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独特优势。统一战线作为包容性秩序的实践形态，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凝聚人心夯实安全精神根基、汇聚力量提升治理效能，在社会多元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构筑制度化沟通渠道，运用“以团结求安全”的独特路径，将多元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资源，区别于依赖强制手段的一般性安全机制。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即通过政治吸纳凝聚安全合力，通过利益协调化解安全矛盾，通过认同建构塑造安全共识，通过风险预警防范安全隐患。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要着力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五个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独特价值，对于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成为中国治理逻辑的独特表达。

关 键 词：统一战线；国家安全；安全治理；风险防控；智能化；强大法宝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当前，我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压力不断上升，各类不确定性与难预判性因素显著增多［2］。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社会领域矛盾与外部风险联动传导，对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多元社会力量、系统防范和化解全域安全风险，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政治机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独特法宝。实践中，统一战线通过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多元主体，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安全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统一战线深度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现实，尚未得到充分的学理回应。回顾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关于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讨论长期分属不同领域，交叉研究较为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吸纳、民主协商、社会整合等治理功能，对国家安全维度的关注不足，既有成果也多侧重于描述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3］、文化安全［4］、民族宗教安全［5］、意识形态安全［6］、网络安全［7］、边疆民族地区安全［8］及涉港涉台和海外安全［9］等具体领域中的功能作用，缺乏对其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功能定位的总体性认识与学理建构。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研究虽已形成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宏观治理与微观机制等多维度的分析格局，但其核心议题仍偏重于外部威胁应对、军事安全、情报工作等传统方向，对统一战线这一中国特色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安全价值关注不足。部分研究虽将统一战线纳入安全分析视野，并对其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和制度路径等进行阐释［10-11］，但总体来看，相关成果仍较为零散，理论深度和体系化程度均有待进一步挖掘。鉴于此，本文将重点围绕两大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一是厘清统一战线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回答统一战线“凭什么”和“以何种方式”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探究新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回答“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理效能。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期望能够加深学界对统一战线时代价值的理解，并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全方位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供学理支撑。

二、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

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是根植于中国政治逻辑与安全治理结构之中的重大课题。探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从历史维度回溯统一战线“法宝”地位所蕴含的安全意蕴，也要从“人心”与“力量”两个方面解读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一）统一战线“法宝”地位的安全意蕴

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充分发挥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12］，其之所以能够贯穿不同历史阶段而始终保持生命力，关键就在于它能够在回应党和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中不断确证自身的战略价值。从历史维度审视，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面向，始终与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紧密相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一种生存性安全战略。“由于革命形势严峻，敌我力量悬殊”［13］，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争取同盟军以求得生存发展。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建设中注重争取中间势力、分化瓦解敌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关键纽带，实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广泛动员。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阶段，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集中体现为通过争取中间力量削弱对手、壮大自身，从而维系党的生存发展，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筑牢安全根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转向政权巩固与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人民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4］。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和平赎买方式完成，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在民族工作领域，通过派遣民族访问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国家政治体系，遏制了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分裂国家的图谋。在宗教工作方面，通过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了宗教领域的总体稳定。这一阶段，统一战线为新生政权建构政治认同、拓展社会基础、实现国家整合，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维护政治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的安全价值日益彰显。1979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该阶段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定位；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明确地称为“爱国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首次将爱国统一战线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标志着其制度化建设迈出关键步伐。一方面，统一战线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侨务等政策，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政治优势，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进入21世纪，统一战线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新兴群体纳入团结范围，有效防止其游离于体制之外，降低了社会分化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安全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跃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7，将其从“重要法宝”升华到“强大法宝”，凸显了统一战线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更为关键的功能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外部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方位遏制打压；内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领域风险隐患交织叠加。面对这一形势，统一战线的工作领域不断拓展，方式不断创新，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安全功能，已从传统的政治团结和社会整合，拓展为涵盖总体国家安全各领域的综合性安全保障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统一战线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安全挑战，其安全意蕴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实践中持续深化，功能边界不断拓展，不仅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更是贯穿中国政治发展全过程、具有持续安全价值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人心”与“力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5］“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6］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军事防御、技术防护等刚性手段维系，一国能否实现长治久安，本质上还取决于人心向背与社会力量的整合水平。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在“人心”与“力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

第一，“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7］，也是国家安全最深厚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18］。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在面对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国家安全的巩固，不仅有赖于强大的物质力量与完备的制度体系，更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对国家基本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深层认同。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广泛联系和团结各方面人士，在多元社会结构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群体凝聚于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通过政治引导与认同建构，统一战线将国家主流价值融入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结构之中，使多元社会力量形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同时，统一战线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在文化交融、情感联结与利益共享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从而在源头上防范了因价值分歧与认同疏离而引发的安全风险。当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并在心理层面确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时，国家安全便拥有了最为稳固的精神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战线通过凝聚人心所构筑的，正是国家安全最深层、最持久的精神防线。

第二，力量是安全的保障，统一战线是汇聚国家安全治理力量的关键机制。一个国家抵御风险、应对挑战的能力与其社会力量的整合程度密切相关，国家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统一战线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具有联系面广、包容性强的独特优势，能够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广泛动员和汇聚维护安全的社会力量。无论是民主党派成员在政治协商中就安全议题建言献策，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安全、舆情监测等领域发挥专业优势，抑或民族宗教界人士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宗教和谐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统一战线通过大团结和大联合的制度化渠道，将分散于社会各领域的安全治理力量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之中，使各主体在共同的安全目标下协同配合，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的力量整合。正是这种系统性的力量整合机制，使原本分散的社会资源转化为体系化的安全治理能力，显著增强了国家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组织效能与制度韧性。

由此可见，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通过凝聚人心来夯实安全的精神根基，通过汇聚力量来提升安全的治理效能。这既是统战工作的内在逻辑使然，也是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时代要求。

三、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

的功能定位

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整合全社会力量、统筹各类治理资源。统一战线通过政治吸纳、利益协调、认同建构、风险预警四大运行机制，深度嵌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成为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具体而言，政治吸纳机制夯实了国家安全治理的组织基础，是多元力量的整合平台；利益协调机制维护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是矛盾冲突的调节枢纽；认同建构机制巩固了国家安全的思想根基，是塑造安全共识的价值纽带；风险预警机制提升了国家安全决策的前瞻性与信息支撑能力，是安全隐患的监测网络。

（一）政治吸纳：凝聚安全合力的制度化平台

政治吸纳是指不同群体通过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参与政党政治与选举过程、接受政府任命等方式进入国家政治体系的动态过程［19］。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扩展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代表性，使各种社会力量在体制内获得表达空间与参与机会，从而降低其转向体制外对抗性行为的可能性。统一战线通过政治吸纳机制，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纳入国家政治过程，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屏障。

首先，在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了政治吸纳的核心制度载体。该制度为统一战线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规范渠道，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得以在政协中表达意见、参与决策。其中，政协的界别设置能够将不同政党和社会新阶层组织起来，通过引导其进行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参与，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沟通协商促进党派阶层间的合作与共识［20］，从而有效避免疏离与对抗，发挥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制度功能。

其次，在组织层面，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化吸纳机制，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培育参与主体［21］，依托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台联、欧美同学会等覆盖面广泛的统战组织平台，实现对各类社会群体的分类联系与常态化沟通。这一过程的安全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方面，通过组织的联结功能，统一战线使分散个体从原子化状态转变为组织化存在，增强了国家对其开展引导、沟通与动员的能力；另一方面，借助组织的整合功能，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异质性力量有序纳入既有政治体系，降低了其在体制外形成对抗性组织的风险。

最后，在代表层面，依照统战工作制度要求，统一战线持续推进党外代表人士的发掘、培养与储备工作，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新兴社会群体及归国留学人员等不同领域，逐步建设起一支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结构优化的骨干队伍。这些党外代表人士既联系着特定群体，又认同和支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沟通桥梁作用。从安全功能审视，这一过程的安全价值在于，党外代表人士使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关切能够在政治体系内获得制度性表达与回应，从而缓解多元社会中因代表性缺失可能滋生的政治疏离与认同危机，进而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合法性。

总之，政治吸纳机制发挥安全功能的本质就是：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统一的政治合力，将潜在的离心倾向转化为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当多元社会力量都能在既有政治框架内找到位置并发挥积极作用时，其转向体制外对抗性表达的动机就会弱化，由此引发的政治对抗与社会动荡风险也会随之降低，这正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底层政治逻辑。

（二）利益协调：化解安全矛盾的调节枢纽

利益协调机制是处理利益矛盾的重要工具，该机制通过协调与整合多元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缓解社会冲突，维护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共同体的生成以成员对安全的普遍诉求为必要前提，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对社会秩序与利益保障的深层关切，本质上都是安全诉求的体现。然而，在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存在差异，若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局部利益矛盾便可能转化为威胁整体安全的离心力，进而削弱共同体的凝聚力与稳定性。通过利益协调机制，统一战线系统性回应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化解因利益分歧而可能产生的安全风险，更从制度层面筑牢了政治共同体的根基。具体而言，利益协调机制发挥安全功能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识别与明确共同安全利益。统一战线在各群体之间系统梳理并确认了其共享的安全利益，其中国家安全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共同利益。无论是政党、民族、宗教、阶层，还是海内外同胞，国家的稳定与安全是所有人的共同底线。通过持续强调和明确这一共同利益，统一战线使各群体深刻认识到自身安全与国家整体安全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

其次，协调差异化的利益诉求。统一战线长期以来“坚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1］179，将不同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纳入国家安全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统筹回应。我国爱国统一战线覆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广泛群体，其利益诉求呈现多元性与差异性特征，既包括经济发展、权益保障等现实利益，也包括身份认同、发展机会等价值性诉求。例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可能更关注经济安全与营商环境稳定，少数民族群众可能更关切民族平等与文化安全，宗教界人士可能更在意信仰自由与宗教和顺。统一战线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柔性方式，在各群体之间寻求安全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将差异性诉求纳入统一框架加以协调，而非简单地压制或忽视。这些诉求的满足，本质上都服务于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总体安全目标。

再次，平衡多元利益分配。安全诉求往往关联着更为广泛的利益分配问题。统一战线通过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权益保障等制度化途径，实现各群体之间利益的合理配置，减少因利益失衡而滋生的社会矛盾和安全风险。例如，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部门通过完善工商联和商会制度建设、构建统战数字化平台等创新路径［22］，回应民营企业在经济规模、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合理诉求，化解企业发展面临的风险与矛盾，这既保障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经济秩序稳定与社会安全，实现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同频共振。

最后，防范利益分歧转化为安全风险。利益协调机制的深层安全功能在于防范利益分歧向安全矛盾转化，消解共同体内部的离心因素。多元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若缺乏有效的化解渠道，利益分歧可能演变为社会矛盾甚至群体性事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统一战线秉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思维与原则，通过协商、教育、引导等多种方式，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与认知差异，将矛盾消解于萌芽状态。例如，在民族工作中，统一战线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化解因文化差异与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矛盾，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防范化解民族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在宗教工作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协调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多重关系，化解宗教领域的潜在风险，维护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这种矛盾化解并非简单的压制分歧，而是通过利益协调与价值引导，将多元利益差异转化为共同体的活力来源而非离心力量，使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始终围绕国家安全有序延展，从而有效避免利益矛盾对共同体安全基础的侵蚀。

（三）认同建构：塑造安全共识的价值纽带

认同建构是指通过思想引导与价值塑造，使不同社会成员在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价值取向上形成一致性共识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增强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防范因价值分歧或意识形态对立而引发的内部分裂风险。在多元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在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乃至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若缺乏有效的认同建构机制，这些价值分歧极有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或被内部矛盾激化，演变为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离心力。统一战线通过认同建构机制，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群体团结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之下，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防线。具体而言，这一机制通过凝聚价值共识与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为政治共同体筑牢价值基础。

其一，凝聚价值共识，形成支撑共同体稳定运行的价值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共识与精神纽带”［23］，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政治引导、理论教育、文化浸润等方式，推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各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这种思想政治引领并非强制灌输，而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对国家主流价值的广泛认同。例如，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部门通过搭建各种类型的平台载体［24］，引导他们理解国家发展大局，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结合起来；针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5］、文化交流活动［26］等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爱国爱港爱澳、支持祖国统一的价值共识。这种共识凝聚，使不同群体的多元价值被整合到国家主流价值之中，形成了支撑共同体稳定运行的价值纽带。

其二，塑造集体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一战线致力于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集体身份认同，以此化解多元社会结构中的身份认同分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7］这一重要论述为统一战线塑造集体身份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根基提供了重要指导。身份认同是价值共识得以生成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凝聚力产生的重要来源。在复杂多样的社会格局中，不同群体可能因文化传统、地域分布、社会阶层等因素形成不同的身份认同与归属取向。若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引导机制，这些差异化的身份认同极易引发社会冲突，进而削弱共同体的向心力，甚至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统一战线通过系统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积极推动各民族、各群体形成对中华民族这一集体身份的深度认同，着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统一战线还积极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与深度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节庆活动、文化互鉴中不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逐步消解了因历史渊源、地域分布及文化差异所形成的隔阂与偏见。这种深层次的认同建构，不仅增强了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在根本上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安全根基。

统一战线通过认同建构机制凝聚共同价值与塑造集体身份认同，为政治共同体筑牢了价值基础。在此机制作用下，共同体超越了单纯的利益集合，升华为价值深度契合的精神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成员提供行为导向，集体身份认同赋予各群体情感归属与心理联结，二者相互支撑，使共同体在面对内外风险时能够凝聚共识、统一步调，构筑起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思想防线。

（四）风险预警：防范安全隐患的监测网络

风险预警是指通过系统化的信息收集与灵敏的风险感知，及时发现和识别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隐患，并为决策层提供前瞻性判断的过程。这一机制的安全逻辑在于：通过构建覆盖广泛、反应灵敏的风险感知网络，实现对安全威胁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从而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其演化为现实层面的安全危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安全隐患往往具有潜伏性、跨界性和突发性等特征，若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这些隐患便可能在缺乏关注的情况下持续积累，最终以突发危机的形式爆发，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冲击。统一战线具有联系广泛、信息密集的独特优势，依托这一优势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有利于风险隐患问题的早期排查与发现［28］。具体而言，统一战线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首先，信息采集环节。统一战线凭借其联系广泛、深入基层的组织特性，能够在社会运行的第一线实时捕捉各类信息。统一战线成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许多人身处基层一线，能够第一时间感知社会情绪的变化、利益矛盾的苗头以及外部渗透的迹象。这种嵌入社会结构深处的信息采集能力，使统一战线能够在风险信息尚处于模糊、零散、碎片化状态时便加以捕捉，为后续的风险识别与研判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统一战线所采集的信息更具即时性、真实性与情境性，有效补充了制度化信息收集渠道在时效与深度上的不足。

其次，风险识别环节。“风险防控治理的第一步，是及时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29］，统一战线通过对采集到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判，能够从海量、庞杂的信息中筛选出具有安全意义的潜在风险因素，然后将分散的、看似孤立的信息片段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加以审视，识别其中隐含的风险信号与趋势特征。统一战线联系对象的多元性为风险识别提供了多重视角的交叉验证机制，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立场的成员对同一社会现象的感知与判断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风险识别的重要资源。通过对比不同来源、不同视角的信息，可以更准确地判断风险的真实性、严重程度与发展态势，避免因单一信息源的偏差而导致漏判或误判。

再次，预警沟通环节。统一战线可依托其联系广泛、领域多元的组织优势，建立健全针对紧急事件的应急沟通机制。该机制的建立能够为相关专家、智库及从业者搭建高效互动的沟通平台，使其对突发情况作出及时响应，贡献专业性意见，并协同配合各方力量落实应急措施［30］。通过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与快速响应通道，统一战线能够有效整合各领域专业力量，为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置提供智力支持与行动协同，从而推动国家安全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

最后，资源调动与动员环节。统一战线依据上述优势还可以系统摸排和分类梳理各领域可调动的治理要素，为突发性、大规模风险治理储备必要的物资、人力与社会联系资源［28］。通过完善这一环节，统一战线能够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有效地配合国家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的紧急处置工作，为快速响应、资源调配与协同应对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人力物力支撑，进而推动筑牢国家韧性治理的基础防线。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1］共同体的持续稳定不仅依赖事后的危机处置，更有赖于事前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及时预警。一个具有韧性的共同体，必须具备对内外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能力，能够在风险尚未发酵之前捕捉苗头、研判趋势、发出警报。统一战线的风险预警机制，正是通过系统性整合各领域、各层级的信息资源，将分散的风险感知节点联结成覆盖广泛的信息网络，从而在源头捕捉安全风险、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这一过程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家安全决策的前瞻性与精准性，更从信息保障层面增强了国家的整体韧性与风险应对能力。

四、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群体、多层级的系统工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艰巨的改革任务，统一战线必须立足自身优势，从领导核心、社会动员、风险防控、技术赋能与法治保障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有利于拓展安全治理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是筑牢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是技术赋能提升风险感知与预警效能的具体路径；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则为相关工作提供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依据。五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成新时代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进路。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大统战格局首先是一种党领导下的工作格局。”［31］统战工作与国家安全工作均关乎方向性、全局性与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其顺利推进有赖于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中，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具备从全局高度统筹各领域工作的能力，能够确保统战工作与国家安全工作在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与行动方向上始终保持正确与统一。具体而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从两个维度着力。

在政治引领层面，应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促进统一战线成员深刻把握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要求。具体来说，应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统一战线各类培训与主题教育活动之中，通过理论武装与政策宣讲，引导各方面成员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形成统一的政治认识，从而有力抵御历史虚无主义、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这种思想层面的统一，有助于防范多元力量因认识不同而陷入分歧，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确保共同体内各方力量在思想层面同向而行。

在统筹协调层面，应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的治理要素纳入统一的安全治理框架。统战与安全工作均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单一部门难以独立应对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应推动各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职能配置、议事规则及决策流程等方面实现系统衔接，明确风险研判、情报交流与应急响应等工作的职责分工。同时，健全统战与宣传、公安、国安、民宗、侨务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信息共享、情报会商与行动协同的常态化与制度化，确保各方力量在共同的安全目标下实现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将统一战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治理效能。

（二）构建多元力量参与的全民防线

国家安全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防灾减灾维护社会安全，到保护环境确保生态安全，从粮食稳产保证资源安全，到科技自强保障技术安全，各领域安全均离不开全民参与。“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32］，这一定位决定了统一战线是组织动员全社会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通道。具体而言，依靠统一战线构建全民防线，需从以下两方面系统推进。

一方面，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筑牢全民参与的思想根基。首先，党员干部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维护国家安全的主力军职责，以坚定的政治信念筑牢思想防线，带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行动自觉。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媒体平台和线下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全面普及《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人民群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最后，还要注重宣传方式的亲和力与渗透力，善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和传播形式，将国家安全理念转化为贴近生活、易于感知的具体表达，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意识真正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营造全民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宣传教育与制度渠道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应充分利用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渠道优势，依托工商联、侨联、新阶联、知联会等统战平台，将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下沉至基层社区、企业园区、科研院所和社团组织。通过组织观看国家安全教育宣传片、在公共场所设置主题展板或张贴海报、在人流量大的区域悬挂宣传条幅或投放公益广告、开展全民应急管理普法知识竞赛［33］等方式，努力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知识学习氛围。同时，应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制作推出生动鲜活的国家安全教育产品，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3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35］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安全防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不受侵蚀。统一战线涉及多领域、多群体、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其运行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多种安全风险的传导路径与触发节点。因此，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构建安全防线，将风险化解于未然。

一方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监测。应针对统战各领域风险特征，建立差异化监测体系。在民主政治领域，核心是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安全工作全过程，要“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36］。在民族宗教领域，重点监测民族关系、权益分配等矛盾隐患，防范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渗透破坏；同时监测非法宗教活动、境外宗教渗透等风险。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重点监测营商环境评价、劳资关系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关注经济风险向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转化的趋势。在港澳台及海外领域，重点监测境外反华势力动态、涉华负面舆情及分裂势力活动等信息。

另一方面，提升应对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的处置能力。风险处置是风险防控从识别预警迈向有效化解的关键环节，决定着风险能否被及时控制、损失能否被最大限度降低。首先，建立分类分级的应急响应机制，根据风险性质、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分别制定处置方案。其次，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明确统战部门与公安、国安、网信、民宗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流程，确保风险发生时迅速集结力量、联合行动，形成处置合力。最后，注重风险处置后的总结评估与经验转化，建立复盘评估机制，系统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预案和防控措施，推动风险防控工作持续改进、动态优化，提升统一战线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整体能力与水平。

（四）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

当前，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的深度应用正深刻重塑着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网络空间已成为观念交锋与风险滋生的核心场域。在这一空间中，自发形成的各类“数字群体”构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必须面对的新领域［37］。面对这一深刻变革，统一战线传统的组织动员与信息联结模式在覆盖面、响应速度、信息对称性等方面暴露出结构性短板。推进网络统战与智能化建设，已成为提升统一战线风险感知与预警效能的关键路径，具体需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应着力构建统战领域风险信息智能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统战系统内部各领域、各层级的信息资源，打通统战、公安、国安、网信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统一的风险信息汇聚、分析与预警平台。该平台应具备信息采集、风险识别、趋势研判、预警发布等核心功能，实现对统战领域安全风险的动态监测与智能管理。通过技术赋能，推动风险预警从传统的经验研判向数据驱动模式转型，切实提升预警的时效性与精确性。

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优势。鼓励大数据专家、信息安全从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风险预警工作，借助其在数据挖掘、舆情监测、网络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技术专长，为风险识别与研判提供支撑。同时，建立健全相关网络人士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通过定期座谈与专题研讨等方式，及时捕捉网络空间风险动向，有效防范网络舆论失控、虚假信息蔓延等新型安全风险。此外，还应加强海外安全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分析。依托海外侨团、留学生组织、驻外企业等渠道，建立海外安全信息报送网络，运用智能化手段对境外涉华舆情、反华势力动态、颠覆渗透活动等信息进行系统收集与研判，为国家安全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海外信息支撑。

（五）健全法治保障与制度规范

法治是国家安全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运行的根本遵循。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载体，为相关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障［38］。唯有将统一战线服务国家安全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转化为法治约束，才能确保相关工作有法可依。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两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是推进统战领域国家安全立法与相关制度体系的完善。“统战工作法治化的首要环节是完善统战领域的法律法规。”［39］当前，统一战线法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但与国家安全相关制度的衔接仍不够紧密，部分领域安全职责边界尚不清晰，制度供给的针对性与系统性有待提升。应针对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及海外等重点领域，系统梳理现有法律法规的适用空间与不足，研究制定安全风险防控指引，明确各领域的安全底线与红线要求。同时，推动将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纳入统战工作条例或配套规章制度，使其从政策指导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此外，还应建立健全海外统战工作领域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的法律制度规范，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建立健全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问责机制。风险防控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责任是否落实。应建立统战领域安全风险防控的责任清单与任务台账，明确各领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处置流程与时限要求，确保风险防控工作权责清晰、落实到人。对于一般性风险，应坚持抓早抓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重大安全风险，应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推动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同时，应建立风险防控工作的督查评估与责任追究机制，对因风险排查不彻底、预警信息报送不及时、处置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安全事件的，应依规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通过构建责任闭环，确保风险防线的各个关口都有人值守，各个环节都运转有效，切实将风险化解于未然。

五、结语

对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研究，核心在于回答一个治理层面的问题：一个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不过度依赖强制手段的前提下，将多元社会力量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资源。其答案在于国家能否持续建构一种包容性秩序，使不同群体在差异中实现共存，在张力中维持联结。本文认为，统一战线正是这种秩序的实践形态，它通过凝聚人心夯实安全的精神根基，通过汇聚力量提升安全的治理效能，在社会多元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构筑起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这既是以团结求安全这一中国治理逻辑的独特表达，也是统一战线区别于一般性安全机制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统一战线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过程中，持续参与并推动着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巩固，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其本身就是最可靠的安全屏障。当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起深层次的互信与认同，当多元差异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得到包容与回应，安全便不再诉诸外部的强制防护，而内化为共同体自发生成的秩序状态。这种安全不仅指向国家层面，也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当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便获得了抵御风险、化解分歧的最深层安全根基。本文仅是对这一议题的初步探索，基于上述认识，后续研究可尝试从安全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出发，提炼契合中国政治语境的本土化概念或分析框架，以此深入考察统一战线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理解中国特色安全治理的独特逻辑提供新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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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机制研究”（24AZZ007）

引用格式：郭道久，李明．塑造包容性秩序：统一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4）：2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