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历史实践，不应该也不可能建立在对西方理论依附的基础上，我们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时代要求，而且为之提供了历史条件和思想条件。理论层面，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系统阐释了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概括并凝练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新范畴、新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和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实践层面，习近平总结深化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使命。党的创新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引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求“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等方面的历史任务。之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特别强调，并进行了深入阐释。
一、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在经济学领域理论自信的集中体现，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创新性和重大意义。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被称为“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综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种思想范畴变化的背后有着极为深刻的经济史动因和现实考量，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从不稳固变为稳固，相应地要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从论证“为什么要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进步性”，转变为论证“怎样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即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和实现有效性的条件”。相应地，价值理论转变为均衡价格理论，“政治经济学”不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论域。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并未过多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他们虽然提出了趋势性的预测，但并未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的系统性理论，严格来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月革命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斯大林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所实践并且进行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不过，十月革命后，列宁经历的主要是过渡时期，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都不足以支撑他形成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理论界也根据斯大林的思想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并没有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只是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即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且理论上并不成熟。
毛泽东基于中国实践，对苏联经验及其教科书进行了辩证考察，“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便是《论十大关系》等著述。但是由于缺乏丰富的实践基础，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为形成理论自信和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客观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经过检验和发展，更为成熟、更为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起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可以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根基和实践条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富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了崭新的历史性发展和旺盛的生命力。
从实践层面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纲领和初心使命，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需要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引。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取得的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更为坚实的物质条件，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制度保障，凝聚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党的中心任务。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发展还是对于人类文明进程来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达成，都将是极具创造性的历史变革，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可能建立在依附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是需要在“两个结合”中形成新的理论飞跃。就经济现代化而言，就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另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演化规律来看，经济思想的任何重大进展都建立在经济实践深刻变革基础之上，尤其体现为生产力质态的变化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演进。就西方经济学而言，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电气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也基于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力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建筑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无论在迭代速度还是影响广度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力都是空前的。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经济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催生了新质生产力，而且深刻改变了科学研究本身，引发了科学领域的革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这既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需求，也为其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可能。如果说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基本上是旁观者，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才有所参与，但主要还是学习者和追赶者，那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则是重要的参与者、竞争者甚至是引领者。在人工智能等很多核心技术领域，中国的发展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形成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而从制度和体制上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供保障。这就迫切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经济思想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标志性命题，为之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深刻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的学说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本质上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性。2020年8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并向专家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其中之一就是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理论层面来说，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新飞跃，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够进行最广泛的学术讨论，才能够形成最大共识，才能够反映学术界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从实践层面来说，党的创新理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并上升为理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方面在于它不仅是学说、思想，更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彰显理论自信的重要基础也在于其实践成就。从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译为《原富》）、把西方经济思想介绍到中国，到《资本论》中译本在中国面世；从中国大学按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开设经济学系及课程，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到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形成，到以此为引领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JP+1〗这一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迎来强起来的实践进程而展开，经济理论的自信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明确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性，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
二、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上来说，要坚持“两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实践作出理性概括和理论总结，使之切实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品格。习近平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需要贯彻的“六个坚持”，这“六个坚持”实际上也可以视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强调：“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观。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发现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经济规律，那么首要的问题在于必须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无产阶级利益要求的系统阐释，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政治经济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科学性与阶级性。这种科学性既有历史的相对性，也有立场的取向性。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考察对象的《资本论》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考察的不是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因此其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表现为：发现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取向性的统一。这种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的历史发展性，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要体现，极大提升了理论的解释力和包容度。全球发展倡议也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重要内容，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一方面，全球发展倡议对“人民”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具有当代世界性的解释；另一方面，全球发展倡议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升为当代全球发展应共同遵守的普遍准则，使之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也为作为民族的经济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对世界产生影响提供了发展观基础。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和演进规律，为科学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政治经济学基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动力在于共同富裕基础上所形成的强大市场需求。这种目的和动力的辩证统一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后者规定了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基本经济规律。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因为这一理论体系系统地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新发展理念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要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在实践中，我们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要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目的在于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且二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已经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多，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指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三个方面的统一体。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分配制度、规定经济体制；基本分配制度是所有制的利益实现形式，也是推动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经济运行体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与之相应的基本分配制度的实现方式和运动形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与确立，是习近平的重大创新成果。
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并发表讲话时，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他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二者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内在联系中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并且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明确列为全党要深刻领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之一。党的二十大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也就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规定了中国所有制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并与后者形成有机整体，构成了中国所有制的历史特征和内在要求。一方面，单一性质的所有制不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功能和作用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习近平指出：“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生产决定分配，是指生产的产品和创造的财富水平决定了分配的内容和水平，且生产方式规定了分配方式。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循环。分配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直接体现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并从物质利益层面影响社会再生产。因此，要通过分配促进生产，就要实行能够“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都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分配制度是所有制关系的利益实现形式。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确立是由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
怎样使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切实发挥充分激发广大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个人全面发展且有效促进生产的作用？怎样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落实这一基本分配制度？怎样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按劳分配？怎样确认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而实现按贡献分配？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还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层面，这些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实践中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在现阶段国民收入存量分配结构中，从宏观层面来看，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三者之间，居民部门占比偏低；从微观生产要素层面来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在现阶段国民收入增量分配结构中，作为消费市场主体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效率提升为基础的资本报酬增长幅度（特别是高科技资本及相应的人力资本）大幅高于劳动要素报酬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幅度。这些问题不仅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进而影响了公平目标的实现，还减弱了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动能，进而影响了效率目标的达成。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对此作出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征程上，中国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和体制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有经济核心竞争力，又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必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水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完备的法制和有效的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产权制度和交易秩序等方面切实保护公平竞争；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培育诚信精神并以此作为信用经济的社会道德基础，在契约、权责制衡等方面切实体现公平。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之上构建和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回应。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有机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优势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尤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必须破解的难题。
（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深度影响，需要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对外开放的特征和要求，反映了从领域开放（包括区域和产业领域）到更深层次开放的历史演进逻辑。制度型开放是指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外开放，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形成更为规范和深入的基本规则的对接、贯通与协调一致。稳步拓展和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是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国际经济治理演进的必然选择。从加快和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来看，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国内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均衡性，对冲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冲击。要在实现这种有效对冲中赢得主动权，就需要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提高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性。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实现要有坚实的制度作保障。
要实现国际经济循环，一是不同经济体之间要有互补性，二是不同经济体在经济运行制度上要具有一致性，特别是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要有一致性。从适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国际经济治理演进角度来看，一方面，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经历重塑，特别是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正经历深度变革，长周期的结构质态演进迅猛发展。相应地，国际经贸领域一系列新标准、新规则、新制度加快形成，这对各国市场开放的范围、深度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大国博弈具有新特征。只有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中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和引领力，才有可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贸秩序的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如下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适应性、提高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性、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如何实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引领主要由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引领当代人类文明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基于中国实践的学说如何实现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向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转变？等等。
三、习近平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
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022年4月，习近平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是建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教材体系的基础。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凝练标识性概念和基本的理论范畴，这是进行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的基本元素。学理化与体系化之间存在深刻联系，学理化是构建体系的基础和依据，体系化则是学理的系统性表达和学术性呈现。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其学理化和体系化，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于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真正的难点和价值在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至少有以下四个维度需要关注。一是必须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根据。也就是说，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必须以“典型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凭主观臆断。“典型事实”不仅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具有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换言之，“典型事实”应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二是必须有经济发展历史作依据，体现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时代要求。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概括的经济发展事实应体现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性和客观趋势性，要阐释清楚这种发展的历史逻辑会演变为怎样的现实逻辑、应聚焦什么时代问题、依循什么样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经济理论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历史，创新是在历史基础上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三是必须有经济思想史的渊源。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历史发生的地方也是思想发生的起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发展史同是历史过程。因而，提出重要范畴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有思想源头，要体现学术继承性。可继承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有益成果。当然，这种继承是批判性的继承，“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重要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四是必须有学科体系的枢纽性意义。作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其基础性和标识性体现在它们在学理上的支撑性地位。这种支撑性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深刻性，即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二是结构的逻辑性，即能够从学理化和体系化意义上具有不可或缺性，也就是说能够体现学科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总而言之，就是要如习近平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这一“富矿”，努力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就其展开的“术语的革命”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范畴和标识性概念的数量并不很多，它所运用的范畴、概念多数来自已有的经济学知识，但恰恰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原创性范畴和概念支撑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例如，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劳动二重性、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绝对地租与相对地租等。但这些范畴，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为普遍的“典型事实”的深刻概括，二是对经济发展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三是对已有经济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借鉴，四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枢纽，充分体现了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必需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作出深刻的理性分析，凝练概括出重要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深厚的学理基础。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在2015年概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创新的新成果，增加了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范畴。之后，他还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等。
上述理论范畴具有鲜明的标识性特征。一方面，从产生的依据角度来看，在实践依据层面，它们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典型事实”的理论概括，并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不断丰富；在理论依据层面，它们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理性概括，同时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以及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借鉴。也就是说，这些理论范畴既有经济发展实践的历史依据，又有经济理论探索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从价值和意义角度来看，这些理论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不仅在概念上体现了“术语的革命”，而且在思想上支撑起整个学科体系；同时，这些理论范畴不是孤立分散的存在，而是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内在联系是构建相应学理体系的核心。因而，它们既是学理体系的依据，又是学科体系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强调，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努力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的客观经济规律应包括：由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和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基本经济规律；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规定的、体现市场竞争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市场经济规律；由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体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律；由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统一的资源配置方式所要求的、体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均衡趋势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所规定的、体现经济发展对制度创新要求的体制变迁规律；等等。通过系统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国民经济宏观运行规律和制度创新规律，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动其不断发展，切实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相应的教材体系。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总结、深化关于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进一步指导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价值。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