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艺谋的电影，我前后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97年，题目是《张艺谋的难题》，一篇写于2006年4月，题目为《为张艺谋辩护》，读者当然能够看出来，我并不是在考察张艺谋个人的难题，也不是在为张艺谋个人进行辩护。张艺谋的难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所有文学艺术家的难题，为张艺谋的辩护就是在为所有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的辩护。我们需要这样的辩护。

我十分理解观众对于《无极》的声讨与揶揄，也知道《无极》究竟在哪些方面伤了观众的心，但是我没说什么，尽管目前有了网络这个基本上可以自由交谈的空间，我身边的朋友也曾经建议我议论一下《无极》的话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对作品的理解和警觉上，观众和读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深刻，已经远远大于我的个人视野，在公众的审美评价前面，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浅薄。

这就使我产生出这样一种期待：公众也许能够把我们的文学艺术矫正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但是我很清楚，这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期待，犹如我们说“历史最终会如何如何”一样，因为影响和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力量太强大了，即使历史本身具有公正的品格，也很难说它一定能够按照公众的意志去发展，去达到某种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够实现的期待仅仅是一种愿望，一种满足自我需要的渴求，其他什么也不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再往后50年，我们书写的仍然是空白，就像前50年我们所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谈论某种期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还是来谈论眼前发生的事情。

那么，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突然想到了“思想塌陷”这几个字。我认为这几个字基本上形容和概括了引起公众极大不满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现状。

当文学艺术脱离开人，担负起宣传意识形态职责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不光彩的“阉人”——在人性消失的地方，真将消失；在真消失的地方，善将消失；在善消失的地方，美将消失……这一切都消失了，文学艺术也就成了权力（或者按照我的通常说法：强力）宣泄扭曲的性欲的工具，一切都是不自然的，虚弱的，轻浮的，变态的，狂躁的。当他试图向人证明自己的时候，裆间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了能够挺举的阳具；当他渴望真情的时候，没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只好用变态的轻浮假装烂漫与天真；当他企图思想的时候，已经丢掉能够进行思索的头颅，只好将屁股用来制造虚假与繁荣……在如此荒唐的情境之中，怎么会出现真正的精神产品？当东欧的蕞尔小国向历史贡献世界级的具有独立人文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却在聚拢在豪华酒店里推杯换盏，用所谓的作品进行着大规模的谄媚和利欲熏心的私情叫卖；当罪恶的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把人性与同情置放在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普通人身上之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家却胆怯地躲避着矿难导致的无数无辜生命的陨落，躲避着拆迁造成的无数社会悲剧，躲避着普通人的苦难人生岁月，躲避着正义，躲避着崇高。当《英雄》让我们跪伏在“天下”的时候，张艺谋们已经不是不负责任，他简直是在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进行精神强奸！这种精神暴行一再被鼓励，没有人出面制止，强奸和猥亵仍然在继续发生！

在一个被鼓励和欣赏强奸的地方，强奸就会发生；当一个人只有强奸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去强奸。所以，我在考察张艺谋们的难题的时候，仍旧在为张艺谋们辩护，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分析：一个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决定着他的行为。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比强奸更严重的罪行，如果文学艺术家非如此就无法生存，那么，就会有比强奸更严重的罪行发生。好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思想的大面积塌陷既是权力控制的结果，也是权力控制的始因，它最终危害的恰恰是权力。这就好比一种依靠吃自己的躯体活着的动物，总有一天，它会发现自己被自己完全吃掉了。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巨大的崩坍式的悲剧，所有中国人都渴望着祖国强大、文明、和谐、幸福。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愤怒地回应了作家、艺术家的无聊和背信弃义，才期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回归到人自身。

但是，这可能吗？

在一个思想坍塌了的地方，文学艺术能够修筑出一条逃生的通道吗？

我不知道。

（2006-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