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其深层指向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文化根基的重新理解与主动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也点明了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深层文化逻辑，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突围
思想解放的前提是破除认知误区，实现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新认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中西之争”由此成为一个困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性难题。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在外来文明强势冲击下，一个古老文明如何维系自身文化认同、探寻发展道路的问题。具体来看，“古今之争”表征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知，“中西之争”表征为民族与世界的关系定位，这两对矛盾相互缠绕、彼此强化，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双重张力的挤压。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从根本上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实现了认识论层面的思想解放。在“古今”维度上，“第二个结合”打破了“厚古薄今”“崇今抑古”的对峙格局，从根本上破除了文化复古主义的保守思维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一方面，明确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非要直接将其搬入现代语境，而是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不仅能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更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在“中西”维度上，“第二个结合”突破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思维枷锁，为理解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文明传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辩证范式。它既反对照搬外来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也拒绝文化民族主义的封闭排外心态，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力量的双向契合中，开辟了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境界。由此，古今关系不再是时间序列上的先后替代，中西关系也不再是空间格局上的优劣对峙，“古今中外”在“第二个结合”的文化综合中实现了有机统一。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其实质是话语主动权的回归。近代以来，由于国力衰弱和文化自卑，中国在世界文明格局中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的现实，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中国的道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再是在“中”与“西”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伟大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独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它使我们能够以平等的姿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以自信的底气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从“失语”到“发声”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话语主动权的回归，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深刻体现。
彼此契合与互相成就的文化辩证法
从辩证唯物主义看，“第二个结合”绝不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简单叠加、生硬拼凑，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本身就高度契合的精神有机体，在实践进程中发生的深刻“化学反应”。这种辩证法体现为“彼此契合”与“互相成就”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和基础，二者虽然来源不同、生成背景迥异，但在思维方式与精神内核等核心维度存在高度契合性，为有机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互相成就是结合的过程和结果，二者双向赋能、有机融合，共同推动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
彼此契合决定了结合的可能性和内生性。从存在论看，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等思想，同样以朴素的方式肯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二者在世界观前提上具有深层同构性；从认识论看，马克思主义将“实践”作为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点，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从方法论看，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等思想传统，同样注重实际、崇尚实干，二者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高度的方法论统一；从价值论看，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虽然阶级基础与历史内涵不同，但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深层的契合。正是这些契合点的存在，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迅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共鸣”，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长，展现出强大的内生性与生命力。
互相成就体现了结合的生成性与创造性。如果说彼此契合回答了“为什么能结合”的问题，互相成就则进一步回答了“结合产生了什么”的问题。“第二个结合”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过程，而是双向赋能、共同升华的辩证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形式，从而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跃迁。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获得更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形式上获得更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从而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最后，这种双向成就最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文化生命体既不同于传统形态的中华文化，也不同于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二者在深度融合中形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全新文化形态。
文化主体性的重构与巩固
思想解放的根本落脚点，是确立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对自身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它包含三重特性：一是独立性，即文化发展不依附于外来文化，有自身的根脉和立场；二是自觉性，即对自身文化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有明确的文化发展方向；三是主动性，即能够主动地进行文化创造和文化创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模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困境，便是文化主体性的失落，使人们在各种外来的和传统的文化选择间摇摆不定。“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知和文明自觉。
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重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确立，首先取决于文化选择中的主体立场问题。“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意义，正在于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在文化选择中的主体地位。所谓“以我为主”，不是文化上的自我封闭或排外主义，而是在文化选择与文化建构中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立场，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检验标准，以中国的文化复兴为最终归宿；“为我所用”，则是在开放包容的视野下主动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这种吸纳不是盲目照搬、亦步亦趋，而是经过主体的消化、转化与再造，使之成为滋养自身文化肌体的有机养分。“以我为主”是根本立场，决定了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我所用”是实践原则，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要服务于解决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实践的现实需要。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文化建设实践之中，使中华民族从文化上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从根本上终结了近代以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被动依附状态。
在“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统一中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巩固，有赖于“魂脉”与“根脉”的深度融合与相互支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魂脉”，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规定了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先进性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脉”，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深厚的民族土壤和文明底蕴，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根基和民族标识。“魂脉”与“根脉”的双向赋能、有机统一，使文化主体性获得了既具科学精神又具民族根基的完整内涵，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也为文化创造和文明实践的持续生成、不断巩固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
“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其文化逻辑不仅指向中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更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第二个结合”，正是开创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也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文明观，为破解当今世界的文明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文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和最终归宿，否定了非西方民族自主探索文明发展道路的权利。“第二个结合”的成功实践，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证明了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第二个结合”本身就彰显了一种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相处之道。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文明倡议，都深深植根于这种结合所形成的文明视野，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共同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参考。
从更深层次看，“第二个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化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内涵。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文明土壤，但它是全人类的思想财富。“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吸收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养分，获得了更广阔的文明根基和更丰富的文明形态，使其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能够回应不同文明问题的科学理论。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