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混合战争”作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热点概念，其内涵不断扩展并被赋予突出的政治功能。本文从安全化视角出发，分析俄罗斯如何借助“混合战争”叙事将威胁感知转化为治理逻辑与政策实践。为弥补传统安全化理论的不足，本文提出“认知刚性—威胁弹性”模型，并引入“弹性威胁模板”作为核心分析工具。本文认为，俄罗斯“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核心机制体现为对“西方威胁”的认知刚性与“混合战争”叙事的威胁弹性相互作用：前者为安全化提供历史—心理基础，后者则为安全化提供可不断延展的话语框架和政策接口。二者相互强化，推动“混合战争”由外来概念逐步演变为服务于国家安全建构的工具性话语。俄罗斯的这一安全化实践在强化政权合法性、推动社会整合和拓展外交动员的同时，也伴随着威胁泛化、制度成本上升和国际规则侵蚀等风险。本文由此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历史认知、叙事建构与政策实践如何相互联动，以共同塑造国家安全治理逻辑。

关键词：“混合战争”；俄罗斯；安全化；战略叙事；俄乌冲突；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郭凤丽，女，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问题、国际政治、国家安全；沈泽源, 男，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政治、国际安全研究。

随着大国竞争加剧，“混合战争”成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世界主要大国与军事政治组织高度重视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俄罗斯、美国及部分北约国家更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俄罗斯经历了从“混合战争”议题的旁观者到主动建构者的角色转变，安全化理论为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重要视角。通过“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俄罗斯逐渐将安全逻辑嵌入其内政外交实践。那么，俄罗斯是如何借助“混合战争”叙事将威胁认知转化为治理逻辑的？通过考察俄罗斯“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运作机制及其特点，本文尝试提出一条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分析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混合战争”本质及其政治功能的理解，也可为我国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提供镜鉴。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混合战争”概念由美国军事理论家于2005年提出，最初主要指一种以非正规军事力量在同一战场协同作战为主要特征的军事学说。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其内涵逐渐从军事领域延伸至国家安全的多个领域，成为描述不对称、跨领域对抗的代表性术语。世界主要大国与军事政治组织均高度重视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美国在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其纳入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战略框架；2017年，北约与欧盟共同成立“欧洲应对混合威胁卓越中心”（Hybrid CoE），目前成员已达35个；2023年，俄罗斯又将“混合战争”写入其外交领域的最高战略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并将其定性为“生存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围绕“混合战争”的战略特点、国际影响及风险应对展开了大量研究，但随着理论深化和安全现实的变化，既有研究的局限也日益显现。

第一，国内研究多将“混合战争”视为客观存在的威胁形态，重点关注其战术、技术及具体作战样态，对威胁认知的社会建构过程关注不足。现有国内研究大多将“混合战争”理解为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的复合型作战形态，重点讨论经济战、信息战、法律战等具体类型，也有很多成果基于案例分析，考察“混合战争”中的战术运用及其效能，尤其强调其在非军事领域的渗透与破坏作用。然而，相关研究普遍默认“威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鲜少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混合战争”威胁认知如何在特定政治语境中被塑造、放大并制度化等问题。

第二，国外的“混合战争”研究虽涉及安全化视角，但多停留在威胁话语的识别与批判，对政策转化机制的关注不足。少数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混合战争”的建构性及其政治功能，但相关研究大多止于话语批评，对于行为体如何将安全化成果制度化，尚未深入探讨。与此同时，囿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双方的“混合战争”研究都带有较强的工具性，常将“混合战争”作为指责对方从事破坏性活动的政治工具，而对己方的同类行为闭口不提，或将其包装为防御性举措。这种价值判断压倒理性分析的倾向，削弱了相关研究的客观性与解释力。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重静态实体分析，轻动态建构过程；重话语批评，轻机制剖析；重意识形态对立，轻客观学理解构。为此，本文以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为总体分析框架，重点考察威胁认知的建构机制及其政策转化路径。安全化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安全问题并非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主体间建构的产物。安全化行为体（Securitizing Actor）通过言语行为将某一议题建构为对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的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并说服受众（Audience）接受，直至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安全化”。通过这一过程，安全化主体将某一问题描述成无法用常规方式应对的紧急情况，从而为采取非常规措施提供正当性。该理论为分析安全议题如何被建构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在解释俄罗斯案例时，存在明显局限。其一，传统安全化理论较为关注安全化发生时的现实背景，却难以解释历史形成的威胁认知如何在后续安全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二，传统安全化理论擅长解释某一议题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被安全化，却难以解释同一套威胁叙事为何能够不断突破具体情境，不断被移植到信息、文化、教育、外交等不同领域，并获得跨领域适配性。而这两点，恰恰是理解俄罗斯“混合战争”威胁叙事及其政策化过程的关键。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提出“认知刚性—威胁弹性”模型，并将“弹性威胁模板”（Elastic Threat Template，ETT）作为核心分析工具，以解释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的运行逻辑。所谓“弹性威胁模板”，是指一种语义边界开放、能够持续吸纳异质议题，并可在不同场景中反复调用的威胁叙事框架。就俄罗斯案例而言，“混合战争”正是这一模板的具体话语形式，由于其概念边界开放、解释空间较大，俄罗斯得以将军事冲突、信息操控、价值观渗透等原本分散的议题纳入“西方对俄发动混合战争”的统一叙事框架。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安全化呈现出双重驱动逻辑。在认知层面，俄罗斯基于长期地缘政治博弈和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关于“西方对俄战略敌意”的稳定判断，这种相对固化的威胁认知构成了“认知刚性”；在实践层面，“混合战争”作为一种弹性威胁模板，能够持续吸纳新议题，并对接不同政策领域，推动威胁叙事的制度化，这构成了“威胁弹性”。前者回答的是，为什么“西方威胁”叙事在俄罗斯社会较易被接受；后者回答的是，这一威胁叙事如何被不断扩展，并转化为政策实践。二者相互作用，形成自我强化的闭环。认知刚性为安全化提供历史—心理基础，弹性威胁模板则为安全化提供可不断延展的叙事框架，进而使安全逻辑渗入国家治理的广泛领域（参见图1）。换言之，“认知刚性—威胁弹性”模型并非单纯描述俄罗斯如何界定威胁，而是试图解释其如何在历史认知、叙事建构与政策实践之间形成持续联动。

基于上述理论工具，本文采用话语历史分析与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以俄罗斯战略文件、领导人讲话、法律法规及教材文本为核心材料，并辅以主流媒体报道与国际舆情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梳理俄罗斯“混合战争”叙事的演变过程，并评估其安全化效果。通过这一研究路径，本文不仅揭示了“混合战争”安全化的内在机制，也尝试通过“认知刚性—威胁弹性”模型拓展传统安全化理论的解释力。

二、俄罗斯“混合战争”叙事的历时性建构

俄罗斯从“混合战争”议题的旁观者转向主动建构者，与其安全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俄乌冲突演化、俄西关系恶化及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深刻影响。要看到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复杂因素，这对深刻理解“混合战争”现象的本质及俄罗斯的行为逻辑至关重要。为呈现这一转变的历史脉络，本文综合考量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本的演变、关键地缘政治事件以及“混合战争”概念在官方话语中的使用情况，将其安全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2.1 概念引入与旁观者叙事（2005—2013年）

学界通常认为，尽管“混合战争”这一术语最早产生于美国，其理论的完善和广泛传播却深受俄罗斯的影响，西方学界甚至常以“格拉西莫夫主义”特指所谓的“俄版混合战争理论”。2005年9月，美国海军中将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和军事学者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首次提出“混合战争”理论。但这一议题在俄罗斯并未引发广泛关注，直到2013年时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В. В. Герасимов）的一次公开报告才使其进入更广泛的国际视野。格拉西莫夫指出，现代战争的界限日益模糊，正面军事冲突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远程、非接触式打击日益成为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式；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非军事手段与军事手段相配合，逐渐成为实现战略目的的常见形式。由于这一判断与“混合战争”理论的部分核心主张相近，西方学界遂将其视为俄罗斯“混合战争”理论的首次“官宣”。此后，所谓“格拉西莫夫主义”作为俄罗斯特色的“混合战争”理论被广泛传播。然而，俄罗斯官方始终不承认这一说法，将其视为西方对俄军事思想的政治化标签。

事实上，格拉西莫夫的报告更多是在总结西方运用非军事手段实现战略目的的经验，并非对“混合战争”理论的原创性发展。2018年3月，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加莱奥蒂（Mark Galeotti）专门发文澄清，指出“格拉西莫夫主义”原本只是他在评论格拉西莫夫报告时的即兴表述，后来却被过度引申为俄罗斯特色“混合战争”理论的代称。由此可见，所谓“格拉西莫夫主义”最初并无事实依据，只是西方单方面的概念建构。尽管当时俄罗斯国内围绕现代战争形态变革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积累，但其代表性成果是“新一代战争”理论，而非所谓的“格拉西莫夫主义”。

从时间脉络来看，俄罗斯的“新一代战争”理论与美国的“混合战争”理论大体是在21世纪初至2010年前后并行发展的，甚至俄罗斯的相关思考出现得更早，其理论源头可追溯至苏联解体后的实战经验，特别是两次车臣战争的经验教训。进入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后，主要大国的安全观普遍由传统安全转向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观。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与西方几乎同步展开了对未来战争形态的讨论。2003年，原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马赫穆特·加列耶夫（М. А. Гареев）从技术、心理和军事等层面对未来战争演变作出系统阐述，格拉西莫夫2013年的报告很大部分就是在重申加列耶夫的观点。2005年，俄罗斯战略期刊《祖国纪事》推出“未来战争”专题，其中已有俄方专家预测未来战争将围绕反恐与非对称作战展开。2008年俄格战争则是俄罗斯军事思想演进中的重要节点，此后，莫斯科愈发认为未来战争的重心将转向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由此可见，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俄罗斯对未来战争的认知与西方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但其理论表达最终主要凝结为“新一代战争”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源于应对国内分裂势力和国际政治博弈的现实需求，并继承了苏联时期的非对称作战思想，而非对西方“混合战争”理论的简单移植或改造。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仍处于防御阶段，学界与军方的关注重心主要在自身的“新一代战争”理论，其“混合战争”叙事主要表现为少数军事精英从旁观者角度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译介与讨论，并未将“混合战争”确立为核心安全话语。不过，格拉西莫夫等军政精英对西方“混合战争”实践的持续关注，已在客观上推动了相关概念在俄罗斯语境中的初步本土化，为其后续由外来概念向安全化叙事工具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2.2 本土化改造与威胁扩散（2014—2020年）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关注相对有限，主要以旁观者身份偶尔使用该术语讨论美国的新型作战方式。随着“格拉西莫夫主义”被西方贴上“俄式混合战争”的标签，俄罗斯开始对这一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并逐步将其转化为指向西方的威胁叙事框架。此后，从叙利亚战争、委内瑞拉局势等地区冲突，到体育赛事、疫苗接种等社会议题，都逐渐被纳入俄罗斯的“西方混合战争威胁”叙事体系。

克里米亚事件后，“混合战争”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俄罗斯“巧取”克里米亚的手法引发广泛热议，部分西方学者尝试用当时颇受关注的“混合战争”理论解释俄罗斯的行动，并将格拉西莫夫2013年的报告视为重要证据。克里米亚事件深刻改变了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导致乌克兰放弃了独立以来奉行的对冲战略，全面转向西方，俄西关系也随之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对其国家战略体系进行了系统性调整。2014年12月，俄罗斯更新《军事学说》，提出“非核遏制”概念，即采取核威慑之外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体现出更强的综合遏制和进取取向。新版学说强调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尤其突出非正规武装的参与及“非直接”“不对称”等作战方法。这表明，在俄军政精英看来，“非直接干预”已成为当代冲突的重要形式。与之相呼应，2015年12月，俄罗斯更新《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反西方的战略转折，将美俄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降为“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俄罗斯军事与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防御转向进取。

自2015年起，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俄罗斯社会掀起“混合战争”研究热潮，这一术语迅速扩散至官方和民间话语体系。在多方行为体的共同推动下，俄罗斯逐步由“混合战争”议题的被动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其安全叙事也开始由围绕“新一代战争”的内向型讨论，转向以“混合战争”为核心、指向西方威胁的外向型叙事框架。2015年4月24日，时任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西多罗夫（А. А. Сидоров）上将公开指责美国及其盟友已对俄罗斯发动“第一阶段混合战争”，其主要表现包括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破坏俄罗斯的国内稳定，并借助信息战煽动反俄情绪。紧接着，时任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局长的卡尔塔波洛夫（А. В. Картаполов）表示，当今所有军事冲突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俄罗斯就深受其“混合战争”之苦。2016年3月，格拉西莫夫在公开报告中首次较为系统地阐释了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理解，认为其核心是在不占领敌方领土的情况下，以尽可能少的武力投入实现政治目标，主要手段包括削弱对方军事和经济能力、施加信息—心理压力、打击内部支持力量并推动政权更迭。此次表态常被视为俄罗斯“混合战争”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

因此，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不仅是俄西关系急剧恶化的分水岭，也是俄罗斯加速推进“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关键节点。它使得俄罗斯国内、周边和国际环境产生连锁变化，促使俄罗斯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并将“混合战争”叙事纳入官方话语体系。在现实安全压力与主观安全认知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混合战争”威胁叙事的指涉范围不断扩展，并随着俄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逐步突破原有现实安全边界，开始演变为一种服务于国家安全建构的工具性话语，初步呈现出“弹性威胁模板”的特征。

2.3 主动建构与威胁泛化（2021年至今）

自2021年以来，俄乌关系出现实质性转折。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乌东局势再度紧张，以及拜登政府积极介入乌克兰事务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泽连斯基逐步强化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2021年3月，乌克兰在《国家军事安全战略》中首次明确宣称“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并提出进一步加强与西方的合作，推动加入北约。2022年冲突升级后，美国及其盟友建立起多层级援乌机制，俄西关系跌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这极大地加重了俄罗斯的安全焦虑，推动其国家安全战略进入积极扩张阶段，西方的“混合战争”威胁被进一步泛化。

事实上，这一趋势在俄乌冲突升级前已初现端倪。早在2019年3月，格拉西莫夫就曾指出，美国正制定代号为“特洛伊木马”的新型军事战略，其本质是美版“混合战争2.0”，对此俄方将以“积极防御”战略加以应对。2021年2月，俄军事专家巴尔托什（А. А. Бартош）在《军工信使》发表文章，开辟了将“混合战争”用于国内政治斗争分析的新维度，指出美国原本试图利用全球“临界状态”谋利，但“国会山事件”表明该战略已开始反噬美国自身，被用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由此，“混合战争”的适用范围由跨国冲突进一步延伸至国内政治对抗，标志着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叙事进入新的扩张阶段。

2021年俄罗斯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对西方的威胁感知进一步提升。虽然文本中并未直接使用“混合战争”一词，但详细列举了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实施的典型“混合战争”手段。其中指出，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美西方的“混合威胁”，同时强调武力仍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重要手段，俄罗斯将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以回应。2023年，俄罗斯正式将“混合战争”这一概念写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并将其定性为“西方对俄罗斯构成的生存性威胁”。这一纲领性文件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首次在战略文件中称自己为“独立文明”，且使用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混合战争”两个术语。文件明确指出，不友好国家的行为已对俄罗斯构成了“生存性威胁”，美国是反俄路线的主导者，其遏制俄罗斯的主要策略就是“混合战争”。在应对策略上，相比此前格拉西莫夫提出的“对等反制”，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进行“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释放出更强的进攻性信号。

总体而言，自2021年以来，在俄乌冲突升级和俄西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完成了由有限进取向积极扩张的战略转变，并加速推动“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在现实安全压力、战争动员需求与对西方敌意认知持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混合战争”叙事进一步突破原有议题边界，被扩展为嵌入内政治理与对外战略的核心安全框架，并最终在国家战略文件中被正式认定为“生存性威胁”。

三、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的特点

俄罗斯对“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是历史经验、安全焦虑与外部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突出特征。首先，对西方威胁的“认知刚性”构成了安全化的历史—心理基础；其次，威胁建构的弹性化手段为这一认知提供了可持续延展的话语形式和政策接口；最后，二者的相互作用推动安全逻辑不断突破具体议题边界，逐步渗入国家治理的多个领域，并表现出明显的元政治化倾向。

3.1 威胁认知的刚性化：安全化的心理基础

在将“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俄罗斯逐步将北约、美国塑造为单一敌对主体，即“集体西方”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并固化为“永恒的敌人”，而乌克兰的主体性则被系统性消解，被视为“西方的代理人”和“北约反俄战争的工具”。俄乌冲突爆发后，普京（В. В. Путин）等俄罗斯核心领导人多次强调，俄罗斯不只是在与乌克兰作战，而是在对抗整个“集体西方”，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这种叙事并非偶然形成，而是深植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与地缘政治认知传统。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来，俄罗斯就在“融入欧洲”与“警惕西方”之间摇摆。冷战期间的长期对峙不断强化双方敌意，而苏联解体后的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又被俄罗斯精英视为西方趁俄衰弱之际加紧战略挤压的直接证据。2004年蔓延至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关于“西方试图瓦解其周边安全空间”的认知。正是在这一历史脉络中，西方不再被视为具体事件中的临时对手，而是被界定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威胁”。这使得西方的诸多行为更容易被解读为反俄图谋，为安全化过程中的“西方威胁”叙事提供了稳固的认知基础。为增强这种“认知刚性”的可观测性，本文采取了以下分析路径：以国家主导叙事的代表性媒体“俄新社”（РИА Новости）为核心样本，以“混合战争”（“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及其变体）为关键词构建语料库，对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和情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参见图2），自2014年以来，“混合战争”一词在俄罗斯官方叙事中的使用频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反映出威胁认知的明显延续性；从内容和情感分布看，“混合战争”经常与“美国”“北约”“威胁”“信息战”等词汇共同出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敌对语义网络。具体而言，与“混合战争”直接相关的报道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敌意归因型”（占比51.4%），即直接指责西方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在清洗后的1384篇相关报道中，超半数表现出明确的敌视西方倾向；二是“威胁显化型”（占比45.3%），即通过报道美国、北约在“混合战争”理论和实践上的动态，强化相关议题的紧迫性，提升公众的警觉与防御意识；三是“认知反制型”（占比3.3%），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引用部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相对友好的观点，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指控，并借此凸显西方内部立场的不一致性，从而削弱反俄叙事的统一性。三类文本在呈现俄罗斯“混合战争”叙事的情感倾向的同时，也反映出其威胁认知的固化。

俄罗斯对西方威胁的认知刚性，使“混合战争”的安全化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也获得了历史记忆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它既为长期对抗提供了心理动员基础，也便利了内部问题的外部化处理，即将国内矛盾归因于西方操纵的“混合战争”行为。例如，2019年莫斯科抗议发生后，克里姆林宫迅速将其定性为西方操控的“混合战争”行动，从而把原本与选举公正和社会不满相关的抗议重新界定为国家安全威胁，为其治理措施提供正当性。

3.2 威胁建构的弹性化：认知刚性的操作工具

俄罗斯在推进“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通过概念边界开放化、状态界限消解等方式，实现威胁范畴的灵活扩展，并以此为认知刚性提供新的“证据”，持续强化对西方敌意的认知。

第一，概念边界的开放赋予相关叙事较强的灵活性。“混合战争”在俄罗斯经历了由狭义军事术语向泛安全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其内涵始终保持模糊与开放，这为安全化行为体提供了极大的操作空间。早期，俄罗斯主要将“混合战争”理解为军事与非军事手段综合运用的战争形态。正如格拉西莫夫在2013年所言，现代战争中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使用比例约为4∶1，这代表了当时较为典型的认知。然而，随着该术语使用频率的上升，官方话语中也不断出现将“混合战争”与直接军事冲突相区分的表述。2022年8月，时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的帕特鲁舍夫（Н. П. Патрушев）指出，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正在升级为军事冲突，借此强调西方行动的威胁加剧，并为俄罗斯采取更具进取性的政策提供正当性。可见，正是这种语义开放性，使俄罗斯能够根据不同情境选择更有利于自身的叙事策略。

第二，状态界限的消解强化了“无处不在的战争”图景。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叙事打破了传统的“战争—和平”二元区分，将“混合威胁”“混合冲突”“混合对抗”等与“混合战争”混用，甚至不乏学者将“政治”与“战争”等价，认为“政治是战争的本质”“战争即和平”，由此得出“战争无处不在”的结论。正如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С. Е. Нарышкин）于2019年指出，“虽然大国战争自古以来就具有混合特征，而现代混合战争的特别之处在于非军事手段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未来战争与和平、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将继续模糊，混合战争将常态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逻辑被广泛用于“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包括卢布贬值、性少数群体（LGBT）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议题都被纳入西方“混合战争攻击”的叙事框架，从而使安全逻辑向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领域持续渗透。

3.3 安全逻辑的元政治化：认知刚性与威胁弹性的共生效应

在俄罗斯的安全化实践中，“认知刚性”提供历史—心理基础，弹性威胁模板则提供可灵活扩展的话语工具。二者相互强化，推动安全化出现元政治化转向。这里的“元政治化”是指安全逻辑由处理具体问题的政策工具扩展为统摄其他政治议题的优先原则。其结果是，经济、文化、教育等原本属于常规政治治理的领域，也逐渐被纳入安全逻辑之下。在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实践中，统编历史教材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体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教材体系曾长期多元化，五十多种版本并存，部分内容甚至与官方立场相悖，导致历史记忆碎片化，严重削弱国家认同。随着“颜色革命”频发，俄罗斯领导层将统一历史叙事视为构建意识形态防线的必要手段。特别是2012年普京在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下再次当选后，强化社会整合和思想统一成为国家优先事务，而教育和历史叙事正是其重要抓手。2023年，俄罗斯历时十余年改造的统编历史教材全面推行。新版教材不仅重构了从沙俄到苏联时期的“连续性”历史观，还专门设置章节解释“特别军事行动”，将其界定为对西方“篡改历史”“纳粹主义复兴”以及“持续对俄施压”的防御性回应。其核心在于通过“历史类比”强化现实威胁认知，将乌克兰政府比作“二战纳粹”，把北约东扩视同“法西斯地缘扩张”，从而巩固“西方威胁”的认知框架。由此可见，俄罗斯并非仅借助“混合战争”叙事解释现实冲突，而是将安全化逻辑进一步植入历史教育、身份建构和政治动员之中，形成“历史记忆—现实威胁—政策正当性”的闭环，并据此塑造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的社会共识与动员基础。

综上，俄罗斯对“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呈现三大突出特征：威胁认知刚性化、威胁建构弹性化以及安全逻辑的元政治化。认知刚性与弹性威胁模板在此过程中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前者为敌意归因和政策正当性提供历史—心理基础，后者则为安全化实践提供可灵活扩展的话语空间。在这一逻辑闭环中，“混合战争”从对外部实然威胁的描述性概念，逐渐成为与俄罗斯内政外交调整相协调的核心叙事框架。随着这一叙事不断深化，其安全化效应持续向政策层面渗透，并深刻影响俄罗斯的国内治理逻辑与对外战略取向。

四、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的政策响应

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安全化并未停留在叙事层面，而是通过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威胁认知转化为国家治理逻辑。依托“弹性威胁模板”的延展能力，俄罗斯逐步形成了兼具超常规应对、预防性压制和合法性建构功能的政策体系，主要体现在内政与外交两个维度。

4.1 内政层面的治理强化与社会动员

俄罗斯通过法律、军事、行政和社会控制等多种手段，持续强化对所谓“混合战争”的应对机制，并将这一概念嵌入国家治理体系。

（1）法律工具化：以《外国代理人法》为例

《外国代理人法》是俄罗斯应对外部干预、强化国内管控的重要法律工具。作为对2011年抗议的回应，2012年7月，普京签署《非商业组织法》修正案，引入“外国代理人”概念，要求接受国外资助且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在其出版物中注明此身份，定期提交财务与活动报告，违反规定者将面临高额罚款、刑事处罚以及公共活动限制。此后，这一法律体系经多次修订，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由最初的非营利组织延伸至媒体、自然人和未登记组织，并与选举立法（尤其是《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和参加全民公决权基本保障法》）以及《不受欢迎组织法》等法规形成联动，构成严密的政治活动监管体系。2015年颁布的《不受欢迎组织法》授权总检察长无需司法程序即可认定国际组织为“不受欢迎组织”，终止其在俄罗斯活动，禁止相关人员入境，并对与其合作的俄罗斯公民实施处罚。2019年修订的《大众媒体法》和《联邦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将监管范围扩展至自然人和社交媒体，规定个人只要转发俄罗斯政府“黑名单”中的外国媒体内容，或接受境外资金，即可能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2020年底通过的修正案又引入“中介”概念，规定即便通过俄罗斯公民间接接受境外资助，相关主体仍可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此举实质上覆盖了依赖境外资金在俄罗斯从事政治活动的一切行为主体。2022年7月，普京签署《关于受外国影响人员活动监管法》，进一步整合并升级既有规定，将认定“外国代理人”的条件从“接受境外资金”降低为“受外国影响”，并赋予监管机构直接封锁相关网站的权力。

通过将“外国代理人”与苏联时期的“间谍”意象相关联，俄罗斯逐步构建起一套防范外部渗透的法律屏障。十余年来，相关立法的适用门槛不断降低，惩治力度持续加大，外国组织及本国公民的活动空间明显收缩，而国家监管权力则显著扩张。这种渐进式立法既维持了政策连续性，也实现了对外部影响的制度化封堵。

（2）战略威慑升级：降低核武使用门槛与常规武力再中心化

在“混合战争”安全化的背景下，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政策也出现了明显调整。2024年11月，俄罗斯修改核威慑政策，将核武器使用条件扩大至应对大规模非核打击以及“对国家生存构成威胁的混合战争情境”。俄罗斯上一次修订核武使用规则是在2020年，当时规定只有俄方在遭受核打击或面临“国家存亡级”威胁时，才可动用核武反击。根据新政策，只要俄罗斯或白俄罗斯的领土受到侵犯，即便对方仅使用常规武器，俄方亦可能动用核武。若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的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也将被视为联合攻击。俄罗斯军事战略由2014年强调“非核遏制”转向2024年强化核遏制，反映出“混合战争”安全化背景下国家权力扩张和安全不确定性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出现了从强调“非军事手段优先”到“常规武力再中心化”的政策回摆。早期，俄罗斯战略界高度重视非军事手段，一度将传统军力置于相对次要位置。然而，俄乌冲突暴露了过度依赖非军事手段的局限，使决策层重新确认常规军力在实现战略目标中的核心地位。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国防开支的迅速增长：2022年俄罗斯国防支出同比增长9.2%，达到864亿美元，占GDP的4.1%；到202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450亿美元，占GDP的6.3%。这一转向既体现了“混合战争”安全化逻辑的适应性，也揭示了其工具性特征。当非军事手段不足以压制对手时，则可以以应对“混合战争”为由，将政策重心迅速转向军事手段，而无须改变既有叙事框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混合战争”叙事的弹性，为俄罗斯安全化实践提供了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

4.2 对外政策的安全化投射：“破—立”策略与全球角色建构

在将“混合战争”安全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不仅强化了内部治理，也同步调整了外交政策，并逐步形成了“破”与“立”并行的外交布局。所谓“破”，是指打破长期以来“融入西方”的幻想，系统性推进对西方的安全化叙事，且突破地缘政治对抗的叙事框架，将与西方的对立提升为文明层面的结构性冲突；所谓“立”，则是通过重塑国家身份，确立“反霸权先锋”和“新秩序倡导者”的国际形象，以争取非西方国家的支持。

（1）打破亲西方执念和叙事框架升级

在“破”的层面，俄罗斯逐步放弃后冷战时期的亲西方倾向，转向对西方的系统性安全化。2017年，普京在回应西方关于“混合战争”的讨论时仍表示：“没必要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混合战争等，试图在此基础上制定对俄政策是行不通的，真正可行的是开展合作”。可见，当时俄领导人对这一议题并不重视，仍对与西方合作充满期待。但随着俄乌冲突升级，俄领导层愈发意识到西方从未放弃削弱乃至摧毁俄罗斯的意图，其对西方的认知也由期待合作转向系统性威胁建构。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普京多次指责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认为“仇俄主义”“新纳粹主义”已成为西方统治精英的官方意识形态。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说法，俄罗斯之所以被仇视，根本原因在于其坚持自身“独特性”，拒绝向西方屈服。普京多次强调，俄罗斯历史上曾阻止西方掠夺、领导反殖民斗争，当前将继续承担反抗霸权的使命。

这种由“合作伙伴”向“制度性对手”的叙事转变，表明俄罗斯主动将俄西关系置于价值观和制度冲突的框架之中，并赋予其文明对抗色彩。2024年7月，俄外长拉夫罗夫（С. В. Лавров）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指出：“为了遏制俄罗斯、中国及其他独立国家，西方正加紧解构其按自身模式构建的全球秩序”。这一表述试图将“俄罗斯—西方”的对立升级为“非西方世界—西方霸权”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凝聚更广泛的外部认同，以缓解俄罗斯所承受的压力。

（2）调整外交战略布局和重构全球角色

在“立”的层面，俄罗斯进行了自1991年以来最反西方的外交战略调整，逐步确立“东转南进”的外交方向，同时，还试图通过重塑国家身份，确立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反霸先锋”和“新世界秩序推动者”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并行使用“受害者”与“英雄”两种叙事角色，既强调是西方“混合战争”的受害者，又将自己塑造为反抗西方霸权的代表性力量，以争取国际共情与支持。

在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等多边外交场合，俄罗斯持续呼应“全球南方”诉求，提出“文明多样性”“去西方中心化”等议题，试图将自身安全困境上升为“全球南方”共同面临的结构性压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普京在第25届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首先强调俄罗斯是在为主权和正义而战，具有民族解放性质；其次，指出俄罗斯不仅是在为自身而战，也是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最后，宣称俄罗斯是构建更公正世界秩序的先锋，没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就没有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通过这一层层推进的叙事，俄罗斯领导人逐步将“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从自身安全提升到国际正义。

这种叙事外溢策略在强化国内动员的同时，也服务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争取“象征资本”，即通过身份塑造、道义表达和规范建构获取非物质影响力。由此，俄罗斯已不再只是西方安全压力的被动承受者，而是试图成为国际话语体系和规则竞争的主动塑造者。

五、俄罗斯“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效应与限度

俄罗斯将“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成果嵌入国家政策框架，推动其由安全话语向治理实践转化。这一过程虽然强化了政权合法性、社会整合和对外动员能力，但也带来了明显的制度成本和战略副作用。2024年，德国民调机构拉塔纳与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在53个国家开展的联合调查显示，自2023年以来，美国的全球受欢迎度下降5%，而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则上升5%。尽管俄罗斯的整体国际评价仍偏负面，但由于那些对俄罗斯态度较积极的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一变化对于对冲反俄舆论意义重大。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国际形象的回升，说明其对外叙事取得一定效果。借助全球多极化趋势，俄罗斯将自身塑造为反抗单极霸权的“先锋”，并试图将“混合战争”叙事由俄西对抗提升为全球制度冲突，这一策略在争取“全球南方”国家共鸣、强化其在“去西方化”潮流中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混合战争”安全化的制度化运作也暴露出明显弊端。

5.1 国内治理的“安全化陷阱”

“混合战争”议题的泛安全化，使俄罗斯国内治理逐步陷入某种“安全化陷阱”。安全逻辑持续膨胀反而削弱了治理效率，并带来资源配置和社会认知层面的连带后果。

（1）制度超载和资源错配

俄罗斯通过立法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纳入“混合战争”框架，虽然由此扩大了国家监管权限，却也面临法律工具泛化所带来的执法压力。以《外国代理人法》为例，其适用范围的持续扩张导致被标记主体数量快速增加，繁重的财务申报、行政审查耗费了大量执法资源，反而可能削弱国家对真正高风险安全威胁的识别和应对能力。

此外，战略威慑升级，特别是常规武力再中心化，也显著加剧了财政资源的错配。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国防开支持续增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空间则相对收缩。2024年，俄罗斯国防支出首次超过社会政策支出，在财政预算中居于首位，社会政策支出占比则降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5年，俄罗斯国防与安全相关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进一步升至41%，过高的军事投入使俄罗斯陷入多重压力。一方面，高军费不仅压缩社会福利支出，还推高通胀，增加居民生活负担。为缓解不断增长的财政压力，俄罗斯政府自2022年以来推动多项税制调整，包括提高税负和扩大消费税覆盖范围，这些措施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恶化了投资环境并加剧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军工产业进一步扭曲了经济结构。虽然军工扩张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更多表现为战时条件下的结构性扩张，而非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非军事部门发展受到挤压，通胀上升、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加剧，俄罗斯原本单一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向军工依赖经济倾斜。长远来看，这些民生和经济问题反而可能成为外部力量施压和撬动俄罗斯内部稳定的重要突破口。

（2）社会认知的极化

俄罗斯长期渲染“被攻击状态”，使对西方的敌意在社会层面不断固化。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VCIOM）2023年7月的民调显示，49%的俄罗斯人认为西方永远不会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因此俄罗斯接近欧洲已无意义。与2008年之前俄罗斯社会普遍将本国视为欧盟伙伴的情况相比，这一认知转变十分明显。自2019年以来，反对“亲欧”路线的俄罗斯民众比例迅速上升，由2019年的25%增至2023年的49%；另有65%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的利益将更多地与东方相连。这种认知转向与“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进程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社会认知的塑造力。

但与此同时，安全化效应在不同年龄层的群体间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调查结果显示，通过Telegram等非国营平台获取信息的青年群体，与更依赖官方叙事的中老年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这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代际分化与认知极化。为缩小这种分歧，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政府持续强化青少年国家认同教育，加强对青年群体的认知塑造。然而，这种建立在敌意叙事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方式，使俄罗斯在仇视西方的路上越走越远，使其更容易陷入自我强化的对抗路径。

5.2 国际安全秩序的规则侵蚀

俄罗斯围绕“混合战争”的安全化叙事，不仅强化了其对西方敌意的认知，也促使俄西关系不断陷入敌意升级的循环。与此同时，将“混合战争”建构为可吸纳各种议题的弹性威胁框架，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安全规则的模糊化和战略互信的进一步瓦解。

（1）加剧俄西对抗

俄罗斯“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与西方对俄遏制政策相互作用，导致双方信任赤字不断扩大，敌意持续加深。俄罗斯在将“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关于“西方敌意”的认知，并配套推出一系列措施。这些举措又进一步刺激西方加大对俄罗斯的遏制力度，从而形成“安全困境”循环，常规外交渠道的修复空间也因此不断缩小。

此外，俄罗斯不断扩大“混合战争”的威胁范畴，将能源贸易、文化传播等原本属于常规国际交往的议题纳入“西方威胁”框架，这也在引发西方的对等回应。2024年11月4日，北约秘书长吕特（M. Rutte）指责俄罗斯正对盟国发动愈演愈烈的“混合战争”。随后，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布鲁诺·卡尔（Bruno Kahl）也发出警告，认为相关行动未来可能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由此可见，“混合战争”已成为双方升级对抗的重要叙事旗号。若未来缺乏新的安全架构谈判与危机管控机制，双方之间的战略对抗风险势必进一步上升。

（2）战略互信瓦解与规范竞争激化

随着“混合战争”分析框架被广泛引入，围绕“战争”“防御”“进攻”等核心概念，俄罗斯与西方逐渐形成了彼此对立的解释体系。以“特别军事行动”为例，北约将其界定为“侵略”，而俄罗斯则将其解释为应对西方“混合战争”的“防御性行动”。俄罗斯高层多次强调其行动的“正义性”，并将冲突责任归咎于西方及其支持的基辅政权。普京曾多次表示，“俄罗斯不是在发动战争，而是在努力结束西方在乌克兰发动的混合战争”。按照俄罗斯领导层的逻辑，真正挑起战争的是西方，而俄罗斯在这场以乌克兰为战场的“混合战争”中扮演的则是“拯救者”的角色。

这种基于自身利益对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进行“选择性解释”的做法，使既有规则的约束力面临失效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带有强烈敌意色彩的安全认知也不断向国际层面扩散，加剧国际战略互信危机。双方各执一词，均试图拉拢外部联盟增强自身立场，加剧地区性矛盾进一步扩展的风险。2025年7月，北约呼吁“美国加强对大西洋、北极和欧洲地区安全的关注，以对冲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方面也试图通过加强与对俄友好国家的安全捆绑来转移外部压力。正如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И. К. Косачев）所指出的，北约东扩是对欧洲和全球安全的主要威胁，而北约借助亚洲伙伴逼近中国边界，则进一步促使俄中形成共同安全认知。此类“拉帮结派”行为，使“混合战争”威胁叙事在议题范畴弹性扩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空间和参与主体的扩大化，并进一步抬升国际体系阵营化和对抗化的风险。

六、结论

本文从安全化视角出发，分析了俄罗斯如何通过“混合战争”叙事建构国家安全议程、调整治理逻辑并推动政策转化。本文认为，俄罗斯“混合战争”议题安全化的核心机制在于“认知刚性”与“威胁弹性”的相互作用。一方面，长期形成的“西方敌意”认知为安全化提供了心理基础和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具有高度延展性的威胁叙事，则为安全化提供了可灵活扩展的话语框架和政策接口。二者相互强化，形成自我延续的安全认知闭环，并推动安全逻辑不断突破具体议题边界，逐步渗入内政外交的广泛领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混合战争”在俄罗斯案例中已不只是对现实威胁的描述性概念，而逐渐成为连接历史认知、叙事建构与政策实践的核心安全话语。同时，俄罗斯对“混合战争”议题的安全化并非单纯的防御性应对，而具有鲜明的主动建构色彩。对内，它服务于政权合法性的强化、社会整合的推进以及治理边界的重塑；对外，它则被用于重构敌我关系、调整外交布局并塑造国际角色。这一战略在带来一定政策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内在张力。一方面，“认知刚性”容易强化战略路径依赖，压缩对外关系缓和的空间；另一方面，“威胁弹性”的不断扩张又可能导致威胁泛化，进而削弱核心安全议题的应对能力，并增加制度运行和社会动员成本。其外溢效应，尤其是在加剧地区对抗、侵蚀国际规则和削弱战略互信方面，也值得高度警惕。

因此，研究俄罗斯“混合战争”安全化实践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是否有效应对了现实威胁，更在于它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认知、话语与政策实践如何联动，并共同塑造国家安全治理逻辑。本文提出的“认知刚性—威胁弹性”分析框架，旨在从这一联动机制出发，为理解21世纪国家安全行为提供一种补充性解释路径，也为观察大国竞争背景下安全叙事的扩张及其治理后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原载于《太平洋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