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7年范文澜与尚钺的公开论战不是一桩偶发事件，而是两人长期暗中较量的必然结果。这场论争从表面上看是范点名批评尚在先，而尚反批评在后，实则相反，尚才是论争的始作俑者。尚钺采用两种论争方式：一是在自己著述中“暗地带了几笔”，二是“让学生出马作战”。范文澜对此有所察觉，并作了隐蔽回应，但论争并未平息，导致范文澜公开批判《中国历史纲要》。尚钺进行了反批评，最终遭受全国性的批判。这场论争反映出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学派争鸣中掺杂着宗派意见，在学术上出现了不良竞争，对当时史学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尚钺；中国历史纲要；资本主义萌芽
文章转载自“史林”微信公众号。
来源：《史林》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957年3月25日，范文澜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演讲，盛况空前，其中对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下称《纲要》）提出尖锐批评：“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作为对范在北大“大讲台”批评的回应，同年5月2日，尚钺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小讲台”，仿对手的讲题，作了“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演讲。他在讲座中几乎处处或明或暗进行反批评，给对方扣上“中国教条主义”帽子。这场论争拉开了此后批判尚钺的序幕，随后刘大年、黎澍、翦伯赞等不断加强批判力度，至1960年上半年批判达到高潮，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一大事件。学界对此已有所讨论，先行研究多关注尚钺被批判的一面，却忽视了他作为主动批判者的行为，更不明其论著中暗批范的具体所在。既有研究较少追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师生为何如此热衷为范“纠谬”，此举与尚氏有什么关系。过去只知1957年范文澜才点名批评尚，不知此前此后他在论著中对尚均有回应，更不明其哪些论述是针对尚。这场论争的始末，仍有待进一步发覆抉微。受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范尚之争发生的起因。
一 “暗地带了几笔”
尚钺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后弃文从史。1941年8月，他入职云南大学文史系，讲授中国通史，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依据范文澜“西周封建论”。1944年12月，他完成《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一文，认为研究农具的演变及耕作情形，能说明“殷代之所以为奴隶制度、西周之所以为初期封建制度之物质基础”。可见此时他还是范文澜学说的支持者。他自述到云南后，“边教边学边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如“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周灭殷之后”，“中国的奴隶社会持续了很长时间，春秋战国是氏族奴隶制向富有奴隶制发展的高潮”，“秦汉时期是典型的奴隶制经济”等，这些看法为他后来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等著作奠定了基础。1948年7月，尚钺担任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主任，讲授中国史课程，指定读物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编》），“课堂上主要讲的是范老的学术观点”，并教导听课者“在向学生讲课时一定要以范老的观点为准”，但那时他已主张“魏晋封建论”，在中国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1950年初尚钺对学生说，他之前根据《简编》讲中国通史，但“愈讲愈觉得问题多，解释不通，经过苦心研究，否定了范文澜的看法，提出‘魏晋封建论’”。于是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一套看法通过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的形式公诸于世，以成一家之言”。
1950年9月，中国历史教研室承担人大中国历史课程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即向我们提出严肃的要求，在中国历史课程中，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尚钺认为根据这个标准当时“市上通行的许多中国历史读物，没有一本能符合的”，这自然也包括1950年前后最流行的《简编》。从1950年9月到1951年4月，尚钺在个别教师的协助之下，写出了一部约5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草稿，自称“建立起新的中国历史的基本体系”。但是，这一年全校的中国通史课程，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法还不一致。如古代史分期问题，尚钺在专修科史地班讲西周是早期奴隶社会，有的教师在本科班级却讲西周是封建社会。1951年秋始，尚钺带领教研室将草稿缩编成《中国历史纲要（初稿）》，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先后印成11本分册，1954年正式出版。此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以尚钺为首的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师生出版了大量论著，多依据尚氏学说，识别度高，引起中共高层的注意，甚至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这些成绩不免让尚钺滋生“骄气”，经常批评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且其性格较为倔强，“和许多史学家不和，较为孤立”，“不见容于当时京门历史学的主流派”。
尚钺讲中国通史最初以《简编》为准，所以他对范著大到整体框架、古代史分期，小至某人某事的具体论述，知之甚详。他后来龂龂于范著大大小小的“错误”，也反证他对范著读得极细。1952年6月23日，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翻印了1 000多份范文澜发表在《新建设》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供校内学习参考。尚钺建构中国史体系时，《简编》是他亟欲超越的对象，所以范文澜检讨《简编》的那些错误，成为他克服的重点。尚钺虽在各种场合口头批评范，但见诸文字时却非常谨慎，“从不自己正面写文章批评范老和郭老的学术观点（只是文章暗地带了几笔）”，却“让学生出马作战”。尚氏确实没有撰文点名批评过范，但“小动作”一直不断，甚至延续至全国性批判之后。
1951年1月10日，尚钺完成《关于编写与讲授本国史的指导原则》一文，此时他正在编写通史，批评新旧史学家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处理问题，其中关于唐太宗的部分说：
又有人说：“李世民智勇超群，战无不胜，武德七年，削平群雄，全国统一。”及“他在位二十三年，创造两汉以后最大的王朝。贞观政治，在封建时代，一般称为唯一的模范。”……过去史家多说杨坚的节俭是因为惧内——独孤皇后，杨广的荒唐淫侈则因为他个性的好大喜功。这种论断是不正确的，是孤立历史现象的看法，忽视了历史人物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样编写或讲授历史，常常会使人们的想象发生混乱：以为当时没有李世民就不能推翻隋末的暴君虐政，或者就根本不会发生李世民的材能和影响所凭借的那种社会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
他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所批评的都是《简编》的观点。尚钺引征“有人说”云云，见《简编》“初唐的政治”一节第一段和第二段。关于杨坚、杨广，《简编》写道：“坚小名那罗延，妻独孤氏，鲜卑大贵族。坚畏惧独孤氏，不敢近妃妾，不敢纵侈欲，成为历史上著名节俭的皇帝。……促使隋加速溃灭的原因，主要还在杨广好大喜功，对外侵略。”
尚钺在该文又批评一种观点：“如南宋时代北方的民兵坚持反金人的英勇斗争，和元代红巾军的反元蒙斗争等等，大有在宋、元时代，中国农民就已经有了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持这一观点的正是范著。《简编》认为“赵构、秦桧降金以后，北方忠义民兵在长期孤军苦斗中逐渐溃散，他们对金人的仇恨，对祖国的怀念，却永远没有消失”。关于元代红巾军起义，范著谓刘福通与党徒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应当做中国君主，“这是包含种族意义的有力号召，广大人民即时围绕在这个号召下，发生摧毁蒙古统治的力量”。然而，尚钺认为“那时农民所能有的只是原始的基于土地侵夺和残酷剥削、压迫的强烈的阶级仇恨，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以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硬派在过去千百年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大众的头上，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原则的”。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上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范文澜的观点与之冲突，所以被尚钺认为不合马列主义。
1954年3月，尚钺在《总路线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中也多处针对范著，如谓：
从公元前二〇九年陈胜、吴广、刘邦等起义，一直到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革命，两千余年中，中国农民革命的阶级斗争，大小何止数千百次。而无数的农民暴动和起义，虽然主要的都是反对压迫和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但仔细地分析起来，却每次都有不同的特征……若从历史时期大别之，我们就可以把由秦末到唐代的农民阶级斗争归为一类。因为他们主要的口号……主要的为保护生命不被杀害，即起义者为着人身起码的保证而斗争。……但入宋代以后，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根本改变了，由宋初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到南宋的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到明末李自成则提出“贵贱均田”，清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则制订出《天朝田亩制度》。由其口号的要求上，则属于另一类。
他这对历代农民起义的认识，其实是向范文澜隔空喊话。1948年《简编》订正本首附两文，其一为《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提出“秦汉起下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自发的争取土地时期”，并作解说：“从陈胜、吴广以下，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何止数十百次，目的当然在要求土地，但很少有人提出明确的主张。长长二千年，农民起义被地主摧残压迫，牺牲是无限的。”尚钺不认可范文澜的观点，表示不同朝代的农民起义有进步，宋前宋后口号有变，追求目标有别。
1951年范文澜检讨旧本《简编》的不足，承认为了达到反封建和借古说今的目的，对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帝王将相，“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损害了历史主义。他指出旧本《简编》关于秦始皇、汉武帝、孙权、杨广、李世民、武则天、赵匡胤、岳飞、朱元璋等均着重写黑暗面，而忽视光明面。1956年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一文说：
关于这样以今日的观点和感情，来否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的例子，还多的很，如过去史学家对于南宋初年民族英雄岳飞，因其曾奉宋高宗的命令，消灭了以杨幺为首的农民起义，就以今日狭隘阶级感情大加咒骂。又如对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初的武则天，因其杀了几个反对的人物，竟加以诬辱。又如，对于农民杰出的领袖朱元璋，因其杀了几个士大夫分子，竟完全无视他领导中国农民大众，推翻蒙元的黑暗统治，解放中国民族的伟大功绩，而加以苛责，等等，真是不胜枚举。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在过去的确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发展到否定和谩骂我们祖国历史上所有奴隶主和封建主统治阶级。……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有的同志，看见妇女与男子有平等待遇的记录，马上就说：妇女已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指示我们，妇女的“彻底解放”是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历史现象，因为只有到那时妇女才能取得与男子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尚钺所批评的“过去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岳飞、武则天、朱元璋的“反历史主义”观点，都是《简编》的说法。范文澜已作了自我检讨，尚钺却以之为靶点暗批。1957年他在苏州演讲又旧话重提。此外，所谓太平天国妇女“彻底解放”，正是范著《中国近代史》（1947年）的观点。范文澜根据《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太平军根据平等自由的原则，作了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这样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曾有第二个，真是人类最光荣最先进的行动。”
《纲要》和《简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对立的。如武则天，范著谓“她在位二十二年，所谓政治，止有残酷的特务政治”，尚著则强调“武则天执政时期，唐帝国仍在继续向上发展。对内发展了科举制，对外抵抗突厥、吐蕃和契丹的进扰，继续开通西域的孔道，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说都有其积极的作用。自然武则天有些措施（如兴土木徭役、任用酷吏及其宗室如武懿宗等），也是为害人民的”。又如朱元璋，范文澜重点写朱的专制残暴，“采取历朝兴亡的教训，杀了许多人命，立了许多制度，替子孙谋帝王万世不失的基业，用心确是很苦”，较少写他的历史贡献。而尚钺对朱极尽赞美：“朱元璋由于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和多年过着穷困的流浪生活，因而培育了他的阶级感情和斗争精神；加之天资聪颖，敏慧过人，于是在参加起义军后，立刻表现出勇敢、谦虚、刻苦、耐劳、有决断、有见识、讲义气、善于团结群众等优良作风……逐渐成为天才的、杰出的领袖。”再如郑和下西洋，范文澜只有负面评论：“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得奇货重宝……仅供朝廷一时的赏玩，去交换的物品如黄金、锦绮、纱罗、绫绢、纻丝、磁器，那些不是中国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而尚著却认为郑和下西洋“影响也的确很大”，并概括出三条积极的作用。
1950年代，尚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独树一帜，范文澜的论述对他有积极的暗示，但他不仅刻意回避，反而不点名地批评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中，范文澜关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颇早，1942年《简编》中册对此已有一些零星的论述，如“西洋教士东来，士大夫热心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工业、农业、矿业、军火业都开始采用新法，如果没有野蛮的满族侵入中国，明工业可能有巨大的发展，也许同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再如，关于清代经济，认为“清朝采取消极的、保守的、防御性的、反对进步的维持现状政策，一切可能撼动封建制度的新趋势，不惜竭全力与以阻止。在经济方面，着重地主利益的巩固，若干年来发育起的资本主义的幼芽，被闭关政策所摧残，以致奄奄无生气了”，“与小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及乡村中单独经营的手工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地存在着。他们不需要较大的市场，也就不可能达到手工工场的分工。他们生产结构的简单，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旧面貌，不发生变化”。范文澜承认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对其程度和作用，他的认识前后有微妙的变化，不断弱化它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是他论述的基本取向。
1950年范文澜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虽也承认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但更强调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性。范说：“如果中国与世界隔离，继续闭关自守的话，封建农业经济还会遵循公式保存下去，封建社会一时还不会灭亡”，“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社会基本经济成分底结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等，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手工工场主一般依附在封建制度之下，自己还不曾形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还不能向封建制度作政治斗争”，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怀妊着的工业因素与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作比较，中国显然是落后的，它不可能对旧社会起着决定性的否定作用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重申《中国近代史》已提出的论断：“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旧的完整的封建制度被打破了，但止是破了一部分，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以尚钺对《简编》巨细靡遗的检视，他自然熟悉范文澜的资本主义萌芽观点，但他从不承认范著对他的影响。1955年4月，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该问题的研究，认为“最早”的研究是1944年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此文收录于专书《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1956年）时，他又把“最早”修改为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仍不提范著。他说：“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过去学者的研究，自一九五〇年即感觉到并在教学中提出，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还远在明清之际（十六世纪中叶）以前。”1950年尚钺即提出此说应不假，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不可能的，因为1950年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那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句话是1952年才添加上去的，其思想的雏形已见于《简编》中册。由此可见，尚钺从事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并非受毛泽东著作指示，实得之于范著。提及侯外庐、吕振羽，恐均为事后追加，未必有实际影响。
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尚钺最初受范文澜的影响，二人观点同大于异，不过前者对萌芽程度估计过高，后者则略低。尚钺对范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说非常反感，如1954年《纲要》谓：“认为如无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将会永远停滞在封建社会的看法，是显然错误的。”1955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一文说：“我们并不否认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的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有许多特殊性，诸如……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的顽固性，等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阻碍。但仅只看见这些，而忽视了明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以及这个萌芽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就很难全面地揭示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也就很容易陷入于把特殊性强调到超越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法则的一般性之外的错误观点。”这些论述其实是回应范氏《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
1956年尚钺出版《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作者的话》（1955年10月1日）谓：“也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说有的话，只有在明末由西洋传教士输入，为中国士大夫所接受而引起的。这些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外因不通过内因是不能起作用的。”这个“不正确”观点见于《简编》，“史学家”是指范文澜。尚钺又说，“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还没有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如说仅仅是一点极微弱的幼芽之类”，就与当时许多社会现象不相称，他主张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起着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尚钺口中“极微弱的幼芽之类”正是范文澜在1955年版《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所强调的“还只是极微小的胚胎或萌芽”。尚钺完成于1955年3月30日的《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一文又批评：“或者得出当时中国社会还是很完整的封建社会，或者即使承认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这个萌芽还非常微弱，仅仅是萌芽时期的一点幼芽。这些认识显然都是不正确的。”“完整的封建社会”“这个萌芽还非常微弱”均是范文澜在1954年甚至更早的观点。尚钺在论著中与范“不正确”的观点进行了频繁对话。
范文澜“西周封建论”是尚钺时常批评的学说。1956年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与范有所对话：
譬如《诗经·豳风·七月》篇中的“农夫”，有的史学家认为是“农奴”，并把这篇诗提早到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去，肯定是周族先公先王时代的诗，于是说商代是奴隶社会末期，周族征服殷人以后，开始了封建社会。又有史学家认为这篇诗是西周时代的，这个“农夫”又被认为是奴隶，因之，便肯定西周是奴隶社会，到春秋时代便成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不同生产阶段划分的时期。
前说代表者是范文澜，后说代表者是郭沫若，尚钺认为两说皆脱离当时经济结构，“因之也就不能阐明当时的生产关系。但近年来由于有很多史学工作者，更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之，对于过去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就发生了怀疑，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意见”。尚钺是“新的意见”提出者之一，他以为“这是解放以来，中国历史科学上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在行文中多处指向范，如“我们绝不能以当时家长制公社的成员——自由民农民，对大家长——国君或大夫的贡纳与服役，望文生义地判断为现代意义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再如，《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收录于1958年7月出版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添加一句“有的学者，认为宗法制度产生于封建社会，从而硬说孔子是封建制度的代言人，显然是不恰当的”，这同样是针对范文澜。关于宗法制度，《简编》认为“公田私田和分封，构成了西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这个经济基础的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关于孔子，范著说：“孔子确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范文澜这两处的论述正是尚钺“放矢”之“的”。
尚钺所批判的“传统看法”“传统的习惯观点”“旧的传统史学体系”，不见得特指范文澜的历史观点，但范无疑最具代表性。1957年尚钺为人大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所写的“编者的话”，对当前古代史研究有悖于“百家争鸣”的做法，提出意见：“关于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阻力还很大，传统的习惯观点还占着很大的优势。……甚至有的报章杂志，直到今日连一篇非西周封建论的文章还未登载过，而一般的报章杂志也很少刊载。”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说：“我们史学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得到的收获是超越了前代几十年的总成绩的，我们的史学家这一努力，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功绩，无可否认，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功绩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外貌，把中国历史从漆黑一团的没有规律、没有发展的‘特殊论’‘长期性’和‘停滞论’的糊涂现象中挽救出来了。”尚钺不仅批评以范文澜为首的“西周封建论”者干扰正常的学术争鸣，而且把自己视作新一代“我们的史学家”的代表，而《简编》就是他眼中把中国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发展的“特殊论”著作。
二 “让学生出马作战”
尚钺虽没有公开发文挑战范文澜学说，但“让学生出马作战”，不断商榷范文澜观点。既有研究已指出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王介平、罗明、孙长江、王忍之、石峰、李文海等6人共同署名撰写《纲要》书评（下称王介平书评），褒《纲要》贬《简编》，为了凸显前者的优点，竟以后者为反面案例加以指摘，此举无疑深深刺激了范文澜。王介平书评指出范著的7处论述错误，若比较尚钺著述中不点名批评范文澜之处，则可发现学生们的意见其实都本于尚钺。此前，尚、范二人对中国历史观点的分歧是较隐蔽的，这篇刺眼的书评则将二人的对立公开了。
稍后，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三年级研究生集体讨论1953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由王忍之执笔成文，经尚钺推荐，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孙健回忆尚钺曾经指导学生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卷进行过公开的学术批评，认为“尚钺先生进行学术批评是为了展开学术讨论，没有别的想法。可是，这在当时的史学界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尚钺学生回忆：“尚老不仅在课堂上讲，而且严词批评‘西周封建论’的范老。当时，哪有不透风的墙呢！可巧，正当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版）发行之际，报刊上发表了王忍之、李文海等批评范著该书的文章。谁都知道他们是尚钺的学生呀！虽说‘百家争鸣’无可厚非，然而总会伤感情的哩!”王忍之书评与王介平书评相比，语气尚属平实，但行文评论不无嘲讽之意，如谓：
范文澜同志写道：“豳人和其他地方的居民，说古公是个仁人，扶老携幼都来归附，人口比居豳时更多，不难设想（然而终究还是设想），古公不可能供给这些归附人衣服食物，也不可能迫令这些归附人充当奴隶。最适宜的办法就是分给他们一小块土地，让他们自己去开垦经营，同时规定对公家服役的义务。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很自然的萌芽了。”（第五三页）又说：“因为周世世重农，周君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像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这个经验的发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第五三页）他在第七十二页又写道：“在同样的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剥削者从长期经验中，看到奴隶暴动、怠工、破坏工具等各种反抗和奴隶管理、补充的不容易，逐渐发现变换一些剥削方法，使劳动者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某些愿意从事劳动的兴趣发生了，生产力有所提高了，从而使剥削者本身获得较大的利益。这样，封建主自然（又是一个‘自然’！）要抛弃奴隶，宁愿利用农奴。”
书评提示“在对抗性的社会形态中，只有阶级斗争才能使一个社会形态被另一个社会形态所代替”，批评范文澜把社会进步的动力归结为周君的“长期经验”，归结为“古公亶父是一个仁人”，归结为“文王施行仁政”。范文澜虽注意到阶级斗争，如奴隶暴动、怠工、破坏工具等，但“这种反抗在当时并不能消灭奴隶制，只有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候，只有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已经异常尖锐，采取了巨大的规模，不仅是怠工、破坏工具，或稍许的暴动，而是大规模的起义，大规模的逃亡，到这时由于奴隶的大量被屠杀、奴隶来源的枯竭、奴隶价格的昂贵及其他原因才使奴隶主的大农业无法维持下去……被迫采用农奴制的剥削形式”。然而，在古公亶父、文王时，并没有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就是怠工、暴动和破坏工具的斗争形式，范文澜也没有提出一些切实史料。
1954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作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绪言。他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凡是与马恩列斯经典作家论述不相合的地方，惯常做法就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致使“独特”一词在此文中出现频率甚高。王忍之对此评论说：
范文澜同志认为：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形下，在农业生产部门还是用石器的时候，就出现了封建社会，这是中国的特点；不要严重的阶级斗争就能使一个社会形态代替另一个社会形态，这是中国的特点；在一个社会形态的潜能没有消耗殆尽的时候，该社会形态就死亡下去，这也是中国的特点；甚至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因素之前，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民族市场之前，汉族就已形成为民族，这也是中国的特点等等。
事实上，这些意见都是尚钺的。他在不同论著中多次讲到特殊性与普遍法则的关系，如“我们不否认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最后必然要归结到普遍性，即归结到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法则，这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所规定了的”。又谓“是的，中国社会有其特点，但这种特点不能超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以外去”，皆针对范的“独特”论而发。
1953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出版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2期和第3期连续发表书评，对范著提出严厉批评。除了王忍之执笔的书评，还有郑昌淦《中国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吗？》一文，其意见与王介平、王忍之书评相同。郑氏批评范著认定西周为封建社会脱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片面强调主观经验的作用，认为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论点也是错误的”。他还指出范文澜盲从汉代经学家之说解释《诗经》，把公田私田看作农奴制的徭役关系，说这是“把近代富农的生活去比拟几千年以前的情况了”；范文澜对“十千维耦”“千耦维耘”的解释，“不仅是机械的说法，简直是制造历史了”。郑昌淦是尚钺学说的拥护者，也是《纲要》编写者之一。王介平、王忍之、郑昌淦三篇书评颇多雷同之处，皆因本于尚钺意见所致。
人大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相关专题论文中也时常以范文澜为对话者。1950年代郭毅生发表三篇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与尚钺观点一脉相承，是将其师观点敷衍成篇。其中《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文，特选取范文澜作为商榷对象。他说，“目前史学界还有不少同志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意义估计不足，对它的实质作了另外的理解，我们举范文澜同志《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为例”，提出范文澜“说天朝田亩制度实质上是反动的，我觉得这一论断是值得考虑的”。赵德馨《两汉的商品生产和商业》在文末特别安排一段评论范文澜的历史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中，也有许多同志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古代，特别是战国到汉代的商业的发展程度。例如史学前辈范文澜同志，在他的《试论自秦汉时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就曾把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某些特征，如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经济中心，发达的商品经济，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地域等特征，认为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开始形成。……范文澜同志过高地估计了战国秦汉的商业发展的水平，使人无法了解秦汉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使人很难理解汉代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性质，也引起一些概念上的混淆不清，不能不看成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尚钺的学生不仅主动与范文澜商榷学术，更对其他史家发起论战，进一步恶化了尚钺与史学界的关系。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二年级研究生集体讨论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由王思治、杜文凯、王汝丰执笔撰写商榷论文《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兼评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经尚钺推荐，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出版后，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王思治、林敦奎、贾岩即发表《评〈中国历史概要〉》长文，指出该书没有做到“充分地注意到在不同时期起义的内容的变化和发展，注意到起义者‘口号’的变化和深化”，没有“给予读者一条阶级斗争发展的明朗线索，并透过阶级斗争的发展看到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个意见来自尚钺《总路线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一文。
《中国历史概要》编写缘起于《苏联百科全书》。苏方出具写作提纲，委托中宣部找人编写，后者将此项任务转交给新史学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史学会）。1951年4月8日，范文澜组织邵循正、荣孟源、尚钺、宋云彬、郑振铎、柴德赓、叶蠖生、胡华、翦伯赞、齐思和等开座谈会，讨论苏方的提纲，大家认为原提纲以秦汉为奴隶社会，晋起为封建社会，不能同意，遂修改了提纲。据柴德赓日记，会中推郑振铎、郑天挺、翦伯赞、齐思和、柴德赓等五人承担撰写古代部分，旧民主主义时期由荣孟源、邵循正、宋云彬、尚钺等执笔，新民主主义时期由荣孟源、胡华负责。尚钺最初虽被列为执笔者之一，但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与范文澜和翦伯赞相差甚远，实际后来没有参与。范文澜为此书定调，隐晦表达了西周封建论，拒绝了苏方“晋起为封建社会”观点。尚氏对此或不以为然，《中国历史概要》出版后，安排学生撰写书评，挑战“西周封建论”：“按照本书的意见，奴隶制在商周之际便死亡了，可是在这里，编著者却没有给予读者关于奴隶制复灭与封建因素在旧制度内部发生和成长的鲜明线索，也根本没有阐述奴隶和贫困的劳动生产者，在反对奴隶占有制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因此，就使人感到中国奴隶制是不明不白的无疾而终。”这一批评与王介平、王忍之、郑昌淦书评质疑范文澜“西周封建论”的思路一脉相承。
三 范文澜的隐蔽回应
范文澜知道尚钺的历史观点与自己有别应不会太晚，可能早在华北大学共事期间就有所了解，最晚也不会迟于1951年。该年5月范文澜在《新建设》第4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同期“学术问答”栏目则刊登尚钺对于“中国私有制起源于何时？当时的生产关系怎样？”的解答。他认为：“西周时代大抵是我国私有财产制起源的时期。它的经济基础是由殷末到周初社会第一次大分工（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工），以及当时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有可能获得一些可供榨取的剩余生产物，从而，交换的发展，使社会产生出不平等的现象，即有了富人和穷人的存在了。这只是奴隶占有制的初期阶段。”此说与范文澜“西周封建论”完全不同。
对于尚钺及其周围的学生集中火力，或暗或明的批评，范文澜应心知肚明。1954年尚钺《纲要》出版，不知范文澜是否第一时间看到，但他确实读到了同年底王介平书评，并注意到有《新建设》《教学与研究》两篇，他最初或是通过这篇书评了解到尚著。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第一编》某些文字的修改应与这篇书评有关。范发现王介平书评《新建设》版谓明清是“封建制崩解的时期”，《教学与研究》版说“封建制瓦解的时期”。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弃用写于1952年9月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说明》，1954年重新写了一篇“再版说明”。范文澜指出《简编》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这个轮廓，除了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还强调：
要说明在明清两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的，但还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不可能在近代史上和革命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使古代史与近代史联结起来，近代史上一切问题（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从而得到说明，即从社会性质上得到说明，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此。
范文澜说明清“并无封建制崩解”，正因为有人主张“封建制崩解”。此人即尚钺，说明至少他通过王介平书评了解到了《纲要》观点。
或是受尚钺《纲要》的刺激，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绪言》的某些细微修改，可见范文澜有意弱化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1954年版《绪言》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作如下论述：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里还只是胚胎或萌芽，但是，这是极可珍贵的胚胎或萌芽。……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着的，但同时，必须确认，中国基本上仍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又必须确认，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只是添加了原始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先驱者。他们虽然还没有形成为阶级，但是必须珍重这个新添加。
1955年版在“胚胎或萌芽”前添加“极微小的”，删去“基本上”，“极端的不平衡性”后添加一句“某些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存在，但对整个封建社会并不曾发生破坏作用”，“没有形成为阶级”改为“只是微小的萌芽”，更坚定封建社会没有改变。范著的这些修改是回应尚钺等人的“封建制崩解”说。事后，尚钺也发现了范著这些改动，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中对此又有所商榷。
先行研究只注意到王介平、王忍之书评对范文澜的批评，忽视了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简编》修订本的完善。王介平、王忍之书评均质疑1953年《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一段论述，认为范著没有史实根据，与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一致。范文澜在1955年版删除了这些文字，说明他接受对方的指正。王介平书评指出，范著说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强调“古公是个仁人”的作用，1955年版《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在“周国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一节添加了一句“当然，奴隶的阶级斗争是周先公取得经验的主要原因”，弱化个人意志而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1953年版谓：
最适宜的办法就是分给他们一小块土地，让他们自己去开垦经营，同时规定对公家服役的义务。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很自然的萌芽了。
1955年版本改为：
在戎狄威胁下，古公为缓和内部矛盾，采用商原有的助耕制，借以抵抗戎狄，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周国里成为主要的生产关系了。
这一修改同样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在新旧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又如王介平书评指出：“有些历史学者却把东晋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有一个叫朱序的人在秦兵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的缘故。这样的看法显然是抹杀了人民的力量，因而是不正确的。”这正是旧本《简编》的叙事，表彰朱序“不忘种族大义，身陷夷狄，心爱祖国，立功补过，垂名青史，也不愧为历史上可敬的人物”。1958年《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写到淝水之战的时候，虽保留朱序呼“秦兵败了”，但不再强调具体历史人物谢石、朱序的功绩，而认为“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以上这些改动或因应于王介平、王忍之、郑昌淦等书评，符合范文澜的原则：“凡给予本编的指教，本人无不欢欣接受，即一字之教，也不敢忽视。……其他错误处，既经指出，自然即予改正，即使说有所据，但读者提出了疑问，也尽可能予以修改或添加解释。”然而，范氏的反复修改之举，却遭尚钺的嘲讽。
1950年初，尚、范之间的较量最初或仅限于学术分歧，但后来则演成人事纠纷。尚钺不断组织学生批评范文澜学说，自己则不时放“暗箭”。1957年6月，向达曾炮轰中国科学院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宗派主义，其中说到一事：“范文澜因为尚钺关于历史分期的意见和他的意见不同，便写信给人大吴玉章，请吴老处分尚钺，这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那有这样蛮横的学者呢？……前几年，就是在历史科学方面，宗派主义十分厉害，谁要是讲西周不是封建社会，那他就会下不来台，就会开不了课。”如果联系1956年尚钺《学派不是宗派》一文揭露史学界存在宗派主义倾向，向达所说大体可信。尚钺文中所述之事颇为重要，兹详引如下：
从解放的几年来，学术思想发展受到的阻碍，还是相当大的。譬如某大学校长，因为该校有人主张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他就说：“说西周不是封建社会还没有什么，说魏晋才开始封建社会，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至于为什么使他不能容忍，这位校长却未能根据历史事实来加以说明。又某大学的领导人强令一个教授讲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该教授因认为西周不是封建社会而不肯这样讲，又叫这个教授写讲义，他又不肯写，结果这个教授就被停止开课。这些，还都是我的耳闻。再举一个我亲眼见的例子。某高级研究机关的负责人因某大学的一个教授讲授中国历史，未能按照他编发的历史书籍讲授，他就给某大学校长写信说：“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前，某些历史学者粗心读恩格斯著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结果犯了机械公式的毛病。某某同志恐怕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我想，某某同志虚心检讨一下是需要的。因为……照某某同志那种说法，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作为一个党员实在是很不应该的。……”这封信说明的事实，以及在口头上向上级反映意见时给这个教授扣的帽子，用不着我再解释和多说了。这位党员、这位教授在这种权威的压力之下，又不能违反自己党员的良心，以后讲课除了检讨以外，自然要遭遇极大的困难是想象得到的。
尚钺所讲的这些事情，其中包括他本人的经历。他能引述“某高级研究机关的负责人”私密信函中的具体文字，说明他正是当事人。“某高级研究机关的负责人”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某大学校长”是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历史书籍”是《简编》，“这位党员”正是尚钺本人。范文澜给吴玉章写信，要求尚钺作检讨，这是秘事，向达之所以知晓，应是尚钺对他说的。此外，尚钺将此事半曝光于中国科学院院刊，而范文澜正供职于中国科学院。
尹达与尚钺相处多年，或也知晓此事。1982年3月7日，他在《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一文中说：“尚钺同志为人坦率开朗，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而容易被人误解为‘自以为是’。”尹达文中特意为“自以为是”加上引号，表示此语有所特指。若结合尚钺引原信中的“自以为是”，可以推断这正是范文澜对尚钺的评语。范文澜在北大的演讲，论及“关于言行一致的问题”谓：“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教条主义者一般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而这一种‘教条主义’（如果也叫做教条主义的话）者心情恰恰相反，他们是谦虚谨慎过了度，过度到否定自己的存在，只有别人（所谓‘权威’的人）没有‘我’了。……不好医的是那么一种人，表面上谦虚、谨慎，骨子里是又骄又躁，这就很不好办。用谦虚的外表掩蔽他的骄；用谨慎的外表掩蔽他的躁。说他骄躁吧，他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作盾牌。”“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正是尚钺《纲要》“不敢轻从一般的说法，又不敢作盖然性或臆测式的判断”的做法，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即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分期）不作具体结论；“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是尚钺在华北大学的行为，他不接受《简编》观点，却以《简编》为教材授课。范文澜描述的正是尚钺。
范文澜给吴玉章写信要求尚钺作检讨，此事应发生在1956年。既有研究指出，1956年5月5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近代史问题会议，范文澜、刘大年、黎澍均在。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通报，南斯拉夫大使与刘少奇谈话，让中国史家不要受苏联史家的影响，举出受到苏联史学界恭维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及叶菲莫夫《中国近代史》，认为两书均须注意。尚钺所持的“魏晋封建论”是苏联史学界的多数观点，为了落实不受苏联史家影响的要求，范文澜才郑重其事向吴玉章写信，要求尚钺检讨自己的历史观点，但这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尚钺的反弹。
“魏晋封建论”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程度或没有尚钺说得那么严重。在尚钺此文发表之前，1955年10月，尚钺还肯定学校领导为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允许我们在课堂上根据我们研究出来的观点讲授，但要求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因此，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我在研究生课堂上，就能根据我们的观点讲授，并让研究生展开讨论。根据我两年讲授的经验，今年更在全校范围，进行按我们的观点讲授”。此即指尚钺的观点。在范文澜给吴玉章写信之后，尚钺并没有自我检讨，这也不影响他在人大传播自己的学说。1956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人大教师在讲台上讲解各个学派的不同论点。中国历史教研室古代史教学小组孙家骧、郑昌淦、谭惠中三名教师分别为历史系、档案系一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他们基本上都是同意教研室主任尚钺的观点的。但他们在讲课时，都注意介绍了郭沫若、范文澜等各个学派的论点，系统扼要地介绍分析了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相互间主要分歧点”。当时尚钺的历史观点在人大可以广而告之，他还能评论郭沫若、范文澜的学说，甚至《人民日报》也能向学术界宣传尚钺的观点。此皆因有高等教育部1956年7月审订的《中国史教学大纲》的支持。这份大纲虽采用郭沫若“战国封建说”，但允许“不同学派或持有不同见解的教师，可以另行编制大纲”，并鼓励“无论采用哪一种见解进行讲授，教师都应该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选择适当的方式，恰当地向学生介绍不同的见解，使他们了解科学界的研究成果，并启发、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官方“百家争鸣”的政策为“魏晋封建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结 语
1957年范文澜与尚钺的公开论战不是一桩偶发事件，而是两人长期暗中较量的必然结果。这场论争从表面上看是范点名批评尚在先，而尚反批评在后，实则尚才是论争的始作俑者，而范则是被动的应战者。此前，尚钺及其学生在各种论著中不断与范文澜的“不正确”观点商榷，后者对此有所察觉，并作了隐蔽回应。尚钺虽也了解范的不满，但并没有停止批评。范文澜决定公开批判尚钺，或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尚钺“魏晋封建论”与苏联史家同调，范文澜似有意通过批判尚钺而达到抵制苏联史家的效果；其二，范文澜对尚钺乐此不疲地向他放“暗箭”，大概已经非常厌烦了，不公开批判不足以让其有所收敛。他之前采取的手段，如给吴玉章写信要求尚钺检讨、隐蔽回应尚钺的一些观点，并没有达到约束对方的目的。论争公开之后，尚钺仍持续质疑，最终演成全国性批判。
尚钺热衷为范文澜“纠谬”，除却个性和可能存在的私人过节，与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滋生的宗派主义倾向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家原本散布在全国各地，其中许多重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集聚到北京，看似一团和气，实则因学缘（古史分期问题的分歧）、地缘（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家有解放区和国统区之分）、代际（先进与后生的争胜）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史家个性等因素的作用，彼此并非亲密无间。其中因学说分歧而强化的宗派意识在当时史学界是存在的。范文澜待人接物往往依学说离合而亲疏有别，尚钺对不同学说的包容度同样有限。在人大中国历史教研室内部，尚钺对不同意见者“缺乏起码的倾听他人意见的胸怀，利用行政手段和组织手段，粗暴地对我们的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导致《纲要》编写组成员邓春阳、何志、张我德公开与其决裂。相反，对那些学术观点与之相近的师生，尚钺则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积极向各刊物推荐论文。宗派意识的滋长造成了学术上的不良竞争，对当时史学界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范文澜等“西周封建论”者对“魏晋封建论”者的容忍度不高，前者对后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压制。尚钺为了确立自身学术地位，一方面刻意贬低1949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就，意图“把自己装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开山的面目”，引起老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反感；另一方面，他授意学生撰写书评，公然表扬《纲要》贬低《简编》，反映了他急于争胜的心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主编的几种中国通史，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尚钺《中国历史纲要》、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等，存在明显的相互竞争。旧本《简编》出版于延安，且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新中国最初几年，大学、中等学校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材，多以之为“蓝本”，在历史教育界和学术界影响极大，然时人包括范本人都认识到该书的不足。1950年柴德赓虽称道《简编》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但又强调“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家有志于完成这项“迫切”的事业，范文澜全力修订《简编》，尚钺也组织人力编写中国通史。1953年《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出版，促使尚钺加快《纲要》的出版进程，他不顾写作组内部的历史观点尚未一致，便于1954年匆忙出版了《纲要》。幸运的是，《纲要》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引发热议，更获得苏联史学界的肯定，一时风头无两，形成了压倒《简编》的学术声势，这很可能给范文澜带来一定的压力。范文澜公开批评《纲要》，或也有巩固《简编》旧本和修订本在中国史体系内话语权的意图。后来，翦伯赞和吕振羽等相继加入批判尚钺行列，应与后者挑战他们的“西周封建论”有关。翦伯赞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系后来多卷《中国史纲要》雏形）同样隐含着“代替”尚钺《纲要》的企图。这些不同中国史体系之间的竞争，是理解彼时马克思主义史家论争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战时延安中国史读物研究”（25AZS016）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