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敬爱的尚钺老师一百周年诞辰，同时也是他逝世20年的日子。

尚钺同志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斗争曲折复杂，道路崎岖坎坷，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甚至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由于他信念坚定，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矢忠矢信，无怨无悔，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历史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尚钺就是他的家乡河南省的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尚钺同鲁迅先生有了接触，成为鲁迅周围的一名进步文学青年和《莽原》、《狂飚》等刊物的撰稿者、创办者。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河南农村发动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受尽了种种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终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之后，尚钺到东北吉林，在毓文中学以教书的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还是青年、后来成为朝鲜人民领袖的金日成同志也在这里学习，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章题为“尚钺先生”,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他同尚钺同志的密切交往，并且说尚钺同志“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尚钺被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后又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当时满洲省委被解散，尚钺同志也失去了党的关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他曾只身泅渡黑龙江。在失去党的关系的这段时间里，他依然自觉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尚钺同志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号召有条件的同志要努力成为一方面的专家，以便今后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敌人作长期斗争。尚钺同志积极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从此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发生在我认识尚钺同志之前的事情，他自己在平时是几乎从不谈起的。我却有幸听他长谈过几次，这是因为，1956年，尚钺同志曾让我帮他整理过一个送交中组部的材料，是谈关于他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后被迫中断组织关系问题的。可惜的是，不久以后，尚钺同志遭到全国性批判，这件事情也就被搁置了下来，而当时所谈的许多细节，也因为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的流逝，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只剩下上面这些简单的梗概了。

我是直到1952年才认识尚钺同志的。那时，尚钺同志在我们面前，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党的工作者的形象，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位学者、一位老的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位党的教育工作者，我以为，尚钺同志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成就，集中在两点：一是培养了一批决心献身于历史科学、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好的史学工作者；二是在史学研究上潜心钻研，大胆创新，取得了许多有价值并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1952年9月，刚刚20岁的我以“调干生”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这是尚钺同志主办的第二个研究班，这样的研究班先后办过四期，培养80余名学生。尚钺同志为办好这几个班，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这个班一共26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各大学选送来的历史教师，他们年龄较大，学历较高，有些人已在大学中执教多年，具有助教或者讲师职称，其中最大的是一位已40多岁的副教授。另一部分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所谓“调干生”,大都20岁左右，高中学历，根本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了几年革命，成了国家干部，对历史则完全是门外汉，基本上一窍不通。很显然，要教好这样一个对象极其复杂、水平悬殊的班，是非常困难的。尚钺同志首先为我们制订了一个较切合我们实际的教学计划，不是简单地传授历史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用科学的历史观对社会历史作重新观察、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上。同时，他坚持由他本人自始至终讲完全部中国古代史，由戴逸同志通讲全部近代史。就这样，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就成了引领我进入史学殿堂的最初的启蒙导师。

尚钺同志讲课是十分认真的。那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虽未正式出版，但已分册印出教材。可是，他每讲一堂课，都要重新写出讲稿。即使是基本史实，也决不采用剪贴的办法，而是一丝不苟地写得清清楚楚。为了保证在两天之内写出三个学时的讲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我是学习班长，常常因为课程的问题去找他。有两次，我早晨七点钟左右到他家里去，同他谈上课的事，竟惊奇地发现他趴在桌子上酣睡未醒，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夜车开了一个通宵，到黎明时才沉沉睡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钺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看到我们稍不用功，就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凳子上有钉子吗?坐不住，怎么做学问?”他特别要求我们学风要严谨，要尊重历史，不要人云亦云。但是，在生活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同学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平时又比较严肃，所以多少有点敬畏，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代沟”,不论是思想上、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有了什么问题，还是愿意找他谈谈。甚至有的同学擦破点皮，流了血，都会去找他要红药水。尚钺同志没有什么娱乐休闲活动，只是每天晚饭前后，在院子里同大家打打康乐球，每当那个时候，不分老师学生，不分年长年少，谁都可以参加，气氛十分活跃。有时尚钺同志打出一个好球，竟会手舞足蹈起来，使我们感到这位“老革命”真是童心未泯。在学术上，他对我们十分信任，鼓励我们大胆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且要求我们踊跃地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常常给我们讲起鲁迅怎样关心和帮助青年，他认为鲁迅的胸怀宽广，也正是鲁迅伟大之所在。

尚钺同志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史学领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违心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自己认为确实是真理的东西，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力加以维护，加以捍卫，这反映了他为真理斗争、宁折不弯的可贵品格。

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同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在“左”倾的思想指导下，尚钺同志还是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开始是在学校的范围内，后来进而发展为在全国公开点名批判。说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说封建社会从魏晋才开始，这就违背了“自周秦以来”的论断；封建社会的开始已经晚了几百年，又要说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岂不又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的论断?现在看起来，也许会觉得这样讨论问题太可笑，在当时却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后来，有些回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作者往往把自己写得十分清醒，似乎一开始就看出了问题的可笑与荒谬，一开始就自觉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此，我一方面钦羡他们觉悟之高，见事之深；一方面惭愧自己思想的糊涂和愚钝。我扪心自问，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除了吃惊之外，首先想到的还是如何响应号召，投入到批判中去。只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地觉得心里的问题愈来愈多，疑问也愈来愈大，最后才得出批判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就是我在批判尚钺的问题上真实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觉悟低、见事迟的毛病，似乎很长时间内没有什么改进，以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以“狂热宣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时，自己虽对“反革命”的帽子无法接受，但确确实实努力而且认真地去检讨和挖掘自己那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原因和思想根源。这自然是很可悲的，但这却是当时真实的我。要说总结经验教训，恐怕先得从这里入手。

对尚钺的全国性批判，是从一位著名学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尚钺搞“私人科学”开始的。“私人科学”这个词，过去从没有听说过，大家一时弄不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罪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从恩格斯的一句话引过来的。根据我上面所说的思想状况，我当然也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是历史，一个认真的史学工作者自然是不应该回避的。

不过我也有一个原则：理论上的批判可以，但在事实方面，决不能随意歪曲，随意捏造。现在想起来，这也有点可笑。所谓“上纲上线”的批判，必然是对事情本来面目的歪曲，哪里还说得上什么不歪曲不捏造之类的问题呢?不过这对于被批判的当事人来说，大概还是能觉察出一点微妙的差别。

有一次，尚钺同志病倒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去看他。他找了一个机会，偷偷塞给我一张早就写好的纸条。回家打开一看，有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在支部会上的发言，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明情况、澄清事实的机会，很谢谢你。但你说我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是不对的。别人不知道，你难道也不了解?这张字条，我一直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抄家之风兴起，我才把它销毁。

为了说明尚钺同志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也为了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我还想谈这样一件事。在政治批判开始之前，有一个主要在学术范围内批判的准备时期。对于一篇批评文章，尚钺同志很难接受，决定写一篇长文加以反驳。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反驳的文章终于写出来了。其实，即使像我这样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人，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根本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争鸣，根本没有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条件。所以我两次找到尚钺同志，劝他千万不要把文章寄出去，否则只会变成“反面教材”。但尚钺同志对我的意见却完全不屑一顾，认为既然有批评，就应该容许有反批评。既然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能够一声不吭，随便默认呢?他答应尽量把语气改得和缓一些，但观点却决不改动。就这样，他到底还是把文章寄了出去。刘大年同志曾把尚钺同志为这篇稿子写给他的信，收入《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大年同志的这种磊落态度，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写下这些零星的回忆，既是对我的启蒙老师尚钺同志的怀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点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