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军:全面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恢复国学的本来面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1 次 更新时间:2008-03-26 00: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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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一个时间窗,它瞬间打开,便永久地关闭了。今天的中国,历史似乎又在向我们招手,时间的窗口正在打开,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在到来。

  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今天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曲解。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熏养,中国人认识历史的方法往往已经畸形,再加上这么多年来对国学的冷落和扬弃,已经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认不清历史的真面貌。

  

  一、国学是否真得炒糊了?

  

  最近有人写文章说要给国学热退烧,国学已经炒糊了。其实现在世面上的热,譬如清史热,汉史热,儒教热,等等,这些热都不是全部的国学。当今一些炙手可热的学者大都是一些史学家,这些人更多地是在搬弄帝王将相史,权术史,因此,讲得多了,便会招人厌倦和反感。

  至于说国学是否已经炒糊了,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得还远远不够,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无知,有人才得出了国学过热的说法。

  因此,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学说进行重新梳理,中国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也不象有些学者所蔑视的那样丑陋不堪。那些一味崇拜西方文化的学者,要么便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要么是对本国历史知识的浅薄。

  其实我们以及我们的祖辈都是世世代代、实实在在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所以要按我们可能行得通的方法去探讨和研究问题,不能整天搞食洋不化主义。现在很多人希望重建中国文化,但要重建中国文化,必须首先认清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连基本的史料都不清楚,连源流和表象都看不清楚,就可能出现盲目照搬和盲目否定的现象。

  因此,我们要首先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面目,中国思想文化的糟粕主要是在秦汉以后形成,要想发掘中华文化的精华,必须上溯到先秦时期。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当今大家所熟悉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座,我们对中国文化全貌的研究必须起自先秦以前。那里有我们所希望的真精神和真思想。

  中国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中国有着足够的思想矿产资源,我们没有必要整天仰望西方。中国人今天对国学的研究仅仅只是个皮毛,国学不仅没有炒热,甚至连炒都没炒。请问当今社会有几个人懂得管子,有几个人读过《国语》,有几个人了解墨经?有几个人研究过杨朱或《黄帝四经》?

  

  二、揭开中国历史和国学的真面目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产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史热、读经热、孔子热等,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错把秦汉之后形成的皇权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全部。由于秦汉之后的封建文化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在一些史学文人连篇累牍大讲封建帝王史时,这些文化又遭到了社会内部瓦解性的扬弃和否定。

  实际上儒学代表的只是中国文化的一条道路,在先秦以前,中国本来有着很多不同的文化选择,只是后来的帝王文化专制,将一些更接近现代精神的文化思想给窒息了和绞杀了。所以要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要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好的东西发掘出来,扬弃和改造那些丑陋的和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文化。譬如我国历史上有尧舜禹的尚贤政治,有墨家的亲士思想和平民思想,这些思想到了后代完全被窒息了。中国今天重要的任务是发掘和发扬那些已被湮没的好的精神财富,批判封建特权专制文化。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秦汉之后的封建统治者对先秦文化的围剿是十分残酷的。在战国早期十分兴盛的杨朱学派,其代表人杨朱连个人资料都没留下,中国最早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没在历史上留下记录。这除了是封建专制围剿的结果,还能找出其他什么理由?

  李大钊曾说过:“中国文字之劫,烈于秦火。” 清人有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与封建主流文化极其冲突的墨家学派,今天其著作仅剩下53篇。孟子曾经无奈地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战国早期这两个思想家的社会影响和势力有多大。但这两个影响如此大的思想家,都没有留下清楚的生卒年月,甚至连出生地、哪国人都不清楚。司马迁在《史记》对墨子的记叙只有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为什么儒家的学者事迹记载清晰,而其他学派的学者却语焉不详?这不是文化围剿的结果,又是什么!

  还有,象《黄帝四经》这样宝贵而重要的著作干脆就失传了,只是在湖南马王堆汉墓中才被重新出土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宝贵的思想遭到专制帝王的残酷围剿?谁也不清楚。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多少历史之谜已经石沉大海!

  譬如,孔子杀少正卯,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少正卯是一个什么样的学者?他的思想为什么被孔子嫉恨?他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为什么没有他的著作流传?

  少正卯仅仅是一个例子,春秋战国时期有多少思想家被人为地翦灭了?又有多少被视为邪端异说的书籍被焚毁了?中国的先秦时期真的不出人才,真的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的诞生,中国的学者真的比不上亚里士多德吗?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对着苍天发问。

  只有那些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或极端偏执的人才会对中国历史采取妖魔化的态度。但是,我歌颂和赞扬先秦那个中国,中国历史真正的辉煌是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以前。就象西方的历史一样,当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辉煌之后,欧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中国今天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与挨打,至今中国人还未来得及和顾得上掀起一场文艺复兴,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中国的古希腊至今还未被人认识和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挖掘和梳理本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挖掘和梳理那些在历史上被人为压制了的思想文化,如以管子代表的齐文化和墨子创建的墨文化以及富有自由主义和人本精神的杨朱文化。

  我必须郑重地指出,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不能再延续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譬如现在社会上流行读经,但一些机构出版的《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基本上不选法家、墨家、管子和《国语》里的文章,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等几家的思想遭到了排斥。春秋战国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思想文化时期,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子路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实际上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重建中国文化,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三、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

  

  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思维状态下解放出来。只有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国文化,弄清楚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源流。

  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目前社会上主要表现有几大观点,一是复兴中国文化,发扬和发掘中国文化中好的东西,结合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走一条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道路。本人就是这种主张。

  第二种观点是中国还要按传统的文化模式塑造自己,要重新回到儒家文化传统或法家文化传统,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模式,中国在下一个时代才有希望。这一派的代表有新儒家和新法家。其代表人物有蒋庆、翟玉忠等。

  第三种观点是基本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国学不能救世,不能再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这种观点以最近《粤海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炒糊了的国学热》一文最为代表。

  坦率地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就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到今天为止,这种学习已历整整一个世纪。但在很多人眼里,中国的学习还完全不到位,好象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希望。我认为只所以出现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较为偏执的观点,主要是这些人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被定格在历史的“独尊”思想模式里。这种“独尊思维”往往只能崇尚一种思想,绝对排斥其他思想。说哪派好就只有哪派好,不容许其他派别存在。这些人如果认准了某一派别,就会奉为圭臬。譬如有人在我中心是网站上写文章说,亚里士多德比中国的诸子百家要先进千万倍。在他眼里,中国人都是愚蠢的,丑陋的。

  说到底这是中国历史上“独尊”思维的流行。在传统的专制、独尊思维模式下熏陶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愿意走极端,要么独尊儒术,要么独尊西洋,反正就是没有一种民主、宽容、理解和开放的态度。看看中国当今的社会,要么左,要么右,总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如果今天的中国被这些极端思想左右,那么中国未来的命运又是可悲的。

  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便会国将不国,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因此,今天溯本清源,下大力气清理我国的思想文化源流,十分必要。

  另外,我还想指出的是,目前之所以有全盘西化派或盲目尊儒、尊法派,都是因为对历史了解和研究不深而造成的。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整整两代人中断了对历史的学习与传承,以致于今天很多中国人对西方非常了解,但对自己的国家历史文化却很模糊。

  当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没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和了解时,当对历史的全貌一知半解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瞎子摸象的偏执现象。如果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清楚,或者只知一点,不知其余,也会出现武断和偏执的表现,特别是会出现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因此,搞清楚历史的真相,是研究和重建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目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将中国人民从“独尊”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进入一个全面、宽容的研究氛围。

  

  四、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政治特点是民权高于君权

  

  西化派的人总是把中国历史看得昏暗,龌龊,总感到中国的月亮没有西方的圆。其实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人,思想意识和感觉都是一样,西方人能想到,东方人也能想到。这些思想是否记录下来是另一 会事,各个地区的人类总是有着相同思想和行动。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相当辉煌的民主自由时期,并非都是秦汉以后那样高度王权集权专制。中国至高无上的君权崇拜和帝王权力完全是秦汉以后经历代帝王一步步打造出来的,并形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牢固伟人崇拜意识和奴才思想。

  中华民族的历史行进到周朝,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君主政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权高于君权。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就是周厉王被国人所驱杀。公元前841年,周厉王钳制国人舆论,不让人民自由言论,搞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结果平民百姓联合贵族起来造反,把周厉王赶走,杀掉。

  自那以后,周朝的政治实际上是相当开明的。由大臣执政的共和行政持续了14年,才把政权交与姬周家族。到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诸侯崛起,王权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华夏民族迎来了一个相当自由民主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国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你都行。公元前645年,秦国和晋国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国以此要挟晋国,但晋国人拒不讲和,晋国使者说:“必报仇,宁事戎狄。必报德,有死无二。”晋国人认为国家是由君子和小人共同组成的,国家的意志必须由国人来决定,而不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

  时隔300多年后,秦昭襄王约赵惠王到渑池相会,廉颇将赵惠王送到边境时说,如果大王30天后还不回来,我就册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扣你做人质进行要挟的念头。赵惠王也只有答应。通过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当时社稷为贵、君为轻的时代特点。

  东周和春秋时期是一个十分值得追忆的历史时代,中华民族许多好的思想资源都可以从这一时期挖掘。譬如民主政治问题,尽管当时的国家是氏族社会,是君主世袭王权政治,但当时的君主政治是相当开明民主的。首先是言论自由,朝廷不仅有谏议大夫,各国都有“庶人谤”的传统和风气。“谤”就是批评,就是平民议论国事,就是平民参政议政。

  《左传》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8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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