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3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强大、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反共摩擦不断、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实现政权巩固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克服这些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开展有组织科研纳入党的治理体系，使其成为应对时局挑战、支撑革命事业的关键战略举措。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生存环境极为严峻。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并执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旨在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不仅频繁制造摩擦，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企图切断一切外部供给，根据地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困境。在这一背景下，科学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直接关系根据地军民生存、抗战能否持续的重大现实课题。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如何生产急需的药品、武器和日用品？如何应对疫病和自然灾害？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科学研究的坚实支撑。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全局出发，将科研工作视作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朱德强调：“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把科学摆在事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推动抗战胜利和国家重建的重要支撑。
抗战初期，虽有大量科学工作者积极投身抗战建国事业，但彼时科学界尚未实现系统整合。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宣言指出：“抗战两年以来，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界同志在后方或前线参加抗战建国的工作，努力自然科学事业，可是没有能做到进一步的广泛的把自然科学界组织与团结起来，发展自然科学运动，有组织有计划的来担负抗战建国期中自然科学界应有的任务。”科研工作仍处于零散状态，缺乏与国家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组织体系。
在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将原本分散、自发的科研力量有效整合起来，积极推动科研工作的组织化进程，使其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整体目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组织科研成为延安时期科研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既是对严峻环境的有效回应，也是党的组织优势在科研领域的具体体现。
系统整合科研力量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有组织科研工作有序展开，形成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逐渐摆脱了以往科研工作的零散无序状态。
一是统筹建立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与试验基地，构建多层次的科研组织体系。在机构设置上，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鲁迅艺术学院、马克思列宁学院（后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使其成为培养人才和开展研究的主要阵地。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调整科研教育机构隶属关系，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等直属中央文委，从体制上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学术团体上，根据地推动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战争研究会、新哲学会等学术团体。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又推动组建了地矿、机电、生物、数理、医药等专门学会和关中、绥德、米脂等地方分会。在试验基地上，一批农业、林业及工业类试验基地陆续建立，如延安光华农场分设农艺、园艺、森林、畜牧兽医四组，在绥德、定边等地设有分场和试验基地。山东解放区逐步建立起覆盖各专区的农业试验场体系，到1949年初全区共有12个试验场、85个示范场，形成了试验、示范、推广网络。边区政府还在百花山等地设立林业科学试验场，在杜甫川建设苗圃基地，进行植被恢复和树种引进实验。这些实体机构为开展有组织科研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载体和物理空间。
二是有计划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服务抗战建国的中心任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研工作绝非仅是基于个人兴趣的自由探索，而是要服从革命工作大局的组织安排。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必须是有计划的。徐特立认为，科学的发展不能依赖其自发性，必须有计划推进，“没有整个发展科学的计划，科学的前途是暗淡的，同时也就是先进政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在任务部署上，科研课题直接来源于革命与生产的迫切需求。为应对物资匮乏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号召并组织科技力量，有计划研究纺织、造纸、化工、采矿、军工和医药等技术。这些任务都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实用要求。在资源调配与人员安排上，实行高度统一的组织调度。1939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明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1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发布，强调经济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动员党员干部投身经济和技术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奖励生产技术办法》，为科技人才提供制度保障和荣誉激励。这种科研动员与管理模式，确保了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到最急需、最关键的研究方向上。
三是倡导集体协作的科研模式，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面对科研基础薄弱、人才稀缺、条件艰苦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发挥集体智慧和协作力量，通过组织化方式攻克重大课题。这一模式克服了个人研究的局限，成为延安时期科研工作取得成就的关键。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是有组织科研的代表。该项目在中宣部领导下，由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任总编，采取集体协作的方式，最终完成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为干部教育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权威教材。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在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集体攻关更为普遍。陕甘宁边区曾多次组织科技人员对土壤、农作物、森林、矿藏、水利资源等开展全面考察，形成《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陕甘宁边区矿产》等系列报告，为农业改良、工业布局和资源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将有组织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战斗力，在物质生产、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首先，有组织的科研成果为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面对农业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敌人封锁严峻的多重困境，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革命—生产—科研”三位一体的科研组织模式。在有组织科研的推动下，工农业生产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农业方面成功培育推广“狼尾谷”、“金皇后玉米”等优良品种，研制出牛瘟脏器苗和抗牛瘟血清，有效保障了粮食生产与畜牧安全；在军事工业方面，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炮弹、火药等军工产品研发，科学技术人员根据战时需求开展试验，研制出酒精、甘油、医用薄荷、外科器械等实用品，实现科学技术向军事效能的快速转化；民用工业在纺织、造纸、制皂、炼铁、玻璃制造等方面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系列技术突破。1938—1944年，边区共创办纺织、造纸、制药、火柴、炼铁、化工等实用型工厂近百个，建立中央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等49个医疗卫生单位。在极为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有组织科研推动根据地初步建立起工业体系，实现了军民日用物资的基本自给，为抗战建国提供有力保障。
其次，有组织的科研成果促进了文化建设，为根据地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中央研究院统筹各研究室推出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和陶行知等教育思想的研究，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形成“抗日战争丛书”及《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陕甘宁边区实录》等重要论著。这些成果紧扣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回应革命的现实需求，在战时环境下为干部培训、政策制定与群众动员提供了重要精神资源，极大增强了根据地社会的政治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
最后，有组织的科研成果促进了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提升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计划地开展马列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累计数百万字。《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报党刊也有计划地刊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面对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中国共产党组织力量进行理论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批判教条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有组织科研，为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资源、强大的文化动力和深厚的理论支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当下，我国处于建设科技强国与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应当继续发扬有组织科研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优良传统，汇聚优势力量协同攻关，切实破解“卡脖子”难题，为民族复兴与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