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社会主义相关联，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主义。社会治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或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治理。在我国，社会治理总是与社会主义问题分不开的。那么，要全面深化研究我国的社会治理问题，重新发现和认识我国的社会及其社会形态所处的历史方位，处理好社会与各种主义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社会治理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我国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主义”关涉到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即：社会主义/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作为分子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和作为分母的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生成和演进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但在特定的时空论域内它们之间是不等质的。
关键词： 社会治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
笔者在数十年的科研与教学中，常把化学中的分子式、数学中的不等式相关知识理念，引入分析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为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思维模式。笔者在《从“治理社会”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新穿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要论：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于社会治理之中》一文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见诸文字向学界公开，本文就其中的一个部分进一步展开，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重新发现和认识我国的“社会”问题
一般说来，社会本来就客观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市场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可是，为什么还需要重新发现，重新再认识呢？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被主义、国家、政府等“遮蔽”或“尘封”了。社会是一个多义词，本没有十分明确的定
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总是历史的或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总是发展、不确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缘故。一般社会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人们为了共同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集合起来的群体、组织包括国家，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所以社会和人类社会一般具有相同的含义。人们对社会有若干的解析与分类。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都要将其环境和人得到改造。其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侧重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性质或价值、定性层面，将社会基本形态历时态地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其第一阶段，以及对人依赖的社会、人对物依赖的社会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等等。其他西方学者一般主要侧重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方面，从事实层面、定量层面或工具层面，把社会历时态地分类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文明社会等等。此外，人们还从人类社会共时态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政治社会、体面社会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来说，无论是历时态的社会，还是共时态的社会，无论是价值、定性层面的社会，还是事实、定量或工具层面的社会，都可视为统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都具有其相互可证明性。在时间维度上，各种社会形态有先有后，而且次序有别；在空间维度上，各社会形态又有不同的地域、领域、层级或发展程度，而且分轻、重、缓、急。但是，关于社会分类解析问题具体到国别就另当别论了。
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虽然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延续性最强的社会之一，但又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似乎总是处在“过渡、转轨、转型”之中。一方面，政界和学界都已经认为，我国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目前一种占主流或主导的比较抽象、概括的观点。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在时间维上，世代重叠，时间丛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纷至沓来，总是有一连串的问题；在空间维上，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区域社会、领域社会、层级社会等问题搅成一锅粥，令人目不暇接，纷乱如万花筒。其间，轨先熟后，谁重谁轻，在事实层面上的确比较茫然，常常是手忙脚乱，往往摸着石头过河之后，回观反思，始觉次第错乱，在不经意间枉交了多少学费，却无法重头再来。
为了直面这样的现实，把这两方面的景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多年来，笔者对中国社会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思考，已向学术界阐明的主要观点是：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纯净度”较低的多质态并存的且具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性质的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种表达法的“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治理问题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在中国的社会问题上秉持这样的观点，既有利于避免西方化的社会观，又有利于避免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倾向，使之首先同新中国自己的历史接轨，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
二、关于“社会”与“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样的社会存在会有不同的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主义，同样的社会存在会产生若干不同的主义，各种主义中必定有一种起主导或支配地位和作用的主义，这种主义的性质是由该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在我国，凭实而论，一般人们习惯于使用“社会主义”概念，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去追问生存于是朝“的“社会”与“主义”的关系问题。就本意而言，“主义”是指人们对某事物表示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对社会而言，“主义”就是人们对社会所表示的观点、理论和主张。自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似乎总是处于“过渡、接轨、转型”之中。其中至少有三个历史性的坐标：其一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其二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其三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每当相应的历史关口，中国社会往往是处于“主义”纷争的时候，或旧中国社会陷入“主义丛林”之中。与三个历史性坐标相应的是“新文化运动”《从特定意义上笔者称之为“新主义运动”，这就关涉到“文化与主义”“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对此，值得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三大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新革命运动”等历史性事件。与历次历史性事件相关联的是各种各样的“主义”相伴随、相搏杀。其中最主要的有“六种主义”即：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究竟什么主义与中国之社会更相适应、更相符合，并不完全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家以及真正历史创造者——大众的、主观的、一次性的、非理性的——单项选择，而最终取决于合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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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的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既没有选择资本主义，也没有选择社会主义，而选择的是“具有“复合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历史选择的方向（而不是现实存量）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仍旧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定向”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主导、核心价值的另一种表达治的发展。相比较而言，虽然封建专制主义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还会寄生在新的社会肌体中残存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早已宣告它成为过去时态了。在当今世界（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仍然占主流、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一球两制”）的时代。“大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一方面，大中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存在，远不能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大中国社会与世界（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负能量的并存、合作、竞争，是必须正视的残酷现实。在践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中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秉持的是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中国大陆秉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在承接新民主主义社会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的同时，施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可调节的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现行政策，并始终坚持以大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主体、主导、定向性的发展为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与“主义”，“主义”与问题，价值（也可视为一种“主义”）与事实等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从特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问题与主义”作为历史公案的论辩中诞生的是靠“主义”起家的，靠“主义”取得政权的，靠“主义”立国的，靠“主义”巩固执政地位的，靠“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那么这个“主义”是什么呢？这个主义是或等于是“马克思主义”吗？是或等于是“列宁主义”吗？不，或不完全是。成熟时期的（犹指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而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发展形成着的治党、治国、理政的新战略思想、思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主义”之真、伪的辨析与坚守，就一直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创新、建设和发展，就一直高度重视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在多种主义同时并存和多种价值体系同时并存的当今中国社会，毫不动摇地确立起社会主义及其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会与“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之所以如此推崇“主义”、思想、理论、发展观、价值观及其法治战略思维等等的极端重要，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其一，只要社会存在，就有问题与“主义”同在，不能只谈问题（有时甚至是
伪问题 不谈“主义”；其二，现实问题总会分轻重、缓、急，有时为抓主要问题而“少谈主义”，但绝不是“不谈主义”；其三，强调“主义”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性，绝不表明只能推崇某种“主义至上”，因为相对于社会存在，社会才具有至上性或“社会至上”。笔者主张唯中国社会之实，应当因社会而“主义”，因社会而国家，因社会、国家而“主义”；而不是因“主义”而社会，因“主义”而国家，因“主义”而社会、国家或国家、社会。从探究中国社会与“主义”的关系可见，无论是从价值层面还是从事实层面来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不完全或不纯粹是“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因为当今中国社会还不能选择某种“单边主义”作为立论的基础。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问题
一般而言，因“社会”产生各种主义，但凡“主义”的不一定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从字面上看是由“社会”与“主义”两个词构成的。“社会主义”的原始含义可谓“以社会为本位主义”或从社会与人的关系角度理解为“以人为本位主义”。可分为“最广义社会主义”、“广义社会主义”和“狭义社会主义”等。其中，“最广义社会主义”是指与一定社会相联系、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一种主义，有多少种社会，就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至少在中国的中文语境中，“社会主义”概念被搞得比较混乱，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往往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进而等同于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把当今中国等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把“社会主义”当口号时时喊，当标语、标签处处贴，以致于使之庸俗化，有损于社会主义本来的形象。其实，真实的中国，并不完全等同于或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种“实体性思维方式”。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容易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社会主义的唯
一承担者，自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作为“资本主义”直接的对立物，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唯一承担者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绝对对立状态。由此人们在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等问题上，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误区和模糊认识这些误区和认识是非常有害的，比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改弦易辙、不存在了，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失败、就灭亡了，就进入所谓的“后社会主义”国。为了帮助人们对这种误区和认识有所缓解与校正，本文拟从思想、理论或观念、意识的角度提出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
其一，社会主义/主义。一般说来，作为分母的“主义”有若干种或N种，作为分子的“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例如，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文化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近30部门单位近百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填补了主义问题研究领域历史空白的《主义大辞典》，就收录了与主义相关的词条就达2352个。可见“社会主义”只是2352个主义之一，如用分子式表示即：“社会主义/2352主义”。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样，作为分母的“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有多少民族、国家（尤其是近代以来）就可能有多少种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作为分子的“中国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1917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有没有“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中国占有理想的社会观，还有大同世界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其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分母的科学社会主义亦即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主要是指作为理论论证有别于实际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她立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分析论证了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不可或缺性，分析论证了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更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她既同此前人类历史上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本质区别，一方面，才使人类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发展到了科学；另一方面，也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创立以后的一切空想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虽然她并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现当代资本主义更深层次本质的揭示及其真理性的认识，但是她还在指导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无产者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旗帜和思想理论武器。作为分子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作为分母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实践中的一种区域性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从特定意义上说，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还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但是，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认真研读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就会发现，其本意或原意实质上就应当是“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他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笔者认为本文中的第三个分子式或不等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规约，又表明了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新的溢出和发展。无数实践、事实亦已证明，揭示这一点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比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来，或许更能减少人们对之的误解或者歧解，更能增强人们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由此可见，社会与主义是相关联的，就像社会与治理密不可分一样。作为分子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和作为分母的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生成和演进是合历史与逻辑的，但是，在特定的时空论域内，每对分子式或不等式内部的分子与分母之间，以及每对分子式或不等式外部的分子与分子、分母于分母之间，是具有不同质或不等质的。正因为中国社会呈现出多主义、多质态并且历时态和共时态并存的现实局面，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既不能无视非社会主义事实之成分或因素的客观存在，又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引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导，力求在处理好“社会与主义”，“问题与主义”，“事实与价值”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下功夫。主义、价值、理想固然不可或缺，但毕竟不能取代要直面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现实道路。我们既要“顶天”又要“立地”，既要务实“当下”又要志存“高远”，方能彰显出中国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与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