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森·斯佩尔伯 刘雅薇:21世纪法国左翼政党的演变与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26-09-11 08:33

进入专题: 左翼政党   法国  

内森·斯佩尔伯   刘雅薇  

作者:内森·斯佩尔伯(Nathan Sperber),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雅薇,法国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7期

 要:法国左翼的政治格局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自2017年以来,“不屈法国”已成为法国政坛上最大的左翼政治力量。此外,法国左翼内部的四大主要政党:“不屈法国”、法国社会党、绿党和法国共产党,表现出团结与分裂并存的矛盾趋势,形成了脆弱的联盟。目前,随着“马克龙中间派”势力衰退、极右翼力量持续上升,法国左翼政党在理论探索、组织模式、党际关系以及争取民意支持等方面,正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关键词:左翼政党    “不屈法国”    法国社会党    左翼联盟    法国共产党  

21世纪以来,多个西方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发生了显著革新,法国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过去十年间,法国左翼政党格局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自2017年起,“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超越社会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左翼政治力量。“不屈法国”的崛起与主导地位,标志着以其为代表的激进左翼逐步取代社会党主导的温和左翼,成为法国左翼阵营的核心力量。“不屈法国”被描述为“左翼民粹主义”“数字政党”以及“领袖制政党”,但本质上,它是一个无法简单归入已有范畴的独特政治实体,其组织模式与传统政党相去甚远。此外,虽多次组建选举同盟开展协作,但路线分歧与矛盾长期存在。当前,随着“马克龙中间派”呈现衰退趋势,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持续扩张。在此背景下,系统剖析法国左翼政党的发展路径,厘清其在当代法国政治结构中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法国左翼的历史演变路径

法国左翼在其自身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初期,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左翼阵营的主要力量,是反对戴高乐主义政权的核心力量。自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左翼的核心政党转变为法国社会党,该党在20世纪80年代后累计执政长达20年。2017年,随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的新中间派联盟上台,法国政党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自2017年以来,由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于2016年创立的政治组织“不屈法国”在左翼内部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法国左翼政党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

1958年,在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国时,法国左翼的主要政党是法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法国共产党在1962年、1967年和1968年三次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稳定为20%至23%。在党员数量上,法国共产党是当时法国最大的政党,拥有约30万党员。然而,在冷战背景下,法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密切联系使其在公众眼中被贴上“外国政党”的标签。在第五共和国的前几十年里,左翼从未在国家层面执政,三任总统均来自右翼: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1968年5月的工人、学生运动之后,非共产主义左翼进行了重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于1969年更名为社会党,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于1971年当选为该党第一书记。1972年,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结盟,制定了“联合执政纲领”。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的选举得票率持续攀升,最终超越了法国共产党。1981年5月,密特朗最终当选总统,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法国共产党的支持,结束了法国右翼政党长达23年的连续执政。1981年上台时,社会党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相当激进,密特朗邀请法国共产党人加入政府,出任部长。然而,自1983年起,在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下,社会党政府放弃了其大部分进步社会改革的政策,开始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

1981年至2017年间,法国形成了两大党交替执政的局面,左翼的社会党和右翼的后戴高乐主义政党频繁轮流执政[后戴高乐主义右翼政党历经多次更名:1976年—2002年称保卫共和联盟(RPR),2002年—2015年称人民运动联盟(UMP),2015年起正式更名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LR)]。在这36年的两党制时期,社会党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弗朗索瓦·奥朗德时代,总共执政19年,算上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阶段,该党控制政府长达20年(1981年—1986年、1988年—1993年、1997年—2002年和2012年—2017年)。在此期间,社会党因此成为法国“执政左翼”的代表。

从政治立场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党逐渐演变为一支“温和左翼”的力量,放弃了此前倡导的激进社会经济政策。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影响下,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经济自由主义立场,这一点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时期的英国工党类似,但同时仍坚持“法国的社会模式”,即由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体系。1997年至2002年间,社会党一度与绿党及法国共产党组成联盟,在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的领导下,与右翼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实行“左右共治”。这一由社会党领导的联盟被称为“多元左翼”联盟,通过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措施,如每周35小时工作制和“全民健康保险”。与此同时,在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若斯潘政府也推进了大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二)21世纪“执政左翼”的危机

1997年至2002年的“多元左翼”时期之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法国温和左翼也即所谓的“执政左翼”或“法国式社会民主主义”开始衰落。在21世纪初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在2002年4月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仅获16%的得票率,位列第三,落后于极右翼候选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的17%以及时任总统、中右翼候选人希拉克所获的20%。2002年总统选举被法国政治学家称为“全盘否决的投票”,从多个方面对法国左翼构成了重大冲击。首先,这是自1969年以来左翼首次未能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其次,这是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极右翼首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标志着“反建制”力量首次登上法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再次,法国共产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仅为3%,是该党在第五共和国选举中最惨淡的结果,凸显了这一曾颇具影响力的政党的严重衰落。最后,此次选举还揭示了当时法国左翼的严重分裂,绿党候选人获得5%的选票,而三个不同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工人力量党(Force Ouvrière,FO)、革命共产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e,LCR)、劳工党(Workers’ Party,PT)]的候选人合计获得超过10%的选票。

希拉克的第二个总统任期(2002年至2007年)爆发多起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尤其是2003年反对养老金改革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以及2006年学生和工人反对取消26岁以下年轻人就业保障的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然而,社会党未能利用这些不满情绪。2005年,社会党在关于是否批准《欧盟宪法条约》的公投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裂。该党大多数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奥朗德,以支持欧洲一体化为名,主张投赞成票,但该党内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则以反对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为由,主张投反对票。此次公投最终以54.87%的反对票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其中工薪阶层与底层民众投反对票的比例显著高于中产及以上群体。这一结果被普遍解读为社会党与工人阶级选民之间出现裂痕的信号。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法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09年,法国经历了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上升。在此危机背景下,社会党成功赢得2012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奥朗德击败萨科齐当选法国总统。2012年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默认胜利”,奥朗德主要依托民众对萨科齐执政表现与个人形象的普遍不满取胜。法国共产党于2012年决定不自行推出候选人,而是加入“左翼阵线”——一个比社会党更左的政党联盟。2012年总统选举中,“左翼阵线”的候选人是让-吕克·梅朗雄,他在第一轮投票中以11%的得票率排名第四。然而在执政后,社会党不得不面对经济衰退的延续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最终被迫采取了预算紧缩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2014年,奥朗德宣布大幅削减企业社会保险费,此举让选民认为政府偏袒企业而非工人。2016年,社会党政府通过了《埃尔孔里劳动法》(Loi El Khomri),放宽企业用工约束、削弱劳动者既有就业保障,进一步在民众中加深了“左翼总统推行右翼政策”的印象。在反对该项劳动法的抗议运动中,警方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各类极左翼团体在街头多次爆发激烈对峙冲突。

奥朗德总统任期结束时,社会党面临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代表性危机”,即“社会群体脱离其传统政党”。不仅奥朗德个人在任期结束时民调支持率极低,被迫放弃参加2017年大选,而且许多左翼选民开始认为社会党本身已经背叛了其声称代表的左翼原则,奥朗德扮演的“温和左翼”越来越被视为“假左翼”或“右翼左翼”。在此背景下,法国激进左翼运动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力日益凸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在2016年提出了“不可调和的左翼”之说,暗示社会党与激进左翼之间已难以实现任何真正的合作。

(三)2017年后法国左翼政党的新格局

2017年的总统与议会选举标志着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第一,此前几十年轮流执政的两大执政党——左翼的社会党与右翼的共和党——均未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且两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总和不足1/4。这意味着,自1981年起延续了36年的两党制在2017年宣告终结。第二,一支新的中间派政治力量掌握了法国的政权,即由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 LREM),该党于2016年刚刚成立[2022年更名为复兴党(Renaissance)]。第三,自2017年起,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为法国主要反对力量,其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并在2022年再次进入第二轮。第四,在左翼阵营中,由让-吕克·梅朗雄于2016年创立的“不屈法国”成为主导力量。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中,“不屈法国”得票率达到20%,社会党仅收获6%的选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实行单选区两轮单选制,左翼选票分散于“不屈法国”、社会党、绿党与法国共产党四股力量之间,直接造成左翼阵营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创下历史最差战绩:四大左翼政党合计仅拿下全部577个议席中的60席。

马克龙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017年至2022年)充满了高强度危机,包括“黄背心”运动、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法国左翼政治版图中,社会党与绿党力图缩小同“不屈法国”的选票差距、追赶其领先地位。2020年法国市政选举结果显示,社会党与绿党组建的竞选联盟一举拿下巴黎、马赛、里昂三大核心城市的执政权,而“不屈法国”未能在任何一座大型城市取得胜利。但2022年总统大选对一众传统左翼政党而言堪称重创:社会党、绿党、法国共产党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仅为2%、5%与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梅朗雄进一步稳固了自身在左翼阵营的核心地位,斩获22%的选票;只是该票数不足以使其晋级第二轮对决,最终马克龙在二轮投票中战胜勒庞,顺利实现总统连任。

2022年4月总统选举与6月议会选举之间,接连遭遇选战失利的法国各左翼政党深刻意识到,分散参选难以抗衡中右翼执政势力,组建统一选举联盟、整合左翼选票与政治力量已是破局关键。鉴于议会选举的规则,此类联盟使这些政党能够在全国各地的577个选区中分配席位,大大增加了每个选区中左翼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的可能性。因此,2022年5月,“不屈法国”、社会党、绿党和法国共产党宣布成立“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NUPES),该联盟以“不屈法国”的激进左翼路线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因此,2022年,尽管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之间存在差异,但选举制度的现实约束倒逼各左翼政党放下分歧、组建联合阵营,从而驳斥了所谓“不可调和的左翼”这一说法。

2022年议会选举中,“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获得151个席位,位列马克龙中间派联盟之后的第二名。但不久后,“不屈法国”与社会党之间的一系列分歧再次浮现,导致两党议员团体在国民议会的立法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协同。2023年年初,政府提出的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改革方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罢工,该运动得到了所有主要工会的支持。然而,这场社会运动未能阻止改革方案的通过,也未能提升左翼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2023年秋季,“不屈法国”与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法国媒体普遍认为“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已不复存在。

2024年6月,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刚刚获胜后,马克龙总统立刻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三周后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在此背景下,尽管存在分歧,四个左翼政党紧急决定重新结盟。这一新联盟可归因于这些政党领导人的双重担忧。一方面,他们担心如果在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各党派候选人在每个选区相互竞争,将导致失去大量国民议会席位。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国民联盟获胜,并认为极右翼上台会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共同抵制极右翼崛起的逻辑也解释了新联盟名称的由来,“新人民阵线”(Nouveau Front Populaire, NFP),这是对20世纪30年代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共产党和激进党为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而建立的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致敬。

2024年6月至7月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国民联盟在首轮得票最多,但未能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选举。在当选议员人数方面,“新人民阵线”以193席(其中“不屈法国”72席,社会党66席)位居第一,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获得166席,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2席,共和党获得47席。此次选举结果引人注目,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联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超过1/3的席位。这也是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没有任何一方力量能够主导国民议会。2024年的选举确认了法国政治生活的新三极格局,左翼、中间派和极右翼三大势力集团规模相当,相互对立。

2024年议会选举后,左翼各党领导人共同要求马克龙任命一位左翼总理,理由是国民联盟在席位数量上领先,这是最“民主”的行事方式。然而,法国宪法并未规定总统选拔总理的具体方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并未给予左翼组建政府的机会,而是于2024年9月在中间派议员的支持下,任命了来自共和党的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为总理。三个月后,即2024年12月,在巴尼耶政府倒台后,马克龙又任命中间派的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为总理,并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2025年1月16日,“不屈法国”试图在国民议会发起“不信任动议”来推翻贝鲁政府,但社会党议员拒绝投票,梅朗雄因而指责社会党“分裂‘新人民阵线’”。2025年9月,贝鲁政府亦宣告垮台,马克龙随后任命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为总理。然而,此举并未改善“不屈法国”与社会党之间的关系。“新人民阵线”于是重复了“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的失败,于成立约一年后便陷入解体。

二、法国当前主要左翼的谱系格局

目前,法国第一大左翼政治力量是“不屈法国”,其次是社会党、绿党和法国共产党。在上述四大左翼力量之外,法国政坛还活跃着若干规模较小但不容忽视的政治派别和个人,可能在未来总统选举中成为影响格局的关键变量。

(一)“不屈法国”的形成、组织模式与纲领分析

“不屈法国”是法国左翼政治格局中一个新型政治力量,代表了一种政治理念、组织模式及政治人员构成的重大更新。该党在法国常被贴上“激进左翼”“极左翼”“左翼民粹主义”或“反建制”的标签,但这些标签均无法全面概括“不屈法国”的本质。

法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传统、社会党的历史经验,以及21世纪拉美左翼执政实践,共同构成了滋养“不屈法国”的思想资源。这种结合源于让-吕克·梅朗雄的个人政治轨迹。他于1951年出生,年轻时曾是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OCI)的成员,1976年加入法国社会党。他在社会党中工作了32年,其中担任了18年参议员,在若斯潘政府中曾担任过两年的职业教育部部长。作为党内左翼,他于2008年决定离开社会党,创立了受德国左翼党(Die Linke)经验启发的左翼党(Parti de Gauche)。2012年,他代表“左翼阵线”参加总统竞选,并得到法国共产党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因充满活力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最终11%的得票并未达到他的预期。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前往拉丁美洲,从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以及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等人领导的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汲取灵感。2014年,梅朗雄出版了他个人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人民的时代》(L’Ère du Peuple),在书中他指出,“人民”与“寡头”之间的对立应当成为理解当代政治的关键视角。他断言,人民反对寡头的动员活动可以引发一场“公民革命”(Révolution Citoyenne),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

为准备2017年总统选举,梅朗雄于2016年创立了“不屈法国”。该组织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其法律身份为具备法人资质的民间社团,不设置党员吸纳机制,成立的核心目标仅为开展总统竞选相关活动。尽管没有党员,但“不屈法国”可以通过其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收集支持者并动员志愿者,在地方层面形成“行动小组”。2017年,“不屈法国”在其网站上获得了超过50万“支持者”,并组织了约4000个行动小组开展竞选活动。大选后,这些行动小组的数量大幅减少,但在2022年总统竞选期间又再次增加。互联网在其组织中的关键作用使“不屈法国”被舆论视为一种“数字政党”。

“不屈法国”的领导人一直拒绝“政党”这一定义,更倾向于使用“运动”一词。梅朗雄在2017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解释道:“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政党。政党是阶级工具。运动是人民的组织形式。”然而,在实践中,缺乏党员、缺乏地方代表机构以及缺乏选举产生的集体领导机构的状况,赋予了梅朗雄及其亲信以绝对决策权,从而使“不屈法国”呈现出“领袖制政党”的特征。梅朗雄卓越的演讲才能和雄辩的表达风格,加上他在法国媒体中的高曝光度,使得“不屈法国”这个组织在公众眼中与他个人形象高度绑定。除了梅朗雄本人外,“不屈法国”的政治骨干呈现出相对年轻的特征。例如,在2024年当选的72名“不屈法国”国会议员中,有35人年龄在40岁以下。

从纲领上看,“不屈法国”的首要主张是破除法国经济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以及增强劳工权利、社会福利并通过税收实现财富再分配。在政治经济问题之外的社会焦点议题(如移民问题和性少数群体等问题)上,“不屈法国”持较为包容的立场。“不屈法国”倾注了大量资源来制定和修改其政治纲领。“不屈法国”的政治纲领名为《共同的未来》(L’Avenir en Commun),长逾160页,于2017年首次出版,并在2021年更新并再版。许多支持“不屈法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不屈法国”的研究工作还体现在其旗下智库拉博埃西学院(Institut la Boétie)的活动中,该学院于2023年成立,并与众多知识分子合作。如今,没有其他左翼组织能像“不屈法国”一样,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凝聚力量。

(二)法国其他左翼政党格局及其政治立场

当今法国左翼的第二大政党是社会党,自2018年起由奥利维耶·福尔(Olivier Faure)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就任该职务后,福尔明确将社会党定位为马克龙执政当局的反对力量。也就是说,即便社会党整体实力已然大幅衰退,福尔仍坚持捍卫政党自身的政治独立路线,拒绝依附马克龙一派。为了与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福尔还推动了社会党政治路线的左转,其批评范围延伸至新自由主义相关制度,而这套制度本身也是由社会党参与建构的。

2022年总统选举后,福尔成为“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的主要推动者,尽管许多其他社会党领导人反对,他仍坚持支持社会党与“不屈法国”的联盟。2024年,福尔再次选择在“新人民阵线”的框架内与“不屈法国”结盟。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联盟,今天许多社会党成员和议员的政治倾向仍更接近中间派阵营而非“不屈法国”。因此,与“不屈法国”建立联系的策略会在社会党内部持续面临挑战。此外,福尔还必须应对前总统奥朗德重返政坛的挑战。奥朗德于2024年7月当选社会党议员,其政治立场比福尔更为温和,也和马克龙的立场更为接近。

需要注意的是,2017年前后的社会党存在巨大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社会党是“执政党”,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然而,2017年后,社会党已沦为一个无法再单独执政的政党。在地方层面,社会党仍具影响力,在包括巴黎、马赛、南特和里尔在内的多个城市占据市长职位,并在法国本土13个大区中占据5个大区主席职位。尽管如此,在国家层面,社会党已不再是左翼的占支配地位的政党,它只能通过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和妥协来设想未来执政的可能性。

绿党目前由玛丽娜·通德利尔(Marine Tondelier)领导,她于2022年接替朱利安·巴约(Julien Bayou)成为该党全国书记。该党以强大的内部民主文化为特征,因而常出现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分歧。通德利尔更多代表了该党的左翼,而绿党中也有较为温和的人物,如扬尼克·贾多(Yannick Jadot)。与社会党内部的分裂相呼应,通德利尔支持与“不屈法国”联盟,而该党其他领导人如贾多则对此持反对态度。绿党在2020年市政选举中在多个大城市取得了良好成绩,目前里昂、斯特拉斯堡和波尔多的市长均为绿党成员。在国家层面,与社会党一样,绿党目前无法成为左翼的主导力量,充其量只是更大政治联盟中的辅助政党。

法国共产党曾是战后“法国第一大党”,如今却是法国四大左翼政党中最弱的一支。自2018年以来,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是该党的全国书记,但在2024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他输给了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失去了议员席位。尽管法国共产党先后参与了“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与“新人民阵线”两大联盟,但其与“不屈法国”之间仍存在明显的互不信任与敌意。“不屈法国”领导人认为,如果法国共产党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选择支持梅朗雄的候选资格(如同2012年和2017年所做的那样),而非选择独立候选人,梅朗雄本有可能获得足够选票进入第二轮投票。在地方层面,法国没有一个大城市由法国共产党市长执政,但在中等规模城市,尤其是巴黎周边地区,仍存在法共籍的市长。

除了上述四个政党外,法国左翼内部还存在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温和左翼阵营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成立的“公共广场党”(Place Publique),该党由拉斐尔·格卢克曼(Raphaël Glucksmann)领导。格卢克曼目前是欧洲议会议员,在社会党支持下于2019年当选,并于2024年连任。他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与“不屈法国”结盟,并被视为下一届总统选举的潜在候选人。此外,还有一些曾隶属于“不屈法国”的激进左翼议员被“清洗”后转而靠近绿党。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他代表一种“反梅朗雄民粹主义”,并已明确表示有意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法国还存在一些比“不屈法国”和法国共产党更为激进的小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可能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三、法国左翼政党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法国左翼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尽管“新人民阵线”内部的各组成政党在2024年立法选举中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整体来看,法国左翼在当前政治格局中尚未形成明确的优势地位。若要重新赢得民意支持并具备执政能力,左翼力量亟须克服一系列内在局限。这些局限主要体现在理论探索、组织模式、党际关系以及与民众之间的联结机制等方面。

(一)理论的局限性

无论是“不屈法国”还是社会党,都未能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不屈法国”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在某些方面有所借鉴,但在其他方面又出现背离。例如,梅朗雄在2024年7月于巴黎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曾声称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我看来,人脑中唯一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不屈法国”于2025年8月举办的暑期学习夏令营为参与者提供了主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导论”和“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的培训课程。鉴于梅朗雄早年在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中的政治经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尊重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梅朗雄在个人政治生涯的发展中,又在很大程度上逐步疏远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其著作《人民的时代》中表现明显。在该书中,梅朗雄并未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思考工人阶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是主张应在左翼思想中以“人民”取代“工人阶级”。他的观点与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所倡导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理论框架较为接近。

就社会党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该党已完全停止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20年前,社会党内部的许多领导人曾倾向于接受社会民主主义中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该理论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理论家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而如今,社会党的领导层转向相对偏左的立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温和批判的同时,却仍然回避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当前社会党领导人及党员更倾向于接受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代表的温和左翼立场——皮凯蒂经常就法国政治经济事务发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评论。与“不屈法国”不同,社会党目前没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或智库,内部理论研究也很少,这表明与20世纪相比,该党的思想力量正在衰退。

受其各自理论渊源的影响,“不屈法国”与社会党在社会经济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不屈法国”站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坚决决裂的立场,其纲领《共同的未来》包含多项激进措施,例如,将法国大型银行国有化,并设定企业内部薪资差距上限为1∶20。社会党不支持如此干预主义的措施。社会党支持的政策包括对资产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财产征收2%的最低财富税率,即所谓的“祖克曼税”(Taxe Zucman)。无论是“不屈法国”还是社会党所主张的政策,均预设法国政府具备显著削弱主要资本利益集团权力与资源的能力。然而,鉴于这些利益集团在法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国际经济对法国经济施加的压力,以及欧元区内的货币与财政限制,法国政府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治理能力,是值得质疑的。

(二)现行组织架构不适应政治现实

作为20世纪诞生的政党,社会党、绿党和法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相对传统。这些政党设有通过选举产生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构,并定期召开代表大会以制定政治路线并选举主要领导人。如前文所述,“不屈法国”并未完全遵循这一模式,它是一个无法简单归入已有范畴的独特政治实体,而非传统政党。这种组织模式的异质性,已成为阻碍法国左翼力量形成合力的重要障碍。

2016年成立以来,“不屈法国”的经验表明,其组织模式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一方面,“不屈法国”党内不存在对立政治路线之间的妥协,也无党内派系间的协商,这使“不屈法国”能够比其他政党更迅速地作出决策并应对事件。梅朗雄本人显然非常重视“不屈法国”的灵活性,他在2024年7月曾指出:“我们是运动战的高手”。另一方面,缺乏中层机构和集体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可能导致“不屈法国”的真实政治路线模糊不清,并导致党内干部层面责任机制的缺失。该党内部结构的薄弱也暗示,一旦现年74岁的梅朗雄退出政坛,“不屈法国”可能迅速衰落甚至消失。不过,即使梅朗雄退休,即使“不屈法国”的现有形式消失,该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尤其是议员们,仍可能留在政治舞台上,并在未来几十年内影响法国左翼的未来。

“不屈法国”不同,社会党、法国共产党与绿党在全国与地方层面均设有有效的责任机制与民主决策程序。然而,这些传统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亦存在其他弱点。其中之一便是内部分歧较为严重。例如,2025年6月在南锡举行的社会党第81届代表大会上,第一书记福尔仅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尼古拉·梅耶-罗西尼奥尔(Nicolas Mayer-Rossignol)连任第一书记,得票率为51%。这一事实反映出该党目前几乎被势均力敌的两个阵营所分裂。另一个自21世纪初以来长期困扰社会党的趋势是其向“议员政党”或“权贵政党”(Parti d’Élus / Parti de Notables)的转型,即该党逐渐成为议员与地方民选官员之间的协调平台,而普通党员则缺乏实质性参与。2025年,社会党的注册党员人数仅有约4万人,而在1981年,这一数字超过了20万。

因此,无论是“不屈法国”还是社会党,它们各自的组织模式都可能成为法国左翼力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屈法国”的运作方式虽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与动员力,但结构上缺乏稳定性,未来十年内该组织甚至可能出现瓦解或不可预测的转型。社会党则面临另一种困境:其党内缺乏活跃的基层力量,组织运行主要基于既有的民选官员利益。因此,尽管出于不同原因,这两个主要左翼政党目前均无法建立起规模庞大、结构稳固且具有活力的党员队伍。

(三)“总统制”阻碍左翼形成联盟

21世纪,法国左翼政党在分裂与联合之间呈现出矛盾的趋势。在21世纪10年代,奥朗德的执政任期加剧了温和左翼与激进左翼之间的分裂,以至于这两种左翼被描述为“不可调和的”。相反,到了21世纪20年代,左翼各党曾两度达成横跨政治光谱的联盟,即“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和“新人民阵线”。然而,这两个联盟都非常脆弱,四个左翼政党之间仍存在高度不信任,尤其是“不屈法国”与社会党之间。

左翼政党彼此间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决定了这些政党难以建立持久的联盟。尤其在社会经济层面,“不屈法国”及法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政纲,主张与新自由主义体制实现根本性决裂,远比社会党及绿党的主张更为激进。经济领域之外,左翼政党在所谓“文化”议题和“价值观”议题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不屈法国”目前对移民问题持较为包容的态度。梅朗雄认为,法国人口结构在国家与族裔出身方面呈现出多样性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不屈法国”大力介入反对种族主义与歧视(尤其是针对法国穆斯林群体)的活动。在治安问题上,“不屈法国”经常批评法国警方的暴力行为。在这些议题上,绿党左翼与“不屈法国”的立场较为接近,而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绿党右翼则持更克制的立场。外交政策是导致法国左翼政党间深刻分裂的另一关键议题。社会党和绿党普遍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以及欧洲—美国联盟,即大西洋主义意识形态。相比之下,“不屈法国”和法国共产党对欧盟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并支持法国退出北约。

鉴于各左翼政党在社会经济、文化及外交等关键议题上存在显著立场分歧,这些政党很难就整合各自立场的共同政纲达成一致。例如,2022年成立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提出的政纲在内容上与“不屈法国”提出的《共同的未来》高度一致,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势促使社会党、绿党和法国共产党暂时接受了靠近“不屈法国”的立场的安排。相比之下,2024年成立的“新人民阵线”所提出的政纲与《共同的未来》的观点相距较远,内容更加简略,其整体雄心和范围亦远不及“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此类差异主要是由于2024年社会党、绿党及法国共产党拒绝在政策纲领层面再次向“不屈法国”让步。因此,“新人民阵线”的政纲聚焦于四党之间的最低共识,例如,废除马克龙政府于2023年推行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等措施。这一政纲的内容相对有限,反映出当前法国左翼政党难以就一套全面的执政方案达成共识的困境。

另一个显著阻碍法国左翼各政党实现更为根本性联合的原因,是总统选举在法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即所谓的“总统制”。总统选举的高度个体化和“赢家通吃”逻辑,促使各主要政党倾向于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非在选前协商出一位共同候选人。这种制度性安排加剧了左翼阵营内部的竞争与分裂,限制了其形成稳定而持久的联盟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议会选举规则激励政党结盟,577个选区使各党派能够提前协商可赢得席位的分配。然而,总统选举只能有一名获胜者。因此,社会党极不可能支持“不屈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反之亦然,因为这将被视为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的屈从。与此同时,如果“不屈法国”和社会党各自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推出候选人,同时绿党、法国共产党和其他较小的左翼政党也参与竞选,左翼选民的票可能会分散到这些不同候选人之间,导致没有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这就是法国政治体制中的“总统制”对左翼力量实现团结的阻碍。

(四)民意右转限制左翼扩大选民基础

从更深层次来看,法国左翼力量面对的困境在于如何制定有效的选举策略以便重新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对左翼力量来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法国左翼的选民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大多数基层群体(尤其是工人和低技能劳动者)如今更倾向于支持国民联盟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而非左翼政党。鉴于左翼传统上自视为“劳工阵营”,并将极右翼视为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它更迫切需要在中下层民众中提升选举得票率。近年来在法国开展的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下届总统选举的投票意向中遥遥领先。以2025年9月法国民意研究所所作的一项调查为例,结果显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的支持率为33%至35%,而让-吕克·梅朗雄则仅为12%至13%。

若从选民的社会学特征分析各左翼政党的现状,社会党与绿党的支持群体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中心区的人群之中。而“不屈法国”在大型城市最贫困地区及其郊区获得最高支持率,尤其在巴黎大区。与社会党的选民年龄结构偏老不同,“不屈法国”的选民明显更年轻。无论如何,左翼四大政党在农村地区和小镇——即通常所称的“法国边缘地带”(France périphérique)——均未取得理想的选票数量。法国社会学家在前述地区开展的实地调查显示,当地居民普遍认为左翼政党所倡导的社会福利政策会优先惠及移民群体,而非他们自身。相反,国民联盟的政治话语则更容易与这些选民中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产生共鸣。因此,左翼在“法国边缘地带”难以获得选民支持,正是其当前“选举天花板”的关键所在。在左翼政治人物中,弗朗索瓦·鲁芬是最强调必须在法国农村和半农村地区“重新夺回这些工人阶级选民”的人,他解释说,必须建立一个“高楼与小镇联盟”。然而,鉴于国民联盟近年来得票数持续上升的趋势,法国左翼实现这一目标极为困难。

四、法国左翼政党的发展前景

法国左翼目前面临严峻挑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诚然,在2024年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成功结成“新人民阵线”,并在国民议会中获得最多席位。但必须承认,左翼获得的席位实际上仅有1/3,因此这并非真正胜利。甚至可以说,这一选举结果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成功,法国左派的实际地位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脆弱。目前,国民联盟在法国选民中的支持基础已超过左翼各党。此外,中间派和极右翼阵营内部相对团结,但左翼阵营内部存在严重矛盾。因此,与法国政治舞台上的另外两个阵营相比,左翼更难协调。从更深层面来看,这些政党在理论探索和组织模式方面均存在一定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能会成为制约法国左翼力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017年以来,法国左翼的重心已从社会党转向“不屈法国”,即从温和左派转向激进左派。这表明在法国部分民众(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诉求。然而,与此同时,法国主流媒体越来越频繁地以“不屈法国”的激进主义为借口,将其描述为“极端主义”组织。为了在未来成为具备胜选可能性的左翼核心力量,“不屈法国”必须避免被大多数公民视为“极左”的代表;然而,它能否做到这一点尚不确定。此外,鉴于“不屈法国”当前的运作高度依赖于梅朗雄个人,其在“后梅朗雄”时代是否仍能持续存在,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国际视角出发,可以将法国左翼的处境与其他西方国家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当“不屈法国”成立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激进左翼运动的复兴,例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及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中的竞选活动。然而,这些运动目前大多已衰退或解体,而“不屈法国”至今仍保持着法国左翼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承认,尽管本文分析了“不屈法国”自身存在的诸多组织问题,但“不屈法国”迄今为止依然比上述提到的这些运动都更成功。不过,仍有理由担忧: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包括“不屈法国”在内的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或许难以有效抵御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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