力在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多党竞争或分权制衡等政治制度设计上的特点，在切实改善民生方面有诸多困难，同时在响应中国倡议和借鉴中国经验时存在现实挑战。在非洲某些国家，虽然中国的扶贫经验被视为可借鉴的模式，但内部政治不稳定和制度碎片化阻碍了具体政策和项目的落实，进而制约了民生发展的步伐，使得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显著不均衡。
4.3 复杂国际环境下的话语实践挑战
一方面，全球传播中的工具化解读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进程中的显著障碍。国际话语是体系化的运作过程，国际话语叙事在场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国际政治实践提升话语的可信度，从而增强影响力、感召力。当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国际体系向着多极化的方向持续演进，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丛林法则”再度抬头，成为全球多极化发展的阻碍。全球发展过程中，国家之间展开的合作、竞争、博弈等是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和常态。但在当前的全球传播中仍然有这样的观点，即单纯将国家间的竞争与发展一元化地解读为地缘政治逻辑下的双方对抗，这种承袭自冷战的认知范式成为全球发展过程中思想解放的主要阻碍因素。当中国提出具有时代性、进步性的理念倡议时，无论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解构和再叙事，还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都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所面临的显著挑战。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例，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以西方为主的媒体不顾国际社会对发展和治理的需要，基于地缘政治视角将中国倡议解读为大国关系开启“新冷战”的宣言，而无视中国“互利共赢”的实践本质，用狭隘的旧观念解读当今国际关系，以满足本国优先的狭隘利益观。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落实的过程中，一些媒体和研究者则将中国关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实践阐释为地缘扩张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意愿，增加了其内在忧虑。尽管中国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结合现实案例从多维度进行针对性阐述，但由于以往西方国家基于地缘竞争采取的干涉手段所造成的历史记忆，国际政治行为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这种认知范式的影响，导致“全球南方”中不乏疑虑者，从而造成一些项目面临迟滞甚至阻碍的难题。
另一方面，新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增加全球舆论场域不平等竞争带来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媒体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得到大幅提升，跨国界的网络社交媒体使传播走向“原子化”时代。新技术在促进话语流动、多元声音表达和全球包容提升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随着技术发展和竞争逐步走向垄断阶段，西方媒体巨头利用技术优势放大其传播能力，对中国国际话语进行再叙事并借助算法向国际行为体内部的个体进行个性化推送传播，从而在中国国际话语“走出去”的过程中增加了竞争的不平等性。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使命是全方位阐释发展带来的显著成效，并倡导践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但在复杂的场域中，不仅面临激烈的理念竞争，在新技术条件下更是带来与日俱增的技术性挑战。以人工智能和生成式内容为例，借助人工智能，针对中国的虚假内容制作成本低、效率高，在互联网空间形成了很多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以及中国倡议的负面叙事，并将其扩大传播，从而人为制造负面影响，渲染负面舆论环境，影响受众的情感倾向。
五、中国国际话语叙事与实践并行的未来方向
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影响力稳步提升，在中国倡议下国际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参与到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中来。尽管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但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但影响力的形成不是天然、应然的，而是需要进一步努力推动发展完善。因此，中国国际话语叙事与实践并行的未来，应当着眼于提升传播和叙事能力，并通过实践构建有力有效的影响力。
5.1 拓展多元协同的国际叙事传播渠道
第一，构建多层次叙事传播渠道保证中国国际话语在国际上的传播。国际话语的传播依赖于多层次的叙事传播渠道，话语权的构建、影响力的提升都依赖于有力有效的传播渠道。国际话语文本需要通过多维度、多路径的传播机制，才能实现深层次的逐级传播，进而实现“话语表达—行动实践”的闭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更加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叙事传播渠道，提升融入不同社会传播生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扩大中国话语的覆盖面并增强穿透力，提升中国故事的影响力。在高层次传播渠道，以外交部门和国家媒体组成的传播核心，通过顶层设计构建国际话语的叙事框架，奠定对外传播的底色。在中间层次传播，各类媒体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应当从各自角度，围绕中国国际话语结合自身的专业专长进行拓展叙事。在末端层次传播，则应更加注重互动、接地气的传播，注重讲述中国倡议的鲜活案例，让国家中的个体能更好感受到中国故事、中国案例带来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从而获得受众的内在认同。
第二，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提升传播能力和水平。当前，国际局势快速演变，新技术条件赋能下的话语场域的互动与竞争进入新阶段，既可以成为巩固现有话语权垄断格局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对更广大范围内的受众进行有效传播的手段。话语文本在新媒体渠道的传播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实现新突破，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动员。当前，中国在科技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在市场应用规模全球领先，技术更新迭代快速。在国际话语传播的多层次传播渠道的构建中，应当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夯实新时代中国话语权的基础。一方面，运用技术手段提升社交媒体传播的效率，尤其是针对年轻用户群体，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广泛传播，在社交媒体中通过短视频、图文或互动直播等方式，发布和传播积极向上且符合“Z世代”信息获取习惯的内容，提升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另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语言、文化、习惯方面的障碍，优化国际话语内容的结合度，并增强叙事的时效性、针对性，推动国际话语叙事的创新与全球化发展，从而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增强中国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传播力和渗透力。
5.2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亲和力、感召力与说服力
首先，通过“话语表达—行动实践”提升中国形象和中国国际话语的亲和力。中国形象亲和力的提升需要叙事表达和丰富实践双管齐下。中国先后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在未来的话语传播和行动实践过程中，中国倡议将通过外交的丰富实践向世界生动展示。一方面，在中国发出的一系列倡议下，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框架落地的各类项目，推动各国人民进一步实现民心相通，让各国人民切身体会到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比如深化菌草技术合作、依托鲁班工坊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推进“非洲光带”等投资规模小、见效快、惠民生、可持续的“小而美”项目落地，展现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承诺和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理念，从而增强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信任与亲近感。另一方面，通过“论坛+展览”模式将话语叙事转化为制度化的具体实践，让中国安定繁荣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民众可触可感。比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等“论坛+展览”活动，就通过论坛凝聚共识形成了宣言和行动计划，并以展会促进经贸往来，把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的落地项目，让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在有力回击西方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所进行的“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负面叙事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亲和力。
其次，夯实理论基础与叙事创新，增强文化感召力。国际话语体现行为主体的政治哲学、价值观念，话语文本是传递的媒介。可以说，国际话语在对象中发挥作用的基础是自身价值观念的感召力，而增强国际话语影响力的具体途径就是发挥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提升在国际上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实践成果。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实现国家安定、繁荣的中国模式对“全球南方”而言具有显著吸引力。这不仅是制度优势所在，更是文化传统奠定的基础。因此，增强国际话语的影响力，需要依托历史文化来丰富其价值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形成有感召力的文本系统。同时，发挥文化优势增强感召力，不仅需要对历史传统进行深度挖掘，更要将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创新叙事与时代发展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从认知认同到情感共鸣的升华，通过有亲和力的叙事推动国际话语从“中国声音”向“世界共识”转型，让更多人听懂、认同。
最后，提升国际话语的思辨性，强化话语的说服力。国际话语的说服力不足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构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提升国际话语的说服力，是提升亲和力、感召力的关键环节，应当通过科学的叙事论证框架和严谨的事实支撑，实现从单纯宣示向实事求是说服的转变。根据框架与叙事理论，话语权威依赖逻辑框架与情感叙事的平衡，通过生动的故事展现共享发展的图景，激发受众情感共鸣，提升可信度。中国的国际话语应当通过树立自身的权威以增强可信度，在注重逻辑性的同时提升话语叙事的情感因素。比如，在对外叙事中通过展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贡献，把“一带一路”倡议等转化为广大普通受众能够认知、理解、内化的生动实践，同时融入人文关怀和共享发展的情感叙事，激发国际社会的共鸣与认同。
5.3 深化自主性建设讲好国际实践的中国故事
第一，坚持国际话语权构建的理论自主与本土创新。当前的国际场域中，西方范式的话语占据主导，要实现广泛的有效传播，就需要构建自主话语体系。在理论层面，应当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范式，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以中国外交实践为基础的话语理论和体系。中国一贯主张和坚持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是自主话语理论和体系创新发展的成果。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亟须坚定文化自信，在全球治理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张，系统阐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全方位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而充分体现中国话语的理论自主性，避免陷入西方话语范式循环中。同时，通过本土创新，结合当代全球发展趋势与多元文化语境，打造具有全球共识与中国特色相融合的国际话语叙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与认同，赋予话语时代活力与全球竞争力。
第二，完善国际实践中的“中国故事”叙事框架。国际政治的实践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国际话语的行动实证，也是衡量其真实性的标准。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全球治理、和平发展方面始终秉持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推动多边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全球秩序。国际实践中的中国故事叙事框架重构依赖于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外交原则，这种原则经过国家的外交实践并进一步理论化后成了系统的倡议与主张。在国际话语的叙事中，需要将话语文本与外交实践深度结合来构建叙事。例如，在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中，将中国援助故事重构为“携手发展”的叙事，强调平等伙伴关系而非单向输出，避免“新殖民主义”误读和解构再叙事。通过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实践，构建“互利共赢”的叙事框架，推动国际话语从单纯的“讲述”转型为“对话”，从而更好地将中国故事融入国际话语的叙事体系中。
第三，构建增强国际话语感召力的全球治理互动机制。中国国际话语发挥影响的最终路径，是增强叙事的感召力，将中国实践转化为全球治理方案，推动从本土经验向国际共识转化，实现话语体系的全球辐射与互鉴，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叙事框架，进而在全球治理中起到引领作用。同时，深化多层次互动机制从而实现“话语—反馈”的互动过程，不仅通过国家领导层面的互动分享治理经验，同时还通过社交平台和文化交流讲述生动故事，增强国际话语互动的感召力，激发国际受众的情感认同，将其转化为全球治理的行动共识。
结语
国际话语叙事和外交实践是国际话语权的来源。回顾中国国际话语的发展，叙事演进的历史轨迹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先后经历了从探索到调适再到引领的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面对“四大赤字”，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将话语叙事提升至全球引领层面。在新时代的多维实践中，中国国际话语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推进，既体现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姿态，更展现了共同发展的理念。
然而，中国通过“话语—实践”构建话语权面临的多重挑战，表明国际话语权竞争依然激烈，但70多年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国话语的韧性和潜力。展望未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仍然应当坚持叙事和实践并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着眼全球加强叙事和实践，积极拓展多元协同的传播渠道，丰富传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提升中国国际话语的影响力、亲和力、感召力、说服力、引导力，让不同的受众能够从“听懂”深化为“理解”乃至“认同”，将实践故事融入全球对话，构建中国特色话语范式，最终实现中国国际话语从“中国声音”向“世界共识”转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