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椭圆形折射”理论与变异学理论为世界文明互鉴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机制。大卫·丹穆若什提出的“椭圆形折射”理论认为世界文学场域中的文化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并以光线折射的方式形象地揭示了文明互鉴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交流的形态与路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重视文化过滤和文化误读基础上不同文化在选择与接受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机制。“椭圆形折射”与变异学共同构建的理论体系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了文明互鉴的内在机制，使各种文明在交流与互动中产生新的思想和观念，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创新与演进。

关键词：文明互鉴/ 椭圆形折射/ 变异学/ 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成都 610064)；刘阿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26年第2期 第137-144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19ZDA289)研究成果。

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证明，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都是在相互学习中实现共同进步的。然而，纵观世界文明史就会发现，西方编著的文明史很少提到不同世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史实。西方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拒绝承认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相互交流的事实。世界著名文明史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公开否认人类文明互鉴，他认为：“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塞缪尔·亨廷顿，1998，第5页)西方学者为什么要否认文明互鉴?其主要原因是他们试图打造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叙事话语体系。西方通过对古希腊的仰望、对文艺复兴的赞美、对启蒙运动的歌颂、对当代科学技术的推崇，建构起一种自古以来西方一直是先进的、强大的、文明的典范，建立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观念，从而成功地将西方中心论发展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尽管有部分学者认同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但是许多西方学者骨子里还是有“言必称希腊”的意识，将古希腊文化奉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和典范。基于此，有必要对被遮蔽的世界文明互鉴进行重新认识。

实际上，世界文明的繁盛离不开求同存异，离不开文明交流和互学互鉴。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形态需要相互对话与交流，追求具有共同价值的文化体系。著名文化学者盛宁指出：“文化与文化之间是需要沟通的。”(盛宁，1993)而沟通交流的本质在于深入探究不同文明的特点和传统，发现并赞赏每个民族所拥有的独特文学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相互认同彼此文化的平等地位与各自文化的卓越之处，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探寻激发新质文化的创新火花。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立足于翻译、流通和阅读等多个维度，对世界文学这样定义：“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丹穆若什，2014，第309页)丹穆若什的理论通过“椭圆形折射”的方式，证明各民族文学在跨越语言、文化、地域等界限的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全球视野和普遍价值的文学现象。这种“椭圆形折射”既包括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涵盖了文学翻译、传播、接受等方面的复杂过程。

与此同时，笔者(曹顺庆)提出文明互鉴语境中的变异传播理论。“变异学专注于分析不同国家文学现象的交流和变异情况，同时也关注那些没有直接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以此探索文学现象差异和变异的内在规律。”(曹顺庆、李卫涛，2006)变异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世界文学在多元文化中的交融、变异与创新的客观事实。实际上，该理论探究接受者对外来文化进行再解读、重塑与移植的过程，强调文化在跨国界交流中的无限潜能，还重视文学作品传播到接受国之后发生的深层次接受与变异现象，为世界文明互鉴提出了新的认识理论。

综观大卫·丹穆若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和笔者(曹顺庆)提出的文明互鉴语境中的变异传播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对世界文明互鉴形势下的事实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再认识，提出了关于世界文明互鉴的全新理论体系与机制。两种理论都强调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理论的互相借鉴和融合，不仅认识到民族文化可以超越国界的限制，在异域文化中开花结果并赢得全球化的认同，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文明互鉴的内在机制，指出了符合当前文化交流的全新理念与方法论体系，使今天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不同民族文化资源能够遵循文化交流的内在规律，转化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资产，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一、异质性视域之中的世界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的首要任务就是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在构建全球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根植于不同文化之中的认知体系会导致文学表现形式出现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当今全球文化认知多样性的基础。丹穆若什宣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文学以北美文学的外表，作为民族文学的对立面而存在。而双方的支持者对待彼此的态度，即便不是公然的敌意，至少也存在不动声色的漠视。”(丹穆若什，2014，第309页)笔者(曹顺庆)也同样认为：“由于不同文明的文学之间在根本质态上存在着相异性，比较文学研究的内涵将不同于法国学派那种对同源性的探究，也与当初美国学者注重类同和综合的研究路向有着根本的差别。”(曹顺庆，2005，第231页)可见，不同文化体系在根本属性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异质性，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学术规则和话语方式等层面表现出的从根本质态上彼此相异的特性。”(同上)众所周知，欧洲主要是以《圣经》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多元文化传统，一部《古兰经》则成就了一个阿拉伯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这恰好印证了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所认同的不同文明圈的异质性：“实际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学的体系内诞生的。现代民族当然是最近发展出来的，但即使是较为古老的作品，也是在本地区或本民族的背景中创作出来的，而这些背景都被纳入民族的传统之中，并得以保留、传承。”(丹穆若什，2014，第311页)可见，多元文化是各种“异质性”民族和国家在文学意义上文明互鉴与相互融合的表现，这些作品不仅是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璀璨瑰宝，更是跨越时代与民族界限而形成的被读者广泛接受的文学经典。

然而，很多西方学者将这种“异质性”等同于欧洲中心论的文明体系，一提到人类文明史的演变就“言必称希腊”，认为世界文化的源头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带着一种自我优越感的意识，扭曲了“异质性”之中世界文明互鉴的事实关系。歌德打着世界文学的旗号，宣扬以古希腊为源头的文学。(王宁，2022)黑格尔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史的中心，希腊是历史上光芒的焦点，欧洲是历史的终点。(黑格尔，1963，第131、148页)这种认识论严重割裂了人类文明互鉴的事实，而亨廷顿则进一步指出，割裂的文明体系容易导致各种冲突与动荡，进而引发文明互鉴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世界文学因其固有的“异质性”而呈现出难以达成共识的复杂局面。

鉴于不同文明的“异质性”与文明互鉴之间的复杂关系，大卫·丹穆若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异质性之中的世界文化乃至文学的文明互鉴路径进行了新的阐释：“世界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丹穆若什，2014，第309页)，形象地揭示了文明互鉴背景下民族间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认为文明互鉴的路径形如光线的折射一样充满了变数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文学作品如何被不同文化解读、接受和影响，以及文学作品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在这个“椭圆形折射”的空间中，文学作品既保持了其异质性的特征，又获得了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维度。因此，“异质性”不再是造成世界文化动荡的根源，而是潜在地为世界文明互鉴提供了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可见没有异质性的文明互鉴就没有世界文明的形成。

世界文学的形成实为各民族文学相互对话、交融变异的产物。经过变异与互鉴的文学，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共有特质，为不同民族之间搭建了共同认知的桥梁，世界文明的胚胎也在此交融中逐渐成形。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之间孕育出了共同的理解与认同，为世界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正是基于此，笔者(曹顺庆)认为：“当异质性的文学话语相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形成相互对话和多元共生的话语状态，进而产生新的文论话语体系。”(曹顺庆，2000)笔者(曹顺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阐述异中促新的事实，但只要放眼世界文化交流，无不看出异质文化促进创新的强大作用。古埃及的很多神话传到古希腊，催生了古希腊神话在西方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传播到欧洲，与当地文化的深度融合孕育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繁荣态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和儒家文化融合，为禅宗的出现注入灵感，成就了佛教文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异质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他国土壤中催生出新的文学花朵与思想潮流，推动着文学不断攀登人类共同追求的世界文学高峰。

综观世界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异质文化与文学交流的相互滋养，以及不同地域与民族的文化体系，共同为文学向统一而多元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了世界文学经典的多样化发展。这一过程不仅冲破了以民族和区域为核心的传统世界文学经典观念的束缚，更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万象、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体系，展现了文学跨越国界、融合文化的广阔前景。正如歌德所热情呼唤的那样，“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丹穆若什，2013，第4页)当然，在追求世界文明互鉴之际，跨越不同民族文化、穿越不同认知体系，需要从文化交流与创新的基础出发，解构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论，通过不断的融合与吸收来促进交流，最终使得我们在全球化的异质视野中，深刻洞察到不同民族之间共同元素所散发出的相互吸引的魅力。

二、文化过滤与“椭圆形折射”的世界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本质上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在民族文化之间的深层次互动中，交流的不仅是文明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探寻如何以对话来认同其他文明潜在的文化语境，实现文化的沟通和理解。然而，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认知体系，文明互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不同文化的选择和接受过程。正如歌德所言：“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它们称赞我们，责备我们，它们吸收和抛弃我们的东西，它们模仿和歪曲我们，它们理解或误解我们，它们打开或关上它们的心。”(丹穆若什，2013，第4页)这种互鉴的过程可以显示出文明互鉴内部的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深层交流机制。

大卫·丹穆若什提出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其核心要义在于深刻揭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需借助某种中介或转化过程，方能实现彼此的转化与融合。这种“椭圆形折射”的比喻，可以理解为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同为椭圆的两个焦点。当异质的民族文化反射之后，文学作品就像一道光线从一个焦点射出，汇聚到代表源文化和文学作品主体文化的另一个焦点上。这个椭圆形的空间不仅涉及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与需求，还涉及源文化作品的摄取与传播，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反射。因此，大卫·丹穆若什“椭圆形折射”理论体现为文学作品如何被不同文化解读、接受和影响，以及文学作品如何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的接受过程。

实际上，丹穆若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就是变异学理论中的文化过滤。笔者(曹顺庆)在变异学理论中首先就阐述了传播过程中文化过滤的作用：“接受者基于个人主观愿望和兴趣，会对文学作品的样式、阅读策略和内涵进行有选择性的接纳和阐释。”(曹顺庆，2005，第99页)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对阿拉伯文化的选择性吸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百年翻译运动”中，阿拉伯帝国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人文典籍和科学文献，阿拉伯人在学习古希腊的同时，也以东方(包括阿拉伯、印度、中国)的文明成就反哺西方，使得西方文艺复兴成为可能。(曹顺庆、明钰，2024)阿拉伯文学帮助西方文学的想象力摆脱了清规戒律，(希提，1979，第667页)西方文学经典如《神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皆有《一千零一夜》的影子。(曹顺庆、刘诗诗，2023)因此，欧洲文艺复兴选择了阿拉伯文化中的科技文明并彻底挣脱了宗教清规戒律的束缚，最终使欧洲掀起了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潮，而对阿拉伯《古兰经》所代表的文化则很少吸收和借鉴，毕竟基督教的十字军和伊斯兰的军队发生过多次战争。

而丹穆若什在其“椭圆形折射”理论中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结语部分，丹穆若什以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在西方不同的接受状况为事实，证明同一作品在不同语境中的接受最终结果可能各不相同，甚至会出现被冷落的状况。丹穆若什进而用理论说明这个“折射”拥有双重性质：“接受方文化可以以各种方式使用外来材料：或将其作为本土传统未来发展的一个积极模型；或将其作为一个粗糙且颓废的反面案例，坚决避免或彻底根除其在国内的任何影响；或者，较为中立的是，将其作为激进的他者形象，并以此为参照来更精确地界定本土传统。”(丹穆若什，2014，第311页)丹穆若什阐释了源文化和主体文化如何共同塑造了一种椭圆形的文化空间结构，文学作品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如何使这两种文化紧密交融，其最终形态不是由其中任何一种单独的文化所完全决定。这意味着一部文学作品想要为他国的文化所接受，就必须在源文化和主体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体现源文化的特色，又要符合主体文化的审美和价值取向。这个平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的选择性接受和变异的过程。

在世界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大卫·丹穆若什和笔者(曹顺庆)的观点为理解和分析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种观点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文化在跨时空交流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别是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受到源文化和主体文化的影响以及怎样产生变异的过程。丹穆若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形象地指出了文化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强调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会经历文化的“双反射”过程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这种折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变异，它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和影响。而笔者(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阐释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特定的选择与变异功能。不论是传播过程中受到其文化语境、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以及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还是在传播中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变形、伪装等处理，这种文化过滤作用都会导致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使其更符合接受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不难看出，不同地区的学者都认识到文明互鉴之中变异传播的规律，因此基于“椭圆形折射”和变异学理论的共同认识，我们应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加强文化阐释和解读，促进更加有效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三、跨越文明翻译中获益的世界文明互鉴

丹穆若什在其代表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中高度评价了翻译在文学传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致力于从民族文化的深层认知出发，深入剖析文学与传播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一视角无疑值得充分认可和赞赏。实际上，从世界文学视野探讨翻译研究是从劳伦斯·韦努蒂开始的。他承认翻译文本的跨国流通形成了世界文学，认为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翻译发挥巨大作用的跨文化关系在任何历史时刻都不仅仅是不对称的，而且也是有等级高下之分的。”(丹穆若什，2013，第213页)韦努蒂认为，翻译过程吸纳了译入语文化环境中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以及思想理念，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原文文本的全新文化实体。显而易见，翻译文学构成了文明互鉴中最基本的元素。如果没有翻译文学的桥梁作用，世界文学将无从建立。丹穆若什提出“世界文学得益于翻译文学”的观点。他指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形式、结构、意义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及读者在文本阅读和文学审美方面的选择与取舍，这些都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造成多种诠释和误解。然而，“有些作品与其原来的语言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真的完全不可能有效地翻译出来。在文学语言上力求纯正的人往往认为，诗歌就是在翻译中所丢失的东西”。(丹穆若什，2014，第317页)很明显，丹穆若什认识到了翻译在文学传播中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由于文化认知和民族心理的差异，原文的某些信息可能在翻译过程中遗失或发生变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丹穆若什认为翻译就没有价值或者无法有效地传播文学。相反，丹穆若什认为优秀的翻译能够让读者体验到原作的美感和诗意。

笔者(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同样认同信息在翻译中会发生变异的观点：“翻译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第1页)可见，变异学关注原文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信息变化，重在追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了实现精准翻译，译者必须掌握丰富的异域民族文化，洞悉目标语文化中的深层含义。阿拉伯世界中的《卡里莱和笛木乃》是由伊本·穆加法将其从波斯巴列维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在翻译过程中，伊本·穆加法在词句和内容安排上都作了改动，融入了阿拉伯本地的叙述风格，以便符合阿拉伯穆斯林的口味及当时文化人的旨趣。《卡里莱和笛木乃》最终在阿拉伯世界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诸如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阿拉卜沙等杰出作家纷纷以《卡里莱与笛木乃》为蓝本，创作出了众多灿烂夺目的文学篇章。(曹顺庆，2001，第315页)此外，美国诗人斯奈德等人都翻译出版了寒山诗集，这些翻译者通过对寒山诗歌的深入理解和独特的翻译策略，使寒山诗歌中的禅宗意象得到了完美传播，也将美国嬉皮士文化融入译诗中。这些改写、用典、模仿和翻译都实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翻译他国化的目标。

在翻译与变异方面的认识上，丹穆若什似乎思考得更为深远。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结论部分指出：“优秀的翻译中，其结果不是失去原初的无媒介的视域，而是加强了读者与文本自然的创造性互动。”(丹穆若什，2014，第321页)他以托马斯·曼的《魔山》为例，指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翻译、理解这部作品。这种差异性的翻译不仅反映了读者的个人经验和文化背景，也体现了翻译在传递原作精神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创新性的阅读空间。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丹穆若什强调：“摆脱语境的相对自由，并不要求世界文学的文本与它的原初文化脱离联系。译者或教授他者文化的人必须时刻明确需要多少文化信息以及怎样呈现它们。”(丹穆若什，2014，第323页)丹穆若什推崇在翻译过程中忠贞不渝地保留原著的地域特色和独到语境，反对那种过分迎合本国文化背景、流于表面化的翻译方式。因此，丹穆若什以《源氏物语》的英文翻译实践为鉴，精辟地指出译者们逐渐倾向于忠实地保留原作中的语境信息。他坚信这种差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涉及文学精妙的表达，还能实现守护民族身份认同的至高境界。然而，丹穆若什亦强烈主张，尽管差异性翻译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读者的理解门槛，但这绝不能成为将外国文学杰作简化为本土价值观映射的借口。不难看出，丹穆若什在保留原作精神与发挥译者创造性之间寻求着平衡，他的观点体现了对翻译过程中语境信息的重视，以及对翻译中的变异因素与民族文化转变之间的深刻认识。

由此可知，丹穆若什和笔者(曹顺庆)对于文明互鉴过程中的翻译变异这一问题，都强调翻译在文学传播的重要性、翻译过程的复杂性、译者的创造性以及原著民族特色和文化语境的翻译策略。二者都指出在文明互鉴的视野中，我们要使不同文明的特点和优点得以相互比较和借鉴，强调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和再创作，将异域文化的民族特色融入本土文化之中，推动人类共有的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要尊重原作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种对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尊重和维护，有助于推进不同民族与文明之间和谐共生、共同进步的远景目标。

四、文学阅读与他国化的世界文明互鉴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越来越超越国界，读者在阅读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面临着跨越文化的差异。如果能够对文学作品实现深层次的阅读和接受，就会涌现出新的阅读体验。而文学阅读与接受的他国化，则是读者在阅读和接受文学作品时，对于他国的民族心理、文化观念、历史传承等形成全新的理解和认同。虽然文学交流与互鉴的过程都是以文学的阅读接受为主要目的，但文学被阅读的过程实际上是两种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丹穆若什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阅读的方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丹穆若什，2014，第326页)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过程中，众多外国作品往往在一个文化环境中广为流传，其中一些因其深远的影响力而被广泛阅读，进而成为该文化中的经典之作。面对如何通过阅读成为经典这一问题，丹穆若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否阅读巨量文学作品来重新解读世界文学。丹穆若什认为：“世界文学不是必须掌握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庞大的材料集体；而是一种阅读模式，可以通过少量作品来深入体验，也可以通过大量作品来广泛探寻，两者同样有效。”(丹穆若什，2014，第327页)丹穆若什的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阅读观念，他强调读者在阅读世界文学时可以通过少量作品深入体验文学作品的精髓，从而领略世界文学的丰富性。

丹穆若什重视世界文学的阅读方式，其目标是解决世界文学的经典与阅读的问题。而笔者(曹顺庆)的变异学则是要解决文学阅读接受之后如何转化为他国文化的融合问题，是深层次的阅读观念。“文学的他国化是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2018，第140页)接受者对外来文化进行精心诠释与创意性的本土化重塑，使其既保留了原始的风采，又融入了本土文化的精髓，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这个过程使得跨文化传播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国度落地生根，绽放新的生命力。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禅宗的奠基之源；唐代诗僧寒山的诗歌经过日本翻译介绍到美国之后，为“垮掉的一代”所吸收，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堪称众多民族文学交流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典范。

如果说笔者(曹顺庆)更注重阅读中的接受维度，并称他国的接受是对文化交流纵深理解的话，那么丹穆若什则面对浩如烟海的文本，看重以超然的态度进行阅读。在“椭圆形折射”理论所构成的双焦点阅读空间中，丹穆若什鼓励读者在不同文化的阅读中要以超然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的阅读中去。这样做不是为了突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也不是出于对他者文化的偏见，而是为了在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差异中，实现一种新的阅读范式。这正是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最后关注的焦点：“阅读和研究世界文学本质上是更为超然的参与模式。”(丹穆若什，2014，第153页)此外，丹穆若什认为：“与母语文化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就可欣喜地看到一部文学作品怎样从其源点向外伸展、远播。”(同上)丹穆若什强调从作品的原点出发进行观察，就可以获得一个审视自身的新角度。

此外，笔者(曹顺庆)还看重文明互鉴中的最终结果，强调异国传入的文化是否成为他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当然，“是不是只要出现文学传播与交流，就一定会出现文学他国化的现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曹顺庆，2006，第153页)因此，在跨文明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文学的他国化实际上是立足于接受国文学的文学传统及其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规则来对传播国的文学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同上)可见，文学的他国化并非简单地将外国文学作品引入另一国，而是需要基于接受国文学的文化规则和民族文化传统来进行深入的本土化改造。否则，外国文学可能会遮蔽接收国文学，从而导致文化交流的失衡。基于此，深入了解接受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和民族心理特性，以便把握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才能确保外国文学作品在接受国文学中得到恰当的诠释和接纳，进而实现深层共鸣的文明互鉴。

丹穆若什的观点侧重于阅读世界文学的方法论，强调阅读的超然态度，以实现与不同文化的对话。笔者(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重点突出在文学作品传播的过程中，其固有的文化规范和文学语言不仅被接受国彻底吸收，而且在当地文化环境中深深扎根并实现了新的繁荣与发展。丹穆若什强调了阅读世界文学的方法和姿态，而笔者(曹顺庆)关注文学传播和接受后的文化融合。在文明互鉴与文学交流的框架下，丹穆若什和笔者(曹顺庆)的观点共同强调了世界文学阅读的重要性，指出阅读世界文学不仅是获取跨文化知识的手段，也是促进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和谐共生的桥梁。通过深入解读不同文化的文学，可以揭示文明互鉴的独特性及其普遍性，从而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促进全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五、结语

丹穆若什和笔者(曹顺庆)揭示了世界文明互鉴的内在规律和交流机制，深入探寻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深层规律，进而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交织中，寻找激发新兴文化元素的创新火花，促进了世界文学宏伟构想的逐步成型。当然，丹穆若什的“椭圆形折射”理论和笔者(曹顺庆)的变异学理论也存在不同之处。两位学者在理论基点、运作机制及价值归宿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丹穆若什提出的“椭圆形折射”理论旨在构建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学体系，强调文本在跨越时空的两种文化张力中的变奏与共鸣，主张在不同文明的折射中实现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而笔者(曹顺庆)则致力于揭示文明互鉴中“异中促新”的演变规律，强调异质性的碰撞是推动文学创新的动力，旨在阐明外来文化如何通过变异融入本土肌理，从而实现文明的深度融合与质变。但世界文明互鉴的目标就是要“着眼于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汇通和熔铸。其目的不止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展示，更在于以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式探索异质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文学现象与规律，并进而建构起具有更大阐释能力的世界性和全球性理论框架。”(曹顺庆，2002，第412页)因此，世界文学因多元民族文学的相互融入和互相借鉴，逐渐铸就了共同的美学价值体系，推动了世界文学价值的逐步形成。正如凯鲁亚克所期盼的那样：“东方与西方终有一天将能够深入地理解与融合，可以想象到，当两大文明的最终相遇成为现实时，又将带动怎样地动山摇的变革!”(凯鲁亚克，2008，第133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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