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单数哲学观视域中，哲学只有一门，各种哲学形态都一样，谈不上有什么特色；只有从复数哲学观的视角看，才会发现中国古代哲学确有鲜明的特色。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以人为本的类型特色，二是有容乃大的包容特色。从专题上看，特色有四条。一是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二是实事求是的知行观，三是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四是内在超越的价值观。归结起来特色就是以人为本、有容乃大、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内在超越。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本该是从业者所关注的主要话题，可是受到单数哲学观的限制，这个话题竟长期被忽视。以前那种按照“两军对战”模式集体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迷信“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任意剪裁中国哲学史，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特性。笔者鉴于失败教训，立足于复数哲学观，试图就此话题提出一些浅见。笔者在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中，曾把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六条。换个角度看，这六条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
一、依据复数哲学观透视中国哲学特色
在单数哲学观视域中，不可能发现中国哲学的特色，因为各种哲学都一样，没有什么特色可言。哲学界之所以长期陷入单数哲学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先说历史原因。以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设立为标志事件，中国哲学家才意识到哲学是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此前哲人的哲学意识是模糊的，通常将哲学理解为包罗万象的学问。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创立开始，中国哲学界方才涌现出第一批狭义的哲学家。继北京大学之后，各大学陆续开办哲学系。此时哲学终于成为独立学科，专门的学术团体陆续成立，大量的哲学专著相继出版。就在这种语境中，新兴学科——中国哲学终于问世了。
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大约比西方晚三百余年，属于后知后觉者。现代中国哲学家自然会把先知先觉者即西方哲学当成“老师”。于是，单数哲学观流行起来。早期中国哲学史从业者只有借鉴西方哲学史写作经验，才能写出一部有现代感的“中国哲学史”。这本是绕不开的一步，无可厚非。因为中国原本只有学术史的书写，没有哲学史的书写。要想从学术史中提炼出哲学史，除了借鉴西方的写作经验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早期从业者借鉴西方经验本属正常现象，却被某些人讥讽为“以西范中”，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早期从业者虽借鉴了西方人的写作经验，但并未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笼统地给他们扣上“以西范中”的帽子，全盘否定他们的开拓之功，有失公允。早期从业者并非迷信西方模式，他们也尊重中国哲学史的实际，试图找到适合中国哲学史的方法（笔者称之为“内在办法”）。胡适是第一位中国哲学史从业者，他注意到哲学史的写法与学术史有不同之处。写学术史可以不考虑各个思潮之间的联系，只写个案、绍述“是什么”就行了，不必解释“为什么”；写哲学史必须考虑各个思潮之间的逻辑联系。哲学史不但绍述“是什么”，还得解释“为什么”，说出道理来，不能只用描述性话语，还得运用分析性、逻辑性、理论性话语。
从业者在哲学自觉初期借鉴西方经验，走的是捷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地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以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蔡元培所说的“依傍”，就是借鉴的意思。最初从业者有旧式学人，也有新式学人。旧式知识分子虽写“中国哲学史”一类的著作，但尚弄不清哲学的现代含义，还是沿用学案体的老办法，对于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大。学科建设的真正开拓者是那些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新式知识分子。曾经在美国专攻哲学博士学位的胡适回国后，受蔡元培委托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写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端。胡适把西方经验同中国哲学文献和方法糅合在一起，试图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哲学实际的内在方法。他摸索出来的内在方法有三条。第一条叫作求因，揭示每种思潮产生的语境；第二条叫作明变，分析各个思潮之间的逻辑联系；第三条叫作评判，从作者的立场评判论主的得与失，概括出理论成果和思维教训。这三条都是胡适的创见，是他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会，并不是从西方那里抄来的，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除了借鉴西方经验以外，也运用了汉学方法。此书引用大量古代文献，考证占很大篇幅，这些同西方模式毫无关系。遗憾的是他只写出上卷即先秦卷，便匆匆宣布中国哲学史终结，没有续写下卷，成了名副其实的“半拉子工程”。
继胡适之后，第二位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者是冯友兰。他第一次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书写。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著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并纳入“大学丛书”，当作大学教材使用，此书的影响很大，至今仍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读本，可以说是早期从业者取得的最大成果。此书提出许多独到见解，并用大量史料加以证明。冯友兰同胡适一样，虽借鉴了西方经验，也没有依傍西方模式，而是完全采用自己摸索出来的内在方法。他在胡适三条内在方法的基础上，又概括出六条。第一条是钻研西洋哲学，借鉴西方人的写作经验；第二条是搜集史料，从中国哲学实际出发；第三条是细密规划迹团，弄清楚先哲思想的来龙去脉、思想构造；第四条是搞清时代背景，把论主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考察；第五条是审查哲人身份，发扬优秀叙事传统，把知人和论学结合起来；第六条是评述哲人哲学，表达作者对论主的评价，不能只写史不写论。这六条内在方法至今仍然适用。
早期从业者的失误不在于借鉴西方写作经验，而在于受困于单数哲学观。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刚刚实现哲学自觉，尚未充分认识到哲学有共相和殊相之分，往往误以为西方哲学代表哲学共相，而不知道西方哲学也不过是殊相而已。大多数中国现代哲学家只看到哲学的共相，没有看到殊相，故而忽视了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仿佛各种哲学讲的都是针对同一种人生问题。冯友兰说：“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仿佛各种哲学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他们只看到中西哲学之所同，而没看到彼此间之所异。冯友兰认为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有损道、中道、益道之分；贺麟也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适合于西方哲学，也适合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儒家、墨家、道家，西方哲学亦是如此。
在哲学自觉初期，人们接受单数哲学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中国刚刚踏入哲学之门，首先关注中西哲学之所同，属于正常现象，一时还不可能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特色。那时大多数哲学家虽秉承单数哲学观，但不阻止表达相反意见。也有相当多的现代哲学家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特色，反对把各种哲学形态等量齐观。金岳霖从一开始就秉持复数哲学观，质疑冯友兰的道理说。他认为哲学乃是一种“说出道理的成见”。他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里表达了这种看法。所谓成见意味着每种哲学形态都有其特色，意味着哲学必定是复数，不可能是单数。你的成见代表我的成见，我的成见代表不了你的成见。张岱年也秉持复数哲学观，认为哲学形态多种多样，他说：“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类学问。共相必须通过殊相体现出来，不可能单独存在。研究中国哲学不必跟在西方哲学后面亦步亦趋，必须关注中国哲学特色。
在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复数哲学观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有取代单数哲学观的之势。可惜，这种正常发展趋势竟被教条主义者拦腰打断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流行单数哲学观完全是人为的。这股风气从苏联哲学界传到中国，被中国教条主义者加以放大，奉为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他们把持着话语权，把“以苏范中”作为法定模式，不允许复数哲学观发声；强令从业者按照“两军对战”模式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按照教条主义口径集体编纂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完全无视中国哲学的特色，丝毫没有中国味、哲学味、历史味可言。
最早关注中国哲学特色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明确反对把中国哲学等同于西方哲学。1927年，他在《儒家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伦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得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y,其函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梁启超不幸离世，未来得及阐发其秉持的复数哲学观。
最早研究中国哲学特色的哲学家是张岱年。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合知行，二是一天人，三是同真善。除此之外，中国哲学还有三个次要特点。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张岱年对于自己提出的中国哲学特色观并不满意，打算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张岱年重视中国哲学的特色，同他秉持复数哲学观是分不开的。因为只有承认哲学是复数，才能研究中国哲学特色。如果哲学是单数，哪有什么特色可言？
在新的历史时期，教条主义擅权时代终于结束了，迎来了中国哲学史事业的春天。广大从业者突破单数哲学观的禁锢，开始转向复数哲学观。笔者也是倡导者之一，发表了《哲学是单数吗？——兼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前提》《天人之辨：源头、演化与启迪——重写中国哲学史刍议》等论文。哲学之所以称为复数，是由哲学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日本学者西周把希腊语philosophia译为哲学，正是着眼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西周指出，世界上学问有两门，一门是科学，另一门是哲学。科学以世界部分为研究对象，可以对象化、实证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科学是单数，同民族性关系不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哲学，则不然。如果说科学是单数的话，哲学则是复数。哲学以世界总体为领悟对象，无法将其对象化、实证化，人们不可能取得共识。哲学是一门有民族性的学问，各个民族对世界总体的领悟不可能一样，这就决定了哲学形态有多样性。世界上有“只是科学的科学”，却没有“只是哲学的哲学”。
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只能采取比较的办法。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犹如认识一个人，必须以他者为参照物。如果没有参照物，怎能说他身高是高还是矮？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也必须以其他哲学形态为参照物。如果你连一个人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是胖还是瘦、眼睛是大还是小等特征都搞不清楚，凭什么说你认识他？过去我们囿于单数哲学观，自然发现不了中国特色，现在从复数哲学观出发，才能审视中国哲学的特色。
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特色，不是站在先哲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研究中国哲学史不等于报道中国哲学史上发生的事件。从业者必须从当下语境出发，概括出先哲的特色。这种概括就是表达从业者的心得，因时代、立场不同而有异。任何哲学史都是书写者的体会，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在“中国哲学”后面加上“特色”二字，这就变成了关乎活人的话题。先哲不可能自我表白，只能靠从业者去概括。何谓中国哲学特色？这是一个说不完、讲不透的话题，是一个有个性的、体验性的话题，谁都有发言权的话题，哪种说法都不能自封为“标准答案”。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色，除了张岱年之外，许多哲学家都曾论及。冯友兰将中国哲学的特色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杜国庠不认同冯友兰的看法，把中国哲学特色概括为实事求是。牟宗三则把中国哲学特色归结为“道德形上学”。他们的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都不失为一家之言。笔者在前辈慧解的基础上，把中国哲学特色概括成以下六点，即以人为本、有容乃大、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内在超越。六点特色分别涵盖总体和专题两个层次。
二、总体特色
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的类型特色。先哲把世界观问题与人生观问题合在一起，侧重讲形而中学，从而铸就了这种特色。
笔者认为，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自然哲学，以古希腊哲学为典范。古希腊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解释世界为主题。哲学家最常用的书名就是“论自然”。另一种类型是神意哲学，以佛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典范。神意哲学以彼岸为本，特别关注人死后的精神归宿，而不过问活人的事情，终极目标指向彼岸。再一种类型就是人生哲学，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典范。中国古代哲学以人生哲学为主题，不像西方哲学那样专注于“存在是什么”“知识从哪里来”之类的问题，也不像宗教哲学那样专注于彼岸，而是特别关注如何做人的问题。中国哲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形成两个世界的观念；擅长讲形而中学，不擅长讲形而上学。佛教把形而上学的超越观念带进来后，理学家将其内在化，同固有的形而中学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内在超越理论，又回到“一个世界”的传统观念。
以人为本的特色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先哲的世界观与人事论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以人为重心。儒家一向重视人道学，不过问宗教方面的问题，把以人为本的特色贯穿于仁学中。孔子主张关心人、尊重人、帮助人、爱护人，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也大力倡导以人为本，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与儒墨两家不同，道家虽倡导自然原则，但其中也蕴含着以人为本的诉求。老子提出“道法自然”说，同样把人事论作为全部哲学思考的归宿。他所说的“道法自然”，包含着顺应民心的意思，主张“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在老子倡导的自然原则中还包含着公平的原则，并对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提出严厉的批判。直到戴震，依然主张以人为本，向往“遂人之欲”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哲学特色中，包含着尊重他人、尊重民意、与人为善、利群利他、忧国忧民、严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思想，曾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宗教民族，同中国哲学中的以人为本的特色有密切的关系。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舍此中华民族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宗教民族。
第二点就是有容乃大的包容特色。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人生哲学类型而不属于神意哲学类型，因而没有宗教常有的那种排他性，反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哲学可以同任何优秀的外来思想资源兼容，善于吸收一切人类的文明成果，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哲学的内涵。“有容乃大”就是对这种特色的概括。
中国哲学虽然发端于中原地区，其创始人皆为汉族人，但中国哲学的受众绝不仅限于汉族，中国的少数民族大都认同中国哲学。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中国哲学的受众，它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发生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就融入中国哲学氛围之中。少数民族在军事上虽是一个胜利者，可是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加盟者。尽管他们做了皇帝，并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特色。程朱理学在宋代并不是官方哲学，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官方哲学，同元、清两朝皇帝采取的扶植政策有关。朱子理学受到重视，始于元代。忽必烈起用儒者参与朝政，任命他们担任要职。清朝满族人入关之前就已经接受汉族文化，入关后，就更自觉地融入中国哲学氛围中。在清廷扶植下，程朱理学才保持官方哲学尊容。就连科举考试也从“四书”中命题。
中国哲学的包容特色还表现在，同外来文化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和平地影响了周边国家。一些周边国家自认为是儒学文化圈中的一员，主动派使者来华留学。外来优秀文化传入中国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华民族对外来的优秀文化，历来都是抱着积极接纳的态度，从不加以排斥。中国哲学有悠久的历史，但并不故步自封，不会拒斥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中国哲学家有覃思精察、析入毫芒的头脑，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先哲善于发扬本民族哲学的优长，也善于“取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通过学习、借鉴、吸收、融会外来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中国哲学得益于同外来文化交流，使自身获得发展机会。古代佛教传入是第一次文化输入，弥补了中国哲学超越意识不发达的短板，促使内在超越理论形成。如果没有佛教输入，宋明理学不可能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近代西方文化是第二次输入，弥补了中国哲学发展意识不发达的短板，促使中华民族从求稳定到求发展，从变易史观提升到进化史观，促使人生哲学跃升到自然哲学。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第三次输入，弥补了中国哲学社会改造意识不发达的短板，实现从自发哲学到自觉哲学的飞跃，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习近平总书记正是抓住中国哲学的包容特色，才提出“两个结合”方针。如果中国哲学没有包容性，怎么会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扬包容特色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今后还会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三、专题特色
从专题上看，中国古代哲学有四个特色。第一点表现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形成了自强不息的特色。中国哲学没有单独的宇宙观，通常把宇宙观同人生观合在一起讲。古代中国没有世界一词，这个词出现在佛经中。中国固有哲学也没有世界观术语，这个术语是近代人从日语中引进的。先哲只有宇宙观。《尸子》对宇宙的界定是：“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在先哲看来，宇宙并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是人眼中的宇宙，宇宙观总是同人生观联系在一起。宇宙是有价值意味的宇宙，包含人在内，把宇宙观和人生观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宇宙又简称为天。这里所说的“天”，并不是今天所说的大气层，而是指宇宙总体，其中包括地，也包括人在内，跟现代术语“世界”是一个意思。自强不息特色表现在：先哲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宇宙，也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人生。《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前一句话讲宇宙观，后一句话讲的却是人生观。荀子写《天论》，第一句话是“天行有常”，讲宇宙观，第二句话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宇宙观联系到人生观。先哲认为宇宙就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生也是动态的过程，乃是宇宙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先哲考察宇宙和人生的思维方式都是天人合一、形而中学。
“世界观”是从西方哲学引入的术语，不是中国哲学固有的术语。中国哲学固有的术语是宇宙观。中国古代哲学家提问题的方式同古希腊哲学家不一样，思路也不一样。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他们首先把世界总体当成判断的对象，把世界处理成一幅静态的画面，看成“有”（存在）；然后从“有”（存在）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并且采取分析的进路。他们把世界当作既定事实，从中抽象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世界怎么样”，他们首先把宇宙作为描述的场景，看成动态的过程，然后从“生”出发，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并且采取综合的进路。实际上，人只能对有限的事物才能作出“它是什么”的全称判断；既然世界是无限的，怎么可能作出“它是什么”的判断呢？显然，中国哲学提问题的方式比西方哲学更具有合理性。先哲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孔子曾站在河边，面对奔流的河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像流水一样，永远处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旧的东西消灭了，新的事物又产生出来。世界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叫作“变化日新”。西方人不会接受中国人的“日新”观念，《圣经·旧约·传道书》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先哲的看法刚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鲜事，《易传·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在宇宙观方面自强不息的特色。自强不息是自然物遵循的规则，也是做人必须遵守的规则。
第二点表现在知行观方面，形成实事求是特色。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相一致，先哲特别关注现实问题，这使中国哲学形成注重人生实践的品格。《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中特有的术语。如果说自强不息代表了先哲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特色，那么，实事求是则代表了先哲在知行观方面的特色。实事求是由自强不息自然而然延伸出来。自强不息讲的是动态的宇宙观，实事求是讲的则是动态的知行观。先哲不看重知识的既定形态，而是特别看重知识的动态功用，故而没有形成西方式的认识论。在西方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是两个话题，而在中国哲学中则是一个话题。知行观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哲学范畴。
实事求是的核心词，乃是那个“是”字。“是”含有智慧、知识、原则、办法、道理、真理、正确等意思，与“非”相对。“实事”其实就是实践的别称，所以，实事求是也就是注重实践意思。“求是”以“实事”为前提、为目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提法，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这样的提法。按照西方哲学家的说法，“求知识”就够了，有什么必要同“实事”扯在一起？人求知只是起于好奇，没有任何实用目的。在西方，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传统。先哲对纯粹理性没有兴趣，把“求是”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
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息息相通。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哲学中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实事求是传统在当今时代的发扬。
第三点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形成辩证思维特色。与注重有机联系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哲学在方法论方面也贯彻动态原则，形成注重辩证思维的传统。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的那样：“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利高津也这样看。在中国哲学中辩证法思想很丰富，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历代哲学家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哲学讲究辩证思维已达到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讲究辩证思维。先哲擅长用生生不息、动态的思维描述动态的宇宙，可以说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源头之一。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把世界总体看成静态的画面，通常倚重形式逻辑；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动态的过程，必须以辩证逻辑为思维工具。毛泽东把辩证逻辑称为“两点论”，就是从正、反两个角度看问题。在先哲那里，这两个基本点，一个是“阴”，另一个就是“阳”。我们的先哲依据阴阳辩证关系，解释宇宙、解释人生。以阴阳范畴为核心，在先秦时期形成三个辩证法系统。第一个是道家的“贵柔”辩证法，以老子为代表；第二个是兵家的“尚刚”辩证法，以孙子为代表；第三个是儒家的“执中”辩证法，以《易传》为代表。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传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辩证法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已。这有助于我们深入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来“一分为二”的命题，重新加以解释，用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遂使之具有崭新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开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第四点表现在价值观方面，形成内在超越特色。先哲把探索人生道路同追求价值目标合在一起讲。他们并不企慕超验的彼岸世界，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品格，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实用理性，这就是“内在性”；先哲崇拜的精神偶像是圣人，而不是超验的诸佛、神仙、上帝，圣人也是人，自然有“内在性”；圣人是对凡人的超越，看重价值理性，当然也有“超越性”。早期哲人秉承一元宇宙观，没有建构精神世界，超越意识一度比较缺乏。佛教传入后，改变了这种情况。理学思潮切断了超越性与外在性之间的联系，而同内在性联系在一起。佛教认为人性苦，否定人性价值，只能在人之外树立超越的精神偶像，选择外在超越路向；理学家认同人性善，肯定人性价值，必然选择内在超越路向，把圣人树立为精神偶像。孟子提出性善论，开启了内在性话题，但没有讲到超越性；宋明理学以性善论为基础，终于创立出内在超越理论。
超越是一种精神现象。只有搭建精神世界，才能谈超越。人们向上追求，叫作超越；向下不叫超越，而叫堕落。在物质世界里，无所谓超越。任何人薅着自己的头发都离不开地球。中国固有哲学在解释物质现象上比较下功夫，而解释精神现象还不到位，自然谈不到超越。自佛教传入后，才带进来超越观念。受佛教启发，程朱也找到了谈论儒家形而上学的办法。他们借助天理，搭建精神世界，树立精神偶像圣人，找到精神超越处。天理属于形而上学，为生物之本；气和事物属于形而中学，为生物之具。程朱讲出了超越性，但没有把超越性同内在性联系起来。陆王接着程朱的理论讲，以内在性为重点。他们从孟子那里找到内在性根据，把核心观念改为本心或良知，强调价值的主体性。程朱把超越性讲透了，陆王把内在性讲透了，他们共同创建了内在超越理论，表达出自身特色，为中华民族提供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观同中世纪其他民族的价值观比较一下，可以对中国哲学讲究内在超越的特色看得更清楚。拿西方人来说，他们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天国而不是人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目标不是“人”而是“神”，即所谓“上帝的选民”。人不可能自己解救自己，必须上帝出手才能行。按照佛教的理论，人生是苦的，也没有价值，只有否定人生，接受佛教教义，才能超越苦难的人生，跳出六道轮回，证成佛果。基督教和佛教的具体说法有所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否定人生的价值，主张外在超越。与此不同，中国哲学肯定人性善，选择了内在超越的路向。所谓内在，是肯定在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内在根据，不否定人生的价值。中国古人早已确立了内在原则，但囿于一元世界观还没有把超越性讲到位。宋明理学家吸收佛教理论思维成果，终于把内在超越特色讲充分了。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有容乃大、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内在超越就是笔者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特色的体会。这是一个有开放性的重大话题，此文只是笔者的个人体会，并非定论，也没有终结这个话题。相信在复数哲学观的指导下，将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上述特色也是未来中国哲学的生长点，在“两个结合”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将会写出新的篇章。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