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6年第4期

赵玉明认为，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问题是俄罗斯与日本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成为双方至今未能签订和平条约并彻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核心症结。俄罗斯一直反复强调，驻日美军的存在是阻碍俄罗斯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绊脚石”。俄罗斯高度重视自身安全环境，对周边国家及联盟的军事安全动向尤为警惕。受此战略文化影响，俄罗斯会依据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威胁认知并作出针对性回应。俄罗斯对日美同盟的态度和政策亦遵循这一逻辑。

（一）冷战时期苏联对日美同盟的威胁认知与回应

1947年东西冷战爆发后，美国出于在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设计，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优势，一步步将日本纳入其军事政治同盟体系。日美同盟对苏联的政策立场以防范和遏制为主。在官方话语和舆论宣传上，日美同盟将苏联刻画为意识形态敌人和现实威胁。在联盟功能上，“美主日从”的特征明显，日本极度依赖美国来保障自身安全，进而在政治外交上呈现极大的依附性。在这一前提之下，即便日本与苏联发展有限的经贸合作，但在政治外交上始终遵循美国划定的红线。在军事安全上，日本受制于“和平宪法”而实行“专守防卫”，扮演“不沉的航空母舰”角色，美军则重点打造进攻能力。在战略意图上，东边的日美同盟与西边的北约相呼应，美国能从两个方向对苏联进行战略钳制，进而增强围堵能力。

不过，由于日本军费长期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1%以内，驻日美军人数也经历了大幅缩减，因此尽管日美同盟视苏联为最大的外部威胁，却未在南千岛群岛等领土问题上挑战苏联实际控制岛屿的战后秩序成果，进而战略上始终以防范和遏制为主。

对于日美同盟成立并服务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做法，基于自身特性与客体特征，苏联作出了明确的政策回应。从自身特性来看，无论是俄国还是苏联，历来奉行“安全大于发展”的战略理念，因此始终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尤其防范存在领土争端或对其持“非建设性”立场的国家强化军事实力或构建军事联盟，并善于通过主动使用武力来塑造安全环境。

在苏联看来，日美同盟的构建压缩了自身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并直接威胁其远东地区领土安全，特别是南千岛群岛面临被占领的风险。在日美同盟诞生前，苏联曾试图在日美之间实行“楔子战略”来阻止其结盟。不过，美国持续强化美日双边关系并系统性升级美日同盟，导致苏联的努力未能奏效。对此，苏联转而通过政治话语建构和舆论宣传将日美同盟定义为威胁来源。

在政治外交层面，苏联强调日本要为对美依附承担后果，表示只有在外国军队撤离的前提下，才会考虑移交这些岛屿。由此，苏联在后续苏日领土谈判中将签订和平条约与日美同盟的存在直接挂钩，尤其是将美国从日本撤军视为解决领土争端的前置条件。在军事安全层面，苏联在远东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国防资源，不断加强海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又称“海参崴”）的要塞化建设，并以核潜艇为主建设太平洋舰队。另外，在临近日本的千岛群岛和南千岛群岛上，苏联也建设了大量军事堡垒，进行全面要塞化。

（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日美同盟的威胁认知与政策回应

苏联解体后，由于失去最大的外部威胁，日美同盟存续的基础和合法性受到质疑。不过，美国和日本均无意弱化同盟功能乃至解散同盟，仍在战略上重视其价值。尤其是日本，不断重申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安全与外交的“基轴”。为此，日本在美国主导下，持续调整同盟的军事功能与地理指向。通过出台一系列法案和实际动作，日美同盟在意图和能力建设上针对俄罗斯的意味逐步淡化，针对中国和朝鲜的色彩不断增强。

日美同盟这一立场的巨大转变，主要源于苏联解体导致的国际格局调整。俄日关系也受益于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和俄美关系缓和，双方经济互补性增强并呈现出缓慢升温的态势。不过，俄罗斯并非完全无视日美同盟对其军事安全可能带来的风险，严防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后盾并在领土争端等双边议题上施压，是俄罗斯的政策底线。

1999年与2004年北约两轮东扩后，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猛烈批判美国单极霸权，标志着俄罗斯开始放弃与西方的战略协作。围绕各种地缘矛盾，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螺旋式向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安倍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仍加强与俄罗斯的往来与合作。同时，俄罗斯也再度借强化俄日关系对日美同盟实行“楔子战略”。但是，俄日关系的迅速升温并未冲击日美同盟的稳定性，日本反而借机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承认这些做法并不直接针对自身，但认为存在间接或潜在的威胁。由此，俄罗斯不得不放弃对日美同盟的模糊态度，凸显威胁认知并作出政策回应。

在军事安全上，作为对日美军事实力增长的回应，从2016年到2020年，俄罗斯重点加强了在千岛群岛地区的军事部署，相继列装“舞会”与“棱堡”岸防导弹系统，并于2020年部署S-300V4新型防空导弹系统。在政治外交上，俄罗斯再次将日美同盟动向与俄日关系走向直接挂钩。俄罗斯多次表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日美同盟的强化，破坏了俄日两国和平谈判所需要的政治氛围。2020年8月安倍晋三再度辞任首相后，俄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很快陷入停滞。俄罗斯还从国际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角度看待日美同盟的负面作用，批判日美正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主张建立非集团化、包容性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三）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日美同盟的威胁认知与回应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美两国对俄罗斯的安全认知发生了极大变化。2022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俄罗斯定义为“紧迫威胁”，日本则在同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删除了“与俄罗斯构筑稳定的关系对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地区的稳定与发展非常重要”的表述，重申“北方四岛”系日本固有领土，正被俄罗斯非法占领。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首次将俄罗斯列为“地区威胁”。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将俄乌冲突和“俄罗斯威胁”视为谋求“自我松绑”的依据之一，借此加速推动日美同盟强化军力联合运用。对此，俄罗斯强调，日本借俄乌冲突之名，以反俄路线为掩护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将国家强行拖入“再军事化”的轨道，威胁本国远东地区安全，威胁亚太地区安全。在这种威胁认知之下，俄罗斯加强了对日本的舆论反击和话语构建。

在实际行动方面，2022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各类针对性演习，具有明显的主权宣示与地缘威慑意图。另外，俄罗斯选择在日本首相访问乌克兰、日美韩戴维营峰会等敏感时间节点，五次派遣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绕飞日本领空。2024年4月，两架俄罗斯图-142反潜巡逻机时隔五年绕飞日本领空。这些军事动作，无不显示俄罗斯有能力回应日美同盟的威胁以维护自身安全。从2022年到2025年，在每年的战略威慑力量演习中，俄罗斯均通过发射导弹的方式展示陆基、海基、空基三大核打击平台的能力。俄罗斯这些举措，意在展示其能用核能力弥补常规军力上的相对不足，进而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实现与日美同盟的战略平衡。

俄乌冲突后日本紧随美国和西方对俄施压的做法，大大超出了俄罗斯的预料。对此，俄罗斯重点对日本做出政策回应。政治外交层面，俄罗斯主动终结机制化交往。例如，终止了《苏联外交部长与日本外务大臣之间关于相互访问程序的换函协定》等诸多协议，对等驱逐了一批日本外交官，并永久取消岸田文雄等数百名日本官员、记者、企业家和学者的入境资格。经济贸易层面，俄罗斯借“不友好国家清单”和“萨哈林2号”油气项目的股权重置来敲打日本；同时，多次警告日本不得使用俄罗斯在日本央行被冻结的300多亿美元资产产生的收益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俄罗斯明确表示南千岛群岛的主权源于二战胜利成果，并得到《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旧金山和约”、《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七条等的承认。另外，俄罗斯还通过与中国、朝鲜加强关系的方式，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对冲日美同盟带来的战略压力。

综上所述，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苏联）与日美同盟之间以防御威慑为主，对峙特征明显；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之间的对峙关系呈现出转向对抗并持续加强的趋势。至于这种对抗关系是继续升级还是回到之前的对峙状态，则取决于俄乌冲突的终局、俄美关系走势以及亚太与全球局势调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