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鸦片战争爆发后，不少参战军官开始撰写个体叙事，并在英国发表出版。本文将这类文本统称为“远征中国记”。在来华之前，其作者已通过小说与著作等文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有关中国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构成了他们理解中国的知识来源，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观察视角。“远征中国记”带有明显的自我辩护色彩。其作者否认“鸦片战争”的称谓，并借助旅行书写和人道主义叙事等策略，弱化战争暴力，建构“远征”行动的合法性。“远征中国记”在英国本土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体，包括一般公众、对华事务专家和反战人士。这类文本最初以报刊连载和书籍形式流通，随后其中关于中国地理与风俗的叙述被提取并整合进普及性读物，从而实现了从个体记忆到帝国知识的转化。

关 键 词：鸦片战争/远征中国记/旅行书写

作者简介：屠含章，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上海 200444)。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沪)2026年第20262期 第183-194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清东南士民的鸦片战争记忆研究”(2023ELS007)的阶段性成果。

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参与战争的英国军官开始撰写个体叙事，并于1841至1845年间在英国陆续发表和出版。他们带来的战事讯息虽不具备报刊的即时性，较为滞后，但比起片段化的新闻报道，读起来更为连贯，因而对英国本土公众了解鸦片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齐思和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注意到了这类文本，并予以介绍。①不过，大多数学者只是将这类文本作为研究鸦片战争史事的辅助性史料。英国学者许舒(James Hayes)最早将这类文本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他搜集了大量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国海陆军军官的书信和回忆录，着重呈现了其中的道德叙事，例如郭富(Sir Hugh Gough)、坎贝尔(Brigadier C.Campbell)等将领对军队纪律的管控。他还根据这些文本中对中国、中国人的称呼，认为这些英国军官对中国和中国人大体上持尊重态度。②作为最早涉足此议题的研究者，许舒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但他基本采信英军的自我陈述，未对其叙事中自我辩解的成分作进一步的检视。另两项研究侧重批判与反思。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ean)基于多位军医的经历，批评英国皇家海军在战争中的医疗保障缺失。他指出，军医虽然被视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却长期缺乏新鲜肉类和蔬菜的补给，因而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患上霍乱，饱受痢疾和高烧的折磨。③鲁艾里·布朗(Ruairidh J.Brown)则揭示出英军叙事的内在张力。他指出，这类文本在主体部分往往呈现相对客观的中国观察与反思，但开头和结尾部分却以“开明进步”的西方与“神秘非理性”的东方相对立，以此强化战争的道德正当性，其叙事框架带有鲜明的东方主义色彩。④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延续批判性的阅读视角，考察“远征中国记”的知识来源、叙事特点，并追踪其在英国本土的传播和接受过程。细读这类文本，便会发现许舒对英军道德叙事的肯定存在很大的局限。英军的道德叙事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修辞策略，其目的在于弱化战争暴力、建构对华战争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远征中国记”，指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陆军军官和军医在战时或战后不久以亲身经历和个人见闻撰写、并面向英国公众出版的回忆录。这类叙述既是个体的战争记忆，同时亦因其军官视角构成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载体。战争期间及结束后，英军出版的“远征中国记”主要有以下九部(见表1)，其中有四部以“远征中国”作为题名，其余虽然在题名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字眼，但与“远征中国记”并无实质差异，因此笔者将其统称为“远征中国记”。

一、英军来华前的中国知识来源

这九部“远征中国记”的作者从司令部秘书(罗伯特·乔斯林、基思·斯图尔特·麦肯齐)、海军军官(约翰·艾略特·宾汉姆、利洛)、陆军军官(亚历山大·穆雷、约翰·奥赫特洛尼、亚瑟·库宁哈姆)到随军医生(邓肯·麦克弗森)，其身份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他们来到中国参与战争的时间或早或晚，或长或短。其中，参与时间较早者如乔斯林和宾汉姆，主要活跃于战争前期；较晚者如利洛和库宁哈姆，见证了后期战役。他们的记述周期也长短不一，短如乔斯林，仅历时六个月，长则如邓肯·麦克弗森，其记述贯穿了长达两年的战事。他们之所以参与到此次对华军事行动，为的是积累政治资本，或立下军功，为未来的社会阶层晋升创造条件。对于英军而言，中国并非一个仅凭直接经验即可理解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借助既有论述加以认识的国度。在抵达中国之前，他们已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想象。原在英属印度服役的乔斯林、奥赫特洛尼与麦克弗森的知识储备颇为丰富，而那些原本在欧美活动的军官对中国的了解稍少，如服役于北美的海军上尉宾汉姆，来自皇家爱尔兰第18军团手榴弹连的穆雷，以及伯麦的军事秘书麦肯齐。无论背景如何，他们在撰书时普遍倾向于援引前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描述，以此为自身观察提供解释框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鲁滨逊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中国人》(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等读物，不仅构成了他们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更在无形中设定了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方式，尤其是在有关性格特征与风俗习惯的判断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反复援引和确认的中国知识，并非源自中立、客观的经验记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预设，其中甚至不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

一方面，小说中的冒险想象与虚构经验，构建了英军关于对华战争的整体愿景与成功预期。乔斯林在印度边境服役期间⑥，曾读到一些流传颇广的小说，讲述中国民众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和厌恶。这类小说使他低估了此次战争的难度。当这种顺利的预期在现实中落空时，失望便接踵而至。1840年5月30日，在结束新加坡的短暂停留之后，英国舰队开始北上，经由澳门进入了珠江的航道。然而，当英方突然改变攻占虎门炮台的计划，下达继续向北航行的信号时，一阵阴霾笼罩在英国士兵的心中。乔斯林是这么描述的：“那些曾因幻想在虎门炮台上获得桂冠而欢欣鼓舞的人，现在无精打采地走在甲板上，不愿也无法掩饰他们的失望。”⑦由于小说的误导，他来到中国后以百姓的解放者自居而非以侵略者自居。但是，当他与舟山的当地居民接触之后，发现这些小说丝毫没有根据。乔斯林记录了这样的一段经历：他们最初抵达舟山时，随军翻译与偶遇的几位渔民用书面文字交流。起初，渔民以为他们是商人，当他们告诉渔民将占领此地并驱逐当地官员时，诸多渔民挥手惊道“不可”。⑧他逐渐明白，那种认为中国人期待外国人推翻暴君统治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比起满族统治者，他们更不喜欢的是侵略者。⑨

奥赫特洛尼不如乔斯林那样具有反思能力。他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笛福的小说，并对其偏见深信不疑。他透过一副有色眼镜观察眼前的中国和中国人，以至于不仅无法突破既有的刻板印象，更是在叙述中进一步延续和放大了笛福对中国的虚构贬低。奥赫特洛尼在其书扉页的题记(epigraph)中引用了一段笛福对中国的描述：

首先，我们走了十天的路程去看南京城……谈到我们坚固的堡垒要塞，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在攻打与防御方面的技艺：在中国，没有一个防御工事可以抵挡欧洲军队的炮火和攻击一个月；同时，中国的所有军队都无法攻克敦刻尔克这样的城镇，只要它不被饥饿困扰，十年的围攻也不能。他们确实有火器，但这些火器笨重、粗糙，发射也不精准；他们有火药，但没有力量；他们在战场上没有纪律，缺乏训练武器的机会，没有进攻的技巧，也没有撤退的沉着。因此，我必须承认，当我回到家，听到人们称赞中国人的力量、财富、荣耀、辉煌和贸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亲眼看到并知道他们是一群可鄙的乌合之众，或者说，一群无知的、肮脏的奴隶，受制于一个只适合统治这种人的政府。⑩这段话出自笛福出版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续记》。(11)笛福在这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鲁滨逊的中国之旅。在他的笔下，主人公不仅游览过南京和北京，甚至还登上了长城。事实上，笛福从未来过中国，因此主人公鲁滨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纯粹是笛福根据他阅读的旅行书写虚构而成。这部小说充斥着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色彩。(12)从前述引文可以看到，笛福对欧洲的军事实力信心爆棚，在他看来，中国人是落后无知的野蛮民族，不仅军事上不堪一击，而且在城市建设与贸易经营上也远远不如欧洲。奥赫特洛尼将这段话置于其战记之首，可见他深受笛福论调的影响，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笛福关于中国的描述为奥赫特洛尼提供了既有的认知框架，而奥赫特洛尼的亲历者叙事又反过来验证并强化了笛福的判断。在19世纪上半叶，笛福的小说对英国人的中国想象影响颇深。不少英国人甚至将鲁滨逊的中国之行视为真实经历，误以为确有其事。英国幽默作家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曾借小说人物讽刺了这种将虚构当作事实的倾向。他笔下一位名为汤姆的孩童回想起鲁滨逊曾在暹罗以货物换取一批鸦片，并航行到中国售出，进而天真地以此“证明”英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由来已久。(13)

另一方面，传教士著作中对中国人的负面评价，在英军的心中埋下了偏见的种子。德庇时撰写的《中国人》是“远征中国记”的作者援引颇多的一本书。库宁哈姆对此书的评价甚高，认为该作品信息完备、文字简练且思想敏锐。(14)此书是否名副其实尚可另论，但书中用不少笔墨讨论中国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排斥与恶意，还将中国人视为野蛮且不讲信用的，对不少英国来华军官的对华认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比如，宾汉姆在回忆录的开端便引用了德庇时的话作为题记：“野蛮人就像野兽一样，不能按照与公民相同的原则进行统治。如果有人试图用伟大的理性准则来统治他们，只会造成混乱。古代的国王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用暴政(misrule)来统治野蛮人是统治他们最好的方法。”(15)这段话原本出自苏轼的《王者不治夷狄论》，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将其翻译为拉丁文。之后，德庇时又将马若瑟的译文翻译为英文，以说明中国人对待“外夷”(outside barbarians)采取的基本准则。(16)苏轼的原话是：“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书‘公会戎于潜’。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严，而用法之至详者，莫过于《春秋》。”(17)可见苏轼此文是对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王者不治夷狄”的阐发。何休所言“不治”，意为“不治理、不干涉”。马若瑟的拉丁文译文大体准确，然而此语经过转译，到了德庇时这里则变成了“暴政”，其涵义南辕北辙。宾汉姆援引这句话，意在表示对华行动无需顾忌，为武力侵略赋予了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正当化逻辑。这一论证方式体现出典型的殖民话语策略。英人以自身的意义体系和政治目的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本，将其从原有的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转化为服务于帝国扩张的依据。这种挪用构筑出英人与华人身份的反转：英人自诩为真正理解并践行中华典籍精神的主体，而华人则被指认为背离其自身教诲的对象。从德庇时的误译到宾汉姆的引用，揭示了西方如何争夺中国文化的解释权：对于中国经典文本的错误理解通过被不断征引而获得权威，最终被建构为关于中国的“知识”。(18)

此外，德庇时在书中多处用“好猜忌的”(jealous)形容清朝官员(19)，“远征中国记”的作者将该词扩大化使用，用于形容中国人整体的民族性格。譬如，乔斯林谈到中国对英国有着一种“民族的嫉妒心”(national jealousy)。他认为，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不同时期的中断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嫉妒心”。在评价郭实腊《开放的中国》一书时，他说“像中国人这样好猜疑的民族不可能允许一个陌生人如此深入了解他们的内部政策”，因而对书中内容的可信度持保留态度。(20)除了德庇时外，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也用“jealous”“envious”等评价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国人虚伪，不真诚；十分好猜疑，忌妒心重。他们一般都很自私，冷血，而且没有人性。”麦肯齐对此深信不疑，援引此句作为扉页题记，以示认同。(21)

二、自我辩护的修辞策略

作为亲历者撰写的战争回忆录，“远征中国记”具有鲜明的自我辩护色彩。这类文本的发表和出版本身即构成对公共舆论的介入，并服务于对战争的正当化论述。战争叙事的部分不可避免涉及流血冲突与暴力经历。然而，战争暴力与作者宣称的“文明使命”之间存在显著的矛盾。因此，当这些经历被呈现给英国读者时，往往经过选择与修辞处理。其中最重要的修辞便是对这场战争的称谓。

事件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实践，它在叙述开始之前就已经框定了事件的性质，隐含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为后续的情节编织设定了叙事逻辑。(22)“远征中国记”的作者普遍回避甚至否认“鸦片战争”的称谓，代之以“中国远征”和“对华战争”等中性表述，试图从话语层面消解战争的非正义性。这源于他们对这一称谓隐含的道德指控的强烈不安。1840年初，“鸦片战争”一词在英国报刊中流行开来，包括保守党与激进派在内的反对派借该词批评辉格党的执政失误。(23)“远征中国记”的作者清楚认识到鸦片在清律中属明令禁止之物，若承认战争与鸦片贸易直接相关，那么英国动用武力保护鸦片走私商人，便是赤裸裸的商业掠夺。为了赋予军事行动以正当性，他们主张鸦片无害论，并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中方。比如，宾汉姆宣称鸦片并不比酒精更有害，劝说读者不要被关于鸦片吸食者悲惨处境的描写所误导，并声称这场战争并非源于英国向中国强卖鸦片，而是由于清廷的“不良信用”。(24)宾汉姆的看法在英军中颇为普遍。麦克弗森(25)虽然承认鸦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中英矛盾，但坚持认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帝授意之下中国官员的傲慢。麦克弗森甚至亲自尝试吸食鸦片，并详尽描绘了吸食过程中的感受体验及其对人体的生理影响。在其论述中，吸食鸦片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样必然有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对鸦片的“滥用”，而非鸦片本身。他甚至提及香港疫病流行期间华人患者较少的情况，并将之归因为适度吸食鸦片具有的疾病预防功效。(26)

在这种基于自我辩护逻辑的叙事框架之下，“远征中国记”的作者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方面，穿插旅行书写，通过异域风光与奇异风俗的描绘冲淡战争暴力。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塑造“文明”征服者的形象。旅行书写与人道主义叙事相互交织，共同服务于对华战争的去暴力化和自我正当化。然而，这些叙事策略难掩其内在矛盾。细读文本并参照多方记述，便可发现其叙事逻辑难以自洽。

“Expedition”除了“远征”的释义(即“带着军事意图的派遣或启程”)之外，还有一个义项是：“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进行的旅行、航行或游览”。(27)正是这一双重含义，使得“远征中国记”得以兼具战争叙事与旅行书写(travel writing)(28)的特征。欧洲人到“东方”的旅行书写，是践行与传播东方主义的重要文类。这类文本虽以亲历见闻为叙事基础，但并非客观的记录，而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对“东方”的呈现和评价，通常是在东方主义视角的引导下形成的。正如萨义德在讨论“东方学”时指出的，前往“东方”的西方旅行者往往借助前人既有的视角、观念和论说，对眼前的现实世界加以理解和判断。(29)

乔斯林《远征中国的六个月》中的旅行书写占全书篇幅最多。有时候，他甚至自称“旅行者”。(30)他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详加记录，将这些观察转化为可供英国读者消费的内容。此书于1841年便在英国伦敦出版，那时战争尚未结束。乔斯林在叙述战争所伴随的暴力时，采取了较为含蓄的写法。他多次强调英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流血冲突，而是意在通过对清政府施加震慑，从而达到通商目的。(31)1840年7月2日，英军抵达舟山，开始占领舟山的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定海之战”。定海总兵张朝发、知县姚怀祥等先后殉职，何等惨烈。关于这场战役，已有不少史家加以全面勾勒。(32)而在乔斯林笔下，这次舟山的军事行动却是语调轻松的。7月4日，他跟随弗莱彻船长(Captain Fletcher)来到清军指挥官的船上，要求在六个小时之内召集城镇与岛屿上的人向英军投降。(33)直到此时，乔斯林笔下的双方还没有发生冲突的迹象，他甚至细致描写了在船上饮用的茶叶和总兵张朝发的相貌。(34)由于张朝发拒绝投降，英国舰队开始炮击定海，但乔斯林只是用寥寥数语带过残酷的战争：“舰队对城镇的炮击持续不断，岸边回荡着木材断裂的脆响、房屋倒塌的轰鸣与人们的呻吟声。”(35)相比而言，乔斯林更热衷于将行军途中的异域风景分享给英国读者。从新加坡海峡的热带风景，原住民的奇异风俗，当地华人建造的寺庙和鸦片烟馆，到舟山港的海滩和山坡，再到定海城内的见闻，不一而足。英军占领舟山之后，乔斯林走进总兵府邸，对其建筑格局及室内陈设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描绘，尤其着墨于女眷居所中的丝绸、扇子、瓷器与绣花鞋等物件。这些物品最终均成为英军的“战利品”。典当行中大量的贵重物品更是令英军兴奋不已，即便每件物品上都标明了物主姓名及抵押时间，他们仍将毛皮等价值较高者占为已有。(36)从对定海官民财物的掠夺行为可见，这场战争并不像英军宣称的那样光荣，而是暴露出以暴力攫取财物的本质，其实际行为与其自我标榜的“文明”形象自相矛盾。

麦克弗森《在华二年记》中也不乏风景描写和对华人习俗的描绘。其中，他最得意的事便是近距离观察缠足女子的经历。在一次澳门之行期间，他游览了英国商人托马斯·比尔(Thomas Beale)的百鸟巢和贾梅士洞(Camoens’ Cave)等景点。(37)当他注意到澳门有一些缠足的女性后，便请朋友帮忙劝说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解开缠足布供其观察。起初，当他试图触碰女子足部时，这位女子“立刻从座位上弹起，闪入旁门”，以身体行动明确表示拒绝。然而，被拒绝的麦克弗森并未放弃，而是借助其医生身份，并辅以金钱手段，从而获得对该女子足部的窥探权。随后，他运用西方的骨科术语对女子的足部进行分析，将之拆解为一组病理结构。由此，他断言“缠足这一可怕过程所引发的疼痛与不适，加之缺乏运动，必会严重损害整体健康”。他借助医学术语的表达呈现为一种“科学”的观察，但其背后暗含着殖民者的优越感和将中国人他者化的倾向，体现出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凝视”。在麦克弗森的叙事中，女子的声音被排除在外，她无法发声讲述缠足的体验，以及缠足对她而言的意义。麦克弗森的理由是，这位女子只懂中文和少许葡语，而他并不精通这两种语言，二人之间并无直接交流。然而，麦克弗森对她外貌与神态的描写却在无意间构成了对其病理化论断的反证。她不仅“身材高挑匀称，体态丰腴，面若桃花，双颊圆润，肤色细腻红润”，而且在见到麦克弗森后“优雅鞠躬”，示意他就座，独处不久后更是“纵声大笑”。这些描写呈现出一位健康、自持且具有情绪与行动能力的女性形象，与缠足被描述为导致全面病态与畸形的叙述并不完全相符。最终，在窥探和“凝视”之后，他只是给缠足贴上了“野蛮习俗”的标签，却无意深入理解缠足女子的社会与文化处境。(38)

另一种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通过突出英军在战争中的救助行为，将自身塑造为“文明”之师。此次战争中，中国人的自杀行为最令英国军官震惊，在“远征中国记”中反复被提及。但在此类叙事中，英军往往强调对中国女性与儿童的救助，以彰显自身的人道主义关怀。比如，穆雷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谈到他亲眼所见的集体自杀。一次是在乍浦，即1842年5月的乍浦之战。穆雷是这么描述英军攻入乍浦满城(即八旗驻防地)后所见情形的：

进入房屋后，几乎所见之处都出现了可怕的景象。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淹死或吊死；整个家族似乎都自杀了。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来看，有的人一定是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并抱着义无反顾的决心才达到目的。水井和每一个他们能找到足够水的地方，都堆满了尸体。我看到有些地方的水几乎不足六英寸，看似不足以使得他们成功自杀。我猜想，当他们看到这个地方被占领之后，认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对他们来说，与其屈服于我们，不如毁灭自己。我可以想象男人们会这样做，因为这些可怜的家伙常常因为没有成功而被他们自己的政府处决。但是，为什么妇女们会如此坚决，这似乎很不寻常。因为许多女人在被我们及时救出水面后，又试图再次溺水而亡。(39)

之后，在镇江，他们又见到了与乍浦相同的自杀场面。穆雷写道：“我们把一些正在试图淹死自己的妇女和儿童从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拉出来。他们反复将头埋在水里一段时间，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不过)有几个人成功了。”(40)根据其他军官的观察，有的妇女与孩子并不是自杀，而是被其丈夫或父亲亲手杀死的。伯纳德在其《尼米西斯号航行作战记》中记述道：

一些满人用自己的生命守护家园，而我们看到另一些人则在屋里故意割断他们女人的喉咙，杀死他们的孩子，有些是用勒死的方式，有些是把他们扔进井里。特别是在一间房屋里，一个满人正在用一把生锈的剑锯开他妻子的喉咙，然后把她抱到井口，而他的孩子已经被扔进井里了。我们为了救出这个女人，让他在事成之前中弹而死，而后立即照顾这个女人，为她包扎伤口，好在伤口并不严重。然而，她一开口，就用她的舌头对胜利者发出了最激烈的咒骂。井里(井中水并不多)的孩子们也都被扶起来并(帮助)恢复。(41)

然而，江南士人的战争记述展现了十分不同的场景。以乍浦之战为例，由于乍浦士兵抵抗尤为顽强，尤其是陕甘兵奋勇御敌，致使英军不悦。英军在攻下乍浦城后劣迹斑斑，不仅烧毁乍浦的军事设施，还向宫庙殿宇纵火泄恨。光绪《平湖县志》称“自天妃宫起延烧数里，火神庙、关帝庙、潮阳庙、军功厂、葫芦城，及普照禅院俱毁”。(42)英军撤退之后，乍浦文人沈筠(1802-1862)(43)便开始探访资料，撰写《壬寅乍浦殉难录》(44)以凭吊战争期间的死难者。沈筠笔下乍浦罹难的情形，可以说是鸦片战争期间遭受英军侵略的地方社会的一个缩影。据沈筠的记载，乍浦僧人达真及其徒壬林试图阻止英人纵火毁庙，激怒英人而被肢解。(45)除此之外，沈筠还记录了其他在英军侵扰之际的不幸百姓：经营染铺的蒋锡院、柴铺的胡长春、酒铺的陆圣祥、轿伞铺的张坤发，无缘无故地“被火枪击死”；“遇夷逼书伪示不从，被火枪死”的庠生刘楙松，“遇夷逼令抬炮，不从，被枪死”的佣工陆士贵，不愿为英人“导搜妇女”而自杀的木工徐元；以及不愿受辱而死的女性顾氏、刘七姑、刘凤姑、胡秀姑、杜贞姑与施氏，等等。(46)由此可见，英军宣称的救助行为即便存在，所涉范围也极为有限。相较之下，英军对平民的无端屠戮更为常见。

三、“远征中国记”的传播与反响

“远征中国记”在英国本土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体。普通公众对“远征中国记”的兴趣，主要在于战争亲历者笔下中国人的“奇异”风俗，而非战事经过的叙述。还有两类特殊的读者关注点与之不同。对华事务专家关注其中有关地理、气候、军事防御与贸易潜力的信息。“远征中国记”中的这类叙述因而备受重视，由此转化为帝国知识，纳入到扩张政策的讨论之中。其中，关于舟山的记述尤为典型，为其反复援引。反战人士则采用了一种不同的阅读方式，他们拒绝接受英军的自我辩护和旅行书写所建构的叙事框架，从中读出战争暴力的赤裸残酷。他们引述中国人的自杀场景，反向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批评战争正当性的依据。

作为最早也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乔斯林的战时回忆在众多“远征中国记”中反响最大。不仅在英国拥有颇多读者，还被翻译为意大利语与法语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版。(47)在英国国内，此书甫一出版，便有英国各地的报刊开始报道其出版信息。其中，流传最广的文本之一便是乔斯林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描述。乔斯林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在新加坡看到的场景：“他们坐着抽烟的房间周围有木质的卧榻，上面有供人休息的地方，一般还有一个侧室专门用来赌博……有些人漫不经心地走进来，以满足他们白天不得不抑制的渴望的胃口；有些人在第一支烟的作用下狂笑、交谈；而周围的沙发上坐满了不同的人，他们无精打采地躺着，脸上带着白痴般的微笑，太受药物的影响而不在乎过往的事情，并迅速融入到他们所期待的结局中。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通常是在建筑物后面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一种死人屋，里面躺着那些已经进入鸦片吸食者疯狂追求的幸福状态的人，作为他们正盲目赶往的漫长睡眠的象征。”(48)不久，乔斯林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描述作为奇闻异事迅速地在英国各地流传开来，在很长时间里形塑着英国公众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雷威斯的《苏塞克斯广告报》(The Sussex Advertiser)介绍此书包含大量关于“中国佬”(John Chinaman(49))风俗习惯的信息，并摘录了书中有关鸦片馆的描述。(50)此后，《巴斯纪事报》(The Bath Chronicle)、《兰卡斯特公报》(The Lancaster Cazetter)、《莱斯特郡报》(The Leicestershire Mercury)、《纽卡斯尔日报》(The Newcastle Journal)也先后转载，题为“鸦片吸食”“鸦片馆”或“中国人的鸦片馆”。(51)就这样，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场景成为此书流传最广的片段。在此书的意大利文版中，正文之前有两幅插图，其中一幅描绘的便是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场景。

舟山作为英军最先占领的岛屿，在“远征中国记”中占据了显著篇幅。这些记述在英国出版后，不仅引起一般读者对这一东方岛屿的强烈兴趣，还被对华事务专家援引，用于证明舟山相对于香港的优越之处。当时，一位书评人在读完乔斯林的“远征中国记”之后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派遣了一支成本高昂且问题重重的远征军进入广阔的中国海，我们的船只航行到了可以看到中国长城的地方，我们占领了一个中国岛屿，我们在中国的土地埋葬了大量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光荣地在天朝的领土上挥舞着英国国旗，然而，对于这个最奇怪与费解的民族，我们似乎比以往了解得更少了。”(52)这里所说的英国人占领的“中国岛屿”便是舟山岛。英国人素来对舟山情有独钟。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舟山建立商务监督公署，斥巨资投资。此后，仍不断有英船驶来定海。乾隆遂采取措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来华英国使团均希望开放舟山为口岸，其中包括1793年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但是都遭到拒绝。(53)英国人钟意舟山的原因在于：舟山地理位置极佳，位处中国海岸线的中点，距离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又很近，距离日本和朝鲜半岛也不远。不仅如此，舟山的港口条件良好，气候宜人，大小适中，土地肥沃，对于建立军事基地与开展商贸而言，都是首选的宝地。(54)

因此，乔斯林对舟山唯美景色的描写以及他在定海城中的见闻成为各大英国报刊乐于转载的中国知识。尽管此前英国的读者已经十分熟悉英军占领舟山一事，但乔斯林的记述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生动的细节。(55)乔斯林之后，伯纳德也在其《尼米西斯号航行作战记》中对舟山精耕细作的农田表达了深深的赞叹：“在这里，目光所及的每一块土地花园般的面貌仍会令你震撼。此地四面环山，但每座山丘都被悉心开垦，直到山顶。土地被划分为小块田垄或畦床，各类作物交错种植，使得乡村面貌丰富多样，也可以看出人们为‘驯服坚硬的土壤’所付出的大量劳动与坚持不懈的耕作。这几乎完全依赖铁锹耕作，更应该被称为园艺。”(56)奥赫特洛尼在《舟山调查概览》中也毫不吝啬对舟山的赞美：“作为欧洲人的居住地，它无疑是最理想的。几乎所有的奢侈品或餐桌上的必需品都可以买到。一年中有许多极其寒冷的月份，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温和而不闷热的。无论在哪里都有最迷人的风景映入眼帘。这里有养生的有利条件，包括最重要的海水浴和许多其他无需列举的优势。它有希望在很短时问内成为女王陛下在东方殖民地军队最受欢迎、最有趣和最舒适的驻地之一。同时，作为一个贸易场所，其价值无疑是巨大的。如果能够克服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允许我们保留它，并有机会向我们开放主要港口的话。”(57)不过，英军占领舟山期间并不都是美好的记忆。由于连日日间的高温暴晒与夜间的闷热湿气，加之生鲜供应未能跟上，热病和痢疾开始在士兵之中横行肆虐。根据约翰·奥赫特洛尼的统计，从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中5329人生病，448人病死。(58)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人对舟山的水土不服而造成的，此事后来成为英国最终放弃舟山而选择香港的重要原因之一。(59)

虽然如此，事后仍有不少人坚持舟山优于香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殖民史研究专家、港英政府首位库政司罗伯特·蒙哥马利·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他在写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国：政治、商业与社会》(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中极力主张保留舟山，而将香港归还给清廷。为此，他不仅引用了上述伯纳德与奥赫特洛尼对舟山的溢美之词以证明舟山的价值，并根据麦克弗森关于士兵健康问题的记述，论证舟山的高死亡率是因为忽视士兵的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而不应将之归因为舟山的气候问题。(60)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詹姆斯·布拉巴松·乌尔姆斯顿(James Brabazon Urmston)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当我们第一次占领舟山时，我们的部队中不幸出现了疾病和死亡。这当然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而是因为一些极端的、不计其数的管理不当。”他同样引用奥赫特洛尼对舟山气候以及地理位置的赞美以说明该岛不可替代的优越之处，并呼吁英国政府应当对这些记述引起重视。(61)从他们的讨论可以看出，“远征中国记”已不再是单纯的战争回忆录，而是成为支撑帝国决策的知识资源。

反战人士则采取了一种颠覆性的阅读策略，即逆着文本的预设立场，反向征引其中的素材。他们既不接受军官的自我辩护，也不为旅行书写的异国情调所吸引，而是从同样的文本中读出战争暴力的残酷真相。那些军官借以炫耀战功的叙事，在他们笔下成为控诉战争罪行的证据。那些原本用于论证“人道主义”的自杀场景，被他们解读为令人羞耻的胜利。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反应颇具代表性。1840-1842年间，他通过报纸密切关注英国在中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动态，因为这些报纸常常刊登英国军官战事记述的片段。1842年10月31日，他从《标准报》(The Standard)刊登的军官叙述了解到鸦片战争期间中方的惨重伤亡，随即将这些片段剪下来粘贴在信纸上，寄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以示抗议。他情绪激动地写道：“这种骇人听闻且可耻的事态已不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冷酷的屠杀行动”。(62)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坚定的卫道士，阿什利勋爵为战争造成的杀戮愧疚不已。在18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录自己的心情：“中国和阿富汗通过每一封邮件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无用胜利和无法抹去的耻辱的消息——我们已经变成了蓄意杀害无辜人民的冷血屠夫，并且似乎在这场杀戮中感到高兴。那片神秘帝国的可怜居民和士兵像为炉子准备的草一样被轻易地屠杀，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宾汉姆上尉的作品中的叙述就像是屠宰场的记录。”(63)11月22日，当得知战争结束，他再次在日记中表达内心的罪恶感：“关于在中国的重大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和平消息。我为和平感到高兴，我为这场残酷和卑劣的战争结束而感到高兴；但我无法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尽管这可能是不爱国的，可能不符合英国人的情感；我们在历史上最无序、不必要和不公正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一场善良的人无法祈求上天恩惠的战争，而基督徒在两年内让异教徒流的血，比异教徒在两个世纪内让基督徒流的血还要多!我越发感到恐惧，因为我确信报应将以某种可怕的形式降临；这些罪行不会不受惩罚；失败可能会减轻我们的报应，但成功将证明我们的毁灭。”(64)阿什利勋爵对鸦片战争的批评虽然真诚，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从行动层面而言，他的抗议未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由于中英之间信息传递的时间差，当他写信给罗伯特·皮尔爵士时，《南京条约》已经签订。因此，他的抗议不过是迟到的谴责，于事无补。再者，他对战争杀戮的愧疚只是停留在私人日记中，未能转化为公开出版物，因而难以影响公众舆论。从思想层面而言，他的谴责主要基于基督教道德框架，认为战争中的杀戮有损英国的“文明”形象，而非从根本上质疑帝国扩张本身的正当性。

相比之下，“远征中国记”通过商业出版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塑造英国公众对华认知的主导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远征中国记”不仅以报刊连载和书籍形式流通，其中的中国知识还被提取并整合进普及性读物，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843年，就在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一本图文并茂的《图说中国》(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在伦敦和巴黎出版。这本书由英国皇家建筑师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图、爱尔兰作家乔治·赖特(George N.Wright)担任解说。书中内容包罗万象，囊括清代中国各地的风景名胜、社会风俗、农业生产与刑罚制度等内容，可以说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百科全书。事实上，托马斯·阿罗姆和乔治·赖特从未到访中国，而是参考前人的画作与记述进行创作。书中有不少内容与鸦片战争相关。赖特参考乔斯林、宾汉姆与麦肯齐等人的“远征中国记”，讲述了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在舟山、宁波、厦门、乍浦的战役以及各地的风俗，阿罗姆则根据英国随军画家创作的速写绘制了多张与此相关的画作。(65)1845年，此书又在德国出版。(66)十余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再次引发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两位作者借机增订此书，在伦敦与纽约重版，以满足公众对中国历史与风土人情的兴趣。(67)此书在西方的多次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图说中国》更新、拓展了英国乃至西方世界对清代中国的认知范围。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对清代中国的地理认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与京杭大运河沿线两大区域。这一认知格局的形成与清廷推行的贸易管控政策有关。自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起实施的“一口通商”制度，将广州确立为中西贸易唯一合法的口岸。中西持续的商贸往来，使得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地理、风俗、军事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东印度公司商船、传教士的观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而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入英国的视野，则与外交使团的战略考察直接相关。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相继来华，系统收集了北京以及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相关情报。使团成员在回到英国之后，讲述了那些在北京周边，京杭大运河沿线等地的新奇见闻。(68)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入了北方的白河口与南方长江下游等英人此前罕至之处，“远征中国记”因而包含了大量关于这些地区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一手观察。这些零散的记录经过阿罗姆和赖特的整合，融入原有的知识体系，转化为面向更广泛读者群体的中国知识概览。

结语

综合以上考察可见，参战英军“远征中国记”的写作和出版是19世纪中叶英国建构中国知识、论证帝国扩张合法性的关键一环。他们否认“鸦片战争”的命名，并在叙事中采取旅行书写与道德叙事等修辞策略，对侵略战争的不义性质加以遮蔽或重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与此前英国关于中国的论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互文关系：英军的个体叙事并非对中国和这场战争的客观陈述，而是建立在既有知识或想象基础上的再阐释。他们在来华前已浸润于小说和传教士著作等文本构筑的中国想象之中，这些论述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框架和观察视角，并在其叙事中被反复征引和强化。这种互文关系表明，“远征中国记”从一开始就是对既有中国想象的延续与再生产。

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远征中国记”如何从英军的个体记忆转化为帝国的殖民知识。在尚未出现战地记者的历史语境中，这些原本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个体叙事，因作者的亲历者身份而被赋予一定的权威性，并通过报纸的刊载与转载以及普及性读物的整合，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远征中国记”这类战争叙事不仅强化了英国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更将中国固化为亟待西方“文明”干预与改造的他者，从而为英帝国在东亚的持续扩张奠定了认知与话语基础。正如伯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在分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史时所揭示的，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更是一项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认知工程。通过历史编纂、旅行观察、勘测、统计、古物发掘等方式，殖民者将异域社会的陌生事物转化为可被理解、归类和治理的对象。(69)在19世纪殖民知识生产的意义脉络中，“远征中国记”的影响超出了一般的战争回忆录，其所提供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旅行观察和实地考察记录，被殖民官员纳入英帝国的知识体系之中，成为其东亚扩张战略中可供调用的重要资源。

注释：

①参见齐思和：《鸦片战争书目解题》，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558-564页。

②James Hayes,"'That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Opinions on China,the Chinese,and the 'Opium War' Among British Naval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o Served During Hostilities Ther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39,1999-2000,pp.211-233.

③David McLean,"Surgeons of The Opium War:The Navy on the China Coast,1840-42,"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21,no.491,2006,pp.487-504.

④Ruairidh J.Brown,"Travels in a Haunted House.Rational Curiosities and Overlapping Dichotomies in Duncan McPherson MD's Account of the'Chinese Expedition' of 1840-1842," in Travel Writings on Asia:Curiosity,Identities,and Knowledge Across the East,c.1200 to the Present,Christian Mueller,Matteo Salonia(ed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2,pp.145-172.

⑤在完整的战争回忆录之外，奥赫特洛尼还撰写过《舟山调查概览》，先后在印度和英国本土出版。这类调查报告虽更偏重于地理考察，有别于回忆录的个体叙事特征，但可视为“远征中国记”的补充性文本，同样值得关注。John Ouchtedony,Statistical Notes on Chusan,Madras:Spectator Press,1840; John Ouchterlony,A Statistical Sketch of the Island of Chusan,with a Brief Note on the Geology of China,London:Pelham Richardson,1841.

⑥他在印度服役之事，参见他在1842年6月3日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议会发言。"War in Affghanistan," Hansard,House of Commons Debate,23 June 1842,vol.64,cols.496-504.http://gfffy5791c3a9c949404cs6wkuvwnvbvqc6nb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Commons/1842-06-23/debates/f64aeac7-44ea..4ale-98c5-28a5ab631be7/WarInAffghanistan,accessed June 3,2022.

⑦⑨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42,p.51.

⑧渔民使用的方言是译者不能理解的，故双方只能通过书面文字交流。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p.44-45.

⑩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4,title page.

(11)参见Daniel Defoe,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Being the Second and Last Part of His Life,and Strange Surprizing Accounts of His Travels round Three Parts of the Globe,London:Printed for W.Taylor at the Ship in Pater-Noster-Row,1719,pp.275-278;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link.gale.com/apps/doc/CW0109258126/ECCO?u=peking&sid=bookmark-ECCO&xid=86034545&pg=2,accessed 17 July2022。在19世纪，这本续记常常与第一部合在一起印刷出版，因而当时西方世界的读者阅读的鲁滨逊漂流记往往包括续记。参见 Daniel Defoe,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London:James Burns,1847。

(12)关于《鲁滨逊漂流续记》中的东方主义色彩，参见薛瑾：《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之缩影——〈鲁滨逊漂流续记〉的东方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关于笛福对中国的讨论，参见G.A.Starr,"Defoe and China,"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3,no.4,2010,pp.435-454。

(13)Thomas Hood,"The War with China," New Monthly Magazine,vol.60,1840,p.123.

(14)Arthur Cunynghame,An Aide-de-camp's Recollections of Servioe in China,vol.2,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4,pp.68-69.

(15)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vol.1,London:Henry Colburn,1842,p.1.宾汉姆在引用的时候注明引用自德庇时的《中国》(China)，书名有误。

(16)John Francis Dav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vol.1,London:Charles Knight,1836,p.63.

(17)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邓立勋编校：《苏东坡全集》下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84页。关于苏轼这段话在跨语际传播中发生的故事，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0-62页。

(18)关于异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对解释权的争夺，参见Mary Louise Pratt,"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1991,pp.33-40。

(19)John Francis Dav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vol.1,p.87,p.195,p.221,p.315,p.324,p.351.

(20)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ix,p.1,p.43.

(21)Keith Stewart Mackenzie,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London:Richard Bentley,1842,title page; Robert Morrison,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Macao: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7,pp.124-125.

(22)Paul Veyne,Writing History:Essay on Epistemology,Mina Moore-Rinvolucri(trans.),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4,pp.36-43.

(23)关于英国国内舆论中的反战声音，参见关世杰：《英国大众反对政府进行鸦片战争》，《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Song-Chuan Chen,Merchants of War and Peace:British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Making of the Opium War,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6-149。

(24)J.Elliot Bingham,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vol.1,pp.1-2,pp.22-23,pp.34-35,pp.137-139.

(25)此次来华行动之前，麦克弗森主要在英属印度服务，担任马德拉斯医疗服务的督查官。由于他改善了当地的卫生条件，因而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梅吉迪亚”(Medjidia)勋章。参见Ruairidh J.Brown,"Travels in a Haunted House.Rational Curiosities and Overlapping Dichotomies in Duncan McPherson MD's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f 1840-1842." p.153。

(26)Duncan 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ill April,1842,London:Saunders and Otley,1843,pp.245-249.

(27)"Expedition,n.," OED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cember 2021.http://gfffy00df33a3bf554a71s6wkuvwnvbvqc6nb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view/Entry/66487?redirectedFrom=expedition,accessed January 20,2022.

(28)最早将欧洲人的旅行书写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类加以研究、批判的，是从事拉美研究的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Pratt)。她在研究欧洲人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时指出：“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并创造出“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参见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4页。

(2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8-229页。

(30)(34)(35)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ix,p.50,pp.55-56.

(31)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23,pp.140-141,pp.147-148.

(32)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56-164页；蓝诗玲：《鸦片战争：药·梦·国族构建》，刘悦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50-151页。

(33)根据茅海建的研究，英方发出的最后通牒信息传达有误，声称只等候“半个时辰”。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57-158页。

(36)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p.30-37,p.48,pp.60-61,p.66.

(37)(38)Duncan 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nt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ill April,1842,pp.39-40,pp.40-45.

(39)(40)Alexander Murray,Doings in China: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London:Richard Bentley,1843,pp.145-146,p.182.

(41)William Dallas 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n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vol.2,London:Henry Colburn,1844,p.412.

(42)光绪《平湖县志》卷5《武备》，《中国方志丛书》第18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2册，第590页。

(43)沈筠，字实甫，号浪仙。沈筠出身贫寒，但他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涵盖诗文集、地方史志和日本研究等诸多方面。据石晓军的研究，沈筠与长崎汉诗人多有交游，其著作流传至日本，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参见光绪《平湖县志》卷17《人物·列传三·文苑》，第1721-1722页；石晓军：《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沈筠事迹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石晓军：《十九世纪中叶中日地方文人交流秘史钩沉——浙江乍浦诗人沈浪仙与日本播磨诗人河野铁兜的交游》，《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5期。

(44)《壬寅乍浦殉难录》收录了1842年乍浦之战中殉难军民的姓名，沈筠将人物的年龄与殉难经过以小字双排注的形式系于人名之后，并附吊唁诗。此书意在保存乍浦在战争劫难后的创伤记忆，又希望通过对忠义节烈之事的表彰，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参见沈筠：《壬寅乍浦殉难录》，岳钦韬主编：《嘉兴近现代丛书》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影印本。

(45)(46)沈筠：《壬寅乍浦殉难录》，岳钦韬主编：《嘉兴近现代丛书》第4册，第38、39页。

(47)参见Di Lord Jocelyn,Campagna in China o Sei Mesi Colla Spedizione Inglese,Milano:Lampato,1841; Lord Jocelyn,La Campagne de Chine,ou Six Mois avec l' Expédition Anglaise,Bruxelles:Ode,1844。

(48)Robert Jocelyn,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hion; or,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pp.38-41.

(49)“John Chinaman”的称呼带有贬义，关于该词在英文文献中的使用参见司佳：《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53页。

(50)"Gleanings from New Works," The Sussex Advertiser,vol.96,no.4915,1841,p.3.

(51)"The Opium-smoking Shop," The Bath Chronicle,vol.84,no.4107,1841,p.4;"Selections,Anecdotes,&c.," The Lancaster Gazetter,no.2057,1841,p.4;"Gatherings," The Leicestershire Mercury,vol.6,no.252,1841,p.1;"Miscellaneous Selections," The Newcastle Journal,vol.10,no.471,1841,p.4.

(52)"The Literary Examiner," The Examiner,no.1728,1841,pp.164-165.

(53)参见郭卫东：《1840年代：英国与舟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4)Robert Montgomery 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2,London:James Madden,1847,pp.390-399.

(55)"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The Times,no.17620,1841,p.6.

(56)William Dallas 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vol.2,pp.187-188.

(57)John Ouchterlony,A Statistical Sketch of the Island of Chusan,with A Brief Note on the Geolagy of China,p.33.约翰·奥赫特洛尼的这本调查报告篇幅较短，而且出版时间较早(第一版于1840年便在印度马德拉斯出版，次年修订本在英国伦敦出版)，因而在英国本土以及英属印度流传颇广，一些杂志予以大篇幅的摘抄转载。参见"Statistical Notes on Chusan," in Calcutta 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 and Miscellan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in India,vol.2,John Mclelland(ed.),Calcutta:W.Ridsdale,Bishop's College Press,1840,pp.129-138;"Island of Chusan," in The Colonial Magazine and Commercial-maritime Journal,vol.4,Robert Montgomery Martin(ed.),London & Liverpool:Fisher,Son & Co.,1841,pp.502-505。

(58)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hing,pp.53-54.

(59)参见郭卫东：《从舟山到香港：英国在华殖民战略的调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60)Robert Montgomery Martin,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2,pp.372-373,p.379,p.390; Duncan McPherson,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1840,till April,1842,pp.12-13.

(61)J.B.U.,"Past and Futur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and Foreign India,China,and Australasia,vol.40,London:Wm.H.Allen & Co.,1843,pp.144-145.此人另撰有《舟山与香港》(Chusan and Hong-Kong)。参见James Brabazon Urmston,Chusan and Hong-Kong:with Remarks on the Treaty of Peace at Nankin in 1842,and on Our Present Position and Relations with China,London:James Madden,1847。

(62)Lord Ashley to Sir Robert Peel,Oct.31,1842,Correspondence with Lord Ashley February 1841—February 1849.MS 40483,Paper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f Great Britain,Series Two:Sir Robert Peel:Part Two:Additional Manuscripts 40462-40484,British Library,Nineteenth Ceatury Collections Online,accessed March 10,2025.http://gfffy2124727d2472429es6wkuvwnvbvqc6nb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apps/doc/BFNAZH549952379/NCCO?u=cnshu&sid=bookmark-NCCO&xid=d2a35aa8&pg=1.

(63)David Brown ed.,The Diaries of Anthony Ashley-Cooper,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vol.1:1825-1845,Part one,pp.389-390.

(64)David Brown ed.,The Diaries of Anthony Ashley-Cooper,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p.391.

(65)Thomas Allom and G.N.Wright,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Displaying 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London& Paris:Fisher,son,& co.,1843.中译本参见乔治·N.赖特：《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托马斯·阿罗姆绘、赵省伟编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编者为使《西洋镜》丛书体例保持一致，更改了书名。

(66)Thomas Allom and G.N.Wright,China,Historisch,Romantisch,Malerisch,Carlsruhe:Im Kunst-Verlag,1845.

(67)Thomas Allom and G.N.Wright,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Being a Series of Views from Original Sketches,Displaying the Scenery,Architecture,Social Habits etc.of that Ancient and Exclusive Nation,London & New York:Lond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1858,p.ⅲ.

(68)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回国之后的出版物，包括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英使访华录》(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马戛尔尼的日记，以及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画作。阿美士德使团成员中，则有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与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出版了出使中国的日志。参见欧阳哲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北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69)Bernard S.Cohn,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The British in India,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