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中军 肖国栋:张艺谋影片女性意识浅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09: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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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中军   肖国栋  

   近年来,许多人一直在观望张艺谋的创作,观看他是如何表现电影特质的。其实,人性的表现,女性意识的蒸发,是他影片的极致所在。正如他对记者所说:“‘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会是‘极致’的独特。”[1](P16-17)

   纯粹的女性创作只关注女性自身。它把那些女性经验作为叙事的核心,它必然蔑视经典的道德法则。因而,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承认,纯粹的女性创作有时不免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主义存在。“从受众的心理感应来说,基于传统文化模式的历史积淀,我们可能习惯于追索生活的本质,对于陌生的、离格的艺术处理一时会违逆接受。所以有人认为,先锋就是时代错位的产物。他的叙述可能是超前的,但形之于作品时,则完全可能是生民原生态的粗犷与癫狂。”[2](P34-38)纵观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他的女性意识形之于作品时是超前的、淳厚而饱满的,既有个体性,又有普遍意义,是大写的、极致的“爱”的诠释。

   一、女性的特征

   人类社会永远浸染着人类精神之光和心灵之光。作为一个艺术家,张艺谋已不是一个单独的人那么简单。他的影片蕴涵着人类精神之光,体现着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怀,同时也包蕴着对传统文化的宣战。“因为传统文化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即国民性的病弱,使中国人的生命力和精神人格萎缩退化、缺乏生存竞争能力,从而造成国家的落后与衰弱。”[3](P1-6)

   人类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女人,可以看出,张艺谋的每部作品都显性或隐性地带有一定的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其影片叙事也都有着强烈的追求女性的历史特征、历史起源的冲动。笔者认为这种女性的历史发生学,可以让人们看到女性创世纪的那种自我指认,它显然是女娲这个女性原型的变异。比如,在张艺谋的《红高粱》中反复出现的“我奶奶”的话语,以及个人经验故事的叙事,可以理解为是张艺谋偏向于以巨大的激情对女性特征、自然属性加以宇宙普遍论重建的行为。是的,又有谁不是在奶奶的种族延续下长大的呢?《红高粱》中,通过“出嫁”、“野合”两场戏的展开,表述了“我奶奶”女性内在的经验世界,似乎只有绝对的欲望之筏才能超度万劫不复的人性深度。在单纯的个人情感的叙说中,“我奶奶”显示出了更多的女性意味、女性特征。

   女性特征,是一切女性问题的基础,是女性论中的首要问题。它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特征。在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中,其女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特征都是同时被表现的。比如,在《红高粱》中,漂亮的、女人味十足的“我奶奶”,虽然是当地一个极标致的女人,但却被嫁给了一个有麻疯病的“土财主”。“土财主”的物质生活自然比普通的酒工强,更比“我爷爷”强,但他在情感上还是败在了“我爷爷”手下,因为“我爷爷”年轻、健壮,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影片里,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我奶奶”的情感、生活纠葛,其实质就是真诚与虚伪的人性之间构成的多元对立的思想冲突的表现。不难注意到,张艺谋的《红高粱》不仅从生物学角度考察了女性,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了女性。“我奶奶”的话语叙事,是一个从生理到心理、从客观存在的躯体到主观意识的判断必然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我奶奶”是用自然主义的事件,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来诠释一个理念。使女性具有某种特殊性格的,是她对至高无上的生命的渴望,虽然女性社会性的东西总在抑制、扭曲着女性自然性的东西,但作为具有宇宙通灵特点的女性特征,永远不会被泯灭。

   同样,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通过现代戏、古装戏的交叉运用告诉人们,众人的生存方式制约着个体的生存方式;有时,人为了生存甚至会泯灭天性而不择手段,但人性终究是美好的。该片通过千年转世界女缘份的故事,除了要告诉人们现实世界绝大部分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的,而是一个充满变化、无序的沸腾的世界外,还揭示了一个连女性自己也常认同的错觉,即女性意味着“客体”,男性是她必须顺从、追随的“主体”。笔者认为,张艺谋《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片尾设计,意义是深刻的。它通过转世的日式女子参观秦俑的情节,用象征的手段告诉人们,对女性自己来说,更重要的是必须抛弃逃避现实的行为,超越男人和寻求自我完善,去发现展现在她面前的各种可能性,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导演策略下,张艺谋实现了他的创作目的:在生物学的物质基础上,从精神分析中,提出和校正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旧意识,也就是从女性视角,又从男性视角上,把“女性”置于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层面,并赋予她们以平等和自由。事实上,单纯的女性文学一直带有“女性宣言”的简单粗暴的政治意义及其色彩,而张艺谋的作品,其“女性”色彩的显现则是严肃、公正、成熟的。比如,在她的影片《菊豆》中,女性身体以坦然的姿态,示威性地呈现出她的生命力,其故事节奏中叙述出的女性心理渴求,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当然,纵观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他似乎更经常考虑到的是一些形而上的生存论问题,就是表现女人的情感及其特征,也离不开生存的大氛围。尤其是像《活着》、《一个也不能少》等影片,那种充满巨大悲悯而又更多平静叙述的故事安排,在表达个人与历史及社会矛盾统一的情境中,展现了人类原始生命力的无限博大。虽然,在这类影片的显现状态中,人们并没有看到更多女人本身的故事,但女娲创世纪的那种自我指认,母爱、仁爱的暗示,都实实在在地贯穿在影片中,对人们起着暗示作用。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种女性原型所共有的女性特征更能打动人。

   总之,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无论是隐性还是显性地表达女性意识,最终都是把女性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融为一体的。他也总在力图通过影片告诉人们,女性作为一个主体和个体,自身的存在有其独立性、自主性。尽管其总在受着社会性的牵箍,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一面因其自然性的存在,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二、女性的价值

   女性的价值,指社会对女性的评价和判断。纵观张艺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美的化身。《红高粱》中的“我奶奶”、《菊豆》中的“菊豆”、《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招娣”、《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给人的印象、感觉都是美的。诚然,虽然她们个体的形象本身并不都是可人的靓女,但她们被“圣化”的女性原型特质,却是美的。其突出表现在一个“爱”字上。这个“爱”,内涵十分丰富,它是对下一代的慈爱,对生命的钟爱,对祖国的热爱,以及男女之间的情爱等等。

   笔者认为张艺谋“圣化”女性的理念,潜藏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观众对此是普遍接受的。因为人们不能不承认女性的伟大。女性孕育儿女,生养后代,保护亲友,充满爱心。正因如此,女性成为大地的象征,而女性美的价值、爱的价值,才具有普遍性。张艺谋在一次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活动中曾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确实要有平常心,确实要有和普通人稍微贴得近一点的情感,确实要让这些普通故事从你内心深处打动你,而不是说为了电影而拍电影”。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精神地位的多层次体现,都包含在普通、简单的故事中,它从物质层次升华到纯洁、伟大甚至神秘的高度,而且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象征意义,并构成独特的“女性神话”。

   正因为这种“女性神话”的“圣化”,所以张艺谋对女性价值本身被否定、被摧毁,是深感悲哀的。在他的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小金宝的风骚以及被活埋场面的处理,是他对本应“圣化”的女性遭到“奴化”对丑恶现象的最深刻地揭露和批判。本来,装束打扮是女性美化、圣化自己的方式,但在小金宝身上却体现为女性异化、奴化自己天然本性的手段:不时地涂脂抹粉使她戴上了假面具;珠宝饰物掩盖不了她无望、空虚的心灵……

   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视通奸的女性为女巫,村民们要剥掉她的衣服,把她当作一块废弃的石头扔到河里或当作一根稻草一样烧死。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小金宝被活埋,显然是被剥夺人的尊严,被当作物进行处理的行为,是对女性更深一层奴化的表现。在影片中,土豪劣绅黑帮集团头子老大和老二,无论是爱小金宝骂小金宝,还是赞她罚她,其结果都是使小金宝被征服、被奴化。此时,小金宝令人神往的美、诗意和魅力便都消失了。女性也因成为物化的东西而失掉了“圣化”光彩,落得可悲的结果。

   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张艺谋通过小金宝对境遇抗争的失败,自身价值被毁灭,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女性特征、女性价值主要源于自然生成,但受箍于社会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中小金宝的处境是个“历史概念”。正是通过这个“历史概念”,张艺谋客观真实又具体深入地论述了旧社会女性的普遍处境。小金宝与“阿嫂”的闲聊,其实告诉人们,她们都已发现这个世界是男人主宰的,她们从中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是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也是没能脱离男人的一部分,是处于社会底层,处于无自由地位的一部分。很明显,这一切全是“处境”导致的。

   张艺谋在影片中对“处境”的处理,也并不完全采取写实的手法,而是惯用“空缺”的手段,尤其是在表现女性价值方面其含蓄蕴藉的方式更使影片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影故事,无论采取倒叙、插叙等什么手法,都赋予故事以自觉的历史起源、过程、结果,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而张艺谋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造成故事过程的某种空缺,让受众将故事重新编目,并使其“完整”起来。当然,空缺的出现以及受众对空缺的不同主观补充,有可能使故事重新组合,也有可能使故事陷入迷宫。因为人们填补空缺会引发多重诠释,这就使影片在表现人的价值方面具有多元的特点。前边我们提到,张艺谋的影片,是独特的“女性神话”,他在表现女性价值方面,具有个体差异的风格特点。在谈到《我的父亲母亲》一片时,张艺谋和外界采访者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黄先生:你是不是想借这部影片说明一点:父母一辈子不容易?

   张:是。父母一辈子不容易。我在影片中拍摄的彩色部分,与其说是对父母年轻时代的回忆,不如说是集中了男主人公对父母的一些印象。我们当时是想把回忆部分、彩色部分拍成一种印象。我记得莫奈的日出印象,我更愿意把回忆部分看成是一种印象。我觉得应该是印象。

   黄先生:我觉得你的这些印象是通过细节扩展开来。这些细节又是在内在情绪的一种外化……

   张:这也是我们的设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东西。我们如何拍一个爱情故事?通常情况下,如果要把一个爱情故事拍好,一定要撕心裂肺、荡气回肠,并且要三角四角,要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激烈的情感,要爱得死去活来。只有这样,这个爱情故事才能感人。而我们这个爱情故事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没有开始“爱”哩!然后是跳过来黑白部分,是一个活人在为死去的人做一些事情。这中间是个空白,我们只选择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而没有中间的故事,没有其余的九十八步,我们留下了最大限度的空白。

   黄先生:其实很多观众看电影,就是希望从电影中寻找到一种梦想。

   张:所以我觉得电影就应该给观众梦想的东西。我的电影中就有很多梦想的东西……

   不难看出,张艺谋的“女性神话”似乎是观众们永远猜不透的谜。然而,张艺谋是注重现实的。他表现女性的整体价值并不脱离于个体。他让人们去体会:女性的命运、女性的价值是每一个“女性个体”的命运、价值的整合,它只能由女性做过的事情,即她的具体行为测量。

   《我的父亲母亲》带给受众很多的思绪:母亲给了儿女生命,儿女最终要离她而去,自求生存。无论多么伟大的母亲,其实只是生命链锁中的一环。这就是女性的“历史概念”、整体的“处境”。女性的价值因其的存在而实现多元的“女性神话”。

   三、女性的发展

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有关女性的发展问题,其观点表露主要表现为象征的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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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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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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