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唐代刑事诉讼中，女性时常履行代诉、申诉、举证等诉讼职责，并可能因宗族亲缘关系而承担刑事连带责任。女性为昭雪宗亲冤屈，时常伏阙直诉，且多与缠诉或自刑等非常行为伴生始终。女性群体基于礼教高于法律之基本认识，以孝义亲伦名义裹胁、绑架律典的现象得以长期存在。唐代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孥罪人出家女眷的现象，罪犯妻女即使隐遁修持，亦难逃没官厄运。与收孥之法相比，配流、安置是唐代处置罪人女眷的补充方式。将“安置”罪人女眷作为“没官”减等的现象，在平定藩镇活动中多次出现。
关键词：唐代；女性；诉讼；申冤
作者：陈玺（史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法学家》2015年第3期。
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或家族为基本单元，家族成员虽以男性家长为核心，并由此形成宗族谱系，而女性却是建构、繁衍和维系家族关系之血亲纽带。《释名·释亲属》曰：“亲，衬也，言相隐衬也；属，续也，恩相连续也。”宗族内部关系以婚姻为基础，再经血缘、拟制（收养、立嗣等）等法律事实形成错综复杂的亲伦关系网络。广义上，“宗亲”指本宗范围内的一切血亲及其女性配偶。在宗族内部，女性宗亲主要由本宗未出嫁的女性和嫁入本宗的女性组成，前者谓“在室女”，后者称“归来之妇”。此外，又有出嫁后因夫死或离异回归本宗者，曰“归宗女”。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长期存在所谓“夫妻一体”观念，男女婚姻是延续宗族的现实基础，“夫妻一体”则成为“宗族一体”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子之行，于亲也孝，妇也节，母也义而慈，止矣。”女、妇、母是女性在其生命中要扮演的三种基本角色，在家族或宗族内部，女性时常以母、妻、妾、女等身份参与诉讼，其法律地位与社会影响不可小觑。基于伦理观念、社会角色、法律地位等诸多因素，唐代女性之影响及于各个诉讼环节。目前学界关于唐代女性法律地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阶层、身份关系、经济地位、财产制度、婚姻关系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唐代女性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罕见有专门性的研究。事实上，在唐代刑事诉讼中，女性时常履行代诉、申诉、举证等诉讼职责，并可能因宗族亲缘关系而承担刑事连带责任。本文依循刑事诉讼的程序架构，通过唐人墓志与传世文献之相互印证，以举告申诉与刑罚执行为切入点，重点分析唐代女性的诉讼地位与诉讼职能。
一、女性代诉
亲属代为诉讼的现象，在唐代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主要情形包括子诉父冤、配偶代诉、兄弟子侄代诉三类，而此三类代诉人正是最为重要的宗族亲属。就主体地位而言，诉事女眷并非刑案当事人，其告诉行为属于代为告诉、上诉或代为直诉。大中末，凤州刺史卢方又以轻罪决部民，数日而毙，其妻列诉于兴元府尹柳仲郢，“又旁引他吏，械击满狱”。此为女眷代为告诉之例。司法实践中，女性为昭雪宗亲冤屈，多以直诉形式直达天听。显庆中，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之妾以毒酒鸩杀杨思训，慕容宝节流配，杨思训之妻诣阙直诉。关于杨思训之妻的诉讼地位，两《唐书》记载略有出人。据《旧唐书·杨思训传》：
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置于别宅，尝邀思训就之宴乐。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妾等怒，密以毒药置酒中，思训饮尽便死。宝节坐是配流岭表。思训妻又诣阙称冤，制遣使就斩之。仍改《贼盗律》，以毒药杀人之科更从重法。
显然，杨思训之妻因不服原审判决而直诉阙廷，处于上诉人地位。而据《新唐书》记载，杨思训之妻是以告诉人身份参加诉讼：“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夜邀思训与谋乱，思训不敢对。宝节惧，毒酒以进，思训死。妻诉之，流宝节岭表，至龙门追斩之。乃诏以真毒人者重其法。”
对于上述关于杨思训之妻诉讼地位的不同记载，或可作如下判断：杨思训中毒身亡后，其妻告官获理，慕容宝节初断配流。杨思训之妻再诉天听，法司改判斩刑，并修改《唐律》相关条文。
司法实践中，女性代诉时常与缠诉或自刑等非常行为伴生始终。唐代尚无严格的终审概念，律令对于诉讼人的告诉次数亦无明确限制，即使伏阙直诉，若诉事者未达目的，仍可持诉不已。贞元元年（785年）三月，京兆尹李齐运以公事诟万年县丞源邃，左右抑摔至死，“其妻郑氏告冤阙下，御史大夫崔纵请穷究死状，帝不听。邃妻诉冤不已，纵奏如初。御史中丞张或继论，御史连章弹齐运。”基于君主关怀民瘼与监督地方司法的双重目的，唐代长期奉行“一事再诉”原则，源邃之妻乃可数次伏阙诉事，引发御史连署纠劾，追究李齐运刑责的弹劾程序亦由此启动。
与此同时，唐代一贯禁止采取割耳、剺面、切腹等自刑方式伏阙诉事。据贞观十三年（639年）八月四日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比来诉竞之人，即自刑害耳目，自今以后，犯者先决四十，然后依法。”《唐律疏议·斗讼律》“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条规定：“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答五十。即亲属相为诉者，与自诉同。”
由于法律并未规定自刑告诉不予受理，在告诉属实的情况下，减轻自刑者量刑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尽管律令诏敕严厉制裁自残行为，却始终无法禁绝。颜真卿在《唐故杭州钱塘县丞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并序》中曾记颜氏割耳诉冤事：“叔父吏部郎中敬仲，府君□□□□□君□□□宜芳令裴安期妻司□□□□割耳□□，因获减死，及诞男□，生而左耳缺焉。”此墓志阙文甚多，语义未详。对照《新唐书·殷成己传》，其中端倪即可详明：“族子成已，晋州长史。初，母颜叔父吏部郎中敬仲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诉冤，敬仲得减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大和中，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衡方厚为招讨使董昌龄诬枉杀害，其妻程氏“徒行诣阙，截耳于右银台门，告夫被杀之冤。”后经御史台鞠问得实，董昌龄遂受谴逐。上述郑氏、颜氏与程氏伏阙告诉的事例，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刑或越诉瑕疵，却未见有司追究代诉妇女罪责。可见，在所诉冤情属实的前提下，诉事妇人在道德舆论层面占据绝对优势。唐代统治者为彰显纲常名教，标榜列女仪范，往往法外施恩，豁免代诉者的法律责任。此风日炽，引为后比，女性自刑直诉现象遂屡见不鲜。
“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孝子烈女苦诉申冤，被认为是道德教化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基于儒家亲伦观念形成的社会舆论、诉讼习惯和法律意识以及国家对于孝义行为的制度保障，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亲属代诉行为的发生。司法实践中，经过妻妾诣阙直诉的案件，多数可以获得重审，其审判结果往往倾向申诉一方。因此，本为防止冤滞的上诉和直诉制度存在被无赖之徒滥用的风险，个别凶悍刁蛮之辈甚至肆意缠诉，挟持舆论，要挟官府。据《唐故兴元府城固县丞京兆韦府君墓志铭》载：文宗朝，录事韦识知金州事，纠劾判司刘方老不法事，“不叶阴遣妾妇，以数十事诬告于长安。天子遣使鞠验，无状。方老复遣妾妇决耳卧街诉。于时相使三刻，理未辨，会逆乱事。刊政大紊，冤窜福州。”不容否认，妇人自害耳目、无理妄诉的行为，必然对正常诉讼秩序造成严重侵扰，从而使司法审判彻底背离体恤孤弱之初衷。
二、女性申诉
中国固有法中所谓“申诉”，是指“狱在有司而决断不当者，许其于期内上诉之谓也。”然对于“决断不当”的认定，则由当事人依据自身利益加以判断，并不以裁判失当为必然前提。与亲属代诉有别，女性向官府申诉，不以存在冤滞枉法为必要条件。即使法司鞫问得情，罚当其罪，人犯女眷仍可借助自身的弱势地位，以亲伦孝义、年老孤寒、贫病无依等事由请求法外开恩。国家为彰显宽仁慎刑、孝亲悲悯等司法理念，往往从其所请。高宗时，濮州鄄城孝女贾氏，为报父仇，不肯婚嫁，鞠养幼弟。后弟强仁杀仇家，取其心告父墓。“强仁诣县言状，有司论死。孝女诣阙，请代弟死，高宗闵叹，诏并免之，内徙洛阳。”复仇杀人，断死有据。但贾氏阙廷请代，终获应允。
若言贾孝女请代事尚凭籍复仇观念作为理论支撑，那么下述三例中妇人减免诉请则与律典规定龃龉不合。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盐铁福建院官权长孺坐赃一万三百余贯，诏付京兆府杖杀。长孺母刘氏以其耄年，丐子以养。宪宗欲屈法赦之，咨于宰臣，崔群对曰：“陛下仁侧即赦之，当速令中使宣谕。如待正敕，即无及也。”上乃使品官驰往止之，翌日，诏长孺杖八十，长流康州。关于崔群促成宪宗赦免权长孺事，两《唐书》本传皆赞以“启奏平恕”，但《册府元龟》却表达了不同意见：“议者以长孺坐赃巨万，宜处死以惩恶，今以其母而贷其生，是为人子者皆可以为大恶，因母老而不死矣。帝侧然舍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值得注意的是，权长孺免死配流，乃至后来恩赦放还，均与宗亲宰臣权德舆直接相关。赵磷在《因话录》中曾记此事原委：
宪宗知权文公甚真。后权长孺知盐铁福建院，赃污盈积，有司以具狱奏。上曰：“必致极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舆族子。”上曰：“德舆必不合有子弟犯赃，若德舆在，自犯赃，朕且不赦，况其宗从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长流康州。
权长孺减死长流似与权德舆无关，然其于长庆末自流所放还，则直接缘于权德舆余惠。《太平广记》称：“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法司以孝亲恩宥为名，更兼请减之条，权长孺贪赃案的处置结果，可谓因人废法之明证。
开成四年（839年）六月，越王贞裔孙女女道士玄真护先代数丧归葬。玄真以祖父三代皆亡殁岭外，上表请四丧归葬祖茔：
去开成三年十二月内，得岭南节度使卢钧出俸钱接措，哀妾三代旅榇暴露，各在一方。特与发遣，归就大茔合祔。今护四丧，已到长乐旅店权下，未委故越王坟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许归大茔。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贫，更无依倚。
据《册府元龟》记载，玄真“曾祖名珍，是越王贞第六男。先天年，得罪配流岭南。祖、父皆亡殁岭外。虽累蒙洗雪，未还京师。”玄宗先天年号行用二载，《旧唐书·玄宗纪上》记曰，先天二年（713年）“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此后一百二十余年间，李珍等三代皆终老岭表，至文宗开成四年，由玄孙女女道士玄真护丧归葬。
垂拱四年（688年），玄真高祖越王贞与子冲等举兵匡复李唐，武则天命内史岑长倩、凤阁侍郎张光辅、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率兵讨之。九月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神龙初，孝和反正，侍中敬晖等以越王贞父子翼戴皇家，义存社稷，请复其官爵，为武三思等沮罢。开元四年（716年），玄宗诏追复爵土，令备礼改葬。翌年，“封贞侄孙琳为嗣越王，以奉其祀，仍为立碑。”可见，早在开元初年，越王贞父子冤案早已定谳昭雪，改葬祭祀等亦依礼行事。女道士玄真曾祖珍被流放的原因史籍未详，但与越王贞平反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据《唐大诏令集·听越王归葬诏》：
越王事迹，国史著明。枉陷非辜，寻巳洗雪。其子珍，他事配流。数代漂零，不还京国。玄真弱女，孝节卓然。启护四丧，绵历万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犹或嗟称，朝廷固须恤助。屡委宗正等京兆府与访越王坟墓报知，如不是陪陵，任附莹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备礼。葬毕，玄真如愿住京城，便配咸宜观安置。
此敕明确区分了越王贞蒙冤受戮与李珍得罪配流的差异，玄真护李珍等丧归京，得以备礼附葬，皆因玄真孝义卓行，蒙朝廷嘉悯所致。可以认为，李珍等归葬，并不具备昭雪性质，乃是国家为旌表玄真孝行所采取的赦宥行为。
咸通六年（865年），沧州盐院吏赵鏻盗官利论死，其女以孤寒饥迫为由，诉请减死，且以与父俱死相胁：
赵氏女，山阳之盐山人。其父贸盐，盗出其息，不纳有司赋。官捕得，法当死。簿已伏，就刑有日矣。赵氏女求见盐铁官，泣想於庭曰：“某七岁而母亡，蒙父私盗官利，衣食某身，为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当随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请随坐之。”法官清河崔据义之，因为减死论。赵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则父所育，今则官所赐，愿去发学释氏，以报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难信，因出利刃於怀，力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义之，竟全其父命。赵氏侍父刑疾愈，因诀归浮屠氏舍。
《南部新书》与《新唐书》记山阳女赵氏事迹，与此略同。《唐书直笔》云《新唐书》列房玄龄妻卢等，“《旧书·列女传》无此二十二人，《新书》皆增立，可与此证合。”《新唐书》增列山阳女赵氏事迹，当本于《皮子文薮》。赵鏻盗官利依法论死，本无可厚非。本案中，代刑者和被代者全部获免，得益于官方尤其君主特别的道德感慨，可称为一种“道德泛化型”代刑措施。
权长孺母刘氏、女道士玄真、山阳女赵氏谋求法外开恩，其诉请皆无任何法律依据。法司对于女性诉请的考虑，实质是人情与国法之博弈。有学者指出：“原始的古老传统（这一传统尤其被儒家所发扬）的以情断狱所表现出的对法律或规则的偏离倾向，在秦以后的历史中，变得逐渐突显出来。汉初已开始了扭转专依法律为准的司法倾向。”天理、国法、人情出现冲突之际，何者具有优先适用效力，律令并无明确规定。司法者之所以采取曲法申恩的作法，其目的在于彰显道德教化的示范功能。宽宥罪人或有枉法之嫌，但能获得社会舆论褒奖。同时，上述罪行皆直接侵害国家利益，不存在其他受害人，与一般刑事案件相较，在刑罚适用及赦宥方面更便于操作。由此，女性群体基于礼教高于法律之基本认识，以孝义亲伦名义裹胁、绑架律典的现象得以长期存在。
三、收孥女眷
“自汉迄唐，其犯重罪者，其妻子无不没为官奴婢也。”《汉书·刑法志》载：“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就法律责任而言，谋反大逆罪犯家属本身并无罪责，唯基于重惩反逆的重刑理念，始有收孥之制。魏晋南北朝之际，收孥之法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曹魏时改革女性从坐制度，“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梁天监初定律，“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斩。……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唐代沿袭前朝收孥之法，在《唐律疏议·贼盗》“谋反大逆”条中规定，谋反大逆者本人处斩，未成年男性亲属、女眷等为官奴婢，家资抄没：“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唐代籍没制度的实际运行与律令规定颇有出入，扩大缘坐范围或随意变更罪名的事例时有发生。乾封元年（666年）八月丁未，武后杀司卫少卿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仍改姓蝮氏。怀运之兄怀亮的妻子善氏本不在没限，竟“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此为扩张缘坐范围之例。宝历元年（825年），左神策军击球将张志和因侍宴被酒乖礼，“杖八十，流丰州，家属配掖庭”，此为籍没流犯家眷之例。咸通十三年（872年）五月乙亥，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懿宗怒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又据《唐律疏议·贼盗》“缘坐非同居”条：“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出养、入道及娉妻未成者，不追坐。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与此直接冲突的是，唐代司法实践中存在收孥罪人出家女眷的现象，罪犯妻女即使隐遁修持，亦难逃没官厄运。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宰臣元载事败，“载妻王氏并赐死，女资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贞元八年（792年），窦参贬驩州司马，“女尼真如，隶郴州；其财物婢妾，传送京师。”
唐代掖庭局与司农寺是容纳籍没家属的主要机构。唐宫城西有掖庭宫，宋敏求言“盖高祖所起，宫人教艺之所也。”唐都官郎中、员外郎掌管配没奴婢之造籍、验视与申报，据《都官式》载：“官奴婢，诸司每年正月造籍二通，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每岁十月，所司自黄口以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唐内侍省下置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其中掖庭局掌宫人名籍除附、役使劳作：“凡宫人名籍，司其除附；公桑养蚕，会其课业；供奉物皆取焉。妇人以罪配没，工缝巧者隶之，无技能者隶司农。诸司营作须女工者，取于户婢。”又据《唐六典》载：“凡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
掖庭历两汉、魏晋，延至唐代，是收禁籍没罪犯家属的机构，也是皇帝后妃选取的重要场所，并形成一个绵延千年的特殊后宫机构。唐初充纳掖庭女性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缘坐没入者以外，尚有伎乐侍婢、犯奸女性、别宅妇人等。籍没入宫女性多出身衣冠士族，与侍儿伎乐或别宅妇人之流存在本质差别，其资质才华亦非常人所能及。上官婉儿早年因祖父上官仪被诛，“婉儿时在襁褓，随母配入掖庭”，因擅长文词，明习吏事，“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唐代有数名皇子生母为掖庭宫人，如睿宗第二子惠庄太子伪,“母柳氏，掖庭宫人”，武后以母贱，欲不齿之。宪宗有二十子，其中“十七王皆后宫所生，史逸其母之号氏。”实践中，没官女性与妃殡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代宗生母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人掖庭。”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以忠王傍无媵侍，命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即在籍中。宣宗生母孝明皇后郑氏，本为李锜侍婢，“锜诛，没入掖廷，侍懿安后。宪宗幸之，生宣宗。”伴随其自身命运变迁，籍没女性凭借其特殊身份与才能，对唐代宫闱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累年采纳、异邦进奉、获捷献俘等因素，掖庭宫女数量急剧膨胀。自太宗朝始，朝廷多次下诏放免宫人，其中不乏籍没女眷。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神龙元年（705年）正月甲辰，中宗即位大赦，“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庚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长庆四年（824年）二月辛卯，“敕先在掖庭宫人及逆人家口并配内园者，并放出外，任其所适。”
唐代没官家口，须经赦令方可放免。司法实践中，发布别敕是放免罪人女眷的重要方式，此类举措具有特赦意涵。唐代放免籍没女性的情形有三：其一，直接放免罪人女眷。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汉王元昌以谋反“赐自尽于家，而宥其母（元昌母孙殡）、妻、子。”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庚申，以“夙经任过，不忍枭悬”，赐侍中刘泊自尽，而“免其妻孥。”贞元七年（791年）十月，郭子仪孙郭钢叛走吐蕃赐死，德宗以尚父“翼戴肆勤，安固邦国”之功，郭钢父母妻子“并原之，俾复其位，其诸不坐皆释放。”其二，新君即位，特赦罪人家眷。此举旨在“导迎休和，荡涤瑕累”，昭示维新气象。神龙三年（707年）七月五日，成王千里等参与节愍太子谋反，失败被杀，家属籍没，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登位，获得昭雪。据西安市灞桥区洪庆村出土的《唐成王妃慕容氏墓志》言，千里妻慕容氏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二月廿六日，寝疾于洛阳劝善里私第。并于次年十一月廿八日，与成王合葬于“京兆同人原，礼也。”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癸丑，顺宗诏“释掖庭没官妇人朱泚妻徐氏等。”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辛卯，“李师道妻魏氏并男没入掖庭。”次年七月，穆宗敕“许逆贼李师道妻魏氏为尼，住法云寺。”其三，臣下劝谏，放免罪人女眷。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甘露之变”，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文宗不避宗姓，纳入宫禁。右拾遗魏謩上疏切谏，“帝立出二女。”
又据《唐律疏议·名例》“彼此俱罪之赃”条：“罪人于后蒙恩得免，缘坐者虽已配没，亦从放免。”此类放免须以罪人平反昭雪为前提。武德中，高祖不察突厥反间之计，诛杀广州总管刘世让，籍没其家。“贞观初，突厥来降者言世让初无逆谋，始原其妻子。”神龙三年（707年）七月庚子，太子李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率众诛武三思事败，李重俊、李多祚为部下所杀，籍没其家。睿宗景云元年（710年）七月丙辰，诏复李多祚官爵，“仍宥其妻子。”
四、配流安置
与收孥之法相比，配流、安置是唐代处置罪人女眷的补充方式。据《唐律疏议·贼盗》“谋反大逆”条，谋反之认定及处断分为两类：其一，“结谋真实”且“能为害者”，缘坐范围涉及广泛，且处罚严厉；其二，“结谋真实而不能害者”，缘坐范围仅限父母、子女、妻妾，不及其他亲属，家资亦不在没限：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
据此，凡谋反查证属实者，罪犯家属即应没官。值得注意的是，自贞观年间便逐步形成宽宥罪人女眷的先例，以配流作为没官之替换措施，反逆罪人女眷遂成为配流女性的重要来源。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吏部尚书侯君集坐与太子李承乾连谋，斩于四达之衢，籍没其家。侯君集临刑时以破灭二国之功，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岭南。”载初元年（689年），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里等三十七人谋反，“曹断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引《贼盗律》：“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流三千里。”后宗君哲状称无反可寻，请依有功所议断流。
天宝至贞元时期，出现数宗诬告谋反案件，其中不乏事主妻女配流边裔之例。天宝五载（746年）十二月，李林甫诬告赞善大夫杜有邻、著作郎王曾、左骁卫兵曹柳绩等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并下狱死。“有邻、绩及曾等皆杖死，积尸大理，妻子流远方；中外震栗。”天宝六载（747年）十一月丁酉，李林甫又诬构杨慎矜反逆，“赐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余、洛阳令慎名自尽；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岭南。”天宝十一年（752年），王鉷以弟王焊逆谋，赐死于三卫厨，“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建中二年（781年），杨炎、庾凖“诬刘晏以忠州叛，杀之。妻子徙岭表，朝野为之侧目。”上述杜有邻、杨慎矜、王鉷、刘晏四例皆因诬构所致，因查无明证，牵强比附，率以“谋反而无害”论罪，事主断死，妻女配流。
此外，流犯配偶随行制度的存在，亦是女性配流的重要原因。诸犯流应配者，“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由此，流犯妻妾具有随同配流之法定义务，而男性尊、卑亲属却可选择是否随流。龙朔三年（663年）四月戊子，右相李义府因厌胜、赃贿等事“除名长流嶲州。”至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大赦，“义府妻子得还洛阳”，此为妻子随流之证。元和八年（813年）九月，刑部侍郎王播奏请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诸镇，“有妻儿者，亦任自随。”直至晚唐，流犯配偶随行制度仍被强调，但流犯亡故后，随流妻妾的附随义务亦告终结，可选择返回原籍或滞留流所。大中五年（851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今后有配长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减等者，并勒将妻同去，有儿女情愿者，亦听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并许东西。州县不任勾留，情愿住者亦听。”
与“配流”制度有别，妇人“安置”刑的适用则更凸显出中晚唐时代的特色。唐代“安置”可追溯至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事。显庆四年四月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旧唐书·则天本纪》载嗣圣元年（684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对此，《册府元龟》、《南部新书》皆云“房州安置”。有学者指出：“在将被安置人放逐时，可根据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他们的身份和待遇，向他们示以不会赶尽杀绝之意。”《读律佩觿》曾言安置与“三流”之别：“（安置）或栖以传舍，或给以口粮，使之稍有以自遂，始得谓之安……惟止于年为稽考，月为点检，禁令不得恣行他适而已。以是为置，即以是为安。庶乎与三流之流迥别，方与安置之义允符。”可见安置具有贬黜荒远、待罪贬所的特点，是一种将官员贵族幽禁于边远州郡，保留一定的政治及物质待遇，严格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处分措施。自开天之际，安置开始被作为一类独立罚则，时常与左降、配隶、量移等并列于诏敕之中。开元十八年（730年）正月丁巳制：“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天宝七载册尊号赦》载：“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稍与量移。”敬宗长庆四年（824年）三月壬子大赦，敕“诸色得罪人，先有敕云纵逢恩赦不在免限并别敕安置者，亦放还。”安置之刑罚的位阶介于徒、流刑之间，且时常作为流刑之减等措施适用。广德二年（764年）春正月壬寅，“敕称程元振变服潜行，将图不轨，长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寻复令于江陵安置，复念其保护之功也”。此为降流刑为安置之例。元和十二年（817年），郑州刺史崔祝坐赃三万余贯，宪宗“缘其身居忧服，未可授官，宜且于康州安置，待服满日处分。”后因所至迟留，锢身配流康州。此为升安置为流刑之例。
中晚唐时期出现以“安置”罪人女眷为“没官”减等的现象，并在平定藩镇活动中多次出现。若言女性配流多据律令裁决，则安置罪人女眷则多依情势酌定。贞元元年（785年）八月，朔方部将牛名俊斩李怀光首以降。李怀光曾外御吐蕃、助平朱泚，故对其家人法外开恩：“宜以怀光男一人为嗣，赐庄宅各一区。仍还怀光尸首，任其收葬。怀光妻、诸儿女，递送澧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诸亲并释放。”李怀光死后，朝廷遵从出嫁女不坐之旧制，仅将怀光妻王氏等递送澧州安置。贞元元年八月己卯《平李怀光诏》言“宜以怀光男一人为嗣”，恐朝廷尚不知怀光诸子皆亡。据《新唐书·李怀光传》：“初，怀光死，其子琟尽杀其弟乃死，故怀光无后。”怀光子琟、瑗等死，无人承祀，遂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后，此亦与放免出嫁女直接关联。《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五年（789年）三月戊辰”条：“初，上思李怀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孙皆已伏诛；戊辰，诏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安置叛臣李怀光妻女乃至立后承祀的一系列举措，与其说是德宗感念勋旧之善政，不如说是中晚唐时期廷姑息藩镇割据的无奈之举。是时朔方甫定，藩镇狂悖者尚众，安置女眷之举在明正典刑的同时，其怀柔安抚之政治意涵昭然若揭。
值得注意的是，安置藩将家眷先例的创制与适用，对中晚唐时期平定藩镇产生了深远影响。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淄青李师道，师道异母兄师古已于元和元年（806年）闰六月卒，师古妻裴氏、女宜娘起初与师道妻魏氏等一并没入掖庭。元和十四年五月，宪宗以逆人亲属量罪轻重为由，改裴氏、宜娘邓州安置：
十四年，诛李师道。上顾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云逆族，若量罪轻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于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元凶。其妻近属，傥获宽宥，实合弘煦之道。”于是师古妻裴氏、女宜娘，诏出于邓州安置。宗奭妻韦氏及男女先没掖廷，并释放，其奴婢、资货皆复赐之。
与没入掖庭相比，安置之优待体恤之意不言自明。大和三年（829年）五月甲申，平定沧州李同捷。文宗袭用处置李怀光、李师古女眷先例，诏于湖南安置同捷母、妻等人，据《破李同捷德音》：“其母孙氏、妻崔氏，并男及家口等，并宜特从宽宥。今于湖南管内诸州，有空闲处安置。”另据《唐会要》：“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达等，诏并宥之，令于湖南安置。”李同捷子或在律令规定从坐年龄之下，故一并安置。同捷败后，前沧州节度掌书记崔从长亦“配商州安置。”同年六月，又以李同捷弟同志“久因贬滴，不涉逆谋，又知异出，特宽缘坐，宜听随母，于所配居止。”
上述三例“安置”罪人女眷事例，均与朝廷革除藩镇割据的政治策略直接关联。“安置”主要作为没官或配流之减等加以适用，在彰显朝廷宽仁好生的同时，更能达到孤立逆党、延揽人心之目的。
本文原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转载时烦请注明“转自《法学家》公众号”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