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与“第二个结合”呈现出“理论同源、文化同根、实践同路”的深层内在关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二者关联、以“第二个结合”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双重需求。
一、“第二个结合”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二者双向赋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和文化根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发展。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立足“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基本国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确立了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美丽中国全面建成”的目标，构建起了多维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其凸显的理论引领性、文化包容性、实践系统性特征，正是“第二个结合”所赋予的独特优势。二者的内在关联是理论引领与实践落地、文化支撑与现实践行、价值导向与行动自觉的辩证统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需求共同决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层逻辑：
(一)“第二个结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指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第二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奠定了其理论基础，明确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核心观点，强调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其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构筑其文化根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资源利用观等，历经千年传承融入民族血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为其本土化发展提供丰富文化滋养。
“第二个结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相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现代性转化路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则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扎根中国文化土壤。二者融合催生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实践中，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到长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国家战略实施，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到“双碳”目标提出，顶层设计与具体行动均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充分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引作用。
(二)“第二个结合”破解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认同难题
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更是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革命，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灵魂。此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部分群众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主动参与意识薄弱；二是部分西方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我国国情相脱节，难以引发群众共鸣。而“第二个结合”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蕴含于百姓日常生活、生产实践和风俗习惯中，如“禁渔期”“封山育林”的传统习俗、“惜粮惜水”的生活理念，都有着深厚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高度契合。“第二个结合”为传统生态智慧赋予了时代内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生态文化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等各方面。通过校园教育、社区宣传、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让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民从生态保护“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从被动治理向主动践行的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强大社会力量。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理论的价值最终通过实践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是“第二个结合”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载体，其理论成果在生态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一系列实践理念，是“第二个结合”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的治理经验，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在具体实践中，“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价值得以充分彰显：浙江余村从“卖矿石”到“卖风景”的转型，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的典范；福建长汀从“水土流失重灾区”到“生态治理示范区”的转变，彰显了系统治理的显著成效；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既遵循自然规律开展系统性修复，又结合流域禀赋制定差异化治理方案。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丰富实践素材，推动其在生态环境领域深化拓展，丰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也为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其他领域的“第二个结合”实践提供宝贵参考。
二、“第二个结合”赋能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境遇
尽管二者关联深刻且实践成效显著，推动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当前以“第二个结合”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制约其理论和实践价值发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理论融合深度不足，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转化力度不够
二者融合仍处于初步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转化均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理论研究存在“两张皮”现象，未充分挖掘二者内在契合点和融合路径，或单纯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或孤立梳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甚至仅停留在概念的简单对接，缺乏系统性和实践性；研究视角也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哲学、文化学领域，缺乏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难以破解复杂理论和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挖掘、整理和转化不足，大量散见于经史子集、民间习俗中的生态智慧未得到有效梳理，诸多理念仍停留在传统农耕文明语境，缺乏可操作的现代转化路径，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生态治理措施、政策制度，导致其应有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
(二)文化传播力度不足，全民生态素养有待提升
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传播存在诸多短板，传播效果不佳。一是传播内容和形式单一，内容上以政策宣传、理论解读为主，抽象枯燥缺乏贴近群众的鲜活素材；形式上以传统线下宣传、媒体报道为主，未充分发挥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优势，吸引力和感染力不足。二是传播渠道融合度低、覆盖面有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缺乏协同联动，传播工作缺乏系统性规划，基层农村、社区、企业的传播力度薄弱，且未根据不同群体特点制定差异化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三是群众生态环境认知存在偏差，部分群众将生态环境保护视为政府责任，对传统生态智慧了解不多，仍存在“重经济、轻环保”的错误观念，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薄弱，全民生态文明素养亟待提升。
(三)实践融合有待深化，区域发展不均衡
实践融合是“第二个结合”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但当前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形式、轻实效”的突出问题，且区域发展差距显著。一方面，部分地区和部门盲目照搬西方治理经验，忽视传统生态智慧价值，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治理成效不佳。另一方面，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基础好、要素储备充足，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高，融合实践成效显著，打造出了一批示范案例；而部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受资金、技术、人才限制，沿用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
(四)制度保障有待完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完善的制度保障是“第二个结合”落地实践的重要支撑，但当前相关制度体系仍不健全，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一是针对性制度支撑不足，现有生态文明制度主要围绕环境监测、生态补偿、执法监管构建，未针对“第二个结合”实践制定专门规范，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承转化机制、融合激励机制等缺失。二是多元协同参与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仍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性不高，社会组织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群众参与渠道不多，“政府单打独斗”,凝聚生态环境治理合力不足。三是考核评价和监督机制有短板，考核体系以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等硬性指标为主，未将融合实践、生态文化建设等纳入考核；对生态环境保护中“形式主义”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不足，违规行为惩处力度不够，难以形成有效约束。
三、以“第二个结合”赋能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二者的内在关联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需要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理论融合、文化传播、实践落地、制度保障四个层面探索实践路径，推动“第二个结合”在生态领域深度落地，充分发挥其理论引领和实践赋能作用：
(一)深化理论融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加强跨学科、系统性理论研究，整合哲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力量，开展交叉研究，深入分析二者融合的内在逻辑、实现机制和实践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和实践需求，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学习研究阐释，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科学解读，打破“两张皮”现象，挖掘二者的内在契合点，构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兼具科学性、民族性、实践性的理论融合体系。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系统梳理散见于经史子集、民间习俗中的生态智慧，建立资源库；坚持因地制宜、问题导向，将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方案。
(二)加强文化传播，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
这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首先，是丰富传播内容，把抽象理论转化为鲜活故事、通俗语言，挖掘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案例和生态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贴近群众生活的传播产品，围绕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事开展针对性传播。其次，是创新传播形式、拓宽传播渠道，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发力，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创新运用短视频、公益直播、知识竞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生态文化传播向基层延伸，在农村、社区、学校开展生态环境讲座、习俗体验、公益行动等活动，扩大传播覆盖面。最后，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兼具理论素养、文化功底和生态环境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加强基层传播工作者培训；发挥专家学者、志愿者、网红博主等社会力量作用，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传播队伍，形成传播合力，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三)深化实践融合，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这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推动实践融合走深走实，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全面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等各环节，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转变；践行“生命共同体”理念，打破行政和部门壁垒，开展一体化保护治理；立足各地禀赋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避免“一刀切”。二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推动东部与中西部协同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产业合作、技术转移、人才培养等帮扶中西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变发展观念，挖掘本地传统生态智慧，探索适配的绿色发展路径；国家层面加大对中西部的要素投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向中西部倾斜。三是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健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的信息共享、政策协同、执法联动机制，共同应对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区域间生态文化交流合作，分享实践经验，促进生态文化跨区域传播融合。
(四)完善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机制
这是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首先，完善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体系，修订现有法规，将二者融合要求纳入法律体系；建立健全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承转化机制、融合实践激励机制，对实践成效显著的地区、企业和个人给予政策支持和奖励，规范并激发各地融合实践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众的责任义务，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参与、群众共建共享”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政府顶层设计和监管责任，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社会组织政策和资金保障，拓宽群众参与渠道，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后，完善考核评价和监督机制，将融合实践、生态文化建设、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等纳入生态文明考核体系，树立正确考核导向；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严肃查处“形式主义”问题；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监督氛围。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生态环境治理经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国际接轨，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与世界分享，为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第二个结合”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联体现在理论、文化、实践三大逻辑层面，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构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二个结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引和深厚文化支撑，推动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破解文化认同难题；生态文明建设则成为“第二个结合”的生动实践载体，推动其在生态环境领域深化拓展，也为其他领域实践提供宝贵经验。展望未来，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不断丰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将焕发新的时代生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勇于实践创新，持续推动“第二个结合”在生态环境领域深度落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来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 2026第1期
作者：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