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
节日是自然时序的一种文化反映，体现了人类对天象规律的把握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改造，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某些特殊时间节点所发生周而复始的天象或一次性巨大事件的理解密切相关。人们为表达自己对这种自然现象的敬畏和期许，或对这些社会活动及相关人员的纪念和祭奠，会于一定空间内循环举行由集体商定的仪轨，继而部分地演变成集商贸、娱乐、祭祀等于一体的集体行为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世界人口的跨时空流动，节日突破了原有民族和地域限制，为其他民族或地区所接纳。然而，节日的外在形式虽在本土化过程中发生诸多变异，但除时差影响，节日时间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而起源于中国的春节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多元文化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春节不仅成为世界多国或地区的法定假日，还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而在2024年12月4日由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中国春节的国际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促进了春节文化的多样化，而这无疑易于国际社会以及当代中国青年对他者文化和自我传统的接受与传承。如今，涉及中国春节研究的国内外学术成果浩如烟海，但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探讨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论述却极为少见。故本文试图就此展开思考，以助力中国春节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弘扬。
一、时间的礼仪群：中华历法下的“春节”与“过年”
作为特定时间节点上的文化标志，大部分节日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娱乐而设置，相反它们上应天时地利的目的则在人和。虽然在后世的发展中，各类节日的娱乐性逐渐增强，但其神圣性基底却没有被当代的精神需要彻底取代。时至今日，多数拥有千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下元节，以及各少数民族节日，如苗族鼓藏节、彝族火把节、壮族蚂拐节、布朗族厚南节以及京族唱哈节等，仍保留着十分复杂的祭祀仪轨，而它们无不象征着特定人群从一种生活状态向另一种生活状态过渡的中间阶段。虽然后一种生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一种生活状态并没有本质性区别，但人们借由这一时间节点举行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的祭祀仪式，以祈福纳祥、趋吉避凶。更重要的是，大部分节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具有跨越性的“时间段”。通常来看，这些传承至今的节日庆祝活动从开始准备到完全结束，是远超一般认知的“这一天”，而这一过程显然包含诸多较之日常生活更为显著的过渡礼仪——经过民俗教育的广大民众极为清晰“这一天”的哪一时段举行属于这一时段的仪式，由此形成一条相互衔接的节日时间线，而这些按顺序举行的仪式活动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过渡礼仪群”。
相较于其他节日活动，春节在时间跨度上更为显著。然而，作为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时间概念，“春节”用于指称一年的“开始”则是在20世纪初叶的“改历运动”中实现的。陈连山指出，“我国各种传统历法（夏历、殷历、周历）的正月初一就是新年，在古代被称为‘新正’、‘元旦’、‘正旦’、‘元日’、‘上日’、‘岁首’、‘新年’，即一年的开端”，而在“1912年，为了打破封建正朔观念，并与国际接轨，在公务活动中改用公历。同时，为了便于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仍保留夏历。于是，公历1月1日取代夏历正月初一而称为‘元旦’。正月初一改称‘春节’。而在中国古代，‘春节’一词是指立春”。由此可见，“春节”并非新创术语，但民国之前这一时段的多种古代称谓则被两种历法——公历（即西历，为太阳历）和夏历（即农历，为阴阳合历）的统合使用所取代。沿用至今的“双历并存”凸显了“中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就引出在一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而“新的公历元旦与废弃的夏历元旦（春节）一直处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本土、官方与民间的文化纠葛之中”。不过，纵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没有接受用夏节、秋节、冬节分别替代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的新命名，却逐渐接受了‘春节’的说法，尽管他们自己更习惯称之为‘（过）新年’、‘（过）大年’”。据此笔者认为，尽管传承千年的“过年”等词已被“春节”置换并为后世所认同，但前者并未脱离指导中国农事活动的传统历法——夏历的民间使用。
在“春节”成为一个特定时段的节日名称，而广大民众依然沿用“过年”这一传统话语时，就表明从头年“腊八”到来年“正月十五”的时空跨越，彰显了作为中国第一大节的春节是“一个时间过程，它包含旧年岁末与新年年初这两个前后衔接的时间段落”，而“人生仪礼与时间通过仪式都由分离、阈限与聚合三部分构成，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过关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同性质的转化”。因此，“过渡”是春节这一“时段”的核心特征，且需在系列性神圣祭礼中实现对每个具体时间节点的跨越。在张士闪看来，“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由此可知，于春节这一时段中举行的各种活动都有其神圣性目的，而“娱乐”只是伴随其间的一类外在表征。正如上文所言，尽管当代社会的春节仪式已渐渐失去趋吉避凶、祈福纳祥的神圣功能，但人们之所以还在延续这些有着内在联系的集体行为，关键在于人们在特殊时段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基于不言而喻的“过渡”法则的无理由遵循。就此而论，不论何地在春节期间举行的系列“过渡礼仪”，俨然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仪式群落。对此，有学者称之为“节日群”，即“我们节日研究中遇到的由复数节日组合而成，或由多个相互联系的节日事项结构而成的节日复合体”。很显然，春节就是这样一个贯穿各种仪式的节日集群。
何谓“节日群”，它与本文所谓“过渡礼仪群”有什么关系？最早使用“节日群”概念的是巫瑞书，其在《“腊日”的衍化及楚地腊月节日群风俗》中指出：“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往往为祀典、农事、饮宴、游艺与休闲结合着的社会综合体。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有一个古老节日群，即‘十月朔’、冬至节、‘腊八’，以及‘小年’（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除夕（‘年三十’）。它与民间的另一个新春节日群（含‘大年’，人日，立春，元宵等），正好相互辉映，习俗久远。”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的“春节”是由前后两个相互衔接的“节日群”构成的，它表明在“辞旧”与“迎新”的“过渡”中，春节得以形成的时间结构得到清晰表达。尽管巫瑞书并未在行文中明确“节日群”的概念，但这一术语对生活在节日中的人们而言并不会产生多大歧义，而“使用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在于能够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中国人节日时间生活中相互之间富有联系的部分展开研究，进而摆脱节日研究中一大弊端，即因为只从单一节日固定时间的孤立视角出发展开研究，而牺牲掉很多拥有时间跨度的丰富的节日习俗内容”。诚然，节日是以农历为标准确立的综合性集体活动，但无法脱离空间的节日纵然有饮宴、游艺和休闲等娱乐性表现，其存在的根本目的仍是以祭祀为核心的信俗表达，如祭祖、祭灶、拜神、游神、贴春联、挂门神、给压岁钱等仪式活动，其意义远超娱乐性活动，甚至连庙会都是以神圣性为前提的。
虽然“节日群”已经较为准确地呈现了节日活动的动态结构特征，但“节日群”的概念所指却没有从节日的本质属性上给予更清晰的“过渡”认定。也就是说，节日作为一个由一系列过渡礼仪构成的复合性集体行动，每个时间节点的仪式活动才是确定这一“时间”之所以是节日构成的关键要素。因此，相较于“节日群”这一略显模糊的概括性术语，对以系列性过渡礼仪为连接单位的节日而言，“过渡礼仪群”无疑更能揭示节日的结构性特征。概言之，“过渡礼仪群”是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把节日视为过渡礼仪的综合体，因而研究节日中过渡礼仪的结构模式就是研究节日本身。换言之，虽然节日所在特定时段并非时刻都处于相对紧张的神圣与世俗的对立之中，但每一过渡礼仪的展演都是该节日得以生发神圣指归，并由此转向世俗的媒介。因此，勘察过渡礼仪的行为表现，就是在这一时段（季度）明确节日属性的重要参照。不过，尽管仪式在节日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口的流动，节日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不仅打破了节日的空间封闭性和民族自足性，还进一步削弱了节日的神圣性并逐步强化着它的娱乐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类文化表现形式，同一节日在不同地区或国家共时演绎，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共享性。中国春节就是这样一个节日，特别是在“除夕”和“正月初一”两个时间点，国外的华人社区不仅会举行隆重的集体活动，更会吸引周边社区的外国人参与其间，共享这份团圆之乐。
二、时间共享与文明互鉴：走向国际社会的多元过渡实践
中国春节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凸显了其作为共享文化的包容性特征。虽然中国春节在这一“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发生适应性自我转型，但这种以娱乐和消费为主要面向的形式变迁，并未彻底改变它作为一项由系列过渡礼仪为构成单位的集体祈福行动。不可否认，国际社会对中国春节的认识与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仍有很多差异，而将之“狂欢节”化则是双方赋予其更多社会功能的直观表现。更重要的是，纵然国际社会的中国春节并未像中国本土社会那样从“腊八”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但相对集中的“除夕”和“正月初一”，尤其是后者，则成为世界人民共享中国传统历法的时间反映。从本质上讲，春节的时间共享性体现了世界人民在这个时间（段）融入中华文化之中，并成为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在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中的外在表现十分多样，而这种多样性表达却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信俗目的中走向了统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和文化基因。文化是流动的人类创造，中国春节在国际社会之所以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所接纳，继而被定为联合国法定假日，并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价值观，是对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认同。
共享于时间之上的传统节日，彰显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互鉴。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重大场合继续阐述“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主张，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文明互鉴是一个动态交流过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石，需要以诸如节日为代表的共享文化为基础。有学者认为，“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互补的基础，是创新发展的前提。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越频繁、越深入，彼此之间也就越认同、越尊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越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就越牢”，而“文明交流互鉴以平等互尊、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合作共赢为主要内涵，作为世界文明交往范式的‘中国方案’，不仅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和超越，还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伟大构想”。因此，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在文化的流动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
中国春节的国际传播虽以近百年的形态变迁最为显著，但包含在春节中的一系列文化元素则因之成为他者了解中国、认识中华民族的有效通道。近些年来，除了舞龙舞狮、贴春联、吃饺子等年俗，外国友人逐渐意识到烟花爆竹对这一节日的重要性，纷纷加大对我国烟花爆竹的进口，从而形成与中国本土相似的节日庆祝模式。此外，在异国他乡，中国春节也融入了诸多地方元素，如花车巡游、音乐舞会、沉浸式艺术体验以及灯光秀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逐渐增大，这些新兴节日元素也在华人华侨的多国（地区）的往来中，渐趋成为当代中国人在神圣之外体验春节之“美”的重要方式。正如巴莫曲布嫫所言，在中国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就如何在200个英文单词内完整概述这一节日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围绕迎新、祈福、团圆的主题讲好春节故事，以传递“和合”这种中华价值观。据此，笔者认为接受并认同中国“和合”观的国际社会，同中国人民一样，充分感受到春节作为礼仪群的过渡功能，而这种多元发展的过渡礼仪则凸显了以春节为代表的中国节日的可塑性和包容性。
中国春节在彰显人类文化的共通认识上，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一致认同，在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决议（DRAFT DECISION 19.COM 7.b.29）中指出，这一被称为“过年”的过程即春节，“涉及各种社会习俗，以迎新、祈福、家庭团圆以及促进社区和谐”为目标，“春节促进了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与和平，同时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持续感（continuity）”，继而强调“该项目（element）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理念”。在中国春节由华人社会走向国际社会的多元实践中，一系列既有中国元素又包含在地化因子的过渡礼仪，构成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在多向度的文化流动中，中国春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有益参考。就此而论，春节已然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即中国农历正月的第一天（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of the Chinese calendar），而是一位借由活态传承的“过渡礼仪群”在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中搭建互相尊重之和平桥梁的使者，不仅象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共享时间上的对外传播力和国家影响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聚力和文化存续力。因此，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符号，春节日新月异的时代性也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标识。
虽然春节在中国的时间跨度是明确的，其“过渡礼仪群”的时间表征也是不言自明的，但现代化与国际化催生了新的节日过渡方式，从而在原有的过渡礼仪中加入新元素，如电话拜年、线上购物、抢红包、网络祭祀等，或放弃一些环节，如做年夜饭、燃放烟花爆竹、集体守岁等。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发展的，传承并不代表一成不变，变异并不代表没有一丝延续，相反形式与内容、外延与内涵的动态取舍，方是展现人类之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观能动性。毕竟一切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人类为了从基本的生存所需走向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主行动，体现为思想变革与技术改革的双重作用，因而当某些文化模式不再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时，自然会被人类自己所改变，甚至淘汰。以中国春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在当代社会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现实功能，不仅在于春节所体现的华夏时序观，即对四季轮转之于农耕生产的自然法则的遵循，更彰显于人类社会对辈序和伦理的根本性认同，而后者对“家庭”和“礼数”的直接实践则成为引领国际社会并将中国春节本土化——从华人聚居区（唐人街）逐步转向自我社区的精神纽带。简而言之，“人之为人，成于‘能群’，基于‘秩序’，在于‘意义’”。因此，中国春节的活态传承才有了更为多元的“过渡”实践，其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可存续力才能得到更为有力的多方维系。
三、生态保育和春节的自然知识体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传统新年的现代称谓，春节的形成本就沿革于对四季变化的精准观察，并在传统历法的多次变革中得以最终确定。中国幅员辽阔，虽然包含二十四节气的农历在细微之处并不能完全指导所有地区的农业生产，如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依然沿用着本民族传统历法，但作为一套较之西历更为精准的阴阳合历，得到前述诸民族基于本民族历法传统所进行的有效调试，即两套历法的和谐共存共用。农历之下的时间体系无疑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然法则。正如《鬼谷子》卷下《持枢》所言：“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据此，笔者认为唯有遵循自然法则，方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在陈建宪看来，“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轨范着民族的生活节律，隐含着集体的世界观与生活哲学。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时空坐标，除夕是中国文化在自然时间上标记的元点，家庭是中国人空间认知的元点。时间元点回归空间元点，是人类复归生命起点的一种本能”。此言表明，春节赋予了人们“新生”的“契机”，而这恰是“希望来年会更好”等话语得以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之一，“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以自然时序为基础，完整反映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定义，特别是前者第二段所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正如上文所言，春节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礼仪群”，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有不同表现，并随着国际化，其过渡礼仪的地方性、时代性和世俗性愈发突出，故其对保护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因此，“尊重文化差异、包容多样性文化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显得尤其重要”，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在全球层面强化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地位。因此，促进文化间开展对话，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推进人类多种文明的融合互鉴，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各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作为遵循自然规律且凸显文化多样性的节日，春节也是中国人基于农耕生产创造的知识体系，而这些经验认知既表现在各种敬天法地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过渡礼仪中，又凸显于以春联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如“瑞雪兆丰年，风雨送春归”“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等。更重要的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和气候差异显著，各地居民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于历时性生产生活中形成一系列包括禁忌在内的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如东北地区能有效利用冰雪资源开展娱乐活动、岭南地区的年宵花市等，这些都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景观；西南地区的腊肉熏制则成为地方社会肉食储存的主要方式。此外，在处于隆冬之季的春节期间，将瓜果蔬菜进行窖藏，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智慧，而且凸显了中国人民对食物的珍视。兼之前文述及的家庭观念和社会和谐，同样是春节助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素。中国春节所呈现的生态观及其实践，不仅源出对自然规律的观察和遵守，也凸显在由此创造的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在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文书（RL 2024-no.02126）中，中国政府也数次强调了这一节日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在回答“春节对相关社区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时，其文写道：“该项目体现了中国人根据自然规律和物候变化安排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智慧，从而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些实践继续激发（stimulate）传统文化传承（transmission）的创造力，从而为美好生活提供持续动力。”在表明“春节符合社区、群体和个人相互尊重的原则”时提到，春节既“体现所有人期望在新的一年里过上更好的生活”，又彰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精神”。在具体回应春节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时，申报书在50个英文单词的限度内十分精准地指出：“该项目在促进家庭价值观、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而在“补充说明”表中，申报书特别强调了“环境”可持续问题：“在项目实践中，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得到不断加强，提高了社区对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的认识。”此外，针对采取哪些措施以促进春节继续发挥其“可持续发展”功能，中国政府提出将在行政、财政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将之纳入经济、社会和环境计划”，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春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这种表述不仅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落实，也直接对应了《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内容。
针对中国所申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确定将之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决议（DRAFT DECISION 19.COM 7.b.29）中，针对列入标准“R.1 该遗产项目属于《公约》第二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R.2 将该项目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既肯定了中国春节“促进了家庭价值观、社会凝聚力与和平，同时为实践者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持续感。此外，该项目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理念”，又指出“该项目有助于粮食安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它与粮食的生产、加工和储存相关，以及作为正规教育的优质资源。由该项目带来的消费需求为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及其获取体面工作提供了重要契机，继而促进经济发展。该项目不仅促进了和谐、交融（integration）、信任、包容、社会凝聚力以及和平，还通过提高认识助力环境的可持续性”，并在决议最后赞扬中国通过精心准备的各类材料“展示（convey）了该项目对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作出的贡献，并彰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作为一类评价标准，“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春节在国际法领域被确认，并被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之一。
可持续发展理念不仅针对物质资源，而且在文化领域也发挥着某种规约功能，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前者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取决于发展的人类社会形成了怎样的文化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即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态度。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新实践”，而后者旨在“通过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践”。就此，笔者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维系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统一性，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互成就的因果关系。作为全民参与的“过渡礼仪群”，具有文化多样性特征的中国春节的遗产化过程，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如何在共享的自然时序中使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这种活态传承模式充分说明“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程序和为人取向的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是自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文化”。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面向是多元的，而对文化与自然的协同观照，则是推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四、相互尊重原则：从“中国的节日”到“世界的节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春节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自2006年“春节”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而在传统历法层面与“羌年”“端午节”和“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等形成一个具有国际属性的中国时间实践共享系统。虽然在此之前，就有超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狭义“春节”所在的农历正月初一设为法定假日，甚至进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组织的假日体系，但其在国际社会的可见度依然是在以华人社区与中国本土的跨时区共振中对外输出的。不过，中国春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其“庆祝传统新年”的“过渡礼仪群”的可塑性，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近年，随着“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中国人民在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借助各种媒介平台，持续深化中华文化的国际认同，而由“中国的节日”转型为“世界的节日”，并为国际法所认定的中国春节，就是这一过程的典型表现。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中国春节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不仅在于中国人的大力推广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的适应性发展，更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春节所彰显的价值观的赞赏。作为社会良性运行的传统认识，“家”“国”“天下”的一体同构坚定了中国人在春节期间将“张灯结彩除旧岁，阖家团圆迎新春”“家和春永驻，人睦福长留”“家和万事兴，国盛千秋旺”“国泰家和春意满，民安乐业福星高”等作为相互祝福的吉祥语，而“和合二仙”年画则成为这种祈福观念最直接的视觉呈现模式。此外，中国人十分注重“成双”“对称”“重叠”类文化，在节日的历法确定中即有直观反映，如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六月六天贶节、七月七乞巧节以及九月九重阳节。还有因电商发展而建构的新节，如“双十一”“双十二”同样在此文化系统中，而一月一的狭义春节及其实用物，如春联、门神、窗花等亦是这种文化的表现。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反映了中国人识别时空特征的审美观，即协调统一，是人们追求“天下大同”的重要标准。上文指出，以家庭为基础的“和合观”是中国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中国人对“和”的理解，并不止于家庭和睦，还在于国家和谐，天下和平，而这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宗旨相通。
在一定意义上，“和合”就是相互尊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一章第一条有两款明确“尊重”之义，即“（二）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而“（四）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则从合作互助角度落实了“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进一步对“尊重”的实现方式进行明确，即“互动”，“一则，合作、对话、协商及咨询是基本的互动方式但当保持‘透明’，方能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二则，这样的互动须以‘自愿事先知情同意’为前提，且须保持持续性知情和同意为条件”。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书中并未对“尊重”这一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概念进行定义，但它并非无源之水，相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国际文书则为其提供了价值依凭，而“都灵圆桌会议”形成的五个重要理念之一，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努力必须建立在……对所有尊重其他文化之文化的尊重上”，则为“相互尊重”最终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审原则奠定了基础。此后，这一原则又被写入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相互尊重原则已然成为人类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构建和平社会、推动平等互惠的重要标准。朝戈金指出：“过年习俗在文化内涵上包罗万象，在实践形式上纷繁多样，在精神期冀上始终不渝，其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因而把“和合观”作为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思想，既完美诠释了中国春节自古就蕴含着中国人的“温良”精神，又彰显了中国人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多样性愿景，更以“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体现了中国人尊重他者的意识。有学者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一部中华文化史，‘和合’一以贯之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它显现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和谐状态，是万物繁衍生息的内在依据”。所谓“衣冠华夏，礼仪之邦”，作为人类文化的心理映照，“相互尊重”早已镌刻于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言行举止中，而这种以“和合”为基础的“感召力”切实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印象的转变。正如刘魁立所言，过年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如今，中国年味儿世界共享，将成为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最直接的文化窗口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人创造性和自信心的一种表达，也凸显出人类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形式。因此，中国春节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互尊重的优秀范本。
春节发源于中国，是中国先民观察天象物候和四时更迭，并在逐步掌握大自然周期性运转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其他节日无法比拟且不断丰富的“过渡礼仪群”，它是中国人节律生活的直接写照，呈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模式。上文指出，春节不是封闭排他的时空自足体，而是开放包容的综合性社会实践，因而不论其在中国本土的代际传承，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及接受，都在共享的时间中相对完美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而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奠定了“相互尊重”的中国智慧——和合观。毫无疑问，中国春节的国际化是一个持续过程，哪怕在当下已为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确定为法定假日，并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依然需要广大中国民众的持续保护与传承。春节是“中国的节日”，更是“世界的节日”，它在“粮食安全”“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包容性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以及“和平与社会凝聚力”等“优先行动领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互相尊重”的中国典范。总之，中国春节是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相互尊重”和“彼此欣赏”的文化桥梁。
结 语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它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典范实践。中国人民对春节的重视反映了自古及今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其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则为世界和平创造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纵然在不同朝代，外在表现形式有不同，但以迎新、祈福、团圆为核心主题的中国春节，则在不断丰富的“过渡礼仪群”中，向世界传递了“和合”的中国价值观。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现代化、城镇化以及中外交流频次的逐步增加，春节的国际社会认可度也在迅速提升。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尽管春节所在的中国时间是共享且不变的，但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动态发展的，即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会以特定人群的生活甚至生存之需为依据，一旦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就会被人为改变甚至抛弃。就此而论，中国春节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存续力，归根结底就在于这一时段的文化创造是开放、包容且可塑的。在笔者看来，不论国内传承还是国外传播，对春节传统的保护，其中坚力量仍是中国人。对于推动春节从神圣性走向大众娱乐性这种情形，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其存在并持续发展的正当性，即现代社会的思想变迁和技术变革造成春节外在形态的变化，而由娱乐表象逐渐深化人们对这一彰显“互相尊重”之文化表现形式的理解则是主要途径，只不过后者仍需中国人的自我学习和大力推广。
自2025年开始，中国将正式迈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版”春节，而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同频共振，则是我们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以展现中国春节文化魅力及中国人和合观的重要途径。总之，春节习俗的内涵与当今人类社会的重大议题紧密相连，它不仅承载着“和合”的中华文明理念，也传承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因此，保护并传承中国春节文化，就是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优质的文化基因。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