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深造，研讨中国史。中国古代史由尚钺老师讲授，他学识渊博，讲课严肃认真，他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和论述，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我在安徽高校讲授中国历史时，不管用哪一学派编写的教材，总是把尚钺老师研究中的创造性观点，反复向学生进行讲解，说明这是一家之言。同学们都认为：“尚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
尚钺老师和我们在鸦儿胡同朝夕相处，他平易近人，不仅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历史，还教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同学、同志、同行，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你们毕业之后，更要互通有无，交流教学经验。到了工作岗位，同学之间的帮助，比在校时老师的帮助，更为重要”。谆谆教导，牢记心头。
195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幸运地留校任教，遵照尚钺先生的意见，我担任中国史学史的备课工作。尚钺老师说：“给你请两位导师，请宪楷同志为校内导师，请你父亲傅振伦先生为校外导师。”尚老师亲自给我制定“二十年学习史学史规划”,亲切地对我说：“前十年主要是读书、收集资料、备课，运用马克思主义写出新讲稿，准备讲课，后十年在讲课的基础上，进一步钻研史学史，阅读有关文献，写出学术论文，编写新型教材，即培养德才兼备的史学史人才。”我愉快地接受了尚老师的意见，以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为基本教材，阅读有关史籍和论文，开始系统地研习中国史学史。
曾宪楷先生指导我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刚开始我没有兴趣，总感觉枯燥无味。尚钺老师对我阅读《资治通鉴》非常关心，勉励我勤奋学习，他说：“学习史学史要耐心，不能急躁。不下苦工夫，哪能做好学问?”“要热爱专业、刻苦学习。”曾老师教我把《资治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对照阅读。并对我说：“人们都说袁枢抄《资治通鉴》原文，才抄出《通鉴纪事本末》。阅读时要注意，看看袁枢是否抄录《通鉴》原文?”我遵照尚老师、曾老师的教诲，沉下心来阅读《资治通鉴》,并对照两部古籍进行学习，果然兴趣大增，还写出读书笔记。我发现袁氏之书，绝大部分抄录《资治通鉴》原文，但抄录中夹有自己的见解，他抄录的方法有以下几点：第一，抄录原文，但做了某些精简；第二，采用《资治通鉴》文意，在词句上做了修饰、润色；第三，对《资治通鉴》中某些史实作了补充；第四，袁枢编写《通鉴纪事本末》,既然以事为主，就必然在有关系的两个标题之下，运用《资治通鉴》中的同一段史实，适当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
以上点滴心得，是在尚先生、曾先生的关怀和指教下取得的收获。
导师傅振伦先生让我阅读有关目录学和史学史理论的古籍，并把珍藏多年的北京大学印发的李守常的《史学讲义》及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交给我。在众师长的教诲和帮助下，我走上了阅读古籍的门径，初步树立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信心。
不久，情况发生变化，我离开了尊敬的尚钺老师、曾宪楷老师，被调到安徽省高校任教，虽然讲授中国古代史，但始终没有忘记尚钺老师给我制定的“二十年学习史学史的规划”,对史学界有关史学史问题的讨论、研究信息仍非常重视，并积累了一些学术资料。
“文化大革命”后，安徽大学重建历史系，我从政治系回到历史系任教。由于教学的需要，我决定对中国史学史作进一步探索。1979年我去北京向尚钺老师、曾宪楷老师求教。尚钺先生虽较“文化大革命”前略显苍老，但依然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尚老师说：“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没有完成史学史的学习规划，完成其他教学工作也很好。现在宪楷同志正在编写中国史学史，可向曾老师请教。现在重操旧业还不晚，今后有了安定的学习环境，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尚钺老师一席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接着我又拜访曾宪楷老师，请教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曾先生谈到如何研究史学史时说：“史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密切关系。”曾老师强调“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还说：“研究史学史，应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找出史学发展的线索及其各个阶段的特征。”曾宪楷先生还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北京又得家父傅振伦在沈阳东北大学历史学系的讲课旧稿——《中国史学史概要》及其他资料。
经过两年的努力钻研，我写出15万字的《中国史学史讲稿》。我牢记尚钺先生教诲，与同学、同行互通有无，曾得中山大学教授曾庆鉴学长惠寄的《中国史学史稿》,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董克昌学长惠寄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邹贤俊先生惠寄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纲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瞿林东先生惠赐的《中国史学散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先生惠赐的《唯物史观与史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汝丰学长惠赐的《洪亮吉评传》、《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等珍贵书籍。我在修改史学史的讲稿时，吸收了各位学长、好友及史学界研究的成果，使讲稿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在讲课时，我给学生印发了《中国史学史讲义》,并将读书心得整理为论文发表，至今已在报刊发表有关史学史论文十多篇，这些收获也是在尚老师制定的“二十年学习规划”鼓舞和鞭策下取得的。
我于1996年9月退休，回忆40年对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历程，尚钺老师的教诲使我一生受益，可是先生制定的学习规划，我在退休时尚未完成，深感惭愧!退休后，自己读书的时间多了，经过慎重思考，根据当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现状，决定将史学史中的明清部分作为研究的重点，撰写《明清史学史》。在撰写过程中又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华学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潘德深学长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蒋大椿教授在百忙中来信介绍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动态和史学史研究的特点。蒙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具体帮助，我数易书稿，终于完成26万字的《明清史学史》。
遗憾的是，尊敬的尚钺先生、曾宪楷先生未及看到这部书稿，就已辞世；家父傅振伦先生虽审阅过书稿，并写了序言，但未看到书稿成书，就撒手人寰。现在此书业已出版，也是对师长的告慰。
2002年3月23日是尚钺先生一百年诞辰，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学生特撰此文，以伸慕念之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