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介绍：宋志明，1947年生于吉林市，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为该校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后留校任教。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主要著作有《现代新儒家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通史》《中国近现代哲学通史》《中国传统哲学通论》《中国现代哲学通论》《中国古代哲学内在方法》等，发表论文三百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百余篇。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五个一工程”奖、北京市教育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八届高校名师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与中国哲学的相识、相知、相爱
问：宋老师，您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采访您。您从1974年开始涉足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至今已经有五十余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五十余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如果不是真心地爱中国哲学，您就不可能治中国哲学五十余年。这五十余年的历程，可谓您和中国哲学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答：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与中国哲学的相识应当说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1974年，我在吉林炭素厂当工人时，由于文笔还可以，被工厂宣传科遴选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那一年，吉林大学哲学系选择炭素厂作为教学基地，实行开门办学。我以“工人阶级”的身份，有幸参与他们的办学过程，于是从“体力工作者”变成“脑力工作者”，并脱离工人岗位到吉林大学参加“法家著作注释”编写组，参与《荀子选注》编纂工作。《荀子选注》脱稿后，我又参加了由吉林大学哲学系与吉林炭素厂共同组成的《中国哲学史》编写组。《中国哲学史》初稿成形后，印了若干册，同时，参与编写者到全国各地征求学者的意见，以便作修改。第一站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75年夏天，我随同编写组到北京大学，在冯友兰先生家中参加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张岱年的大家气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我与中国哲学的相识是误打误撞，那么，我与中国哲学的相知却是完全出于主观意愿。我主动选择系统地学习、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这条路。这条路的起点，可追溯至1979年。那一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1983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批博士研究生。石峻先生是我的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现代新儒家研究”，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为研究对象。1986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首次提出“现代新儒学”这一概念。在我看来，“现代新儒家”指特定的学派，他们从新式知识分子中产生，深深地同情、尊重儒家传统，致力于对儒家传统进行现代转换，从而有力回应全盘西化思潮。他们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与之相应，“现代新儒学”是指一股现代社会思潮，它发端于“新文化运动”后期，其基本特色是援西方哲学入儒学；它对儒家思想作出重大改造，成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发展新阶段。在现代新儒家研究方面，我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熊十力评传》《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批孔和释孔——儒学的现代走向》《现代新儒学的走向》等书。以此为基础，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成为我的学术专长。
“相知”得越深入，我就越被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丰富深奥的内容吸引，也就越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哲学。我与中国哲学“深”相爱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将研究的“触角”延伸至中国古代哲学。我既做过个案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荀子、张载、陈献章、王夫之等；也做过综合研究，如对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及总体特征的探讨，再如对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等的研究。由此，我的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中国哲学史。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1）从公元前5世纪到1840年，为中国古代。在此一时代，哲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乃为“一切学之学”，可以作为广义的哲学史来进行表述。（2）从1840年到1919年，为中国近代。此时，哲学处在过渡阶段，也未成为独立学科。（3）只有到了中国现代，即1919年至1949年，哲学才成为独立学科，才可以作狭义的哲学史表述。1949年至今，属于中国当代，尚处在发展过程中，所以还不能作哲学史表述。关于古代，我写过一本书，即《中国古代哲学通史》。这本书是我几十年治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结晶。关于近代和现代，我也写过一本书，是《中国近现代哲学通史》，它是《中国古代哲学通史》的姊妹篇。二者构成前后相继的关系，合在一起，我算是完成了对中国哲学史的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正是出于对中国哲学的深沉的爱，我退休后仍有能量笔耕不辍。
我的中国哲学观
问：确实，从近年来您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能感受到您对中国哲学这份爱的能量。“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道理，不同的人对中国哲学会形成不同的看法。请问您治中国哲学这么多年，对中国哲学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您的中国哲学观是什么？
答：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最近几年反复思考的问题，我也作了几场关于“我的中国哲学观”的讲座。谈及中国哲学观，首先要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史能不能讲。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史能讲，才能谈及如何形成中国哲学观。毋庸置疑，中国是有自己的哲学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复数哲学观”的基础之上的。“复数哲学观”是说，哲学的前面需要加一些限定的修饰语，比如“某人的”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比如“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等，即不可能找到全世界都认可的唯一的哲学。不难发现，“复数哲学观”承认哲学的多样性。事实上，在中国，有些哲学家早就意识到哲学的多样性。比如金岳霖先生认为，哲学是一种“说出道理的成见”，而成见的主体有很多，并且不同主体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思维方式不同，因此其“成见”不可能不带有“解释学的偏差”；冯友兰先生晚年对此持肯定、认同的态度，认为金岳霖先生真正说出了哲学的特性；张岱年先生则肯定“类称”哲学观。受他们的启发，我把树立中国哲学观作为前提，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个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把这个问题概括出来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天人之际”就是“天人关系”的意思。他认为，如果能够搞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通晓今与古的变化，就能够成就一家之言。而能够成就一家之言的人，无疑就是哲学家了。对于每个中国哲学家来说，天人关系问题都是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先秦时期，老子推倒“天”的权威，认为世界的终极原因不在“天”，而在“道”；孔子则以“人”为切入点，把人从天神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两者的落脚点皆在于人，皆希望建立和平、稳定的社会。在他们之后，天人关系（天人之辨）大致说来有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在汉代，天人关系的理论重心由先秦时期的重“人”转移到重“天”，借用“天”的名义为皇权张目。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了“天谴说”：若皇帝有道，上天就会降下福瑞，予以表彰；若皇帝无道，上天就会降下灾难，予以警示。第二次变化发生在魏晋时期，这一时期，玄学家们从本体论层面讨论“有”“无”，“贵无论”“崇有论”“独化论”你方唱罢我登场，天人之辨演绎为体用之辨，“体”对应“天”，“用”对应“人”。在“用”中，隐含着一个“用者”，即人；“体”既是万物的终极托付，也是人生的终极托付。第三次变化发生在宋代以后，这一时期，宋明理学家鉴于魏晋玄学家的“体”是抽象的本体，未将儒家的伦理之用予以很好的融合，因此他们将体用之辨转化为理事之辨，实现了对儒家伦理的本体论证明。也就是说，天人之辨经体用之辨发展为理事之辨。同“用”相比，“事”更加贴近生活；并且，“理”也是具体的本体，比体用之“体”具有更加广泛的解释力。可见，天人关系问题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始终。在这个意义上，天人之辨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二，形成四个阶段，即奠基期、展开期、高峰期、转型期。以往中国哲学史教材都是按照朝代更迭顺序写的，我认为这不合理。哲学史是思维史，而思维离不开问题。没有问题意识，写不成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有其自身的逻辑进程，同朝代更迭没有关系。我把中国哲学史的逻辑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奠基期，指从公元前5世纪到秦灭亡这段中国哲学断代史。奠基期是各种世界观萌芽的时期，它为中国哲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展开期，指从汉王朝建立到唐灭亡这段中国哲学断代史。儒释道在展开期悉数登场，形成三教并立格局。第三个阶段是高峰期，指从北宋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这段中国哲学断代史。此时期，宋明理学思潮行世，致使三教归一。理学家依据性善论，塑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第四个阶段是转型期，指中国近现代哲学断代史。近代哲学实现了从人生哲学到自然哲学的转折，形成中国的自然哲学；现代哲学意识到哲学乃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标志着中国哲学已经达到世界哲学的前沿。
第三，出现三次高潮、两次低谷。以往中国哲学史教材把中国哲学史描述成一条直线，我觉得不妥。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一条曲线，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先秦的诸子学。由于王室无力干预学术，形成百家争鸣。第二次高潮是展开期的玄学。在战乱时期无人干预学术，玄学家努力寻回话语权，促使中国哲学“破圈”。玄学由务实的“天下学”，转向务虚的“精神现象学”。第三次高潮是高峰期的宋明理学。理学家把内圣学讲得深刻而到位，推动中国哲学达到人生哲学的高峰。中国哲学第一次陷入低谷是经学流行，哲学变成政治的附庸。第二次陷入低谷是佛道二教流行，哲学成了宗教的附庸。
第四，出现七次变化，连成一个整体。我认为中国哲学的第一次变化是从原始宗教的天学发展出诸子学的人学，以人为重点；第二次变化是从诸子学发展出经学，以天为重点；第三次变化是从经学发展出玄学，开始关注“精神现象学”，中国哲学第一次“破圈”；第四次变化是佛道二教出场，以外在超越为关注点；第五次变化是宋明理学行世，以内在超越为关注点，将人生哲学发展至高峰；第六次变化是近代哲学出场，转向自然哲学；第七次变化是现代哲学出场，达到哲学学科的意识自觉。与此相应，形成八种理论形态，即诸子学、经学、玄学、佛教、道教、理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
第五，出现三次变革，形成发展态势。第一次变革是从政治哲学向人生哲学飞跃，宋明理学取代了经学；第二次变革是从人生哲学向自然哲学飞跃，近代哲学取代了宋明理学；第三次变革是从自发哲学到自觉哲学飞跃，现代哲学最终取代了近代哲学。
我治中国哲学的方法
问：每个中国哲学从业者都有自己的方法，甚至每个研究课题都有独特的方法，您治中国哲学的独特方法是什么？
答：我的治学方法主要有三条。第一条，相信自己。我认为做学问必须有头脑，而头脑要长在自己身上，不能长在别人身上。一些人的头脑似乎长在别人身上，自己提不出观点，专等别人提出观点，再去作拙劣的论证。学者不是打工仔，自己就是老板，要相信自己的思维能力，要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人云亦云是做不成学问的。我曾经看了许多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论著，参加了多次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研讨会，虽然有些启发，但是仍然感到茫然，最终是冯友兰先生的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的“自序”中写道：“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冯友兰，“自序”第2页）我对冯先生这段话的理解是：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或研究内容是统一的，没有什么抽象的研究方法。你还没有“研究”，怎么谈得上“方法”？脱离研究过程，侈谈所谓“方法”或“范式”，恐怕徒劳无益，自误亦误人。实际上，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摸索。自己摸索到的方法，才是最有用的方法。通俗地讲，也可以叫作“摸着石头过河”。
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哲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因而都有自己对学术课题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例如，基于自己的哲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胡适先生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内在方法，即“明变”“求因”“评判”（我称为“胡三条”）；冯友兰先生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搞清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我称为“冯六条”）；张岱年先生则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等（我称为“张四条”）。这些方法都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当然，研究者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方法，“冯六条”是在“胡三条”的基础上提出的，“张四条”是张岱年先生在吸收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独立探索。如果一个学者一心想从别人那里找到现成方法，那么，这样的人只能为别人的方法论所奴役，陷入无止境的“方法论焦虑”中。鲁迅先生说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应该在创作过程中体味自己适用的写作方法，而不一定先要把《写作方法》之类的书都读完、读透才动笔。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方法不完全是学来的，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去“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靠个人的什么？靠个人的“悟性”，靠个人的“切磋琢磨”。元好问《论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们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在刺绣的实践中去摸索，进而掌握刺绣之“道”，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绣出鸳鸯，还可以绣出孔雀、凤凰、鲲鹏等。这种“悟”的方法，借用禅宗的表述，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现成的方法，只会落得邯郸学步的结局。邯郸学步的寓言已经把相信自己的道理讲清楚了，因此我们做学问不能迷失自我，要有主体性。
第二条，尊重前人。哲学史研究者的工作离不开前人的文本，否则便游谈无根。尊重前人是从业者的起码要求，应当相信前人留下的话都出于真情实感，并表示同情的理解，不能一味地批判。
前人的文本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出发点，必须客观地了解，不能有偏见。我对治中国哲学史有个比喻，叫作“地球围着太阳转”。我们好比地球，前人的文本好比太阳，我们必须围着文本转。要吃透文本，从中提炼出核心观点，将其作为我们立论的依据。所谓“论从史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哲学史从业者理当学会在文本里讨生活，不读书写不成论著。
尊重前人不等于崇拜前人。前人虽然讲出一些道理，但也受到时代的限制，没有穷尽道理。历史总是发展的，后人胜过前人实属正常现象。现在我们接受的信息量，比古人要大得多。事实上，“六经”不就那十几万字吗？因此，我们读文本不是照本宣科，不是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是要提炼出思想观点来为我们所用。思想是我们活人的专长，不是前人的专长。前人已经作古，不再思、不再想、不再说话了。思想材料自身不能变成思想，必须有我们的参与。前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凝固成文字；至于怎样理解文本的意思，那是我们的事。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活生生的思想，是我们从前人留下的思想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这就是说，思想观点不必受文本的约束。写作过程就是把思想观点同思想材料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此即“史论结合”。表达观点不再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而是太阳围着地球转。文本是用来说明观点的。能不能形成观点，是对我们思想能力的考验。如果没有思想能力，就写不出论著来。我们读前人的文本，不是用眼睛读，而是用思想读。读文本不能泥守文字，要作创造性诠释。对于文本，我们不能照着讲，只能接着讲、讲新意。有人标榜“原义”，那是无稽之谈。你回不到前人的语境中，怎么可能讲出“原义”来？任何新意首先是我见，然后是创见。倘若离开主体，论著就写不出来。
当然，论著是对前人文本的诠释，所以免不了评判前人。一方面，我们承认前人的认识有道理，我们的责任是帮助前人把道理讲清楚；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前人有局限，有些说法不成立，不能苟同。既有赞扬，也有批评，这才是理性的态度、做学问的态度。
第三条，千万别相信“行家”的话。有人喜欢卖弄范式、规则、模式、方法等名词，欺世惑众，仿佛在教人们怎样治学，其实都是假行家，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假行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极力鼓吹两军对战模式，把中国哲学史事业推向深渊，这会导致思路模式化，脱离中国哲学史的具体实际。如采用外来的方法、问题来治中国哲学史，看似有新意，但其实写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又如话语单一化，无法揭示中国哲学家的问题意识；等等。哲学永远处在发展的过程中，绝不是僵化的教条，任何停止的论点都站不住脚。另一种是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同教条主义者一样，也是用外来的尺度来评判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也是“单数哲学观”的信徒。他们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要求取消中国哲学史学科。其中的极端派认为，“哲学”纯粹是“舶来品”，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无名”也“无实”；其中的温和派认为，中国哲学虽“无名”但“有实”，所以可以通过“以中解中”或者“中话中说”，化解“合法性”危机、渡越“合法性”问题。我在这些说法刚兴起的时候，就写文章表示反对。因为承认中国哲学“合法性”是建设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前提。一个孩子如果无缘无故质疑父母的“合法性”，能够得到原谅吗？如果肆意指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岂不是不肖子孙？
中国哲学特色及未来展望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第2版）。您认为，这种精神追求、精神标识在中国哲学中有哪些具体表现？
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追求、精神标识的具体表现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只能讲自己几十年来的体会、心得，因此这些内容不是标准答案。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追求、精神标识，或者说中国哲学的特色，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一是自强不息。这是中国哲学在世界观方面的特色。《周易·乾卦·象传》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所说的“天”，是指世界总体、整个宇宙，包括天、地、人。这句话最能体现积极进取意识。在先哲们看来，整个世界、人生都是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人生流迁不止的过程是世界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在世界观方面，就所提问题及提问题的方式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存在差别。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他们先把世界总体当成判断的对象，把世界处理成一幅静态的画面，看成“有”（存在），然后从“有”（存在）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并采取分析的进路。他们把世界当作既定事实，从中抽象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怎么样”。他们先把世界总体作为描述的对象，把世界看成动态的“生”的过程，然后从“生”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且采取综合的进路。《圣经·旧约》中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中国先哲的看法刚好相反，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事，此即“变化日新”。《周易·系辞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在世界观方面的特色。
二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哲学在知行观方面的特色。“实事求是”是对“自强不息”的延伸。由于自强进取，先哲们特别关注现实问题，这使中国哲学形成注重人生实践的品格。“自强不息”讲的是动态的世界观，“实事求是”讲的则是动态的知行观。中国哲学不看重知识的既定形态，而特别看重知识的动态功用，故而没有形成西方式的认识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在西方哲学中是两个话题，在中国哲学中则是一个话题。知与行是中国哲学中特有的一对重要范畴。中国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看法不尽相同，有人主张知先行后，有人主张知行合一，有人主张行可兼知。这里的知尽管包含“见闻之知”，也就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但更侧重于“德性之知”，即关于价值的知识。而关于价值的知识往往存蓄于“事”中，所以用“实事求是”来形容中国哲学在知行观方面的特色再贴切不过了。“实事求是”的核心在于“是”。“是”与“非”相对，“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尤其是追求如何做人的真理。先哲认为，做人需要“诚”，需要“真”，需要有“智慧”。“实事求是”的特色在于“实事”。“实事”就是实践，就此而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践中获取真知。“求是”与“实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事”是“求是”的存在前提和目的，“求是”体现了“实事”的认识论态度和方法论表征。“实事求是”是一种独特的提法，这样的提法在西方哲学中不可见。与西方哲学注重从知识论维度探讨关于事实的知识从哪里来不同，中国哲学更注重从实践论维度探讨关于价值的知识从哪里来，当然中国哲学也并不排除探讨关于事实的知识从哪里来。
三是辩证逻辑。这是中国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特色。与注重发展、有机联系的世界观相联系，中国哲学在方法论方面也贯彻动态原则，形成注重辩证思维的传统。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李约瑟，第337页）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历代哲学家对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思想，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思想方法的独到之处，正是特别注重辩证逻辑、辩证思维。中国先哲大多从正反与阴阳两个角度看问题，依据阴阳的辩证关系来解释世界、解释人生。
四是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哲学在哲学类型方面的特色。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即把世界观问题与人生观问题合在一起讲，而天人所合之“一”更多地偏向于“人”“人世”，这铸就了中国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特色。这种特色表明，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属于人生哲学类型。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典型。古希腊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解释世界为主题，哲学家最常用的书名就是《论自然》。（2）神意哲学，以佛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典型。神意哲学以彼岸为本，特别关注人死后的精神归宿，理论目标指向彼岸，而不大过问活人的事情。（3）人生哲学，以中国哲学为典型。中国哲学以人为本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没有把人同世界割裂开来。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不关心宗教方面的问题。儒家关心的是现实世界中怎样做人的问题，即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其中。
五是内在超越。这是中国哲学在价值观方面的特色。与以人为本的精神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常常把现实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中价值目标的追求合在一起讲。他们讲哲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认识世界，指导人生；二是确定价值取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以便成就理想人格。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认识世界、指导人生，还是确定价值取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进行的，他们并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前一方面看，中国哲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实用理性，表现出现实主义品格，即人们常说的“内在性”；从后一方面看，中国哲学要求超凡入圣，看重价值理性，表现出理想主义品格，即中国人理解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立足此岸世界的超越性，即立足“内在性”的超越性，是一种“内在超越”。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先哲秉承一元世界观，并没有建构精神世界，超越意识一度比较缺乏；佛教传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但是中国先哲并没有如印度佛教那般，把超越与彼岸、外在性联系在一起，而是将超越同内在性联系在一起。佛教认为人生苦，否定人生价值，认定只能从人之外寻找精神超越目标，故选择外在超越路向；中国先哲认为人性善，肯定人生价值，故选择内在超越路向。孟子发明性善论，把内在性讲得很透，但没有把超越性讲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贬抑人性，或称人生苦，或称原罪，孟子却反其道而行，为人性大唱赞歌。宋明理学进一步以性善论为基础，创立了内在超越理论。
六是有容乃大。这是中国哲学的综合特色。就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人生哲学类型，不属于宗教哲学类型，所以它不具有宗教哲学的排他性，相反，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具体表现在，它可以同任何优秀的外来思想资源兼容，善于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不断地丰富发展自身的内涵。中国哲学的这种综合特色可以概括为“有容乃大”。虽然中国哲学发端于中原地区，但中国哲学的受众绝不局限于中原地区的人，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认同中国哲学。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中国哲学的受众，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问：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您对未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什么看法？
答：“两个结合”提出以后，我们找到了根除教条主义之风的利器，为中国哲学史事业开辟了广阔前景。广大从业者热情高涨，真正进入自主研究境界。以前中国哲学史教材大多是集体成果，其学术含量难以评价。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是少数，冯友兰先生算是开拓者。他始终坚持个人写作，即便到九旬高龄也未曾辍笔。他就想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与真实思考。我仿效前辈，也想走这条路，算是对自己五十余年治中国哲学有个交代。我在讲课的时候，只讲自己的研究心得。这种讲法很受同学们欢迎。每逢下课，大家总报以热烈掌声。我最近计划出版一部80余万字的四册本《中国哲学断代史》，目前正在撰写中。我相信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哲学事业总是向前发展的，将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我期待着后浪早日涌现。
参考文献
冯友兰，1991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载《三松堂全集》第8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约瑟，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习近平，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