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圆圆曲》中这两句鞭斥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夺而降清的名句，长期以来即作为信史而被人传诵，郭沫若在其名著《甲申三百年祭》中也把此事作为导致大顺军失败的一个错误。直到1980年，著名作家姚雪垠发表了《论〈圆圆曲〉》，才对此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以前，陈圆圆已死于宁远（今辽宁兴城，其时为吴三桂驻地），所谓刘宗敏抢占陈圆圆以及吴三桂引清兵败农民军复得陈圆圆，后与俱归云南等事全属虚构，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和对吴三桂降清的诛心鞭挞。此说一出，辩者纷起。据笔者所知，黄裳、朱则杰、童恩翼、谷斯范、陈生玺等作家学者一一著文，引证史料，剖析事理，各抒己见，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气象。说陈圆圆死于宁远，根据是《甲申传信录》的记载：刘宗敏向吴三桂父吴襄要陈圆圆，“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但此书版本甚多，多数版本和南开大学馆藏手抄本“已死”俱作”已久”，而陈圆圆之曾到云南则有大量史料和口碑传说可证，况且还有与《传信录》记事、文字相近的《庭闻录》也作”已久”。此外《再生纪略》更明确记载，甲申年”四月初七日……遍传田府有吴下歌伎陈沅（即圆圆）顾寿与男优私约潜逃……”可见陈圆圆当时确在北京。
至于说刘宗敏抢占陈圆圆是否就是诬蔑农民军，黄裳认为这是农民军及其领导人必然带有的历史局限性。陈生玺更举出大量事实，说明进京不久，农民军的纪律即愈来愈坏，刘宗敏及各首领分占妇女的事例也不少。还举出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见到刘宗敏室内有献技之女优女伶等。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有利于借鉴历史，教育人民。黄裳也说：”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但陈生玺并不认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吴三桂降清的决定原因。在《清兵人关与三桂降清之真相》一文中，他根据翔实的资料，指出吴三桂本已投降李自成，但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政策使许多投降的明官大为后悔，连吴三桂家属也未能免祸，而清朝又屡次对吴招降，因此陈生玺说：”吴三挂的降而复叛，是李自成进北京后所实行的错误政策的影响所造成的。至于爱妾陈氏被掠对之并无决定影响。他分析，后来所以渲染此事，在明遗老方面是为了讥刺吴三桂的降清，在清官方则因其后吴三桂叛清，用此以贬责吴三桂的人格。这样，他和姚雪垠一祥，否定了《圆圆曲》的信史价值，虽然是从另一个角度。可谓”对立统一”，”殊途同归”了。学术问题，只有经过反复讨论，互相切磋，在相反相成的过程中，使认识向更深层次迈进。
原刊1992年7月28日《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