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恒兵，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8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3&ZD001）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既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又具有逐利本性，必须加以规范和引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耐心资本”，旨在以价值理性引领和驾驭资本的工具理性，以社会的长远利益规制资本的短期逻辑，从而实现对资本运行逻辑的修正与规范，表现在时间维度上彰显长期战略定力、价值维度上体现多元价值共生、风险维度上展现战略风险韧性。我们党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有着深远宏阔的战略考量，旨在筑牢科技自立自强的金融基础、畅通现代产业循环系统、创新共同富裕实现机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耐心资本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实现了中国特色资本治理范式的重大突破，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 耐心资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治理 价值理性
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运动的规律，系统阐明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内在矛盾及历史界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探究资本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在此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充分发挥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持续深化对资本运行规律的认识，明确要求“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并鲜明提出“耐心资本”这一全新范畴。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理论创新最集中、最重要的创新是理论范畴的创新，理论创新最困难、最可贵的创新也是理论范畴的创新。耐心资本范畴既体现了资本的一般规定性，同时又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旨在驯服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将其纳入服务国家战略与人民福祉的长期主义轨道。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谋划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智慧，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发展的高度自信和自觉，为新时代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耐心资本的科学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耐心资本”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资本进行主动塑造与引领的集中体现。这一概念绝非简单的金融术语创新，而是我们党基于对资本行为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理性驾驭，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属性进行的深刻重构和时代拓展。它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驾驭和发展资本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体现了资本在国家战略引导下逐步融入长远发展轨道的积极尝试；也展现了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可能。
（一）长期战略定力：耐心资本的时间特质
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党所倡导和培育的耐心资本，其本质是对资本内在时间冲突——增殖无限紧迫性与价值创造长期性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制度化调解与战略引领，实现了对传统逐利资本“时间贴现”偏好的根本性突破，旨在构建一种服从于国家战略全局、立足长远的新型资本时间观。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有着“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内在冲动，即“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内含的短视与空间征服特性。这种短期主义倾向，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危机与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创新动力不足的深层根源之一，其将“现在”利益最大化，却透支“未来”潜力，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形成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投资端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税收制度，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树立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资本时间性进行主动规范和战略重塑。在实践中，我们党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激励与市场建设，系统性引导耐心资本，有效调和资本短期冲动与现代化建设长期性之间的张力。这种长期视野使资本超越纯粹财务回报，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链安全，实现资本运动与国家发展周期的同频共振，摒弃短视行为，追求“未来”价值积累，实现从“以时间压缩空间”到“以时间换空间”的转变。归根结底，发展耐心资本是党在时间维度上对发展节奏的主动掌控，通过适度牺牲“当下速度”换取“未来高度”和“持久耐力”。同时，耐心资本并未改变资本增殖属性，若缺乏规范与引导，可能导致资本偏离预期，出现投向错位、激励扭曲等问题。因此，必须坚持规范、引导与驾驭相结合，防止资本从“长期主义”滑向“长期套利”。
（二）多元价值共生：耐心资本的价值特质
资本的价值取向决定其行为模式。耐心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动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方向、克服资本盲目性与负外部性的重要制度创新与价值引领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论断深刻指明了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重塑其价值内核的极端重要性与政治意涵。传统资本在逐利本性驱动下，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这种价值异化与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存在深刻矛盾。我们党提出培育耐心资本，正是要驾驭这种内在张力，通过构建新的价值共识与评价框架，将资本纳入服务国家整体利益与人民长远福祉的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在党的政策引导、法治规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耐心资本将“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内化于资本运行之中，推动资本逻辑从崇尚短期套利、零和博弈的交易型思维，逐步转向注重长期价值创造、正和博弈的共生型思维，在促进经济价值增长的同时，也日益注重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国家战略目标的协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引导资本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体现了党对资本运动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耐心资本绝非天然具备道德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耐心资本也可能出现“选择性耐心”，即资金过度集中于盈利模式清晰、回报周期较短的优势赛道，而对公益性较强、回报周期较长的领域投入不足。对此，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和监管约束，持续规范和引导耐心资本的价值取向。
（三）战略风险韧性：耐心资本的风险特质
资本的风险偏好与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资本可能带来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当代运用，深刻揭示了传统资本运作在风险维度的内在缺陷。与之相对，耐心资本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战略性工具。发展壮大耐心资本，体现了党主动塑造资本风险偏好，将其由“风险制造者”转化为“风险化解者”与“系统稳定器”的治理艺术。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通过长期性、稳健性和战略性导向，实现对资本运作过程中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逻辑的重塑，以此将时间要素从“风险放大器”转化为风险抵御的根本性资源，构建起“以时间换稳定”的内在机制，即通过引导资本进行长周期投资、减少市场短期非理性波动、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将风险管理关口前移，在事前和事中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源头抑制、有效疏导与主动化解。从本质上来看，耐心资本所构建的“以长制短、以稳化险”的风险疏导与韧性增强机制，是我们党在经济治理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实现路径。这一路径不仅注重风险事后应对，更强调通过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与制度建构，在事前和事中将资本引导至服务于长期价值创造与国家战略安全的轨道上来，以此全面增强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抗风险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也应看到，若投资项目长期无法实现预期回报或宏观环境剧变，大规模长期资本可能面临价值重估、流动性枯竭等困境，引发新型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发展耐心资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健全与长期投资相适应的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在发挥稳定器作用的同时，有效防范可能滋生的新型风险隐患。
二、发展耐心资本的战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发展耐心资本有着深层的战略考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引导资本积极发挥服务国家战略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作用所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利用的鲜明中国特色。
（一）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金融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生成来看，“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科技创新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往往呈现出典型的“J型”价值增长曲线特征，其在相当长的培育期内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却一时难以产生即时经济回报，必须经历充满不确定性的“死亡之谷”后，才有可能实现价值的指数级增长。这种创新规律与资本的短期逐利属性形成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短期资本由于其高度现时化的时间偏好和逐利本性，往往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增殖，既难以容忍技术路线探索中的反复试错，也无法承受创新过程中市场前景不明朗的漫长等待。当创新进程遭遇预期之外的挫折或阶段性困难时，短期资本基于风险控制和回报周期考量往往会选择迅速撤离。这种“资本逃逸”行为若持续发生，可能对创新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构成不利影响，进而制约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我们党所倡导的耐心资本，正是为破解这一制约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深层次矛盾而提出的关键性金融战略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一要求为我们党通过金融手段塑造有利于长期创新的资本环境指明了方向。耐心资本以长期视野、风险共担和战略耐心，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资金保障。在党的政策引导下，耐心资本延长投资周期，创造“时间冗余”和“风险容错”空间，支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实践中，耐心资本精准滴灌成长期科技企业，补齐硬科技、基础软件等产业链短板，引导资源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聚，为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主动提供坚实保障。总之，发展耐心资本旨在以“耐心”守护“恒心”，以“稳定”支撑“不确定”，为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提供支撑，体现了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二）创新实现共同富裕的金融机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目标，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乎社会主义本质的彰显和党执政根基的巩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这些问题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传统资本运行逻辑在服务共同富裕目标方面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但其因逐利本性容易过于强调短期收益，若缺乏有效规范和引导，可能使得资源向部分高回报领域集中，弱化甚至无视对社会效益和长期价值的关注。这种运行特点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资本的短期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使得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需要长期投入的国家战略在获取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方面面临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面临压力，养老金、保险资金等社会性资金需要通过长期稳健的投资实现保值增值，而短期波动的资本市场环境对此构成制约。更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上，而前沿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提升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往往需要经历漫长培育周期，这与追求即时回报的短期资本在投资逻辑上存在差异。这些情况表明，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创新资本运行模式，积极探索能够更好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的资本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要坚持金融惠民导向”。正是基于对共同富裕内在要求和资本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我们党提出发展耐心资本的重大战略举措，旨在通过创新资本运行的内在逻辑与评价体系，破解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引导资本朝着服务国家战略和民生保障的方向健康发展，通过建立健全与长期投资相适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培育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战略眼光的投资者，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福祉的关键领域，这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与运用，展现了通过金融治理创新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自信与制度效能。
（三）锻造国家金融安全的稳定器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这一重要论断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升到关乎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高度，为我们应对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内外风险考验日趋复杂，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剧烈调整引发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国内经济转型期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暴露，部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失效导致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交织，加之金融科技背景下风险传染的隐蔽性和突发性显著增强。深入剖析这些风险隐患的根源可以发现，短期资本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是重要症结。短期资本固有的顺周期特性和“快进快出”的投机属性不仅加剧市场波动，更通过严重的期限错配积累系统性风险，这种金融资源错配与实体经济长期发展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使得金融体系难以有效发挥跨周期资源配置功能，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严重背离。为此，“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严把市场准入关，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耐心资本，正是我们党从优化金融体系期限结构、改善金融供给质量这一源头入手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战略性安排。耐心资本以其长期性、稳定性和战略性的本质特征，有助于从源头上优化金融体系的期限结构。在市场非理性波动时，长期资金导向有助于缓解“羊群效应”驱动的追涨杀跌，发挥一定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将大规模长期资金与实体经济的长期融资需求进行更好匹配，有利于降低金融体系的期限错配风险，增强金融体系的内在韧性和抗冲击能力。正是基于对现代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我们党将发展耐心资本作为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战略举措，以期通过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增强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推动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的金融稳定长效机制，体现了党对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把握，以及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积极探索。
三、耐心资本范畴的理论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耐心资本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重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从资本批判到价值重构：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时代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对资本功能的认识体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耐心资本”这一创新范畴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对资本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发挥资本作用拓展了新的认识空间和实践思路。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为我们认识资本功能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历史局限性，又客观肯定了资本的历史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即“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这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理性特质，使其必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客观历史演进的视角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认为资本创造着消除社会对抗的物质条件，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准备物质基础。这种辩证认识既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又肯定了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明确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从而深化了对资本功能的认识，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的先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和革命任务，认为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要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以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又强调限制资本，绝不允许其“操纵国民生计”，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党没收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的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并将其彻底转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以此确保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工业经济中的私人资本主义，我们党则根据我国的实际“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并同时对其进行限制，引导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贡献力量。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重大论断，从根本上解放了对资本功能的认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效率提升功能，为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功能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明确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这些重要论断既充分肯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功能”，又强调要通过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服务人民福祉功能”，为资本功能发挥指明了正确方向。耐心资本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资本功能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推动资本功能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全面延伸和升华，从而不仅深化了资本的“创新发展功能”和“财富创造功能”，更创新性地拓展出“战略支撑功能”与“系统赋能功能”，即通过聚焦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耐心资本为科技创新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支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提供系统性、稳定性的资本支撑，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实现了资本功能的有效拓展和提升。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对资本功能的认识，也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
（二）从资本规制到治理创新：中国特色资本治理范式的实践探索
资本治理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耐心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中国特色的资本治理范式实现了从传统规制到现代治理的重大转型，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资本治理新模式。
虽然马克思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和利用资本，但他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系统揭示却为确立资本治理的必要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内在驱动力根植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然而，这一内在驱动力必须通过竞争这一特定的社会机制才能转化为现实的资本运动，“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即转化为支配每一个资本家的生存法则，迫使资本进行无止境的积累与扩张。这种社会运动的结果是宏观层面的失控，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微观的理性行为聚合为宏观的非理性盲动，导致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消费能力受限之间的断裂。这一断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手段与目的的根本性冲突，即“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根治，只能通过周期性的危机实现强制而破坏性的暂时平衡。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揭示了资本逻辑内生的危机倾向，更从反面昭示：一个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社会，必须建立起合理的资本治理体系，以此驾驭资本力量。十月革命胜利后，在领导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列宁明确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即必须通过国家力量对资本进行严格监督和“驾驭”，这些实践探索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展开，却为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如何治理资本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资本治理方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建设任务，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公私合营、加工订货、互助组、合作社等多种形式，有限制地引导资本主义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需要贡献力量。例如，公私合营作为重要的实践创新，就是在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这种制度安排既允许私人所有制的存在，又通过公方的领导地位对其加以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企业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但其却是在人民政权引导和规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为此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资本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资本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实践：首先，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股份制改造，既保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又激发了企业活力；其次，构建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有效平抑经济波动，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等措施，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从而既充分发挥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又通过制度约束确保资本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既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又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汲取和总结我们党在资本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以“耐心资本”为重要范畴的资本治理新范式。这一范式的理论内核在于实现了从“驾驭利用”到“引导共生”的转变，即不再将资本简单视为需严加管束的异己力量，而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将资本重塑为可嵌入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内在共生力量。其核心实践体现为构建“红灯”与“绿灯”并行的治理机制，既通过划定安全底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又通过建设科创板、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生态、运用政府引导基金等政策工具，为关键领域构筑价值引力场，引导资本将追求长期价值的“耐心”转化为市场化运作的理性选择。在实践层面，这一范式形成了“战略性协同治理”模型，政府作为“战略架构师”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市场预期，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并由此形成了将战略引领、市场规律与资本特性有机结合的治理思路。这一思路通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资本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投资；通过完善长期资金入市机制，改变偏重短期回报的投资文化；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在保持市场活力与防范风险之间实现平衡。特别是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倡导全生命周期资本服务模式，引导资本更好地陪伴科技企业成长。归根到底，耐心资本新范式创新的核心要义在于，它将资本从纯粹逐利的工具转变为连接国家发展需要与市场创新动力的桥梁，形成了既尊重市场规律又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有效方案，从而为资本健康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从资本扩张到文明贡献：全球资本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便是金融衍生品等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致使金融市场的泡沫破裂，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耐心资本的提出和壮大，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体现，实现了资本治理范式的重要突破，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资本本质的认知层面，我们党提出的耐心资本范畴的独特贡献在于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于社会关系的本质进行了认识论层面的重要推进，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深层的理论支撑。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将资本简化为纯粹的经济要素，认为资本作为“自发秩序”中的中性存在，其最优配置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种“去社会化”的理论取向，使得资本脱离了其应有的社会属性，并由此彻底消除了资本调控的必要性。在哈耶克看来，任何试图基于某种社会理性去“有意识地”引导或塑造资本秩序的行为，都是一种无法成功的“致命的自负”。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则对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乌托邦理想展开批判，他指出，“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或者哪怕是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这是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生产要素的完全商品化，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的“虚构”，它彻底否定了这些要素作为生命、环境和社会纽带的本质属性。这种“脱嵌”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最终会摧毁社会。因此，社会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即治理），将这些要素重新“嵌入”到社会关系、道德规范和制度约束之中。这从哲学根基上论证了对资本进行社会性引导和系统性治理的绝对必要性。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一深刻洞见超越了将资本简单视为生产要素的表层认知，将分析的焦点从物的层面转向了社会关系的层面，为理解资本的社会嵌入性提供了理论指引。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的耐心资本范畴的突出贡献在于推动形成一套使资本“嵌入”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它将资本运动理解为一种始终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实践活动，并通过建立资本社会价值的可辨识系统、可衡量标准和可治理机制，使资本的社会属性从本质揭示转化为治理实践中的具体指引。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深化了对资本本质的理解，更为建立基于多元文明对话的全球资本治理体系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从治理范式的创新维度来看，我们党提出的耐心资本范畴为克服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早就揭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经济不稳定性表现得异常明显”，而正是“决定融资关系和资产定价的市场机制发出了信号，这种信号促进那些容易产生不稳定性的融资关系得以发展，最终使不稳定性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时期（或平稳运行时期）只是暂时的”。这一洞见深刻揭示了市场自我调节必然引发周期性危机。这种资本逻辑的自我异化与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的科学判断，即资本的无限增殖最终将导致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正是基于对这些深层矛盾的清醒认识，我们党提出的耐心资本新范式通过建立“引导—赋能—约束”的三维机制，为全球资本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其中，引导机制通过战略性政策设计，将资本配置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协同，从源头上遏制资本的投机性转向；赋能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培育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全球治理环境，重塑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约束机制则通过跨国协调，建立防范资本投机性和破坏性倾向的全球治理框架，为资本运行设立必要的边界。这一治理创新的全球贡献在于，它打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桎梏，为构建兼顾效率与稳定的全球资本治理新秩序提供了制度思路。
从价值取向的批判维度审视，耐心资本范畴对自由主义发展伦理进行了根本性重构，展现了独特的中国贡献。新自由主义将经济效率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的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利用其资源，谋划并从事能够增加其利润的那些活动，唯一的条件是企业必须服从游戏规则，即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没有欺骗或欺诈行为”的论断，集中体现了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价值取向的制度性缺陷，他指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揭示了单一效率导向导致全球性不平等问题的必然性。耐心资本范畴则通过构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统一的综合评价体系，实现了对自由主义发展伦理的超越。耐心资本范畴的中国探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其一，在伦理框架层面，它将中华文明中“义利兼顾”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需求相结合，形成了“以义为先、义利统一”的新型资本伦理观，为超越西方资本伦理中义利对立的思维局限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二，在价值准则层面，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资本配置准则，确立了资本发展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导向；其三，在实践路径层面，它通过将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融入资本治理实践，探索构建了资本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福祉的可行路径；其四，在文明创新层面，它通过探索资本与社会、资本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有益的中国经验。这一系列探索不仅为应对全球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价值参照，也展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实践方向。由此，耐心资本范畴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资本治理的重要探索，也蕴含着立足中华文明根基、面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积极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