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南方各路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向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战略行动，而是历史乾坤的斗转星移，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过程中的巍峨丰碑。毛泽东是在长征的危难时刻被推举为领航中国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是领导各路红军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和长征结束后的40多年间，在各种场合及其著述中曾多次论及长征，其记录无疑是研究长征的最珍贵史料。系统梳理长征统帅毛泽东本人留下的相关记述，了解毛泽东心目中的长征，从本源上感悟和领会长征，对于深化长征史研究，意义重大。

关键词：毛泽东；长征；红军

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不是一个普通的“随行者”，而是统率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并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关于长征过程的论述，并不局限于他亲历的中央红军一支队伍的长征，而是包含对其他各路红军长征情况的评论。1936年7月中旬到10月初，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全面介绍过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抵达陕北的长征历程。对此，斯诺在其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中，予以系统的记述。[1] 这篇文稿不仅有访谈毛泽东的记录，而且有采访其他红军将士的内容。除去明确记载“毛泽东简单地谈到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毛泽东告诉我”等明确记述之外，无法辨明哪些内容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哪些是他人口述的记录。在斯诺的作品中可以肯定出自毛泽东口述的长征记忆，是《毛泽东自传》和《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相关部分，可惜留下的笔墨不多。1936年8月，毛泽东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已经抵达陕甘的中央红军骨干发起《长征记》征文，“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2]截至10月底，共收到稿件二百篇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言”。[3]这就是最早，也是流行最广泛的红军长征口述史料《二万五千里》(后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可惜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撰文参加这次征文。有记载说，毛泽东曾设想亲自为这次征文集写个总序之类的文字。曾参加这次征文整理和编辑的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记有“三七年总政发起写长征记，各人就所记忆写出，本书编印约三十多万字，读之如温旧游，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功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久是缺文”。[4]毛泽东关于长征具体过程和影响更多的系列论述，散见于他历年的各种著述和接受的访谈之中。根据笔者在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从公开出版或发表的相关著述中所作的梳理和摘编，毛泽东本人关于长征的回忆和评论，有近百则，共两万多字。

一、关于长征的起止、队伍和人数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5]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就和朱德为红七军团出征签署发表过《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8月1日，瑞金举行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受阅红军举行抗日宣誓，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6] 从红军长征兼具北上抗日的目的讲，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征的行动，应视为红军长征的序幕。毛泽东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系统地研究长征史，而只是作为亲历者对长征进行过一些记录和评论。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其系统总结长征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明确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7] 因此，他是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作为长征的结束。

在毛泽东笔下，长征从一开始就不止是中央红军一支部队的长征。他强调：“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8] 众所周知，长征是以丧失原有根据地开始的，又以找到或开辟新的根据地为落脚点结束。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把三支主力红军实行“阵地的大转移”作为其各自长征出发的时间，从而阐明了“长征”概念的基本特征——放弃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5年10月29日，在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前夕，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给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中写道：“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9] 这封信是出自谁的手笔，无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但毛泽东当时兼任陕甘支队政委，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陕甘支队安全落地陕北，别无旁骛。据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回忆，因为刚刚经历因张国焘闹分裂、毛泽东被迫率队先行北上的事情，毛泽东对如何搞好与原来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的团结问题，非常审慎和重视。[10]因此推论这封信至少是经过毛泽东的润色和推敲。另据红二十五军的将领王诚汉回忆，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后于中央红军出发，却先期到达陕北，其所起的作用是“中央红军之向导”，“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11]

与此相关，关于参加长征的红军人数，毛泽东的回忆都很笼统，所谓“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12]或者说“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经过长征，只剩下几万”。毛泽东所记述的这些数字，都是他在不同时期凭记忆大概估计的，不是精确的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单纯地记录长征中的人员损失数字，他每次谈及这些数字时，都重在强调党内错误路线给红军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他说：“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人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13]

二、关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的主客观原因

与现今的许多学术著述不同，毛泽东不是把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简单地归结为“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军事指挥，而是从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等多个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具体阐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所在，以及长征的主客观原因。

其一，关于敌我力量对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14]

而“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只有乡村和小城市，“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15]

与此相应，毛泽东指出：“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16] 毛泽东强调：“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17]

由上述特点所决定，毛泽东认为：“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他强调：“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18]

毛泽东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敌我力量的悬殊，被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冲昏头脑，从1932年1月开始，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与正确的原则作斗争，实行另一整套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他们认为“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在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实行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19]

其二，关于敌军的新战术。1936年夏秋，毛泽东向来访陕北保安的斯诺介绍时说：“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20] 而我们却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了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21]在斯诺离开保安半个月后，1936年10月27日，在为红军大学第一期的学员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再次论及当年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的情形：“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22]毛泽东在总结以往与国民党军作战经验时指出：“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23] 他指出：“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24]

毛泽东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军事路线的错误做法，做过提要式的概括：出击敌人时，“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毛泽东指出其实质“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5]在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告诫全军的高级将领，必须“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26]

其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两个月之际，国民党内主张反蒋抗日的政治势力策动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被迫抽调北线“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去镇压。毛泽东立即向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27]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28]

但是，由于受共产国际和“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博古等看不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否认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29]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因为十九路军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30]同时，博古等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闽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故而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把“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视为当时革命的第一个大的错误。[31]他曾经模仿关门主义者的口吻来嘲讽他们：“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32]

正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关门主义政策的错误指导，红军和第十九路军最终未能形成联合抗日反蒋的一致行动。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中央红军也因此错失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其四，关于党的组织路线。“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的危害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在组织原则许可的范围内，也与之进行了全面的抵制和抗争。除第一位的军事路线问题外，毛泽东特别看重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他认为：“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33]

在“左”倾错误组织路线的迫害打击下，中央苏区一大批党政军骨干，如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萧劲光、罗荣桓、滕代远、李井泉、余泽鸿等被撤换或降职，甚至被判刑。在福建，罗明被撤销代理省委书记职务，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在江西，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被打成“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而被撤职。毛泽东本人更是早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和在党内的领导权，他后来说过：“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34] 这样就使得中央苏区包括反“围剿”战争在内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削弱。

与此相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曾批评李德等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 “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从战场的实际出发，不能一味地责难指战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仍深有感触地强调：“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35]

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有过综合性的评论，早在长征刚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精辟地指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国共产党与外界的一切交往，而不是专指与外国的交往——引者注)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36] 他在1961年会见外宾时进一步谈道：“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37]

毛泽东既不回避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又集中指明党在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方面错误的主观因素，并特别强调“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造成在国民党军强力进攻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

三、关于北上抗日与长征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是红军长征的另一重要历史背景。红军长征既要解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又肩负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北上抗日是各路红军长征途中始终高举的旗帜。但是学界对红军长征是否是为了“北上抗日”的问题，或者观点含混，或者语焉不详。毛泽东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应该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认识这个问题。他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38] 毛泽东直白地表明，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红军长征同步而行。

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1934年7月15日，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征时，毛泽东和朱德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决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39] 可以确认出自毛泽东本人手笔的是同年7月31日，他在接受《红色中华》专访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迫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抗日作战是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立即就要来到……我们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40]

遵义会议以后，“北上抗日”成为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以陕甘地区为长征落脚点的主要因素之一。毛泽东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41]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推进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9月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时指出：“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42]

在红军长征途中，出现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多个署名毛泽东、朱德的抗日宣言等文件，大多不是出自他们本人的手笔，甚至当时他们都无从知晓。比如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和著名的《八一宣言》，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长征路上的毛泽东和朱德并不知晓。再如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长征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关于抗日的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11月28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虽然后者落款的签署人是毛泽东，但由于他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不曾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而是由张闻天起草并主持会议讨论决定发布的。毛泽东本人长征抵达陕甘后最早见诸文献的相关文字，是11月30日他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关于直罗战役的总结报告，其中言及“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43]

12月10日，从直罗镇前线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起草并签署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豪迈宣布“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的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44]之所以认定这篇宣言是毛泽东起草的，是因为相关的内容可以在他《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关于“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的话语中得到印证。此前一日，毛泽东得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消息。时隔整整4年之后，毛泽东在文章中记录下那一刻他“夙愿以偿”的喜悦：“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他认为：“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45]

毛泽东的这些笔墨说明，长征不仅是被迫转战和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转移，而且从一开始就兼具“北上抗日”的神圣使命。正如斯诺所记载，向抗日前线进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46]

毛泽东既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定倡导者，又是以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战略的提出者和坚定实施者，他和战友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战略时期的政治路线，而且是夺取全国长征胜利的助推器，更是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兴的关键。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关于遵义会议过程的记述不多，1961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及：“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47] 这段话生动地再现了遵义会议上激烈交锋的情景和弥漫于会场的浓厚民主氛围。

另外就是在论及遵义会议何以成功时，毛泽东曾两次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毛泽东从未谈到他本人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更多的是强调其意义，认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48]梳理起来有以下五点：

第一，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认为长征路上第一位的任务“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49]毛泽东在为红军大学讲课时指出：“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毛泽东主张：“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50]

第二，遵义会议端正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毛泽东指出：“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毛泽东认为“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51] “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52]

第三，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53]出于团结考虑，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非常策略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但他清楚地知道遵义会议并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54]事后，他还特别为此进行解释：“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55] 所谓政治路线是指党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总任务，并包括对革命的领导力量、主力军、依靠和团结的力量与打击对象的正确判断，以及为实现这一时期总任务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思想等。众所周知，长征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在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毛泽东的上述解读说明，遵义会议何以没有解决政治路线，但又是怎样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提供了摆脱军事危机的前提条件和端正方向的组织基础。

第四，从遵义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56]他强调：“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57]

第五，遵义会议开始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原则，开启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毛泽东指出，党在长征途中既战胜了“左”倾机会主义，又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明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实质：“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58]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直指“左”、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在经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59]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60]他认为：“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61]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全面总结遵义会议的成就：“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62] 毛泽东认为正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63]这些简单平实的语言，却道出了遵义会议在长征中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转折的至关重要作用，是对遵义会议的总体评价。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没有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就不可能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就无法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经历长征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 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 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历史成就， 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 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 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 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64] 两年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65]

五、关于毛泽东本人的长征路

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在长征路上的情形。1958年在批注他自己的诗词《清平乐·会昌》注释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66] 他不是为个人受到压制而郁郁不乐，而是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眼见亲手开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将沦陷，数万红军和党政军机关马上要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长征路，毛泽东忧心忡忡。

坊间有许多关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神奇表现的传说，流行最广的可能莫过于毛泽东称四渡赤水之战是他军事生涯“得意之笔”或“神来之笔”的说法。我们从毛泽东本人公开的著述、讲话中仔细查阅，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有的文章说是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的，笔者翻阅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三大洲》和《毛泽东文集》第8卷(载有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5册(新版，内有毛泽东关于蒙哥马利三个文件的批语)，以及1961年9月23日、24日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时的参加者熊向晖的回忆录，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记载。在毛泽东数以千万字计的著述中，虽然不乏抒发赢得战场胜利豪迈之情的诗句，但是从未见到他赞誉自己指挥某次战役获胜的文字，反倒是有检讨自己指挥失利的记述。比如他在党的八大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指鲁班场战斗——引者注)也是我指挥的。”[67] 这反映出毛泽东一贯的自谦和审慎的秉性。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始终以党的事业和红军的安危为怀，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68]杨尚昆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69] 毛泽东的睿智和为维护党中央团结的苦心，深为后人称道。

延安时期，吴黎平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70] 李维汉也回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71] 这反映出毛泽东高度的组织观念和坚定的党性。

遵义会议后，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72] 于是，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主要负责参与军事指挥，接着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路上第一场大胜——重占遵义。毛泽东曾亲笔记录下这一过程，他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73] 这是毛泽东为数不多亲笔记述长征过程的一段文字，从时隔十多年之后毛泽东轻快流畅的笔触，不难体会他对此役胜利的欢喜和自豪之情。

毛泽东另一段关于长征过程的描述出自斯诺的笔录：“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追后面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74] 毛泽东简略的口述概括了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历程，但没有述及他在重获领导地位后所遇到的坎坷与艰险。

取得遵义大捷不久，毛泽东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委，这是他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之后，担任的第一个军职。任职仅仅一个星期，他就遭遇挑战。1935年3 月 10 日，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已经没有战机，不主张硬啃，强调还是打运动战。双方互不妥协，毛泽东提出如果一定要打，他就辞去刚刚担任的前敌政治委员职务。会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还是要攻打打鼓新场，并免去毛泽东的这一新任职。周恩来回忆：“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75] 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重获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遭遇更严峻的挑战。坊间根据毛泽东1960年与斯诺的谈话，把毛泽东因张国焘搞分裂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于1935年9月10日先行北上的那段时间，演绎为“毛泽东人生的至暗时光”。实际上，毛泽东的心境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他说：“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76] 毛泽东对斯诺讲这番话时已经时隔25年，而当时的形势的确十分危急。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结论时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77] 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78] 毛泽东晚年谈及此事时仍愤愤不已：“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 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79]

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的一致反对，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加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放弃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这样就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西吉将台堡的大会师。于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终于被克服，经过长征洗礼的全党同志和全体红军将士形成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总之，在革命家兼诗人的毛泽东眼里，长征虽然千难万险，但革命必胜，即所谓的“万水千山只等闲”。1958年12月21日，他在批注自己的诗词时写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80] 这段话道出与他《七律·长征》所表达的同样意境，使人们感受到“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欢欣和“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自信。

六、关于长征胜利的原因与意义

面对长征出发前红军已经发展到30万之众，而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3万(毛泽东的说法，实际数字多于此)的残酷数据，毛泽东是这样分析长征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问题的：长征使旧的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在战略迁徙中红军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是对的，合乎事实。但是，“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81]

关于长征胜利的意义，毛泽东按照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自豪地写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82] 具体归纳起来，长征的意义有以下三点：

其一，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83]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主力红军，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和肩负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在长征中相互协作、共同奋斗，最终按照党中央统一号令胜利会师西北，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在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第一次都纳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称“此事为前此所未有”。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自北向南推进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历史进程。

其二，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84]4支参加长征的队伍共途经15个省市区(按照现今的区划)约2亿人口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红军，更不懂得革命道理。而长征让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的英勇战斗，听到红军的宣传，亲身体验到红军的基本宗旨、理念，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抗日救国的主张，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其三，长征找到新的落脚点——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85] 在以后的十多年间，毛泽东曾三次谈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他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86] 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长期稳固的大本营。

关于长征胜利的原因，毛泽东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87] 1936年夏秋，毛泽东进一步对斯诺阐明：“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的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88] 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长征胜利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在长征中浴火重生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不仅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从此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余　论

作为在中国革命危急时刻被推到历史大潮风口浪尖上的长征统帅毛泽东，身系全党全军的安危。他和战友面临着如何维系党和红军的团结、如何肃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如何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劫难、如何把因无根据地依托作战所造成的困难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恶劣自然环境，特别是如何突破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以及如何肩负领导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等一系列严峻挑战。那时形势之危急、问题之复杂、压力之巨大、任务之艰险，在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当率领全国红军从绝境中杀出，完美演绎了这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之后，毛泽东仅仅留下了寥寥几则关于他本人在长征中经历的文字，而且是在不经意之间的会议插话或校改其诗词的批注等。比如关于苟坝会议时，他先是因力持己见被撤去前敌政治委员职务，旋即说服党内其他领袖放弃冒险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又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全权指挥军事的“新三人团”成员的经过，毛泽东是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插话：“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89] 一件既关乎毛泽东在全军领导地位的要事，又关系红军生死前途的大事，毛泽东却只留下这短短的几句话。

毛泽东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记述和评论长征的；他不特意记述长征的细节和详细经过，而是通过记述长征的战役战斗和长征中的政治斗争，阐述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战略战术和中国革命的道路，以及剖析批判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阐述总结他在遵义会议及其以后所主张和应用的战略战术，主要是：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90]毛泽东认为，军事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就是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观察问题。1936年10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对红军建军以来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41   000字)，并于10月27日开始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授。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91]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在长征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克服了危害中国革命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战胜了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对此均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作为这两场斗争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破例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这些斗争的一些重要环节，比如1937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众揭露张国焘右倾分裂行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92] 毛泽东具体地概括了这两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93] 毛泽东之所以历数这两次错误的严重危害并深刻揭露其错误的实质，目的是教育全党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记述，除去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毛泽东的长征诗。目前所知他在长征期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留下7篇诗作，分别是：《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六言·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毛泽东本人对这几首诗词非常重视，他于1958年12月21日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对其中的几首做过批注；1964年1月27日，他又向《毛主席诗词》英译者做过解释。这两次批注和答疑，涉及这些诗词的写作背景、时间、地点、用典和诗人当时的心情、词句的释义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浪漫主义情怀，以及炉火纯青的文学艺术修养，使我们不敢妄议其诗作寓意的奥妙与深邃。但是，结合长征历史学习理解其诗作的内容，或通过其诗作感悟长征的生动画面，仍是待做之事。1936年10月上旬，毛泽东曾手书《七律·长征》赠给即将离开保安的斯诺。斯诺将诗稿和他写的访谈毛泽东的文章交给北平进步青年王福时组织翻译编辑，于1937年4月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这本书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4个月，比1938年2月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早了差不多10个月。这是《七律·长征》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原版为“金沙浪拍悬岩暖”。[94]总之，研究毛泽东的长征诗，是研究毛泽东关于长征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相关，研究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记述，还有待进一步与其战友们、红军将士等关于毛泽东在长征中情况的口述史料相对照，还有待继续深入地与相关档案文献、日记等原始材料相结合，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作者简介：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光新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19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1][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8－181页。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65页。

[3]董必武、李富春等：《二万五千里(珍藏本)》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4]《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8页。

[5]毛泽东：《红军的成长》，《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6页。

[6]毛泽东：《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

[9]《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给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193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页。

[10]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

[11]王诚汉：《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第2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99页。

[12]《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60页。

[13]《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1945年5月—1964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页。

[1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

[1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190页。

[1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页。

[1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

[18]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182页。

[1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29页。

[20]毛泽东：《红军的成长》，《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74页。

[21]史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73页。

[2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6、198页。

[2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6页。

[2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6－227页。

[25]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206页。

[2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192页。

[27]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28]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

[29]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30]《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193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0册，第595页。

[31]史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第73页。

[3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5页。

[3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0－531页。

[34]《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第160页。

[35]毛泽东：《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194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36]此为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时的批注，阅读时间是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4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

[37]《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1945年5月—1964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第16页。

[38]毛泽东：《红军的成长》，《毛泽东自述》(增订本)，第75－76页。

[3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40]毛泽东：《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354－355页。

[4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459页。

[42]陆定一：《榜罗镇》(1936年8月)，《陆定一文集》编辑组编：《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163页。

[43]毛泽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44]《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1935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10页。

[45]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3页。

[46]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80页。

[47]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48]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424页。

[49]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550页。

[50]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205、233页。

[51]《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1945年5月—1964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第16、19页。

[52]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9页。

[53]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5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5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历史的丰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56]毛泽东：《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8－339页。

[57]《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1945年5月—1964年3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第21页。

[5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1页。

[5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60]毛泽东：《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6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

[6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0页。

[63]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2页。

[64]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

[65]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66]《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23页。

[67]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69]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第120页。

[70]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编：《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7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72]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73]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的写作背景》(1962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5页。

[74]史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第74页。

[75]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 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第73页。

[76]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6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13页。

[7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471页。

[78]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1页。

[79]《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月—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第160页。

[80]《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95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23页。

[8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50页。

[82]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150页。

[83]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84]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85]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86]毛泽东：《时局问题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65页。

[8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88]史诺笔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第75页。

[89]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240页。

[9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495－496页。

[91]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3页。

[9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第666－667页。

[9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

[94]参见蒋建农、张国柱：《唤醒民众的一击闪电——先于〈红星照耀中国〉问世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党史博览》，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