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工业社会不只是工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主导，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以及人的思维的工业化。现代高等教育是工业文明或工业化的产物，高等教育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工业化。近年来，伴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进步，工作世界正在变成工作日益稀少的世界。在技术替代效应下，高等教育生产人力资本或为工作作准备的职能逐渐被削弱，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劳动力市场有失灵的风险。面对工作世界的深刻变革，高等教育需要回归育人的初心，超越生产主义价值观和工业化思维，积极参与建构新教育社会契约，主动实现自我转型。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才项目(22VRC010)。

关键词：高等教育/ 工作世界/ 工业化/ 去工业化/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 )，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25年第4期 第1-12页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过程可谓之农业化，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程可谓之工业化。无论农业化还是工业化，其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都绝不只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变迁，而是蕴藏在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教育方式以及支撑其持续发展的技术手段，最终乃至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正在来临的知识社会和创业社会，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加速。以创新创业作为共同引擎，现在知识社会与创业社会的边界还不明显，就像工业化初期农业化的证据多于工业化，今天的社会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知识在驱动或知识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事实上和早期的知识社会相比已有显著的不同。由于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很多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贬值。在早期的知识社会中，知识工作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阶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新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在知识社会中，高等教育以学历和学位制度为媒介，与工作世界直接对接、相互嵌套，为阶层流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由高学历者组成的知识阶层已日益庞大，但文凭(学历和学位)已不再能为就业提供保障。“以‘弹性’/灵活性(flexibility)的名义，大批传统上安全稳定的工作都被降级为临时工作或散工，或者外包到二级承包商和代理商，而政府政策也推波助澜，强行要求政府机构将很多服务外包。”[1]现有的高等教育系统仍然基于并服务工业文明或工业社会的假想式需求，尚未完全适应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创业社会转型的需要。结果就是，工业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智能技术和智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种教育体系培养的是学生基本技能，遵循指令的能力，以及执行规定任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善于协商、富有爱心和同情心、能够激励团队、能够设计绝妙体验、了解人们所想或所需，以及善于发现下一个问题同时清楚如何解决它’的人。”[2]面对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超越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安排，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实现价值观的更新和流程的再造，从而适应并引领工作世界的变革。

一、工业社会中生产主义的困境

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强调的是一个组织或群体完成任务的效率，可以用来评估一个组织生产产品的速度、品质和过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力从产业界进入学术界，乃至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根本遵循，那些原本和生产无关的领域也开始面临生产力的约束，甚至每一个人都成了生产的基本单位。最终，生产主义成为工业社会的基本准则，生产力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组织机构或个人成功与否的指标或标志。[3]伴随从生产力中心到生产力主义的演变，生产本身成了一种弥漫在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乃至成为工业文明的象征，而不再只是具体的社会行动。工业生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为生产而生产也导致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反过来导致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进而出现了生产的悖论，即生产本身抑制了对生产者的需求，而生产者对于生产本身也是既厌恶又离不开。其结果，一边是数量惊人的物品被生产，再浪费，另一边则是令人绝望的匮乏和试图挣得基本必需品的普遍挣扎；或者，一边是人们因过劳而不堪重负，另一边则是人们因失业而灰心丧气。[4]

以生产和生产力为观测点，如果说农业社会是劳作社会，那么工业社会就是工作社会。劳作社会主要强调的是体力付出，而工作社会注重的则是社会分工。在工业社会中工业是中心，工业文明的轴心是工厂，经济重心明显不同。工业社会以工厂式的工作来安排社会秩序，生产性工作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非生产性的工作被边缘化。其结果，在旧式工作伦理下，当我们思考教育时，不再考虑成人，而是考虑劳动者进入劳动市场所需要的资质和技能；当我们思考生活质量时，考虑的也不再是人生意义，而是更高的工资，以便能负担更多的费用；当我们思考数字化时，考虑的不是人的解放，而是担心工作岗位被替代；当我们思考休息时间时，不是享受闲暇，而是将其视为工作时间的逻辑对应物；当我们展望未来时，脑海中仍然会浮现充分就业这个目标。[5]在底层逻辑上，工业社会之所以出现工作主义并演变为工作社会，与工业化对效率或绩效的崇拜密不可分。按鲍德里亚(J.Baudrillard)的说法：“一个幽灵徘徊在革命的想象中：生产的幽灵。它到处承诺一种不受约束的生产力的浪漫主义。”[6]工业化过程中，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工作的人数以及工作的时间就成了提高产出的重要途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各种各样的工作，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工作本身被塑造或建构成一种符合社会伦理的美德，不工作或少工作甚至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可以肯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没有工作，社会生活就无法继续下去。但它并没有说明应该做多少工作，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应该由谁来做这些工作。”[7]客观来看，工业社会所造就的对于工作的崇拜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是工作主义和生产主义的产物，既不是人的天性，也不是社会的本质要求，而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框架下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形成或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生产化和工作化的过程，那么随着去工业化的加剧和后生产时代的来临，尤其是工作世界中工作岗位的逐渐流失，工作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向后工作社会或后稀缺社会转型，以工作为中心的生产主义价值观也将被淡化乃至被抛弃。

与农业社会的缓慢增长相比，工业社会的发展一直在不断加速。但当前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工业社会的加速正在被智能社会的大加速所取代。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加速是线性的增长，智能社会的大加速则呈指数式增长。线性增长的速率相对稳定、相对容易预测，而指数式增长经常带有颠覆性，不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其对就业的影响往往也难以准确预测。“随着职业——或许还有伪职业——在数量上的繁荣，它们在质量上却趋于衰落。”[8]事实证明，人类社会每一次经济的快速增长均伴随“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而非线性的累积。从原始社会(经济)到农业社会(经济)如此，从农业社会(经济)到工业社会(经济)如此，从工业社会(经济)到知识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当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再次面临“技术一经济”范式的转换。在转型期，由于新旧范式重叠，往往也是一个观念冲突和矛盾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的转型注定是漫长的过程，但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当临界点到来时，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赢得未来，否则就会被淘汰。戴维森(R.Davidson)在《第四经济》中将近700年西方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农业经济时期(1300-1700年)、工业经济时期(1700-1900年)和知识经济时期(1900-2000年)。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每次经济转型时，投资前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制约条件所带来的回报都在逐渐减少。大众的普遍反应是将当前的困难称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但大众的观点可能是错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并不是全球经济的衰退——我们只是在向不同的经济时期转型。[9]

按照戴维森对人类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型期，传统的简单工作虽较少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但用以吸引高学历者的复合工作却在加快流失，而逐渐增多的复杂工作又面临人力资源的匮乏。结果就是，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有些人没有工作可做，而有些需要创新创业精神和高创造性的工作却又没有人去做。“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年轻人，在自认为不能在岗位上人尽其才的时候，会自我退化，以适应职位需求。”[10]那些从事创新创业和高创造性工作的极少数人获得了巨额收益，而传统的全职工作岗位急剧流失且收益不断降低。近几百年来，工业社会之所以成为工作社会与其线性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在工业经济中GDP增长率与其可以创造的就业岗位之间存在有可预测的比例关系，而数字经济中GDP增长率的含义与工业经济中已大不相同，其与就业岗位的创造之间也不再有可预测的比例关系。数字经济中GDP的增长不但不再必然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反倒会导致就业岗位的下降。在工业社会中，工作的大量消失或高失业的发生，通常被看作是经济下滑或不景气的标志，然而，在数字经济中，这些现象则可能意味着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和经济竞争力的指数式提升。正如施特劳布哈尔(T.Straubharr)所言：“目前，失业从微观上而言一直是经济失败的标志。而在未来，失业将成为宏观上经济成功的标志。”[11]由于较少出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工业社会中的工作岗位有累积效应，新增的工作岗位通常不会影响既有工作岗位的合法性。得益于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今天工作世界中大多数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工业社会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因应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较之工业社会中工业经济的渐进式创新，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创业社会中颠覆性创新将更加频繁，因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工作岗位会倏生倏灭，新旧工作岗位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替代，难以实现规模累积。究其根本，工作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在旧的技术条件下所必需的工作技能，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可能完全没有必要。相反，现有技术条件下，对于经济增长或发展来说，某些原本由人来从事的专业性工作岗位如果消失，反倒甚至能够增进效率。[12]

在工业社会中，以大规模和标准化为生产范式，工业化造就了对于最佳实践的崇拜，所谓的“工匠精神”成为工业技术文明的典型代表。出于一种稳定的长远预期，任何一份工作总会有人精益求精，以彰显其独特价值，进而获得额外的高收益。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或“两万小时定律”就反映了这种对于生产进行持续改进的迷思。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工匠精神虽然可能仍是一种个人美德或品牌的象征，但在“颠覆性创新”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已不可能再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由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但个人的生产能力却在下降。现代工人已经无法像过去的工匠那样单独完成一件产品。现在，工人只能通过为资本工作来实现自身劳动。因此，他们被剥夺了自主性，只能变成机器的‘零配件’。”[13]后工业社会中最佳实践的主体大多不再属于人，而是不得不交给智能机器或自动化系统。更关键的是，工作世界中但凡存在最佳实践的工作，均意味着其可标准化，而但凡可标准化的工作，智能机器的效率都要高于人且其成本低于人。“过去社会在‘人类对人类’的关系之间所进行的最佳化，在未来的四十到五十年之间，也会在‘人类对机械’之间进行。最佳化‘人类对机械，的职务分工很简单，那就是以‘成本，为评估依据来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机械的成本较低，那就将该职务交给机械就好。”[14]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的普通工作者将逐渐退出经济生产领域，而主要从事非人类不可的社会工作。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经济领域不再需要人，而是意味着其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利用智能机器创造更大价值的少数人，大多数的普通人则会成为失败者或输家。“技术进步将会使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落后。事实将向我们证明，拥有特殊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如鱼得水，因为这些人能够用技术创造并获取价值。然而，只拥有‘普通’技能和能力的工作者将会面临史上最糟糕的时刻，因为计算机、机器人以及其他一些数字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获取这些技能和能力。”[15]当下的数字技术与工业时代的机械技术完全不同，所谓第三次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说法反映了我们对于工业革命的线性思维。某种意义上，“工业化技术着力于解决短缺问题，数字技术却是一种造成过剩的技术”[16]。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正在颠覆工业革命的成果，并通过“去工业化”塑造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在这个新社会里，工作世界的结构将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带来更强的盈利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但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人工被自动化取代可能导致的社会失控，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以确保技术发展惠及全民而不是被滥用。[17]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和政治介入，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受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动机的驱动，工人要么被自动化机器逐渐从优质岗位挤到劣质岗位，要么完全失去从劣质岗位转到优质岗位的机会。事实也证明，新自由主义转向推动了不稳定就业，它通常以创造就业为名，结果却使工作者面临不平衡和贫困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这与不稳定就业的快速扩大密切相关。[18]

近几十年来，为应对工业化和生产主义造成的种种问题，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并成为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表面上看，可持续发展关注环境、生态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似乎超越了生产力主义范式，可以缓和动态增长理论与后增长经济学(post-growth economy)的冲突；但事实上，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发展仍然是经济主义的，其核心议题中对于环境、生态以及人的发展的关注仍然是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世界中造成的“替代效应”关注不够，对于发展本身的局限性缺乏深刻反思。在经济主义和生产主义导向下，“整个制度在缺乏相互信任的组织中散发着冷漠，其中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被需要。员工被利用之后便被弃之如敝屣。这种做法明显而残酷地削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感，以及被他人需要的感觉”。[19]换言之，可持续发展中的“发展”所关注的仍然主要是物的再生产而不是人的再生产，仍然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而非人文主义的欠发达的发展观。“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以技术和经济为核心的，它包含着某种反伦理性质。”[20]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可持续发展本身对于“可持续”的强调就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自负”，甚至是对于发展(规律)本身的不尊重。“把多元化的人类生活压缩为经济；合理化失去合理性，并排斥其不认识和理解的事物。”[21]实践证明，无论在物理空间、心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发展和生产一样并不总是可持续的，更不可能一直是线性或指数式的。“发展貌似真理，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适性。”[22]生产主义、发展主义、进步主义的信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并非与生俱来或者说天然如此的，相反，它是相对晚近才诞生的。[23]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生命周期，逻辑上任何发展都有自身的极限，而不是可持续的，就像地球也有自己的寿命，宇宙也会有消亡的一天。当下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污染等生存危机，可持续发展肯定要优于掠夺式发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除了可持续发展，工业社会和工业人似乎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发展范式。毕竟，生产力中心和生产主义范式虽不够完美，但在资源稀缺和物质匮乏问题仍没有被技术手段完美解决之前，人类仍然要以经济为中心来安排社会秩序。基于此，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带有共识性的普适理念，哪怕被讥讽为现代版的“人民的鸦片”[24]，客观上仍然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在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的双重悲剧中，增长不能保证繁荣，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需要适应并接受后增长(post growth)。[25]在即将来临的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创业社会中，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就必须超越生产力中心和生产主义，基于人类的本质建构新的教育社会契约，以确保后工作社会能成为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不是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力中心和生产主义范式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对生产的过度强化导致了生活与工作关系的失衡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从而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人的实质自由的拓展。在智能化社会中，如果经济主义、生产主义和工作主义的问题不解决，如果经济体系无法回应工作世界中“谁需要我”和“我能做什么”的挑战，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如果不能把越来越多的所谓过剩人口纳入其中并给予有尊严的生活，任何社会理想都不会成功。[26]

二、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工业化绝不局限于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经济，而是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造就了工业人、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作为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一部分，现代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工业化。“不论什么专业，年轻人在这里学会谦和、勤勉与合作，也学会在日渐复杂的工业化生产及公民社会管理体系中明确自己的定位。”[27]就像如果没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市场社会作为支持系统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一样，没有与工业经济相匹配的工业社会作为支持系统也不会有工业经济。所谓与工业经济相匹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成为工厂式的，不仅企业是工厂式的，学校是工厂式的，医院是工厂式的，“整个社会都成为社会—工厂”。[28]在一个工厂化的社会里，所有人(工业人)都是“工人”或“工作者”，工作成为所有人生活的中心，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一个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今天，人们只关心装满自己的狩猎包。社会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猎人的乌托邦不会给生活注入任何真实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赶出人们的脑袋。”[29]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使愈来愈多的工作变得可替代，但并没有愈来愈多的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反倒是有愈来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陷入了失去工作的恐惧中。究其根本，工作世界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主导工业社会的工作伦理与工作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在技术层面上，工作社会正在向后工作社会转变，但在社会结构上，工作社会非但没有趋于终结，工作世界反倒愈来愈竞技化，不稳定就业或灵活就业被视为正常情况。在“弹性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制度下，现代人愈来愈趋于“工作狂”或成为“工作战士”。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被当成理想化的“普通人”(everyman)。[30]

贝尔(J.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曾预言，大学将在后工业社会中居于轴心地位，拥有高深知识的研究人员将成为后工业经济的最主要参与者。[31]但事实证明，贝尔的预测过于乐观。后工业社会中，大学作为知识组织其地位的确有所提高，但远未从边缘走进中心，且在与高科技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有落后于技术和时代的危险。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博士教育的人，不但没能成为后工业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反倒无法实现终身雇佣，甚至有失业或不得不接受非正式就业的危险，真正支撑或维持后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还是若干高科技公司和庞大的服务业。“我们的学生经常被告知：由于生活在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学术知识。我们苦心孤诣地试图帮助所有学生为所谓的知识王国做好准备，但实际上支撑它的是一个庞大的服务王国。现在，已经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正在从事不需要高等教育经历的工作。”[32]究其根本，贝尔忽视了“物以稀为贵”的硬约束，高估了知识之于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性，低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在人群中的平权化，以及技术在工作世界中引发的替代效应。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是重要的，但关键是什么知识。后工业社会的实质不再是“知识”社会，而是“精英知识”社会。[33]精英知识社会既意味着尖端知识重要性的凸显，也意味着普通知识的贬值。当下在智能技术的驱动下，高深知识可获得性的门槛显著降低。由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加之数字技术所导致的工作世界的自动化或去技能化，很多原本稀缺的专业知识不再稀缺，原本稀缺的专业人才开始过剩。工作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延长线。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链接面临中断或变得愈来愈松散。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在培养出少部分掌握精英知识的社会精英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他们虽然拥有大学文凭却只能去从事那些无法实现自动化亦无须高等教育学历就可以从事的非正式工作。更严峻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的工作世界中，即便是非正式工作，其岗位也不充分。由于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愈来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面临沦为“有工作的穷人”或“剩余的人”的风险。“我们不是发展手段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做手段允许的事情。应该服务我们的东西反倒让我们去服务它们。我们成了奴隶。”[34]更糟糕的是，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阶层固化开始阻碍社会流动的发生。一旦社会流动停滞，那么高等教育与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链接就可能中断，高等教育作为独立社会建制也将失去合法性或重要性。“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如何组织其生产和分配，以及如何分配其社会资源。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如果增长的成果仅被少数人所独占而不进行再分配的话，大多数人将无法发挥自身潜力，变得不幸。”[35]最终，知识社会的来临既导致精英知识的增值，也造成普通知识的贬值；既凸显了高等教育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也暴露了大学发展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技术的困境。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社会。工业化过程强化了技术决定论。以工业化为参照，当下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想象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无论关于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还是智能社会的讨论，其实质都是技术层面的。其结果，对于未来社会可能呈现出的样态，无论如何命名都不可避免地会和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系统、机器人化、大数据、区块链、云服务、物联网等密不可分。但事实上，社会大众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技术，基于这些技术的社会想象之所以被大众接受，关键还是因为社会精英的理性建构和各种媒体与教育系统的广泛传播。“社会技术想象是关于理想未来的愿景，由集体持有，经组织固定，对公众展示，因为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而生机勃勃。这种社会生活形式及社会秩序和科学及技术的进步互相支持，成就彼此。”[36]技术决定论的社会想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夸大社会建构的技术性。与技术对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追求不同，社会运行中充满不确定性。社会运行机制虽是人为的，但并不是完全由人决定的。虽然人们可以制定各种标准和规范，但无论教育、工作还是生活，也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是极端不确定性。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任何智能系统的算力。作为超复杂的人为系统，社会的运行机制也不是智能技术可以模拟或替代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不会影响或决定社会转型进程。相反，对于社会转型而言，技术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它将会对劳动力市场、劳动过程，当然还有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产生深远影响，只是技术要对社会转型产生实质性影响，就必须与劳资力量平衡、资本的主导形式、地理位置和特定组织的具体的竞争战略等社会性因素结合起来。[37]对于经济社会变革来说，无论何种技术都只是外因，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无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社会的智能化，要由想象性建构变成社会事实仅有技术的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建立基于新技术的新契约。

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延续线性的、确定性的逻辑框架，形成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增长观和发展观。我们对于任何新出现的事物的第一反应就是以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事物作类比。近代以降，工业化推进了人类社会进步，我们也逐渐习惯以工业革命来理解社会的发展，进而将后续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变革依次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这种逻辑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会造成误导。说其合理，是因为工业革命不可能一次完成，确实会随着技术的升级换代而不断发展，就像有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一样。说其会造成误导则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线性逻辑，简单将未来当作现在的延长线。事实上，无论技术的变迁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既有延续也有断裂，既有渐进也有跃迁，既有改进也有转型。在连续和渐进的阶段，线性和改进的逻辑是可行的，但在断裂和跃迁的阶段，线性和改进的逻辑则是不可行的，需要充分考虑“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出了一条线性的、稍显决定性的轨迹。这种轨迹看起来简化了复杂的实际过程。重点是，鼓吹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的人同时也在建构和重组对未来的特定理解以及思考和理解未来的方式。”[38]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大转型，而不只是工业革命的升级换代。如果延续工业化的逻辑，我们将无法理解社会转型以及“技术一经济”范式的转换。“当前形势已经表明，……新自由主义加剧了不平等，导致社会呈现富人和其他社会成员日益分化的特点。”[39]新自由义社会经济关系对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今天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已经不合时宜，工业化逻辑正在被数字化(逆工业化)逻辑所取代，原本繁荣的劳动力市场正在变成一个工作日益稀少的世界。面对愈演愈烈的工作危机，“资历在现代工作场所中已经越来越不重要。……现在经济强调的是即时表现以及短期内的最终结果”[40]。由于新经济不再看重个人资历，在数字化(逆工业化)逻辑下，高等教育与职业或工作的关系较之工业化逻辑下高等教育与职业或工作的关系将截然不同。

工业社会中的工业以制造业为主，逆工业化意味着就业人口在制造业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对于制造业中就业人口的不断下降，一种解释认为，自动化替代了制造业中的工人，从而导致了就业人口下降，另一种解释则倾向认为，不是因为自动化技术而是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的利润下降，无法吸引或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全球劳动力格局正在进入一个由非正规工作、临时工作和虚假工作构成的广阔而荒凉的领域，其中大部分工作，就像领取福利金的失业者必须要参与的公益工作一样，仅仅是为了驯服过剩人口而被创造出来的。尽管不完全就业因人而异，并不均衡，但许多人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介于就业和失业——有薪和无薪——之间奇怪的悲惨区域，这个区域在工业增长的废墟中四面开花。”[41]理论上，哪种解释更合理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无法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同时，数字技术的进步并未能创造出更多新的高利润的工作岗位，而是催生了很多低附加值的服务业。“仅仅20年前，同等的文化工作能够获得一份有薪水的全职工作。而现在，这些工作报酬极少，或甚至没有报酬，而干活的人是那些教育程度很高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拥有大学教育和专业工作的技能和培训，却没有发挥这些能力的地方。”[42]更重要的是，由于金融资本和高科技公司几乎垄断了工作世界中优质工作岗位的供给，此时仅有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已不足以获得优质工作，由高科技公司和平台主导的实习经历取代了高等教育经历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筹码。很多大公司或平台经由免费劳动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高校毕业生可以安慰自己的只是经由这一段的免费劳动获得了大公司的工作经验或实习经历，并赖以积攒就业资本。

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逆工业化具有不可避免性。与发达国家因为数字技术进步而出现逆工业化不同，有些国家在没有完成工业化时又遭遇了逆工业化的挑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由于产能和技术能力过剩，制造业可以容纳的就业人口很快趋于饱和。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从制造业流失的大量工作岗位逐渐被低端服务业取代。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受自动化和智能技术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其所提供的工作岗位与制造业相比也较不稳定。大量服务业工作岗位是非正式的，薪酬、福利与社会保障相对较低，大量服务业工作人员依靠简单的体力劳动换取相对微薄的收入，难以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且随时面临被自动化和智能技术所淘汰的威胁。在此过程中，数字经济也会创造部分新的工作岗位，但如果认为随着新岗位数量的增长，其内容和质量也会同样令人愉悦、安全，并使我们对未来感到放松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更有可能的是，人们从事的是零星的细分工作，跟大多数人以前从事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可能只能提供低工资以及少量福利。[43]除正式工作的流失和不稳定工作的增加之外，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中，无意义工作和自愿性失业亦大量涌现。无意义工作和自愿性失业既是应对工作世界变革的不同策略，也可视为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且可以相互转化。无意义工作通常是指在优质工作岗位不可获得的前提下，个人为了生计考虑不得不从事的一些无聊工作。这种工作主要是仪式性或程序性的，其价值在于满足雇佣者的“虚荣”或“炫耀”，而无实质性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通过否定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被割裂开来。工作陷入了这种神秘感，个人什么都不是，资本才是一切。与工作相关的痛苦在当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这种不满情绪，它削弱了主体，使它们脱离了现实。”[44]自愿性失业则意味着求职者虽有工作的需求，市场上也有岗位，但求职者不愿意做不够光鲜或低薪的工作，而选择在劳动力市场继续寻找优质工作或为寻找优质工作作知识与技能的准备，进而自愿放弃不满意的工作。无意义工作的增加反映了我们时代对于工作社会的迷思，觉得无工作不道德，也无法生活，无论多么无聊的工作都会有人接受；而自愿性失业则凸显了工作社会的另一面，即每个人都要努力攀登优质工作的阶梯，仅仅有工作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好工作，最好是高薪的闲职或光鲜工作。实践中，无意义工作和自愿性失业可以相互转化。一部分的自愿性失业是毕业后拒绝不如意的工作，而选择继续深造或继续求职，另一部分则是在就业后无法忍受不如意的工作而迅速离职，离职后不再接受不如意的工作而继续求职或深造。如果说无意义工作是工作社会危机的征兆，那么自愿性失业既是工作世界转型的前兆，也是工作主义不断强化的结果。工作社会将工作置于生活的中心，导致了工作对于人的控制，乃至于无意义工作也成为工作世界的组成部分。随着无意义工作不断增多，个人和社会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工作社会必然趋于瓦解。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自愿性失业者所秉持的仍是传统的就业观和优绩主义价值观，所追求的好工作仍然主要是体制内稳定的闲职，而不是顺应社会转型的趋势去选择创新、创业和创造。“当被问到职业规划时，三分之一的德国大学生都回答想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个安稳的职位——他们寻找的是就业安全与稳定。全新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高风险的创业，或是独立而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对许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吸引力。”[45]更关键的是，很多自愿性失业者有时会高估自己的学习能力或就业能力，反复放弃不如意工作之后也可能从自愿性失业成为被动性失业。与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不同，当下的工作危机主要是“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所致。就业危机或不稳定就业是数字经济“失业式复苏”的一部分。如果说在工业经济中工作像“事业”一样，一个人从事一份工作可以终其一生，通常努力就会有回报，那么在数字经济中，工作经常被项目化，“短期聘任”取代了常规化。此时，工作的非正规化、就业不足或灵活就业不是某种暂时现象，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公平回报的社会正在来临。“当下的状况表明了一个整体上更加严重的问题，即这个经济体系已经无法为越来越多进入资本领域的人创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创造就业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依赖工资的工人群体的扩大速度却越来越快，两者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脱节。”[46]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在工作世界中的大规模应用，就业及薪酬和生产力发展及经济增长脱钩，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衡量关系逐渐被中断，价值增值倾向于嫁接到不同形式的劳动上。[47]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果现行的教育社会契约没有及时调整或重新建构，在即将来临的后工业社会里，无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越来越多的人都将被迫从事更低薪酬的微工作以及更加不稳定和非正式的服务性工作。

三、高等教育要超越工业化思维

从古至今，大学是常为新的，但又是保守的。所谓常为新，是从长时段来看；所谓保守，是就短时段来看。就整个大学史来看，大学是常为新的，无论教学内容还是组织架构，都不断创新，否则大学不可能基业长青。但就某个时期的某个国家、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来看，大学又是保守的。如果大学一直在创新、持续在创新，那么今天的大学就不再是昨天的大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大学的理念在主体上是偏保守的。对于大学来说，传承和守正是第一位的，创新要以传承与守正为前提，没有传承和守正就没有创新。大学的发展如此，高等教育发展亦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熊彼特在经济分析中首次引入了“创新”这一生产要素，认为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是发展的本质所在。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和社会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期待也更高。为回应知识经济对创新的需求，创新成了大学中需要被测量的绩效指标，不但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需要创新，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也要有创新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工业社会中的生产主义思维，根本无法满足“认知资本主义”的需要。作为人造物，大学本身没有“智能”，也无法“创新”，强制测量大学的创新力更多反映了我们对于创新话语和生产主义的执迷。事实上，创新是一个“窄谱”而非“广谱”的概念，可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绝非所有事物均可创新，也不是越新越好，更难以持续创新。在自然科学中规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学者的研究只能是发现规律，不可能创造规律。数学中的定律、定理的证明也同样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或工程技术中可以创新的空间稍大，但也绝不是永无止境的。有些技术或工艺的确可以改进，有些理论或假说也的确可以不断修正，但这些并不都是创新，更不可能无止境地创新。过度执着创新或原创反倒会束缚我们的创新力和想象力，我们时代大量以创新为名所发表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而不过是“花样翻新”。较之19世纪的科学革命，我们时代甚至是一个缺乏科学巨人和原创性科学成果的时代。“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不可避免的伴生物。”[48]究其根本，以工业化思维为主导的泰勒主义试图将创新常规化和制度化，将能持续按时产出成果而非原创性作为工作的目标，从而导致我们既实实在在地渴望创新又的的确确人为地抑制创新。在工业实践中精确的测量或许可以提高生产力或产出水平，但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创新本身无法被直接测量，强制测量不可测量的东西只会损害或抑制创新的涌现。实践中许多组织专注于绩效和评估结果，但政府和社会对此的信任度很低，这导致专业人员受到质疑，因此需要对其持续监管。[49]

本质上，高等教育是文化事业，属于非企业或非经济领域。高等教育发展虽与生产力有关，甚至紧密相关，但教育本身并不是生产力，也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除了培养人或成人之外，高等教育没有其他明确可测量的产出或绩效。现代社会基于工业化思维，陷入了对于生产和创新的迷思，似乎只要社会有“新”需求，高等教育系统就一定会有“新”供给。就像工业社会沿袭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来安排工作时间一样，知识社会也沿用了工业社会的生产主义来处理对知识和创新的需求，寄希望知识创新和商品生产一样能持续不断。21世纪以来，在经济主义和绩效主义的驱使下，高等教育改革中对于专业人员的“创新”提出了加快“生产”的明确要求，甚至“强迫”他们持续不断地产出富有创新性的成果。这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特有的理性的自负，似乎只要经济发展对于创新有需要，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说法是‘从0到1’，但世界上几乎没有无中生有的创新。一味强调所谓原始创新，是另一种浮躁和不自信的表现。”[50]遗憾的是，“由于在现代劳动力中，创造力是如此重要，因此造成这种神化创造力、崇拜生产力的文化。在文化上，我们将生产力内化为一种可具体量测付出劳力的指标，将其视为能有效评量自己是否值得拥有更好生活的工具”[51]。大学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其创意或创新成果的产出具有不确定性，现在考核与评价机制却要求他们持续不断地产出“创新性”成果。这种源于经济领域的生产主义做法在专业工作中的危害极大，违背创新的内在规律，导致以数量代替质量，以更多代替更好。对生产力和创新力的集体偏执使我们“不惜代价只为了能不断产出，至于各种牺牲，比方缺少睡眠和个人时间等，更仿佛成了某种荣誉勋章”。[52]人们为了能不停地产出创新性成果也会不断地进行自我剥削，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世界改变了，但驱策我们符合工作标准的期待却未随之改变。所以，我们疯狂工作，试着满足这套不但过时，同时不实际、也无法达到的社会规范。”[53]其结果，过度进取的生产文化在造就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使高等教育体系深陷工业化的思维，看似在加速前进，实际上静止不动，难以与时俱进。在普适性逻辑下，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大量生产可以相互替代的“标准件”，而无法为正在来临的后工业社会培养不可替代的时代新人。

从历史来看，现代高等教育的繁荣和工业化密不可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工业化，即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建立起了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主要根据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标准来培养专业人才，这些人才进入工业社会的相关部门后，基于专业教育的惯习又进一步强化了工业化的普适性逻辑，并基于效率崇拜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近年来，数字技术开启了逆工业化的进程，在制造业中的优质工作岗位不断流失的背景下，服务业和非经济部门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极不稳定且待遇偏低。其结果，极少部分的高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以及技术精英凭借技术优势(精英知识)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大量的普通的受高等教育者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兑现人力资本。对此，乐观的解释是将其视为暂时现象，即替代性的经济引擎尚未出现，一旦工业经济完成了向数字经济的转型，先进的技术将创造更多的优质工作岗位，助力共同富裕；而悲观的解释则认为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知识与人才完全不同，工业经济需要的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专业性人才，而数字经济需要的则是小规模的个性化的高创造性人才。工业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助力更多的受高等教育者实现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而数字经济发展则会不断缩减专业性工作岗位，在为极少数人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陷入不稳定就业、非充分就业的困境。据统计，1980-2016年，全球最贫困的半数人口实现了收入翻倍(尽管从绝对数值来看其增幅甚微)，但其增长值仅占整体收入增长的12％；在同一时期，最富1％群体的收入增长占到了27％，是贫困群体所占比例的两倍多。[54]

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供需结构失衡，工作世界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这种状况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的暂时衰退而是因为“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精英阶层人数缩减，想要追逐成就变得难上加难。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中，人们你争我抢，导致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成为输家。”[55]当知识经济范式向创业范式转换时，继续沿着旧范式增加对学历的投入并不能有效提高个人和社会的收益，反倒会增大经济社会转型的阻力。工业社会中高学历者是稀缺资源，增加对高学历者的供给也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实践中为激励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国家还强化了学历学位证书制度，以学历、学位作为衡量知识多少的标准并相应付酬。以此教育社会契约为保障，1973年，马丁·特罗乐观地认为，几乎没有毕业生过剩的证据，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保持三四十年。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可以打破高等教育与职业结构之间旧有的刻板联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原先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作可以改造这些职业工作，并应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发挥创造性提高这些工作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像以前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些职业范围内属于被雇佣者。[56]然而，事实并不像特罗当年预计的那样乐观。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以前由中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并没有能够改造这些职业工作，也没有能够提高这些职业工作的地位。随着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化，以学历学位为标志的人力资源已不再稀缺，且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在高学历者稀缺时追求高学历无疑是明智的，在高学历者已经供大于求的时代，继续加大对学历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文凭的层级，只会造成文凭泛滥、证书贬值以及教育的失配或错配。结果就是，高学历者只能从事不需要高学历就能够胜任的工作，而过剩的高学历者和低学历者则被挤出劳动力市场。2019年，美国的黄金年龄工人群体中，至少拥有一份大学文凭的工人比例占到了40％。面对劳动力市场条件的恶化，大学文凭所提供的保护也有所弱化。拥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开始从事一些原无高学历要求的工作，导致低学历工人被挤出这些岗位。[57]从短期来看，作为中世纪和工业社会的文化遗产或遗留物，文凭仍然会在高学历者求职的过程中起到某种信号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其在人力资本识别中的信号作用将逐渐降低，直至变成一种装饰品或被其他微证书所取代。在即将来临的创业社会中，传统的从学校到职场、从教育到工作的路径正在被终结，学校教育需要重新定位。“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体系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使更多的人适应数百万个新兴信息技术岗位的需求。”[58]新的工作世界中，如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者只能从事过去无须受高等教育就可以从事的工作，那一定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智能时代和后工作社会中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的适配性问题，必须审慎抉择。如果现有的模式不变，是不是高等教育规模越大就一定越好?今天虽然最富有的阶层仍然主要是知识阶层，但原本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却逐渐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陷入失业或待业的困境，甚至沦为社会的边缘或弱势群体。更关键的是，“在自动化的经济体系下，教育和再培训并不足以稳定劳动力需求”[59]。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不同，创业社会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能够利用精英知识创造价值的行动者或创业者。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进步，知识的获取将愈来愈便捷，大量免费知识的易得性将极大地冲击高等教育文凭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如果仍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其所培养的人才将难以与各种智能体或大模型进行竞争。在新的智能技术环境中，随着就业变难而创业变易，一种从教育到创业的社会脚本有待被创造，创业能力应取代就业能力成为教育的中心。

当下，工业社会正在向数字技术主导的后工业社会转型，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向平台资本主义或算法资本主义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数字技术的规训和算法的奴役。在超级复杂的算法面前人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数据变形为各种各样的异化机器：自动驾驶汽车取代了出租车和卡车司机。算法取代了管理者的权威，算法诊断癌症的准确率超过了任何医生。”[60]由于算法是隐藏不可见的，机器似乎具有了和人一样的或超越人的“智能”。与传统的工作世界不同，算法主要是一种非物质劳动，但这种非物质劳动仍需要以相应物质和物质劳动为基础，没有芯片、电力等基础设施，没有大量低薪工作者的简单劳动相配合，算法本身无法完成复杂的社会工作。但在现实的工作世界中，人们只看到了自动化智能系统的自动运行，却看不见背后提供支持的人工或工人。表面光鲜的数字社会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裂痕或不平等。“主要是那些报酬极低，且对身心有害的劳动让我们的数字生活变成可能，而不是算法。它让资本获得权力，却让工人丧失力量。”[61]结果就是，一方面精英阶层和资本拥有者凭借技术红利攫取了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大量普通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失去了议价能力，甚至被劳动力市场抛弃，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成为“剩余的人”或“贫穷的在职者”。正如工业资本主义初期的失业危机为工厂储备了庞大的后备劳动力，当前的平台资本也凭借自动化系统将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变成了一个临时和短暂就业的灰色地带。[62]在人机混合的工作世界中，人成为人工智能系统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由于智能系统相对个体具有不可替代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工作世界中的价值显著降低，尤其是智能制造业对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极低，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劳动力能够从工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也远远低于资本能够从中得到的收益。未来一旦服务业被自动化(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上多达一半的工作——主要是服务业——会面临自动化的危险[63])而又没有其他新的就业领域大量涌现，工作危机将愈来愈严峻。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创新的加速将会动摇传统的雇佣模式，这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除非基于高等教育进行广泛意义上的共享，否则技术创新很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带来社会和政治上的冲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社会风险，以有意义的方式处理它们。[64]

与机器智能或人工智能相比，人类智能的优势在于想象力和使命感。人工或机器智能的优势在于算力，甚至会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创意，但只有人才会有对美好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向往并为之不懈努力。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当下的生活方式、工作伦理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只能理解为一种工业化或工业社会的暂时安排或阶段性特征，既不意味着从来如此，也不意味着将来如此。一切都处在变化之中，人们的工作方式、工作观念以及关于工作本身的定义都必然会不断发生变化。“人类的经济观念既塑造也受制于时间观念；它揭示了我们为何一方面崇拜名人和领袖，一方面又热衷于看到成功者受挫，……这种双重视角也引导我们追问自己如何以及为何定义价值，追问哪些事物算是有价值，如何理解丰裕、满足和成功；如何定义发展、增长，以及进步。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当代习以为常的经济文化行为绝非理所当然，如工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工作塑造我们的自我并让我们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等信念，这些都是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的结果。”[65]近代以降，基于工业化的需要，工作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中心。这在农业社会是很难想象的，在工作日益稀少的后工业社会也不再可能。当下，随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向数字化、创业化转型，以有偿雇佣为要义的工作形式正在被颠覆，人类不是不再需要工作，而是需要重新定义工作。未来工作不再仅意味着有偿雇佣，也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将恢复其本义，即创造价值。工作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会为个人创造收入，但来自工作的收入将不再是维持个人生活的唯一来源，而只是众多源流之一。对于个人来讲，不再只是通过高等教育“找”工作而是要主动“创造”工作。个人不再只是工作的需求侧，也会成为有效的供给侧。“在未来的时代，‘没有工作，所以没有收入’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任何人都能改变自己，由‘接受’工作转变为‘创造’工作。”[66]在后工作时代，工作不再只是为别人提供服务和创造价值，更是自我实现并为自己创造价值。此时高等教育不再是专为工作作准备的，而是赋予人生以意义。此时工作与生活不再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并经常处于失衡状态，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

伴随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深度转型，工业化思维将面临数字化的挑战，生产主义的价值观也将面临后生产主义的挑战，为适应工作世界的变革，高等教育转型势在必行。“多年来，我们用大规模生产式的教育来满足大多数学生的需求，但这样的工厂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了。”[67]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形成了密切的共生互嵌关系。未来要超越工业化高等教育体系的束缚，就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技术赋能或数智驱动，除了观念的启蒙之外，真正能够改变高等教育的仍然是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只有在政治、经济的层面为逆工业化作好了政策准备，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才可能成功。“在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中，社会和政治进程至关重要。”[68]若没有社会运动和制度重构来打破现有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间力量的平衡，若没有新的理论中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增长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工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无论数字化还是智能化，都只能沦为强化新型工业化或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的一种技术工具。无论如何，较之工业社会的相对成熟，后工业社会仍主要是一个想象性的社会建构而非社会现实。未来的后工业社会将会是何种形态，仍有多种的可能，数智技术的进步和认知资本主义的繁荣既可能带来人的解放，也可能将人排除在工作世界之外。我们需要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建设美好社会，而不是任由技术进步把人类社会带到任何可能抵达的终点。在此过程中，仅靠高等教育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毕竟高等教育本身也是被政治、经济等外部力量所决定的，而不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转型也需要以工业社会的转型为支撑。如莫兰(E.Morin)所言：“从教育入手吗?但马克思已经批判过费尔巴哈教育至上的论点：谁来教育教育者?”[69]当然，在工业社会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没有高等教育系统的自我转型作为支撑也是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社会过程，高等教育实现从工业化向智能化转型的关键，不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建构一份政策科学框架内的蓝图(时间表、路线图和目的地)，而是需要诸多利益相关方一起去创新、创业和创造。用汤普森(E.P.Thompson)的话来说，这个理想世界不会像太阳一样按时升起，它必须被人制造出来。[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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