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自然地包括向发达国家借鉴吸取的问题,因为那里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特殊的建设人才等等,都可引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长处。为什么要向发达国家借鉴?借鉴什么?怎样借鉴吸收?这样会不会影响我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认真加以研究并力求作出回答的问题。本文对此问题拟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初步的探讨。
向发达国家借鉴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理论上说,向发达国家借鉴吸收我们有用的东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蒸汽机器引起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又说,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当俄国的民粹派提出在俄国现存的农村公社基础上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民粹派关于这个向题上的合理因素,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俄国的农村公社的优越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即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此后,恩格斯又进一步强调西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并作出榜样。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前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提出了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问题。列宁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除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之外,世界上没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他尖锐地指出,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而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把向发达国家借鉴吸取的问题直接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发达国家借鉴吸取的问题。早在建国以前他就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提出了向发达国家借鉴吸收的问题。然而,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敌视和禁运封锁,另一方面由于逐渐滋生了"左"的倾向而未能得以实现。
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尔后,他又明确提出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概念。邓小平不仅把列宁、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发展为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理论,而且还把毛泽东曾
经说过而由于主客观原因没有做到的话真正付诸于实践。
从实践上看,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借鉴吸取我们有用的东西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初的社会主义体制或模式就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制脱额而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的各项经济纲领措施,如银行国有化、辛迪加国有化、工业辛迪加化、强制调节消费,等等,主要是来自帝国主义大战时期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措施,有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有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列宁认为,采用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实践着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时,苏联与外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达200多个,同美国、英国、日本签订了为期20一30年的金矿、锰矿、石油开采协定,聘请了一大批外国技术人员。有的甚至在中央工业部门任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也曾接受外国贷款,聘用专家和科技人员。
我国现在的情况同当时列宁时代的苏联相比,同我国50、60年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东西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的途径来实现的。1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迅速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并逐步向内地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理论。
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应该被社会主义取代和消灭的一面,往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绝对否定。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这种"左"的影响虽已不占主导面,但还有一定的市场。另一种是右的倾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又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接过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东西的口号,竭力主张"全盘西化",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这后一种错误构成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危险。要防止和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就要求我们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即既要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在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和现实的选择。
由此观之,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将会对我国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产生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我们应当对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资本主义一方面是一种剥削和压迫制度,资本主义在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惨重的苦难,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因而资本主义是一部血泪史、罪孽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是人类的创造史、文明史,在人类进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历史时代以前,这是人类进步的一种必然的历史形式,是人类文明史链条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环节。在这种制度下,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及社会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和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对它的态度应当是根据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分别否定和反对它的前一方面,而肯定和学习它的后一方面。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主要是由下列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第一,是由现实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决定的。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创新物,它是在继承资本主义各种积极成果、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基础上所创建的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存在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矛盾现象产生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落后的国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应当革命,即使发生并取得革命胜利,也要补上资本主义长足发展阶段的课;一是认为可以不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白手起
家建设社会主义。前一种认识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问题上的历史辩证法,没有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种种非经济因素所起的历史合力作用;后一种认识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建设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革命与建设受不同的自然法则的支配。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比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却不可能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所以要在正确掌握国家政权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吸收其先进的东西。
第二,是由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40多年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为我们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
第三,是由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决定的。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创造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必要条件,实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渡。但是,现实社会主义既面临彻底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又面临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腐朽思想的历史任务。列宁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比封建主义进步。当代表主义还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更充分的历史条件。由此观之,向发达国家借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关于学习借鉴的内容,革命导师曾作过许多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要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列宁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有用的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十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十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十十二总和=社会主义。"毛泽东教导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邓小平也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顽废的东西。"这些论述原则地规定了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的问题。我们从"一切肯定成果"、"全部文化"、"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一切真正有益的东西"等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看,革命导师们强调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在经济方面,我们向发达国家除了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及专家以外,还要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适合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要求的技术管理、劳动组织、企业经营和经济运转的方法和手段,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合理成分和因素,如两权分离、股份制、租赁制、市场竞争机制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也应作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吸收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特别是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精华的典范。从特定意义上说,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学习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加工过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肯定成果。我们今天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就是继续马克思恩格斯的未竟事业。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显然不能简单地都被视为"精神鸦片"而拒之于国门之外。除了直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外,其它并不完全荒谬,无可取之处,如商品经济观念、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高科技观念、民主法制观念,等等。如果我们对这些进行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批判地吸收,就可以丰富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以上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替代的,但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经济方面的内容是基础或表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而它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是高层、深层次的,它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因为它是无形的,不易被人们理解和掌握,但注重思想文化的学习,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更为长久,因而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我们是要否定的,我们只能借鉴吸收那些被历史证明是肯定的,即对社会主义有用的、进步的、文明和健康的东西。
一般说来,原则性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哪些东西可以学习借鉴,哪些东西应予否定,这并不困难,而困难在于这种区分的价值尺度是什么?它的价值取向是否科学?是否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是否只能在非此即彼之间选择?被认为可学习借鉴的东西又怎样去做?任何文化传统都有其历史的、
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烙印,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吸收和引进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照搬、移植和取舍的过程,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造、扬弃和创新的过程。
1840年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作过各种尝试。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洪秀全的“农民宗教”、“洪仁的《资政新篇》、郑观应的《盛世危客》、严复译《天演论》等等;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先后提出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托古改制”“西学改造”以及后来由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这一切努力先后都宣告破产了。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一个没有民族独立,没有人民民主的旧中国是不可能学成的。
1949年建立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为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创造了政治历史前提。但是,客观上由于资本主义的敌视、封锁、禁运,主观上由于“左”和右的影响和干扰,回顾与总结以往的经验,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内容,确定学习借鉴的具体方法,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应该做到有分析有批判地学,有计划有选择地学,有抵制有斗争地学,都必须经过拿来——择取——创新的过程。所谓拿来,即要求尽可能地了解、认识世界,系统地介绍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的和有益的东西;所谓择取,即在拿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鉴别、优选和消化;所谓创新,即在择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进行改造创新,使之异化为自我又高于自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相比之下,创新更为重要,因为创新作为某一学习过程的终点,又是另一个新学习过程的起点,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速度,逐步缩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才能逐步改变落后状态,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体现出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优越性。
为了减少挫折,提高学习效果,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善于科学地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个比喻至少强调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是强调“今天用得着的东西”,说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不是一次性的行为,需要处理好“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其二是强调如何分解出“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说明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拿来”后要经“胃功能”(生物、物理、化学等运动)进行科学地分解,吸收我们肌体所需要的营养。然而,如同任何比方都有其局限性一样,关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比喻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并不完全科学,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并不等于“精华”与“糟粕”的简单相加。马克思在评论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的问题时指出: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东西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东西,消除坏的东西。事物作为整体具有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要消灭坏的方面,只有消灭事物本身,反之亦然。“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向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这就要求我们学会辩证地对待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
第二,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是一场特殊的阶级斗争。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建设,增强国力,以保证我国在同国际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竞争和斗争中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国内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已经经过几次较量。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贯穿于对外开放的全过程。国外,那些愿意同我国打交道的外国资本家并没有改变资本家的本性,他们的一切行动准则都是为了获得利润,他们并不希望我们取得先进科学技术壮大起来,在竞争中不利于他们。他们对我们既交流又封锁,既合作又控制,如“巴黎统筹会”就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与控制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利用的外资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来自港澳地区,而更具有投资能力的欧美外商投资,则相对偏少。尤其是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他们乘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他们又都是以关心、帮助、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面目出现,因而更具有欺骗性。与此
同时,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党内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现象容易滋长, 它们结合在一起, 互相影响, 形成一个影响安定团结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 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贯穿于对外开放, 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过程之中。对此,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可见如何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问题, 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也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学习借鉴的效果问题, 而且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走什么样道路问题。
有人担心, 在对外开放中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 会不会冲击社会主义基础? 会不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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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又怎样看待我国目前客观存在着的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等等。我们认为,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
首先, 如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分为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或体制一样, 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可以分为根本道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本方向) 与具体道路、具体途径。在根本道路问题上, 一定要分清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不能模糊, 不能折衷。在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既定以后其具体的发展道路可以是多样性的。为了朝着社会主义既定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 有时不得不在局部暂时的后退几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法律上和事实上允许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也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道路) 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道路和途径, 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这种资本主义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而存在的, 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其次, 在对外开放中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 并不等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因为它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 通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东西, 可以加快发展社会主义, 增强综合国力, 巩固社会主义基础, 而不是削弱这个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上述人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但是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在我国仍然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如上所述, 如果我们不能始终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如果我们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不加以正确地选择、取舍, 如果我们的学习方法不当, 如果我们不自觉地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反腐败的“三反”斗争, 那么, 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有可能背离我们的初衷, 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阵地的丧失, 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因此, 社会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历史不是不可能逆转的。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所以, 我们必须善于把对外开放中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同在其过程中仍然存在滑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危险性问题区别开来, 以此教育人们既要有社会主义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又要有社会主义的危机感和使命感。
最后, 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 它能够激起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同它竞争, 但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对这种竞争的管理和引导。矛盾着的双方, 依据一定的条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 并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 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这两种社会制度共处于这个世界上, 形成“一球两制”的竞争格局, 即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格局, 为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就必须首先在国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