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市化格局被全球南方城市重组的背景下，既有以全球北方经验为基础的城市政治学面临日益突出的解释力困境。比较城市主义主张解构知识生产的等级结构，赋予所有城市实践以平等的理论生成权利。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去中心化、关系嵌入与机制生成为原则的比较分析框架，从为何比较、如何比较和比较什么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通过对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价值规定性、发展政治的生产逻辑、单一制政治体制的治理弹性和国家与社会共生的复合治理形态等概念和中层政治机制的提炼，尝试将中国城市政治实践转化为具备全球对话能力的学术议题，系统探讨中国城市政治学在比较城市主义视野下的知识生产路径。这一具有反思性和生成性的比较路径，不仅可以深化对本土城市政治逻辑的理解，还可以参与全球城市政治学的知识生产。

宋道雷，复旦大学人民城市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城市政治学的理论演进，与全球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保持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作为一门探究城市空间权力配置与治理逻辑的学问，城市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机制深受特定地域和历史阶段发展经验的形塑。在较长时期内，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在议题设定与因果解释层面，将全球北方城市的政治经济条件预设为其本体论逻辑起点。然而，随着全球城市化重心向南方国家移转，这种建立在有限地域经验基础上的解释框架，面临日益突出的合法性挑战。面对多元复杂且不断变动的全球城市实践，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在进入高速、大规模的城市化时，系统审视既有理论的生成机制与知识前提，已成为推动城市政治学实现转型的时代命题。

以全球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传统城市政治学的解释力困境，根植于其本体论预设与方法论局限。该范式将城市视为一个具有高度制度自主性的政治容器，其内部权力博弈主要在地方政府、经济精英与社会团体等相对明晰的主体间展开，国家被视为外生于城市政治的背景性因素。其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变量导向，倾向于将城市视为独立的分析单元。它将全球城市政治视为存量利益的博弈空间，而全球南方城市却是增量发展的动能场域。传统理论预设的稳定制度框架与成熟社会结构，使得其分析集中于既定权力格局下的联盟形成和利益分配，其目标在于解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城市系统中“谁统治”的问题。然而，全球南方城市化却是一个在压缩的时空内，进行大规模空间生产、人口重构与资本积累的剧烈变迁过程，其城市政治的核心任务首先是驱动和驾驭“发展”本身，以创造快速且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增量。前者对应的是治理已成型空间的“分配政治”，而后者却是塑造新空间的“生产政治”。因此，当面对全球南方的多元城市化时，传统城市政治学遭遇了合法性危机。

比较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对上述张力进行了深刻反思。它超越了将“比较”视为单纯研究方法的传统认知，将其提升为一种深刻的对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即解构城市研究中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这一思潮批判了将全球北方城市经验默认为现代性标尺的理论普遍主义，主张所有城市实践都应被置于平等的本体论地位，均应被视为具有理论生成能力的比较对象。由此，比较城市主义主张生成性比较，而非差异性比较，强调在比较的过程中推动城市政治学向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知识共同体转型，为处于理论话语边缘的全球南方城市经验获得主体性并参与建构全球城市知识体系提供了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实践以其独特的制度禀赋与演化路径，为上述知识论反思与理论创新提供了研究场域。中国在四十几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其时空压缩特征非常显著。这一过程并非市场力量或社会力量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是呈现为一种政党引领与国家战略深度嵌入，多层级政府联动协同的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这种由强政治主导的复合治理式城市发展模式，直接挑战了以城市政体理论、多元主义理论等为代表的传统城市政治学。中国实践所蕴含的丰富治理机制与制度创新，具备产生原创性理论的条件，是推动城市政治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知识来源。

基于上述背景与理论动态，本文旨在探讨一个核心学术问题：比较城市主义如何为中国城市政治学突破理论瓶颈提供新的切入点？具体而言，本文试图探究，如何通过比较城市主义的分析视角，将中国复杂的城市政治实践有效地转化为能够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命题，而非囿于特殊性的经验描述或对既有理论的被动检验。本研究的核心是试图探索一条能够超越西方理论应用焦虑与中国经验特殊论二元困境的中间路径，一方面使中国城市政治研究提炼出的核心机制能更精准地解释自身，另一方面为理解国家主导型快速城市化的政治逻辑提供有解释力的分析工具，推动其从单纯的被比较对象逐步转向比较视角的知识主动生产者。

二、比较城市主义的兴起与城市政治学的转向

面对传统城市政治学在解释全球南方城市实践时的乏力现象，城市研究领域已开始对知识生产机制展开系统性反思。比较城市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方法论与知识论自觉的思潮应运而生，它标志着城市研究从对比较方法的工具性使用，转向了对“比较本身”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

（一）比较城市主义及其主要内容

在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盛行的当下，对其本身的思考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方面。比较城市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城市研究从简单的案例比较转向对比较这一知识生产机制本身的反思。在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学界日益质疑以全球北方城市经验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理论，将研究关注点转向城市发展的地方特定性。比较城市主义通过对全球北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揭示了学术话语权结构与全球城市权力格局之间的深层关联，挑战了西方经验在界定城市现代性方面的长期主导地位。这种批判性反思不再将非西方城市视为既有范式的注脚，而是将其置于平等的本体论位置，重新审视全球城市政治的多元表达，使地理上的“他者”转化为理论生成的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研究的“双轨制”受到批判。城市研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两条相互分离的解释路径。一条是以西方城市为核心对象的现代性轨道，另一条则是以全球南方城市为边缘对象的发展主义轨道。在这种知识结构中，西方城市经验被视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准，而全球南方城市则被置于“发展中”或“转型中”的位置。这种人为的理论区隔，不仅简化了全球南方城市政治实践的复杂性，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西方经验在城市理论中的标准化地位。因此，打破这种双轨制知识结构，成为比较城市主义的理论目标。

在此基础上，比较城市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路径。首先，学界基于“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或“通过他处思考城市”（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的视角，主张所有城市都应被视为潜在的理论生成场域。这为处于边缘地带的城市提供了进入全球城市理论版图的合法路径。这一视角强调，每一个城市在其特定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中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过程，因此都具备生成原创性理论的主体性和权利。比较城市主义基于这一理论立场，试图打破传统城市研究中以少数典型城市为中心的等级结构，使不同地区的城市经验能够在更平等的知识框架中展开对话，从而生产出一种特定层级的城市知识，即“介于对所有城市皆适用的共性与在特定时间点上对单一城市适用的特性之间”的中间型或第三种城市知识。

其次，比较城市主义将“比较”视为城市知识的生成机制。传统比较研究主要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消除差异以寻找普遍规律，这无形中抹杀了全球南方城市的理论创造力。比较城市主义强调在不同地理节点、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参照关系，通过跨越地理与制度边界的更加平等的比较研究，揭示城市政治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异与重组。这种研究取向认为，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某种模式与理论的优越性，而是在全球城市的互动与比较研究中，创设城市政治的新增长点与理论建构的可能性。因此，比较研究不再是验证既有理论的工具，而成为新理论生成的重要路径。

最后，比较城市主义在方法论上推动了城市研究从类型学比较向关系型比较的转变。传统研究倾向于将城市视为孤立的分析单位，将其分为地位不平等的差等城市，然后再进行类型学比较。而关系型比较则将城市理解为嵌入全球格局、政策扩散与制度网络中的动态节点。在这一视角下，城市政治变迁不仅源于内部制度安排，也受到跨区域的制度互动与全球网络结构变化的影响。学界通过研究政策扩散、资本流动与治理技术的跨国迁移等过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城市政治结构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生成机制。

比较城市主义在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中，从对“城市是什么”的实体追问转向对“城市知识如何被生产”的生成机制反思。这一思潮的核心抱负在于系统反思传统理论背后的霸权阐释与等级性，通过将比较本身重塑为一种平等和生成性的知识实践，使城市政治学完成一场从理论借用到多元知识共创的转型。因此，比较城市主义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在于为全球城市研究开创一种自我反思且开放包容的知识生产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城市主义为我们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的复杂性提供了一条超越文化本质主义与经验移植论的中间路径。它引导学者跳出单纯比较南北差异的静态框架，探究政治运行的深层逻辑，捕捉全球南方城市如何通过灵活的尺度重构与制度创新，应对复杂的发展挑战和治理危机。由此，全球南方城市得以跨越特殊性和地方性藩篱，将本土机制转化为具备全球对话能力的学术议题，实质性地参与并修正城市政治学理论。换言之，比较城市主义本质上是人类对城市这一复杂政治景观认知深化的产物，为我们理解日益城市化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生命力的学术方案。

（二）城市政治学的知识论转向

在全球城市化格局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比较城市主义推动城市政治学在知识论层面进行反思。城市政治学唯有重新审视理论生成的条件、路径及其适用边界，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城市实践中维持解释力。因此，知识论转向并非简单的研究议题扩展，而是在全球城市实践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反思与自我重构，其核心是推动城市政治具备生成型特征的动态理论生产机制。这一机制在承认理论抽象必要性的同时，更加重视理论在不同制度情境中的持续生成能力。

在本体论层面，知识论转向意味着城市政治研究需要由实体主义取向转向过程—关系取向的分析框架。在既往研究中，城市被视为一种先验存在的地理容器，被理解为多元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物理空间。然而，这种静态化的理解方式容易忽视城市空间在政治过程中的生成性作用。过程—关系取向则强调城市空间并非被动的容器，而是在权力、资本与社会行动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动态结构。在这一视角下，没有任何一种城市政治权力能够脱离特定的空间生产过程而存在，权力的形成、巩固与演变始终伴随着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与重塑。基于此，城市不再只是政治行动的载体，而是在制度安排、资源配置与各主体持续互动中不断被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场域。城市政治也不再仅仅表现为既定主体之间争夺“谁统治”的利益博弈，而是体现为权力关系在空间结构中的持续生成与再配置过程。这种分析取向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政策、市场力量、社会参与以及地方治理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由此，城市被重新理解为由多重关系网络构成的动态过程性结构，从而在更深层次把握城市政治运行的复杂性。

在方法论层面，这进一步推动城市政治研究由以变量测量为主的路径转向以机制解释为核心的路径。传统城市政治研究通过变量比较方法，在不同案例之间识别制度差异并建立因果关联，以此解释城市治理结果的差异。这在制度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境中具有较高的操作性，但在多元且高度复杂的城市实践中，却难以揭示权力运作的真实机制。机制解释导向的研究将分析重点从“变量是否存在”转向“制度如何在具体情境中发挥作用”。学者通过对政策形成、资源动员、组织协调与社会参与等具体过程的研究，立体地揭示不同制度条件下城市政治的生成路径。由此，城市政治学不仅可以避免将制度差异简化为变量差异，还可以识别相似治理工具在不同制度环境中呈现出的差异化运作机制，从而更加准确地解释不同城市政治实践的多样化特征。

三、比较城市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城市政治学知识生产机制

比较城市主义通过确立一种平等的本体论立场，为中国城市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这一视野下，中国规模宏大且独特的城市化实践本身，便是可以与全球其他城市经验进行平等对话和激发理论创新的生成性场域。基于此，中国城市政治研究需要解决三个核心议题：一是为何将比较作为中国城市政治知识生产的重要机制，二是如何在操作层面构建一种有效的比较研究路径，三是通过此种比较，中国经验能够为全球城市政治学贡献何种理论资源。

（一）为何比较：作为知识生产机制的平等对话

“比较是知识的发动机”，更是中国城市政治知识生产的重要机制。“在无法应用实验法的学科领域，比较不仅是寻找两个或多个环境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的一条知识途径，也是收集足够数量的信息和数据以大致接近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比较城市主义所强调的“比较”之于中国城市政治学，不仅是一种求同存异的研究方法，更是其知识体系得以确立并获得合法性的前提与生成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更注重本体论而非方法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政治在知识论上处于一种“被定义”的位置，其根源在于将全球北方城市的理论默认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框架，在逻辑起点上预设了中心—边缘的知识等级秩序。因此，中国城市政治学欲突破此种依附性，就必须通过主动且平等的比较，重塑自身在知识生产网络中的位置与角色。

将比较确立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机制，就意味着要将中国城市政治实践置于与全球北方城市经验平等的本体论地位。这种平等性并非指向发展水平、城市能级的等同，而是强调每一种城市化路径所内嵌的政治逻辑、制度安排与治理策略，都应被视为具有独立理论生成能力的知识来源。由此，在中国的实践中将国家先验地理解为城市政治的外部约束变量则不再适宜，而是在与强调地方自治的案例比较中，政党引领与国家主导的城市发展体系深度塑造空间生产与社会整合这一特征，才能从对特殊国情和例外案例的描述，转化为一个关于“发展型国家在城市尺度上的政治逻辑”的理论命题。唯有通过这种平等的知识生产机制，学界才能反思那些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从而真正“发现”中国实践中那些无法被既有概念解释且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现象与机制。

因此，比较的核心目的是塑造中国城市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它不是简单地将中国实践添加到既有的类型学研究中，而是将其蕴含的政治逻辑与来自其他语境的理论命题进行比较，使双方认知到自身的解释力边界与盲区，在比较中激发出新的问题意识、分析概念与因果解释。这种生成性的比较，使中国城市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从回应既有理论转向提出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是知识的发动机”，是中国城市政治学实现知识自主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机制。

（二）如何比较：中国城市政治知识生产的原则

中国城市政治学在确立了以平等对话为内核的知识生产机制后，还需要一套原则将“如何比较”转化为具体的学术研究，从而使宏观的比较城市主义方法论转化为有效的分析工具。这套分析工具的核心由去中心化原则、关系嵌入原则与机制生成原则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

一是去中心化原则。该原则是中国城市政治分析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去中心化原则首先要求对知识生产的前提进行彻底反思，其目标在于重构以全球北方城市政治为标准的理论参照系。传统城市政治的比较研究不自觉地预设了城市发展模式的理想类型，将其他城市视为对该模式的偏离或滞后。对于中国城市政治研究而言，践行去中心化原则首先意味着摒弃任何先验的理论预设，将中国实践本身视为一个具有独立本体论地位的研究原点。这不是否认理论抽象的必要性，而是通过削弱单一经验对概念体系的约束，使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适用边界得到动态界定。这一原则通过强调在平等的知识论层面开展比较研究，使源自中国实践的概念与框架获得同等的理论生成资格。具体而言，去中心化原则要求在问题意识层面进行源头创新，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被既有理论解释的真实政治现象出发，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议题，从中提炼具有强解释力的概念、机制和理论框架。

二是关系嵌入原则。该原则界定了中国城市政治分析的基本路径，其核心在于将城市政治置于多重结构性关系中加以研究。该原则强调城市政治运行并非单一制度逻辑的产物，需将其置于由纵向、横向及国际维度等多重关系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进行分析。这可以避免将城市视为物理容器的实体主义取向。在纵向上，中国城市并非自洽的政治实体，其资源获取、权力结构与发展战略深刻嵌入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府际关系与政策传导体系，国家的空间战略与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建构了城市政治的基本逻辑。在横向上，不同城市间并非彼此独立，它们通过区域竞争、政策学习、产业协作乃至治理模式的示范与扩散等方式，持续互动与互构。这本身就是塑造城市政治行为与治理逻辑的关键变量。在国际维度上，中国城市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技术扩散与话语竞争等网络结构，全球力量与城市回应之间的张力与融合，构成理解中国城市政治机制不可忽视的全球环境。因此，关系嵌入原则下的比较分析，其重点不是停留于制度类型或政策工具的表层比较，而是将城市视为嵌入多尺度关系网络的节点，深入揭示不同要素在具体情境中的联结方式及其互动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原则使城市政治研究能够摆脱将国家与地方、政治与经济以及城市与城市加以割裂的分析倾向，以一种高度耦合的整体性研究代替静态的类型学比较。

三是机制生成原则。该原则为中国城市政治分析提供了从经验描述迈向理论提炼的关键环节。它的核心在于从复杂的关系互动与具体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因果解释力的中观政治机制，从而实现从经验特殊性到理论解释力的跨越。这一原则不是对中外城市政治差异进行现象学描述，而是揭示差异背后稳定且可重复的作用机制。它要求回答城市政治或治理结果是如何通过特定行动者的互动、策略与制度约束而产生的这一问题。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不同城市重大项目推进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抽象出政治势能、尺度重构和非正式协商等中层分析概念和机制。这些机制扎根于中国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与历史文化传统，能有效解释国家意志如何穿透科层体系，多元利益如何被有机整合，正式规则与非正式实践如何协同共生等关键政治过程。该原则可以使中国城市政治研究在保持语境敏感性的同时发挥理论抽象功能，以此提炼出来的中观机制方才具备可迁移性。基于此，中国城市政治研究才能提供具有比较意义的分析工具。

（三）比较什么：中国城市政治的理论贡献

中国城市政治学在遵循上述原则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若干对全球城市政治学具有重要拓展意义的理论贡献。具体而言，其理论贡献突出体现为对城市哲学、发展政治、治理结构以及国家社会关系四个核心维度的深化。

首先，确立了“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为全球城市理论贡献了一种政治哲学理念。无论是增长机器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强调，还是城市政体理论对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关注，都将城市的本质视为推动经济增长、利益分配和社会治理的技术性空间，其价值基础偏向工具理性。中国的城市政治哲学则将城市界定为“人民城市”，并在新时代升华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复合型体系。这意味着城市政治的核心使命，不仅在于驱动物质空间的现代化的工具理性，更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遵循，确保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价值理性。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六大复合型指标，从价值规定性的层面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城市政治过程。它要求经济增长必须与民生改善、社会保障、生态宜居和文脉延续等同步协调。这就使创新发展、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等议题无法仅化约为资本与权力的逻辑，而必须纳入公众参与、社会公平和城市精神等价值考量。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国的城市治理中，党建引领、群众路线与精细治理等举措能够并行不悖。在全球城市普遍面临空间区隔、社会不平等加剧与意义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城市的“现代化”与“人民性”双重维度的坚持与实践，提供了一种关于城市发展终极目的的哲学反思与制度探索。这本身就极具比较与对话价值。

其次，将发展本身作为城市政治的组成部分，贡献了一种发展政治学视角。中国城市实践重视“发展”与“政治”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本质性关联，揭示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推动形成一种以发展为核心议题的政治分析视角。在传统城市政治理论中，“发展”与“增长”被预设为城市政治行动者既成的背景或博弈的舞台。然而，在中国，城市化驱动的“发展”本身就是最核心的政治议程，是政党与国家通过统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空间更新等组成的总体性框架。因此，发展远不只是一个经济目标，其本身就是最核心的政治。城市政治将发展过程本身纳入政治解释的核心范畴，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政治”。

政党将城市化承载并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为实现历史使命的宏大政治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城市空间的生产、重构与治理，从一开始就被深度“政治化”，其决策逻辑、规则制定和参与力量等无不受到强有力的政治统领与整合。政党和国家代表的政治公权力不仅为城市发展规划蓝图、设定目标，更通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产业政策、城市群擘画和实施城市民生实事项目等举措，主动统筹空间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以强大的组织网络、资源动员能力与战略定力，直接建构并驱动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政治逻辑深度嵌入并引领经济逻辑，政治整合优先于并协调着社会治理，中国的城市政治呈现出政治吸纳经济和政治整合社会的鲜明特征。这一视角挑战了将政治简化为利益集团围绕既定“发展成果”进行博弈的多元主义理论，也修正了将增长联盟视为经济发展被动适应物的城市政体理论，将“发展”重新带回城市政治学的中心。它提示我们，在后发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具有高度战略规划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与利益统合能力的政治核心，是理解其发展动力的关键。

再次，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城市实践中展现出的“治理弹性”，为理解单一制下的尺度政治与政策创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中国的中央集权架构在大一统政治层面是刚性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展现出应对地方多样性、不确定性及复杂议题的适应性与调适能力。这种治理弹性根植于一系列机制性安排。一是在尺度政治层面，城市治理的行政尺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任务属性被灵活建构、上收、下放或重组，形成战略性集权与操作性放权的复杂搭配。城市发展的重大事项可能通过设立国家级新区、成立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等机制实现“尺度上推”，以集中资源弥补常规治理的不足；而基层治理创新则通过试点由地方城市探索，成功后经“尺度下推”在其他城市推广。二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合，通过政策试验、学习和扩散机制，允许个别城市在控制性条件下进行创新，成功经验被选择性吸收并被规范化，最终上升为普遍性政策。同时，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机制在规制城市行为的同时，也激励了为达成目标而进行的灵活变通与策略创新。这种弹性治理既非简单的分权，也非僵化的集权，而是一种基于绩效合法性与问题解决导向的策略性控制与赋权相结合的治理调适过程。它丰富了关于多层级治理、政策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理论，为分析大型城市政治体如何应对内部多样性和激发地方活力，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最后，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一种国家权力与社会生活“复合治理”的微观形态，挑战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经典范式。在城市基层，正式的行政科层体系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治理空间，也无法独立应对所有治理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共生型的治理格局。政党的基层组织深度嵌入社区，既发挥政治引领与组织整合作用，也成为感知社会和提供服务的节点。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组成的“三驾马车”以及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既受国家规制又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基层治理兜底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大量基于邻里关系和志愿精神的非正式规则、关系网络与协商实践，在邻里互助、矛盾调解和文化活动中发挥着科层制无法替代的非正式治理作用。公权力不是以单一的程式化刚性方式直达城市个体，而是通过吸纳、引导和协同这些社会性要素，以更柔性和韧性的方式实现治理目标。这种复合型治理表明，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力量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二者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渠道和共同认同的非正式规则相互依存、相互建构。这为思考如何在高度复杂化的现代城市社会中，维系基本的国家治理秩序与社会团结，提供了不同于强国家与弱社会或者弱国家与强社会框架的理论启示。

综上所述，比较城市主义提供的理论反思与方法，有利于我们审视与建构中国城市政治知识的生产机制。它推动中国实践从被解释的“客体”转变为具有理论自生能力的“主体”。基于此，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融合价值基础、分析路径与产出目标为一体的知识生产框架。该框架以对“为何比较”的合法性追问为起点，将平等性确立为知识生产的元规则；进而通过“如何比较”的方法论设计，提出开展中国城市政治比较研究的具体原则；最终在“比较什么”的议题层面，初步阐释了中国经验在价值哲学、发展动力、治理弹性与国家社会关系等维度可能提供的概念工具与理论解释。这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维度的政治阐释，也成为反思与扩展一般性城市政治理论的过程，在特定经验与普遍知识之间搭建起平等交流的学术桥梁。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比较城市主义的视角对中国城市政治进行了分析，试图探索以城市实践为基础的中层理论建构机制，为城市政治学的知识自主性建构探索一条可行路径。比较城市主义以其对知识生产等级机制的反思，赋予我们将中国城市实践视为一个自足且具有原创理论潜力的分析本体的勇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全球南方城市经验从理论边缘移至平等位置的研究视野。基于此，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政治可以通过一种以平等对话、关系透视与机制生成为核心的比较研究，从丰富的本土经验中提炼出具有对话潜力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本文初步得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可能为全球对话提供的学术观点。

第一，转换以发展与治理相耦合为核心的问题意识。相较于传统城市政治学聚焦于既定制度框架下的利益分配与权力竞争，中国城市政治所面对的首要命题，是在高强度时空压缩条件下实现发展动能的持续生成与治理秩序的有效整合。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先发展后治理”的线性逻辑，而是表现为发展与治理在同一制度结构中的内在耦合：一方面，城市发展目标通过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被不断制度化，成为资源配置与空间生产的基本导向；另一方面，城市治理机制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重塑，以适应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因此，中国城市政治分析重心应从“谁统治”的静态问题，转向“发展如何被政治性地组织”的动态过程。这一问题意识的转换，为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提炼以政党引领、国家主导和多层级协同为结构性特征的机制。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党和国家并非外在于城市政治的制度变量，而是深度嵌入整个过程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党组织体系和行政科层体系的纵向贯通与横向整合，国家治理能力得以在层级化城市空间尺度上实现有效传导，从而形成一种区别于地方主义或市场主导模式的治理结构。同时，多层级城市之间通过制度化的分工与互动，在发展目标、政策工具与治理责任之间形成动态协调。这种结构不是简单的等级控制，而是一种在目标导向下不断调整的协同机制。通过比较的视角，我们可以将三者的组合转化为“发展型政治结构在城市尺度上的运作机制”这一中层理论命题，从而突破对中国经验的描述性理解。

第三，深化以空间生产的政治性为核心的分析维度。中国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在于空间并非既定的治理对象，而是通过政治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被持续生产的结果。土地制度、重大基础设施甚至承载重要国家功能的新城市的建设等，使城市空间生产成为国家推进发展的重要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不仅承载经济活动，也成为权力关系配置与社会整合的重要媒介。因此，中国城市政治有必要将空间生产纳入分析核心，将其理解为连接发展动能、制度安排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环节。这一视角可以揭示权力如何在空间扩展与重构过程中实现生成与再配置，从而为理解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政治逻辑提供解释路径。

第四，建构以生成性比较为导向的理论路径。在比较城市主义框架下，中国城市实践的理论意义并不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既有范式，而在于其能否在跨语境比较中激发新的问题意识与解释机制。因此，中国城市政治研究应以生成性比较为方法，通过与不同制度情境中的城市实践建立对话关系，识别具有情境变异性的核心机制。在这一比较过程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形成具有条件适用性的中层理论为目标。这类理论既能有效解释中国城市政治的内在逻辑，又具备在其他发展型城市语境中进行检验的可能，从而实现从经验总结向理论贡献的转化。

当然，本研究更多地是一种方向性的探索与框架的提出，并非成熟的定论。中国城市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与国际化，有赖于未来更加扎实和科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层理论建构。未来的研究可能更需要在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开展更多的比较研究，不仅将中国与全球北方城市进行比较，更需要与全球南方城市进行深度对话，回答中国城市究竟与哪些对象进行比较的问题；二是推动更具历史纵深的过程追踪，将当代城市政治置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分析，同时关注数字化、低碳转型等新的全球性因素对城市权力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影响。中国城市政治学唯有通过这种持续开放和具有反思性的知识生产实践，才能既扎根本土实践，又参与全球知识贡献，为理解人类这个被城市文明支撑的世界贡献学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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