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独立性是法国外交的传统和鲜明特色。法国从戴高乐执政时期就确立了以“独立”和“伟大”为核心的外交思想，其独立外交遗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继承。俄罗斯在法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国的对俄罗斯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别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法俄关系成为法国独立外交实践中独具代表性和富有张力的双边关系。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俄罗斯曾一度成为法国展现其外交独立性的战略支点，即便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采取了对俄制裁与合作并行的措施，仍希望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共同安全架构。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法国从俄乌之间的调停者转变为援乌抗俄的支持者，法国对俄政策的转向也导致双边关系发生质变，俄罗斯从法国独立外交的战略支点转变为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因素。多重原因导致了法国角色的转变与对俄政策的转向。法国独立外交影响法俄关系走向，法俄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法国独立外交的尺度与限度。法俄关系呈现出新的再平衡，即强硬与对话再平衡、独立与依附再平衡、实力与能力再平衡的特点。未来，法国对俄罗斯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反映出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其发展变化也将深刻影响未来欧盟对俄罗斯政策，以及欧亚大陆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
【关键词】法俄关系 欧俄关系 法国独立外交 俄乌冲突 欧亚秩序
【基金信息】本文得到中国非洲研究院应急热点课题资助。
法国外交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独立性，法国具有西方盟友、北约成员国、欧盟核心成员国等多重身份，在美国深刻影响下的欧洲安全格局与后来的欧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中寻求政策回旋空间。戴高乐表示：“法国应该是它自己，法国应该是法国，而不是溶解在其他的东西中间、丧失了它的心灵和个性的东西。”
法国的独立外交是区别于其他西方大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其独立外交的特性在法国对俄罗斯政策中亦有具体体现。学界普遍认为，戴高乐执政时期是法国彰显大国独立外交的历史起点。1959~1969年戴高乐执政时期确立的法国独立外交，对后来的法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法国国内的分歧，法国对外政策相对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1969~1974年蓬皮杜担任法国总统，其对外政策常被形容为“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学界研究认为，蓬皮杜没有改变法国外交的实质，而是继承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内核，坚定捍卫法国独立，但是手段更加灵活谨慎。德斯坦在1974~1981年期间继续奉行独立外交路线，反对接受任何超级大国的安排。此外，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德斯坦与前任总统不同的是首次正式提出推行全球主义外交政策，更加强调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来应对全球性问题，因此，其外交政策具有“世界主义”的特点。
密特朗执政时期曾出现过“左右共治”的现象——即总统和总理分属于左右翼不同阵营。密特朗在执政时期继续维护法国的独立，采用均势战略处理东西方关系，以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在这一时期，受限于法国自身实力，虽然独立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样，希拉克也在任期内经历了“左右共治”。在1995~2007年执政期间，希拉克继承并发展了戴高乐主义，同时还在对外关系上进行了较大调整，在法美关系发展上尤为突出，体现出其对外政策的务实性。2007~2012年萨科齐任期的法国对美政策引发很多讨论，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萨科齐过于亲美，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萨科齐继承了戴高乐主义，而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不过是长期以来法国在欧洲与大西洋关系中权衡的一种延续。2012~2017年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重视打击恐怖主义和提高军事行动能力，尤其加强了亚洲外交和经济外交，加强与新兴国家关系，以增强法国的国际地位。2017年以来马克龙继承了戴高乐主义的外交传统，认为“（法国）应该保持独立自主，与各方面开展建设性对话”。他努力平衡大国关系，并注重借助欧洲的力量，其外交政策具有灵活的古典主义风格。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法国也尝试在欧洲层面推行这种独立思想，率先提出欧洲战略自主。虽然法国的独立外交得以传承，其思想内核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欧洲传播，但是法国的独立外交实践仍存在一定限度，受日益增长的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影响，也受到法国属于西方联盟的身份限制。
俄罗斯作为同处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要的能源大国和核大国，在法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法俄关系是法国独立外交实践中独具代表性和充满张力的双边关系，法国对俄罗斯的认知和政策取向也表现出较强的战略考量和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无论是从二战结束后法苏超越阵营逻辑的战略接触，还是冷战后将俄罗斯视为建立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一环，法国在很长时间内推行有别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对俄政策。这一政策强调政治对话先于价值对抗，安全合作优于制度排他，并试图在欧盟、北约与法俄关系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然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深刻冲击了法国对俄罗斯的一贯政策传统，使法国在对俄关系中面临政治约束、安全利益、领导使命等多重压力，其双边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在冷战结束后，法国独立外交如何塑造其对俄政策的基本逻辑？俄乌冲突爆发对这一逻辑造成了怎样的冲击？法国是否放弃了对俄外交的独立性？本文基于对法国独立外交在多重结构性压力下的适应性调整，通过对法国对俄政策、内外影响因素及法俄互动机制的分析，探索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向受约束的再平衡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深化对法俄关系及其走向的认识。
一 法俄关系研究文献回顾
在法俄关系研究方面，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集中在三个主要方向。一是历史上的法俄结盟问题。法国曾在历史上对俄罗斯持怀疑和敌视态度，但是法德、德俄关系的恶化促进了法俄关系的发展。在沙俄末期，法俄结盟也一度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尽管如此，仍有学者指出：“两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二是冷战时期及冷战后的法俄关系演变。在冷战时期，法国试图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平衡政策；冷战结束后，法国与俄罗斯都支持建设多极世界。但法俄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多次出现起伏。法俄关系的调整与两国的现实利益紧密相关，并受到当时国际格局的深刻影响。但总的来看，法俄对话较为顺畅，尽管在一些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三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俄关系的变化。大部分研究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法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法国对俄罗斯政策甚至发生时代转折——法国从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东欧政策转变为通过主导对抗俄罗斯来捍卫欧洲的全新战略。可以说，二战后的法俄关系发展既有传承其传统联系的一面，也有其受内外环境影响而呈现新变化、新特点的一面。
综上所述，现有的法俄关系研究多从法俄合作现状、欧洲安全局势或大国竞争的宏观视角等分析法俄关系变化，尚未充分重视法国独立外交在法国对俄罗斯政策连续性与转变中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法国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初期仍强调要与俄罗斯保持沟通与对话；另一方面，法国在对乌援助、对俄制裁以及北约东翼部署等问题上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共识与配合，并在对俄罗斯态度上发生了较大转变。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政策转向，恰恰反映出法国独立外交在结构性压力下的调适与再平衡。
二 法国独立外交的传统与特点
法国外交史学家莫里斯·瓦伊斯（Maurice Vasse）指出，所谓“独立”是“法律概念主权的政治性翻译，是在国际上存在的绝对必要条件”，法国外交的独立性是指法国“能作出与自身想法一致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国家内政中没有任何外部干预”。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法国的独立外交：一是从国家主权角度看，独立外交意味着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保留最终决定权；二是从战略体系角度看，独立外交不是孤立主义，法国参与联盟的同时又在避免战略依附；三是从大国地位角度看，独立外交是法国维护全球影响力和重返世界一流大国的战略工具。
从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就确立了以“独立”和“伟大”为核心的外交思想，独立性也成为法国外交最鲜明的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即便是在阵营对抗的时代背景下，法国仍开展了一系列独立外交行动。法国是率先打破阵营对抗，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并在后来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与北约在防务问题上角力，在核武器问题上实现突破，并在1966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迁至布鲁塞尔。此外，法国不满二战后建立起的货币体系和美元霸权，还与美国开展货币之争，试图实现自己成为“货币极”的愿望。在俄罗斯问题上，戴高乐就提出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这一观点也曾被其继任者们效仿或在对俄表态中引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国独立外交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在冷战时期，身处北约阵营的法国却不想被“西方阵营”裹挟，也不甘附庸美国，力求成为国际事务中连接东西方力量的衔接点。在后冷战时期，法国不愿被动接受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现状，推动多极化世界构建。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法国担心自身与欧盟在中美等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警惕所谓过度依赖，提出要建设欧洲战略自主。
法国外交独立性产生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主义基础。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法国很早就产生了“主权”等思想萌芽，给法国外交独立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6世纪法国思想家让·博丹首次提出主权国家理论，并将主权定义为一个国家“绝对且永恒的权力”，其主权理论思想成为法国坚持外交自主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而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主教作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则在17世纪提出“国家至上”的观念。在三十年战争中，黎塞留就将国家至上原则应用在法国外交中，他抛弃了中世纪道德和宗教束缚，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将哈布斯堡的包围视为对法国地缘政治安全的威胁，以结盟是否符合法国国家利益为标准，先后与新教国家和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结盟，目的是削弱他国，维护法国的国家地位和战略空间。在其“国家至上”原则的引领下，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给后来法国的政策带来深远影响，并使得该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指导方针。黎塞留的均势外交实践也成为法国独立外交的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法国外交之所以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还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第一，法国自第五共和国起政权较为稳定，并从宪法上确立了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权力。根据1958年法国宪法，总统是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条约遵守的保障者，是武装力量的统帅，负责谈判和批准国际条约。这意味着总统是法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拥有极为重要的话语权。第二，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独立的经济基础。1945~1975年间，法国迎来经济发展黄金三十年，期间经济快速增长。第三，获得独立核力量奠定了独立的安全保障。法国在1960年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成为其后来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底气。第四，法国奉行独立外交也使得法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同时与东西方、南北方进行对话与合作，为法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并提升了国际地位。
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法国独立外交思想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就不愿做大国附庸，这一外交理念总体上得到了继承和延续。2026年1月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年一度的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再次强调，法国拒绝成为附庸，主张捍卫自身利益。在萨科齐时期，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可能被一些学者视为法国放弃独立、转向依附的佐证，但这一判断显然没有充分考虑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一是法国在推动欧洲防务自主频繁受挫后，转而试图在北约框架里发展欧洲支柱；二是随着欧盟东扩，许多新加入的中东欧国家更倾向于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对法国推行的欧洲防务自主持怀疑态度，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有助于打消中东欧国家的疑虑；三是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没有完全中断与北约的军事合作，但是却丧失了参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一些重要决策的权利，在北约的军事合作方面处于一种贡献与决策影响力不匹配的状态，这被认为有损法国利益；四是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是一个渐进过程，从密特朗执政时代就开始一步步向北约靠拢。因此，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是权衡利益、认清现实的妥协，并非判断法国外交独立性中断的绝对依据。
其次，法国的独立外交与欧洲一体化相伴相生。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逐渐从理念发展到实践，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的核心人物让·莫内（Jean Monnet）和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都是法国人。欧洲一体化涉及民族国家的权能让渡，即原来属于国家层面的一些权能要被转移到欧洲层面。而法国之所以持续深化欧洲一体化，就是意识到战后自身力量有限，想要借助欧洲来实现自己重返世界一流大国的愿望。因此，法国一方面主张深化欧洲一体化，另一方面试图将自身的政治偏好投射到欧洲层面，借助欧盟的对外政策工具扩大自身影响力，这使得法国外交也同时具有了民族国家和欧洲化的双重特点。近年来，法国试图在理念上影响欧洲，其率先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思想，就是试图将自己的“独立”思想推行到欧洲层面，以应对欧洲面临的内外危机。但是，法国不是总能将自己的政策偏好变成欧洲的政策偏好，法国有时也面临欧盟和其他成员国带来的适应性压力，尤其是欧洲层面的制度和法律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法国的独立外交构成一定挑战。
最后，法国的独立外交难以完全摆脱其西方属性。一方面，其价值观仍根植于西方价值观体系，与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同。另一方面，当法国国内陷入危机或外部威胁加剧而法国能力不足时，无论是在戴高乐执政时期，还是在德斯坦、密特朗等继任者执政时期，都曾出现过法国向美国靠拢的态势，其根本源于西方利益的一致性。20世纪60年代，法美爆发货币之争，由于法国国内爆发“五月风暴”重创法国经济，法国在英美等支持下勉强渡过难关，法国也不得不对美国采取更为缓和的政策。在德斯坦执政时期，法国认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就出现向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靠拢的迹象。此外，法国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依然参与军备合作计划和北约演习，而一旦欧洲发生战争，法国部队也会被置于北约行动指挥之下。因此，法国的独立外交也有其限度。
三 冷战后法国对俄罗斯政策的三次调整：从战略支点到持续对抗
（一）冷战后的法国全球构想与法俄关系定位：视俄为抗美战略支点
戴高乐在执政时期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设想，其推行的“缓和、谅解、合作”的东方政策是其抗美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一方面，法国在防务、货币等领域直接向美国霸主地位提出挑战；另一方面，法国主张独立发展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因此，法苏特殊关系成为法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特殊作用的一种表现，抬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同时法国在东方维度的进展也增强了其抗美的成效，使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对法国而言，重返世界一流大国需要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苏联对法国而言是重要大国。冷战时期，法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以此提升在国际政治中的国家相对地位。
冷战结束初期，伴随着苏联解体，原有的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主张建立多极世界，把欧洲建设成独立自主的一极，以改变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拉克在1999年8月26日的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表示：“法国希望推动不可阻挡的多极化世界进程，欧洲将在其中自然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彰显法国的身份认同，捍卫法国的利益，建设一个团结、强大、繁荣的欧洲，构建一个和谐、和平、安全的多极世界，驾驭全球化以造福所有人——这些就是我们的目标。共和国总统、总理和政府正全力以赴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对法国而言，是实现多极化需要联合的重要力量之一。希拉克在访俄时指出：“俄罗斯应成为欧盟的重点合作伙伴……在欧洲之外，俄罗斯与法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携手行动。唯有共同努力，才能应对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2002年，希拉克表示：“苏联解体后，法国便希望俄罗斯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国家能在欧洲大陆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种对俄认知与定位下，法国在欧盟和北约内部成为一个“另类”。如在欧盟东扩问题上，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算积极，除担心欧盟不断扩大会减缓一体化的深化进程，并可能“稀释”法国在欧盟内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之外，法国领导人还担心，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会削弱自己建设“欧洲人的欧洲”的战略愿景，同时考虑到欧盟东扩进程覆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而东扩进程可能会激怒俄罗斯并损害法俄关系。此外，在北约扩大问题上，法国也因考虑到与俄关系而表现得较为审慎。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法国就反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法国与德国都认为这是俄罗斯的红线，最好不要触碰。因此，由于在联盟扩大问题上的拖延和对俄罗斯利益的关注，法国曾一度被视为在欧盟和北约内部较亲俄的国家。
此外，俄罗斯还是法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法俄贸易额平均仅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2000年，法国从俄罗斯的进口额比1996年高出50%。2013~2024年，法俄之间进出口贸易额出现较明显波动。从进口结构看，碳氢化合物以及金属、冶金产品等占比较高，出口产品主要包括运输设备、化学品、香水和化妆品、机械、药品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等。由于碳氢化合物在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法国对俄罗斯贸易总体上保持逆差。此外，大多数法国企业除了将俄罗斯视为销售市场外，也在俄深入参与培训、采购以及转让技术和专业知识等深度合作项目。2015年法国就成为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法国企业欧尚也在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外资雇主。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对法俄经贸关系在短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其贸易额出现明显下滑后又有所回升（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2015~2020年间，法国不顾欧盟禁运仍然向俄出售军工产品，并称涉及制裁实施前签订的合同。
虽然法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之一，但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与法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制约欧俄关系发展的根源在于双方关系的高度不对称性、双方的对抗性和欧盟自身的异质性。首先，欧盟试图以自身为模板重塑俄罗斯的经济、政治与法律制度。但是，俄罗斯希望被当成平等伙伴，而非像其他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一样被动地接受欧盟的法律、规范与价值观。在法俄关系发展历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法俄的意识形态差异被弱化，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成为主流，两者都视对方为构建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其次，欧盟的发展壮大主要在于一体化的深化与成员国的扩大，这就导致欧盟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存在一定的对抗性。而法国希望欧盟的深化要先于扩大，几乎总是在欧盟东扩议题上较被动，即便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初期，法国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也持保留态度。最后，欧盟内部对俄罗斯的态度分歧较大，如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一贯主张对俄罗斯强硬，德国则在对俄政策上寄希望于“以商促变”，以加速推动俄罗斯的“欧洲化”，并兼顾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法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主要服务于自己想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目标，它既不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那样是强硬的“反俄派”，也不像德国跟俄罗斯有过于密切的经贸关系或想借此推动俄罗斯的“欧洲化”，而是审时度势，采取灵活外交政策。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前，法国利用自己在东西方世界、南北方世界的特殊地位，将俄罗斯视为构建多极化世界的战略支点。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迅速加入制裁俄罗斯的欧洲阵营，想要借此提升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力。此外，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虽然欧盟内还有匈牙利等成员国在一些与俄罗斯有关的议题上发出不同声音，但是在对俄政策上，欧盟内部的异质性较以往有所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也有所加强。
（二）俄乌冲突前的法国对俄外交：制裁与合作并行
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俄罗斯对法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伙伴，法国希望借助俄罗斯加强相对美国的独立性。在希拉克执政时期，法国试图借俄罗斯平衡美国影响。萨科齐执政时，2008年爆发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法国在调停斡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朗德执政时期，法、德、俄、乌参与的“诺曼底模式”旨在调解乌克兰危机。马克龙执政后，更是在2019年公开宣称北约已“脑死亡”，呼吁欧俄之间建立基于新的“信任与安全架构”的伙伴关系。2020年马克龙发表讲话指出：“不推动逐步重建与俄罗斯信任的政治愿景，欧洲公民就不可能有国防和安全项目……我期望俄罗斯成为我们共同安全中的建设性参与者……我对俄罗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欧洲集体安全与稳定的状况。这一过程将持续数年。”此外，法国支持俄罗斯参与多边框架以及与欧盟之间进行对话。与俄罗斯的走近是法国的战略考量，法国想独立于美国，因为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实现战略自主需要加强与俄罗斯合作。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冷战后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法国总体上认为俄罗斯是建设欧洲的伙伴，在发挥对美国制衡中有重要作用，但是把俄罗斯作为法国对外战略支点也有其限度。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虽然乌克兰等欧盟东部伙伴关系事务在当时不是法国外交的重点，但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背景下，法国依然参与到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中，法俄及欧俄关系出现波动。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德国、波兰组成的“魏玛三角”参与调解乌克兰危机。同年，法德俄乌四国元首会面，建立起“诺曼底模式”，并进一步推动明斯克协议和新明斯克协议的形成。在“诺曼底模式”里，德国被认为在议程设置和获得欧盟与成员国的一致支持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而法国则是“从背后领导”，但法国的参与帮助德国在行使欧盟领导权时加强了合法性。总的来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对俄罗斯采取制裁与对话的双轨外交政策。一方面，在欧盟框架下对俄采取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进入欧盟资本市场，对进出口俄罗斯武器和相关材料实施禁运，向俄罗斯出口某些与能源相关的设备和技术需要得到成员国主管部门的事先授权等。俄罗斯被暂停八国集团成员资格，法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受到影响。此外，法国还取消向俄罗斯交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另一方面，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时，也是法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恐怖袭击问题之时。随着法国加强打击恐怖主义，法国和俄罗斯继续开展反恐情报信息交流和高层互动，法国与俄罗斯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2019年8月，法国总统表明了在信任与安全议程框架下与俄罗斯开展深入对话的意愿：“……我坚信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安全与信任的架构，而法国在此过程中肩负重任，并将全力以赴……俄罗斯在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中理应有一席之地。”可以说，直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法国还在积极推动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框架。
（三）2022年俄乌冲突冲击下法国对俄政策转向
第一，角色转变——从危机的调停者到“援乌抗俄”的支持者。在2021年底乌克兰危机升级前夕，法国试图通过元首间电话外交、视频会议、出访会谈等形式与俄罗斯、美国、德国、乌克兰和欧盟等领导人开展磋商，为俄乌局势降温，避免更大规模冲突，以维护法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2022年1月，马克龙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欧洲应该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并在乌克兰问题上寻求政治解决方案。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标志着法国对俄罗斯政策的调适努力结束，其身份角色也从调停者变为援乌抗俄的支持者。随着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马克龙随即表明法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等一系列的支持。法国还与西方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虽然在冲突初期，法国在对俄制裁的同时没有完全放弃与俄罗斯对话，但这种声音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延宕变得越来越弱，对俄态度也愈发强硬。法国也从一开始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转变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尊重其安全道路选择。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法国也一直试图在欧盟对乌克兰援助中扮演“欧洲领导人”的角色，积极协调欧盟和欧洲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一方面，法国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通过欧盟给乌克兰提供了一定援助，还支持欧盟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国地位；另一方面，在法国倡议下，欧洲领导人多次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问题，法国还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在把乌克兰纳入该共同体的同时，意图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第二，政策转向带来双边关系质变。2022年俄乌冲突后，在经贸领域，法俄合作迎来寒冬，大量法国公司撤出俄罗斯。截至2025年11月，在俄罗斯运营的法国公司数量不到冲突爆发前的三分之一。然而，法俄之间的铀贸易依然继续，虽然法国从俄罗斯进口的铀占总进口比重已从2022年的67%降至2024年的24%，法国对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仍存在一定依赖。在安全防务上，法国也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安全防范，法国政府首次公开将多个重大网络攻击事件归因于俄罗斯军方，表示要防范俄罗斯潜在的信息战，并大幅收紧签证政策，以防范俄罗斯可能采取“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对外关系上，法国一度因俄罗斯在中亚具有重要影响力，而在与中亚合作问题上考虑俄罗斯的利益与存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的地缘政治价值和地缘经济价值凸显，法国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外交互动和务实合作，并聚焦矿产、能源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等议题，寻求提升在中亚的影响力，而中亚国家则以多元平衡外交寻求更多发展空间，双方关系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期。
第三，俄罗斯从法国独立外交的支点变为影响欧洲战略自主的外部因素。法国曾试图建设一个包含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架构，俄乌冲突后，法国的欧洲安全设想不仅可能不再包含俄罗斯，甚至有可能是反对俄罗斯的。俄乌冲突使欧洲人重新思考自身安全防务和能源安全问题。欧盟试图与俄罗斯在能源上脱钩，加强能源来源多元化。马克龙也抓住有利时机，推动欧洲防务自主。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马克龙还公开表示，俄罗斯对法国和欧洲构成威胁。此时的俄罗斯被法国视为挑战欧洲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而非共同安全或多极世界的建构者。
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法国同样想要成为欧盟的代言人，除了支持乌克兰的关键诉求，还想要在和谈进程中有所作为。面对美国绕开欧洲与俄罗斯对话，法国同欧洲伙伴一道，要求必须“上桌”参与俄乌和谈。截至2026年2月，法国在俄乌和谈的两个关键问题——乌克兰的领土与安全问题上，一方面依然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并在2026年2月24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的声明中再次强调“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其领土完整、生存权、自由、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法国还主张要给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提出与英国一同向乌克兰派驻部队。2026年1月，法国、英国、德国三国领导人在爱丽舍宫共同主持召开“志愿联盟”峰会，35个成员国、乌克兰、美国共同通过了《巴黎宣言》，就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停火监督机制和为乌克兰组建一支涵盖陆海空的多国安全保障部队等达成共识。
四 俄乌冲突爆发后法国对俄政策转向的动因
俄乌冲突深刻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导致该地区的安全架构和力量平衡经历剧烈震荡，该地区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及多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国调整了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以及自身对俄罗斯的政策。
首先，法国对俄罗斯政策转向的根本原因是法国需要加强在欧洲的领导力。随着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法国的独立外交要借助欧洲的力量才能发挥更大影响力，因此，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力对其至关重要。然而，法国早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对话桥梁角色遭到批评与抨击。马克龙执政后首先延续了法国领导人在对俄政策和对北约政策上别具一格的行事风格，想要与俄罗斯共同构建欧洲安全框架。在俄乌冲突前和爆发初期，法国始终没放弃与俄罗斯对话，想成为俄乌之间的调解者。这一举动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遭到西方盟友诟病，引发普遍质疑与不满。2022年6月马克龙曾称俄罗斯“不应该被羞辱”，这更是遭到乌克兰及部分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反驳，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前就曾视俄罗斯为威胁，马克龙的此番言论在欧洲也引起震动。因此，马克龙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表态，从2022年9月起以与其他西方国家更加一致的口径来发表对俄乌双方的看法。此外，法国还加强了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并通过与东欧国家展开更深入对话来凝聚欧盟内部共识。2025年在摩尔多瓦议会选举前，法国、德国、波兰领导人一同到访摩尔多瓦，被视为加强对摩尔多瓦“亲欧派”的支持。然而，从对俄罗斯长期战略的表述看，法国似乎无意彻底击垮俄罗斯。马克龙称，“这（彻底击败俄罗斯）从来不是法国的立场，也永远不会是。”
其次，马克龙需要对俄罗斯展现强硬姿态，以与极右翼势力划清界限，稳固在法国国内的领导力。长期以来，法国极右翼政党与俄罗斯交往较为密切。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前，普京就曾邀请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会晤。马克龙的第二任期开局不利，陷入在国民议会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的窘境，政府工作中被严重掣肘，执政面临重重挑战。为了遏制极右翼势力扩大，马克龙还在2024年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在俄乌冲突后，与俄罗斯交往过甚被法国国内舆论视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污点”。在“援乌反俄”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况下，马克龙渲染法国国民联盟的“政治污点”，并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与极右翼政党划清界限，以稳固自身执政基础。
再次，法国调整对俄罗斯政策的动因之一是推动欧洲安全防务一体化。长期以来，欧洲安全防务一体化进展缓慢，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倾向于依赖北约提供的安全保障。但法国出于自身利益和建设独立强大欧洲的愿景，不愿依靠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建设欧洲独立防务的尝试，后来又转为在北约内推动欧洲支柱建设。2022年1月1日，法国再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俄乌冲突爆发后，很多欧洲国家都担心俄罗斯未来会在后苏联空间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大多数欧洲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北约不再像以前可靠，在提高国防开支的同时，更加认同建设欧洲独立防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调整对俄罗斯政策、渲染俄罗斯威胁，将有助于加速推进欧洲安全防务一体化。
最后，法国调整对俄罗斯政策的情境因素是法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竞争加剧。法国曾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视非洲为自己的“后花园”，在该地区有较大的军事影响力和货币影响力，对非关系一直是法国外交的重点。法国曾认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有助于法国在中东与非洲发挥更大作用。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逐渐扩大，与此同时，法国在非洲影响力式微。法国认为俄罗斯助长了萨赫勒地区的反法情绪，通过给当地政权提供安全保障换取开采高利润矿产特权，与俄罗斯在非洲存在较为明显的安全竞争。
此外，法国找到新的运输通道和能源矿产来源，也使其调整对俄罗斯政策成为可能。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洲亟需找到不依赖俄罗斯的新运输走廊。目前，法国对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表示支持。法国支持欧盟委员会对开发该走廊提供融资，并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种渠道表示支持，此外，法国公司也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如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在哈萨克斯坦和里海沿岸关键物流枢纽布局，并在阿拉木图设立代表处，而法国公司阿尔斯通在阿斯塔纳工厂生产的机车也将用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铁路运输等。同时，法国也在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矿产依赖，尤其是对俄罗斯的铀依赖，并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合作，以增强在矿产能源方面的独立性。新的运输通道和能源矿产来源也为法国改变对俄罗斯态度提供了底气。
五 独立外交下法国对俄外交再平衡的特点
法国独立外交影响法俄关系走向，法俄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法国独立外交的尺度与限度。在冷战时期，法国就对俄罗斯采取了平衡策略，即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寻求平衡。在冷战结束后，法国采取了新的平衡策略，即一方面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并回归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另一方面也重视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诉求和利益。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法国在欧盟及北约等结构性压力下调整对俄罗斯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俄外交再平衡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在话语叙述上表现为强硬与对话的动态平衡。纵观法俄关系史，法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利益越多，双方关系就越紧密。而当法国认为俄罗斯对自己和欧洲的威胁上升时，法国就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俄乌冲突前，法国采取与俄对话为主、强硬制裁为辅的政策。俄乌冲突初期，法国仍坚持对俄制裁，同时积极与俄对话。但随着俄乌冲突延宕，在多种内外因素作用下，法国对俄愈发强硬，越来越少提及“与俄对话”。马克龙近期指出：“俄乌冲突等于是在搞强权即公理，我们欧洲大陆的和平将无法得到保障。”这一番言论也被认为与乌克兰危机升级初期采取的立场存在很大不同。
二是在制度约束上表现为独立与依附的再平衡。法国在对俄关系中，既展现出独立自主的一面，又展现出向欧盟及西方盟友妥协的一面。在俄乌冲突前，马克龙就发表了“北约脑死亡”等言论，认为实现战略自主要加强与俄罗斯合作，还在欧盟内呼吁恢复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在俄乌冲突初期，欧盟采取了对俄强硬制裁的政策，但法国仍然不放弃与俄罗斯对话，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体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然而，随着俄乌冲突被欧洲人视为自身安全问题，使得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大幅增加，“援乌反俄”成为政治正确，法国也遭到了部分欧盟成员国和西方盟友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既想要成为欧盟的领导者，又想要彰显自己“独立性”的成本大幅增加，所以需要调整对俄罗斯的态度。因为想要成为欧洲领导者，就不得不被“欧洲化”裹挟其政策立场，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法国外交的独立性。
三是在战略自主上表现为实力与能力的再平衡。近年来，法国政府面临重重危机与挑战。首先，国内政治问题复杂交织。法国传统的两大政党格局瓦解，国内政党政治呈现极化和碎片化趋势，马克龙所在政党失去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政府更迭频繁，难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其次，法国财政陷入困境，赤字不断增加，通胀高企，能源问题和民生问题凸显。再次，欧洲防务自主尚未完全建立，欧洲的安全防务目前仍需依赖北约的支持与庇护。纵观法国外交史，独立外交举措总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为基础，这也是为何法国在实现核突破之后才表示要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为何法国国内遇到危机或外部威胁加大时，外交的独立性就会被削弱的原因。
结 语
法国的独立外交在法俄关系发展中再次得以印证。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被法国作为其独立外交的战略支点，以制衡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并试图与之携手共建多极世界。然而，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法国外交的内外环境发生剧烈改变，法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立场、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以及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都发生了较大调整，展现出其独立外交具有限度的一面。法国从乌克兰危机的调停者变为援乌抗俄的支持者，还改变了在安全领域对俄罗斯的认知和定位，从期待与俄罗斯共建欧洲安全框架，转变为构建欧洲防务自主以抵御俄罗斯可能对欧洲构成的威胁，并正在加速实现自己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愿景。独立外交传统影响下的法国对俄外交呈现出强硬与对话再平衡、独立与依附再平衡、实力与能力再平衡的特点。但无论法国对俄罗斯定位和政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为了服务于法国借欧洲重返世界一流大国的目标。
未来，法国对俄罗斯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反映出短期安全利益与长期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第一种可能性是法国对俄罗斯政策遵循灵活的现实主义原则，用以服务于法国借助欧洲实现“独立”和“强大”的愿景。在这种情境下，法国对俄罗斯采取何种定位，将取决于哪种定位能加强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种逻辑也符合法国外交的一贯追求，因此也是可能性较大的一种情境。第二种可能性是法国延续坚定的反俄立场。俄乌冲突延宕四年有余，新的地区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俄乌和谈的进程，也给俄乌冲突的走向增加了更多变数。这种情境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长期是否会发生改变将取决于冲突变化与俄乌和谈结果。第三种可能性是法国重新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框架。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境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然而，法国将在2027年迎来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多项民调中领先。如果“国民联盟”能赢得2027年总统大选，其在欧洲一体化和北约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与俄罗斯存在更多共识，法国对俄罗斯政策可能将再次迎来改变。这三种情境是法国自身变化、俄乌局势变化、国际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取决于法国在独立与约束、利益与使命等问题上的最终选择。法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发展变化也将深刻影响未来欧盟对俄罗斯政策以及欧亚大陆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