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叙述法哲学之原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有一个直接的、现实的动因：多年以前，我在法学理论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学科方向被确定为“法哲学”。既然承担了这样一项教学任务，就应当在这个学科方向上做一些相对系统的研究，因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历经数载寒暑、几度春秋，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把我关于法哲学的所思所想凝聚起来，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体系化的组织，铸成一部专门的法哲学之书，法哲学作为法学理论的一个学科方向或专业方向，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个性化的载体。这部书主要就是因此而写成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间接的动因：我自1996年5月调离检察机关渎职犯罪侦查（彼时称法纪检察）岗位以后，一直从事法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从来不曾间断。三十年来，我在教学之余，虽然在法理学专业领域略有著述，譬如2020年的《法理四篇》、2024年的《中国法理学史》三卷本，此外还有若干专题性的著作，但并没有一部系统阐述法理学的著作，这让我略微感到遗憾。既然长期沉溺于法理学这个专业或学科，我还是有意愿把自己研习法理学的一些体会加以整理，融会贯通，形成一部相对系统的法理学之书。这部书基于前述直接的、现实的考量，题名为《法哲学原理》，虽然不叫《法理学》，但也总算聊胜于无。
一部讲法哲学原理之书该怎么写？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这可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关于法哲学的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也找不到可供模仿的唯一的样本。再说，如果写一部法哲学之书，其内容需要模仿某个样本，那这样的书就不必再写了，道理很简单：“高仿”的生活用品通常具有实用价值，但“高仿”的学术作品几乎没有价值，不必灾梨祸枣。在反复琢磨、几经踌躇之后，我总算找到了一条线索：法哲学作为关于法的哲学与思想，总是需要为法提供一个穷根究底的系统化的解释。
那么，首先试问：法是什么？回答是：法是由国家宣告的国法来呈现的。又问：宣告国法的国家又是什么？回答是：关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已经给予了详尽的解释，因此，关于早期的国家，本书暂且置而不论；如果只看近代以来直至今日的国家，则可以发现，新的国家，都是由政党发动的革命来催生的；换言之，国家的更新或再造，都是由政党发动的革命来实现的。再问：政党为什么可以发动革命？政党靠什么发动革命？回答是：政党凭借德性发动革命，政党以德性载体的名义发动革命。在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线索中，德性既是法的最初的起点，德性也是第一推动力，源于德性并由德性所推动的从德性到法的逻辑运动，既构成了法哲学的诸环节，同时也构成了本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叙述从德性到法的逻辑运动？这正是本书的任务，具体而细致的叙述详见本书正文，正文之前的目录已有简略而直观的呈现。为避免重复，这里不再展开。不过，需要向读者报告的是，在叙述法哲学诸环节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到传统中国的“通三统”之说。在当代中国，写一部法哲学之书，也应当打通“三统”，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华固有传统、外来文化传统。试想，如果请宋明理学家来写一部法哲学之书，他们可能会“通两统”：华夏固有的儒家文化传统、“西天”传来的佛教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们就可以写成一部“儒表佛里”（梁启超语） 或“儒佛合流”的法哲学。
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写一部法哲学之书，一方面，需要接通中华固有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当下“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接通的外来文化传统已经从“西天”的印度文化变成了“泰西”的欧美文化。更加重要的是，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三个方面，构成了需要打通的另一种意义的“三统”。简而言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长线上，在借鉴吸纳外来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叙述从德性到法的逻辑运动。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既想回应“三统”之间的关系，我还想回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试图尽可能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法哲学的诸环节。那么，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把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大小诸侯林立、彼此既竞争又合作的那个“天下”，那个华夏世界，那么，当代的中国相当于先秦时期的哪一个诸侯国？有一种观点认为，相当于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地不同于北方的中原，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欧美。有周一代，中原的当权者一旦失意，都喜欢“奔楚”，这就仿佛20世纪上半叶失意的中国政客都习惯于“出洋考察”。这就提醒我们，楚地不同于中原。
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是，公元前606年（鲁宣公三年），楚庄王“问鼎中原”，周王室代言人王孙满的回答是“在德不在鼎”；在楚庄王看来，鼎之“大小轻重”是可以打听的，但是，王孙满认为，“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就表明，双方分别秉持的法哲学是不同的。双方关注的鼎，实为国家政权的象征，“问鼎”也许蕴含着对国家政权的觊觎，但衍生出去，也可以包含对立国、立政、立法理据的究诘。如果重新回到这样的政治、文化格局中，用汉语写一部法哲学之书，应当如何对待楚庄王立场、王孙满立场，以及鲁国立场、齐国立场、秦国立场之间的异同、交错或叠加？
根据以上各种坐标、各类参照，我把从德性到法的诸环节整合成为一部法哲学之书，以之表达我对法哲学原理的想象与期待。如果要问，如此呈现的法哲学原理，价值几何？到底有什么用？法哲学之原理能否通过这样几个环节来揭示？面对这样的追问，不同的人难免有不同的回答。法哲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没有一个定型化的框架结构，也没有唯一的探讨路径。包含了“法哲学”三个字的各种著作，各有自己的视野、旨趣、逻辑与方法。事实上，法哲学允诺了一个可供驰骋的、极其广阔的思想空间。
然而，法哲学的挑战也在于此：法哲学的边界应当划在哪里？法哲学的学术领地到底有多宽？在法哲学的领地上，到底有哪些要素？各要素之间的轻重如何衡量？应当按照何种逻辑把这些要素编织成书？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法哲学本身的理解。有鉴于此，本书在六章正文之前，亦即在描述从德性到法的逻辑运动之前，我还刻意为本书增写了一篇简短的导论，以之阐明“法哲学的概念”。这篇导论的意义，既有意略述“法哲学之学”，其实也相当于为此书建构的法哲学的世界添置了一扇门。现在，你不妨推开这扇门，由此走进我为你编织的这样一个法哲学的世界，你可以随意观览，这扇门是否合你的意？门内是否有你心仪的风景？
喻 中
2026年4月16日于北京
目录
导论 法哲学的概念
一、法哲学与法学
二、法哲学与哲学
三、法哲学与科学
四、法哲学的内容
五、法哲学的方法
六、法哲学与法哲学史
七、法哲学与法哲学家
八、法哲学的使命
第一章 法的起点是德性
一、德性作为法的起点的思想史状况
（一）中国思想史上的德性与法的起点
（二）西方思想史上的德性与法的起点
二、把德性作为法的起点的理由
（一）从内圣外王看德性是法的起点
（二）从主体间性看德性是法的起点
（三）从法的感召力看德性是法的起点
三、在比较中理解德性作为法的起点的优越性
（一）理性与德性
（二）社会契约与德性
（三）历史与德性
第二章 德性的载体是政党
一、德性的载体：从圣哲到政党的转移
（一）德性在华夏的载体：从圣人到政党的转移
（二）德性在西方的载体：从哲人到政党的转移
二、政党类型学中的德性政党
（一）政党类型学的历史考察
（二）基于德性的政党类型学
（三）政党类型学中的无德政党
（四）德性政党：德性在当代世界的主要载体
三、德性政党的构成要素
（一）对抽象理论原则的坚守
（二）洞察历史先机的能力
（三）足够的行动能力
（四）能够展示天地之大德
第三章 政党发动革命
一、民主革命：政党发动革命的初级境界
（一）资产阶级政党发动的民主革命
（二）通过民主革命克服人的依赖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发动革命的高级境界
（一）无产阶级政党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克服物的依赖性
三、自我革命：政党发动革命的终极境界
（一）无产阶级政党发动的自我革命
（二）通过自我革命走向自由个性
第四章 革命更新国家
一、民主革命实现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更新
（一）从实物经济国家转向货币经济国家
（二）从身份型国家转向契约型国家
（三）从君主制国家转向民主制国家
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更新
（一）从私有制国家转向公有制国家
（二）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三）从竞争型政党国家转向先锋队政党国家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更新
（一）从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国家
（二）从法制国家转向法治国家
（三）从追随型国家转向自主型国家
第五章 国家宣告国法
一、国家宣告国法的历史演进
（一）古代国家对国法的宣告
（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法的宣告
（三）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法的宣告
二、国家宣告国法的发生学考察
（一）起点：少数领导者的意见
（二）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三）技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四）目标：有一条清楚的轨道
三、国家宣告国法的类型学分析
（一）常规法和特别法
（二）一般法和个别法
第六章 国法对法的呈现
一、国法对天人关系的呈现
（一）古代国法对天人关系的呈现
（二）近现代国法对天人关系的呈现
二、国法对人际关系的呈现
（一）公法：国法对群体与个体关系的呈现
（二）私法：国法对个体与个体关系的呈现
（三）社会法：国法对群体与群体关系的呈现
三、国法对身心关系的呈现
（一）身与心：两个世界的关联
（二）国法呈现身心关系的古典形态
（三）国法呈现身心关系的近现代形态
四、法作为国法呈现的对象
（一）法是关系
（二）法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
（三）法是以人为中心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参考文献
后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