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涵盖方方面面。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存在和发展均需方法论的引领或统摄。通过案例分析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比较研究仍被视为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法，其中文献研究又被视为最常见、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其他三种研究方法均有一定的适用条件或范围。鉴于此，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有机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推进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新学科，其问世对于助推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走深走实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很多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研究团队、及时呈现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等等。稍加考察即可发现，这些因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显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因素轻视不得，那就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一些考论，但大都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如何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如何培养以及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如何推进的宏论中提及。由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自然呈现开放且多元的特点，且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对此认识与看法难趋一致。本文基于区域国别学科之特点以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内涵及其要求，并参鉴学界已有的较为广泛的共识，将文献研究、田野调查、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比较研究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四种较为常见也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并对各自的研究范式、基本要求以及存在的一些误区予以阐释，冀望这一尝试性探讨能够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是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这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认为，文献研究是学术探讨的一种基本功，不能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问题如此简单明了，为何有那么多人在其论著或学位论文中均把文献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且置于诸多研究方法之首予以阐释？为何有很多人在多种场合强调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使用了某一（类）文献资料，就可以说已经使用了文献研究法？

若想回应上述问题，对文献研究作一个基本界定恐怕是一个必要步骤。所谓文献研究，就是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对文献进行全面和准确的解读与分析，形成对某一事实或某一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与实验、观察、访谈、民意测验等直接体验方式或手段不同，文献研究是研究者设计的一种与文献资料进行无障碍接触与对话的方式。

（一）文献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的搜集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研究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文献资料的不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得过且过还是想方设法予以补救，这是对研究者学术态度的一次真正拷问。如今，先进的网络技术让研究者足不出户就可以浏览各种馆藏数据库，找到心仪神往的文献。但即便如此，一些论著或学位论文中使用的文献资料仍然不丰甚至乏善可陈。这是著作者研究态度不端还是研究能力不足？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与文献研究能力相关联。此外，并不是所有的重要文献都实现了数字化或网络化，有些珍贵文献由于种种原因仍深藏闺中，需要去现场寻拾；有些文献目录虽已公开化，但其内容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需要身临其境才可一睹芳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文献的过程本身就是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类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搜集来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分类，是文献研究的重要一环。文献分类有多种方法：依据文献的重要性可以分为权威文献、重要文献和一般文献；依据文献种类可以分为档案文献、政策文件、报刊文章、学术著作以及其他；按文献使用的语言进行分类，如中文文献、外文文献（指官方语言）或地方语言文献等；还有依据文献传递的知识、信息的质和量的不同以及加工层次的不同，将文献资料分为一手文献、二手文献和三手文献。当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作为文献的一种，网络文献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即便一些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不再像当初那样对网络文献不屑一顾。

上述文献资料的分类中，比较容易产生混淆和歧见的是对一手文献与二手文献的区分。比如，在一些论著或学位论文中，著作者实际参考的是二手文献，却声称使用了一手文献或原始文献。成因何在？这显然与著作者对与文献有关的概念认识不清有关。一般而言，一手文献是指关于某个事件或现象的最原始的信息和素材，它们能够提供针对某个特定主题的最原初信息，因此通常被视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就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由于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且与很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手文献种类较多，且情形复杂。概而言之，档案文献（已公开解密的或未解密的）、议会或国会辩论集、法律与政策文献、法律文书及案件卷宗、内部交流或参考资料、私人日记、田野调查资料、统计报表、各种行业志、水文气象资料、地方志、考古资料、历史地图、照片与图片、民意调查（专业机构或权威部门发起或主导的）、采访记录、实验数据等，这些应被纳入一手文献资料范畴。而二手文献通常提供一手文献信息并添加事后分析或观点，比如学术论著、报刊评论资料等。三手文献主要指涉一些辅助性或介绍性材料，如各类百科全书、字典、词典等工具书。由此可见，二手或三手文献与一手文献在文献的质量、学术价值方面是有显著差异的。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没有创新的学术是没有生命力的；创新需要根基，一手文献就是学术创新的基石和保证。区域与国别研究服膺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其逐步推进一定要以求实和创新为根本，一定要立足于一手文献，合理地使用二手文献，辅之以三手文献。

3.文献资料的解读与分析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内涵之一

文献资料的解读有程式化要求：首先要对文献产生的语境形成充分认知；在此基础上，对文献予以准确解读。对文献的准确解读不仅需要必要的专业知识，也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专业修养乃至道德修养。准确解读，意味着全面把握并且较为本位地诠释文献资料的问世语境及其主要观点，不能出现浅读或误读，也不能断章取义。在对文献资料解读的过程中，需要对文献资料本身的真伪进行甄别，这是研究者的一项基本功。也就是说，在解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应有一定的怀疑眼光和考据意识，不能轻信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

文献资料的准确解读并不是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文献价值增值，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这就关系到文献资料如何使用的问题。文献资料的使用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需要使用者具有客观、公正和科学的态度。因此，文献资料的使用一定要适得其所，要与观点契合。

（二）所有学科都需要文献资料研究

任何学科都有其学科发展史。在学科发展进程中，每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既是学科过往发展的见证，又是下一阶段学科发展的依托。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文字材料或著作就是一个重要载体。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不仅折射了特定时期的学术发展水准，是学术研究持续推进的阶梯与动力，更是学术研究未来趋势的风向标。因此，文献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科发展史及其相关议题研究中，其功用就是帮助研究者了解有关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窥测研究趋势，确定研究对象，对拟要搜集的文献资料范围进行框定，并敲定最后研究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收集、整理和解读已有的文献资料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或一项基本功。

这里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学科比较重视文献研究，比如人文学科；有些学科可能不那么重视，比如一些自然和工程技术学科。这多半是由学科属性、功能以及学科研究范式所决定的。在人文学科中，历史学是以文献研究见长的学科之一，几乎所有的历史论著或学位论文都把文献研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且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何以如此，这与历史学科的属性、特点和研究范式有关。历史学是一门探究人类过往活动的科学。对于人类的过去，我们既无法让时间倒流，又不能通过实证或实验的方法去检验或“再现”过去，只能依赖于不同时代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献，或通过考古或其他资料来读取历史信息。其他学科因其存在的基础、发展路径以及研究旨趣或研究目标不同，对文献资料的依赖程度可能不及历史学科，但不能因此轻忽文献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重要性。即便一些以实验、调研等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也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因为，文献研究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拟定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而且让其能够有效地利用时间，避免研究资源的浪费以及在低水平或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

（三）简单的文献引用不等于文献研究

这里所讲的文献引用与前文所阐释的文献引用不是一回事。有些学科或有些课题并不以文献研究为主，研究者在诘问一些问题时，往往会援引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专著、资料集、论文集以及期刊论文等。援引的目的非常直接和纯粹，就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引用的前提是研究者愿意相信：这些文献资料真实可信，具有引用价值以及可以被引用，因而并不准备对被引文献予以新的阐发或者希图有新的发现。这种纯粹的引用“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引用者的需求，形成了一个研究闭环。但是，单纯的引用不能理解为或等同于文献研究。比如，很多学者在解析历史学科的属性、意义以及相关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是，有多少引用者知晓这句名言问世的背景？又有多少人是在研读马克思相关著作之后才引用的？还有多少人知道这句名言的初始出处？如果这些都没有，引用者只是为了引用而引用，这样的引用就不能叫作文献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被引用的文献或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或有瑕疵，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恐怕就没有人声称自己是在对被引文献进行认真研究之后才引用的，而是尽可能找一些减轻自己责任的托词。这就反证了学术论著中的很多引用只是一种工具性或功能性引用，与文献研究不能等量齐观。　

二、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又叫实地调研或现场研究，最早属于人类学范畴，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所开创和实践的一套田野工作方法，后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范式。这种理论强调了理解不同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特定功能的重要性，提倡应根据其目的或功能来探讨文化实践本身，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形式或外观。他的基于直接观察的实证研究挑战了许多关于原始社会的传统假设，对特罗布里安群岛（The Trobriand Islands）生活的悉心观察和详细描述为未来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马林诺夫斯基因此被推崇为“田野研究之父”。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版田野调查的先行者。为真实反映中国江南农村在村域管理、家庭关系、亲属关系、日常生活与风俗、财产与继承制度、职业分化以及乡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吴江，对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当地百姓朝夕相处，拉家常，聊趣闻，话农事，成就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部扛鼎之作——《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田野调查被认定为区域国别学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其主要缘由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国家或区域。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的了解仅有文献识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赴研究对象国或地区实地调研，与当地人面对面交流，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增加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多维认识。马林诺夫斯基对此颇有感怀：“当一个人住在村里，除观察土著人的生活，别无他事，就可以一遍遍观看土著人的各种习俗、典礼和交易，获得体现其信仰的活生生的案例，如此一来，他很快就能在抽象的骨架里填满真实土著生活的全部血肉。”

如何在研究者的抽象骨架里填满其他国家或地区当地居民生活的“全部血肉”，这就需要“入群”。而“入群”的前提条件是要能够进行语言交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不同的母语在语言交流方面是存在障碍的，尤其是在多语族的国家或地区，语言交流始终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田野调查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与当地人的语言交流。因此，习得当地语言也被认为是田野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田野调查就是一个不得不提前筹划、周密安排的活动，是一个需要付出较长时间才有可能有所收获的活动。有些专家认为，田野调查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这显然是一种较为笼统和最乐观的判断。因为若要掌握一门当地语言，那就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马林诺夫斯基于1914—1918年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从事田野研究，学习原住民语言是他此次田野调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启程前，他就拟定了调查大纲，做好了调查计划，比如准备居住在拟要调查的族群中，仔细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避开可能影响其调查的白人，使用当地族群语言去理解和记录他们的叙述。为此，他设计了相关研究路径：“1.部落组织和文化剖析须用明确清楚的框架记录下来，这一框架须由具体证据统计记录法提供。2.须在该框架内填充真实生活的不可测量方面及行为类型。这些资料须通过详尽细致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记录收集，只有亲密接触土著生活才有可能得到。3.须收集民族志陈述、有特点的叙述、典型的表达、各种风俗及巫术咒语，用作文字语料库（corpus inscriptionum）以及反映土著心态的文献。”从马林诺夫斯基事前的充分准备、对调查方法的细心设计以及对调查内容的拟定来看，他视田野调查是其了解新几内亚原住民生活与文化的唯一可信的路径。为此，他不得不与当地居民亲密接触并与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视短期学术交流、访学为田野调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短期学术交流与访学重在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成果的交流，为对方呈现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其观点，是一种相互学习、借鉴和启发的方式；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搜罗一手或重要文献资料，为日后系统和深入研究积累基础。从研究链条上看，田野调查属上游环节，而短期学术交流或访学则是下游环节。

田野调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拥有很多优势，但也要辩证地看待这一研究方法：它对某些学科或某些议题具有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价值或意义，而对另外一些学科或另外一些议题，其价值或意义就不是十分显著。比如，如果你从事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及相关议题研究，田野调查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缺少这一研究方法，相关问题研究的专业性、科学性、真实性、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你从事历史学等学科及相关问题研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可能就不及文献研究。比如，国内学者要写一部有关某个国家的通史著作，通过访谈甚至与当地人同吃同住等田野调查，在创作主题方面的确“渗透”了在地意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真实和客观，但若想完成一部通史著作的撰写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是否一定要来中国开展田野调查？不进行田野调查就一定不能完成其计划？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是其载誉之作。该著探讨了世界上一些主要民族的兴衰起落，其中有一定篇幅涉及中国文明史。然而，汤因比本人并没有在中国从事过任何田野调查活动，只是在1929年、1967年两度来华短访。一个从未在中国从事过田野调查的人却能在有关中国历史与发展问题上发表一些独特见解，这的确不得不令人叹服。如汤因比指出：“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想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避免这二者的缺点。”平心而论，这一观点是较为中肯的。

为何出现上述“汤因比现象”（姑且使用这一说法）？这主要是因为，就历史研究而言，首先，文献研究比田野调查蕴含更为广泛的价值。文献是前人留下来的历史记录以及历史研究的记录。文献本身多种多样，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形式记录和反映了他们所见所感的历史。这些信息有时可能鱼龙混杂、黑白不分，但通过比较、甄别和推理，真实的历史面貌还是能够大体呈现出来。而田野调查受时间、场域、语言以及经费等方面的限制，所获取的信息较为有限。其次，获取文献资料的路径很多。由于科技的进步，当下获取文献资料的办法便捷多样，并不一定要赴当地获取，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珍贵、稀有的文献资料，如果不赴当地观摩考察，恐怕无缘拾得。再次，田野调查获取的各种资料并不一定真实可靠。比如，通过口口相传而得的史料，有的可能是口口误传，有的在传播过程中不排除为了某种目的存在人为“添油加醋”的现象。有些通过访谈而得的资料，看上去是所谓的一手材料，但被访谈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背景、工作环境、社会地位以及当下境遇等，都会对访谈内容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采访人没有意识到上述因素，只是被动地听取和记录被访谈人的讲话内容，并且用于学术研究，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有可能背离事实。另一方面，采访人出于某种目的，对被采访内容随意剪裁、曲解或者有所选择性地利用，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令人生疑。

田野调查固然重要，但不能视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分学科、不分议题、不分场合地套用。比较可取的做法是，要把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面对不同的议题，需要诉诸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的以文献研究为主，田野调查为辅；有的以田野调查为主，文献研究为辅。

三、跨学科研究

由于区域国别研究涵盖历史与地理、宗教与文化、政治与经济、教育与社会、医疗与健康、气候与环境等方方面面，又由于知识本身的交叉融合以及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这些决定了跨学科研究是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运用不同学科知识及其原理对某项议题展开研究，源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尝试。现在被学界常说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R.S.伍德沃斯（R.S.Woodworth）于1926年首次公开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他认为，跨学科是一种超越已知学科界限，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实践活动。这里的跨学科指的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剑桥英语词典》将“interdisciplinary”解释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学科或知识领域”。显然，这里的跨学科强调的是不同学科及其知识；如果将其延伸下去，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也无不当之处。实际上，直至今日，上述这两种理解在学界仍较普遍。2014年，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ch）主编的《跨学科性：其在基于学科的学术体系中的作用——美国政治学会工作组报告》出版发行。该书的介绍部分对跨学科研究作了如下定义：

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是一种由团队或个人进行的研究模式，它整合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或专门知识体系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视角、概念和/或理论，以促进基础理解，或解决那些超出单一学科或研究实践领域范围的问题。

在这段极其简洁的表述中，跨学科研究首先被肯定为一种研究范式，其次阐释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最后明确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功能或目的。就某个概念或术语的界定来说，几个重要的关联性要素都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且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关联，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链。这是该定义广受学界关注的主要缘由。

跨学科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即跨学科性。雷蒙德·C.米勒（Raymond C.Miller）认为，“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是一种对在教学和研究中实施跨学科方法所涉及的方法论、理论和制度影响进行分析性反思的研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少，它们涉及运用多个传统学科的观点和视角来理解社会现象。跨学科性的正式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学术文献。”道恩·扬布拉德（Dawn Youngblood）从相互联系的视角来理解跨学科性或跨学科现象：“没有哪个学科是全然孤立的岛屿。也就是说，学科绝非彼此分离的实体——它们必然相互重叠、借鉴和侵越。每个学科内部都包含子学科，这些子学科之间可能表现出如同不同学科之间那样的显著分离感。此外，随着每个学科的发展，其自身的定义可能发生变化。随着这些定义的变化，某一特定学科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学科发生‘碰撞’（‘bump up’）。虽然上述情况在某种情况下是所有学科都公认的前提，但有些学科因其特别具有跨学科或‘桥连’（‘bridging’）特征而闻名。也就是说，这类学科在自身范围内可能同时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因为它们关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后变得流行起来，这应在情理之中。传统学科架构下的单学科研究方法，只是观察事物、提出或解决问题的一个视角或一种方法，远不能多角度乃至全方位审视或参透一个专门领域的复杂问题，尤其是当我们由机械主义世界观日益走向系统、复杂、进化、辩证的世界观时，单学科研究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与世界观转变相适应，研究对象开始由绝对化、简单化向系统化转向；一旦实现了研究对象相互联系，甚至高度共享，多元视角和方法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相比于单一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带来的便利或优势显而易见。

首先，有利于形成一个整体性认识。由于学科是某一领域的知识日益专门化、系统化、科学化、学理化的产物，因此，不同学科对于同一认识对象会出现不同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得出的结论也呈现分散化甚至学科化特点。这些不同的研究结论本身并没有错，但只是某一方面或某一学科的正确，不能全面地反映问题的全貌及其实质。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为共同解决问题，相关学科需要拆解壁垒、需要相互借力与渗透、在不同学科之间构建利于运作的综合理论，以及在不同学科共同交叠的范围内开发新的研究领域等一系列活动。可见，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真正打破学科界限的整合研究，是同一研究者在了解或精通两门或以上学科后，从不同视角对同一问题展开的复合研究。如果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确当，片面的看法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得以避免。

其次，能够促进对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使得研究走向深入。学科交叉不仅是学科知识及其原理的交叉，也有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研究方法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的交叉。学科交叉有利于厚植研究基础、激发创新思维、拓宽认知视野和增强认知能力。学术研究中不乏这样的情况：有些问题不是单一学科理论和学科知识能够应对的，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比如，在剖析澳大利亚“白澳政策”（Australian White Policy）时，历史学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档案、联邦议会辩论集、私人手稿、报纸评论等被用来厘清这一政策的源起以及变化过程，并揭示这一政策的本质以及历史影响。然而，“白澳政策”是一个旨在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白人国家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体系的产物。通过历史梳理，我们仅能了解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澳大利亚社会的总体影响，至于这一政策在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何能得到澳大利亚主要党派及其联盟的一致支持，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澳大利亚工党率先对这一政策发难等相关问题，历史学显然提供不了一个情理皆合的解释，只得求诸政治学知识及其相关原理。从澳大利亚政治体制的特点、澳大利亚两大政党及其联盟的党纲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发展战略等角度来考察上述问题，有关这一政策的内涵和实质便不难被揭示出来。这是政治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所难以企及的。

再次，能够起到一定的纠偏或匡正作用。学术研究中的学科本位主义和自以为是等现象并不鲜见，这容易导致某些片面甚至错误观点的出现。以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外交与战略为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往往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当澳大利亚感到国家安全受到潜在威胁时，它就不得不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和追求经济利益面前作出选择。从国际关系相关原理以及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一结论未免流俗和牵强，因为它并没有厘清澳美同盟关系的源起，也没有审视甚至不了解澳美同盟关系的实质以及澳美同盟在澳大利亚外交与防务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跨学科性是前沿学科发展的推动力。学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越发展，人类面临的问题就越复杂，其挑战也就越大。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挑战需要先进的理念、知识、科学和技术，需要前沿学科的加持，需要多元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前沿学科的产生是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前提的，没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前沿学科就难以破茧而出。这就不难理解，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学术兴趣和政府科学政策的核心。

跨学科研究有着上述显而易见的优势，可是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真正或自觉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以下三点不得不提及：（1）跨学科意识不强。有些人即便具备了跨学科知识，但由于跨学科意识不强，致使跨学科知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没有被激发出来。跨学科意识不强是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对研究者不断施加影响的结果，以致单学科研究范式被认为是正统的和专业的，而跨学科研究却被另眼相看，且多半与不正统和不专业之类的评价相联系。这种刻板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态度对跨学科研究起到了一定的阻滞作用。（2）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这与前面提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些人具备了跨学科意识，也试图在某些研究领域寻求跨学科方法的突破，但受制于自身单学科教育背景，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跨学科需要多学科努力的坚实基础。一个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多学科基础，……跨学科不仅仅是将多学科挑战从两个或更多的人转移至一个人身上。它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问题导向批判性思维形式，聚焦过程而非领域。”（3）缺乏跨学科议题。跨学科研究方法有其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议题都需要或适合跨学科研究。有些议题较为简单明了，呈单向度特征，属于单学科范畴，没有必要甚至没有可能使用本学科以外的知识及其原理；如若使用，难免会显得多余或有牵强附会之感。

需要澄清的是，有些研究者在其著作或学位论文中，堂而皇之地将跨学科方法列入其中，但并没有交代哪些研究对象或哪个研究环节使用了这一方法。除少数人把该研究方法视为一句无关紧要的表述之外，多数情况是，研究者在其研究过程中确实使用了不止一个学科的知识、概念或理论，但这是否表明研究者使用了跨学科方法？这恐怕不能一并而论。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趋势下，使用不止一个学科的知识、概念或理论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是研究的需要，与研究方法无关；如果视它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就必须与某个待解的问题联结或挂钩，而且在论证过程中，它实实在在地提供了一种知识体系、一种分析路径或工具，一种自洽的逻辑关联，一种问题场域，同时得出了基于这一学科知识及其原理的研究结论，与其他学科得出的结论形成了互补互证。

区域国别学与很多学科都产生了交叉现象，这使得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使用跨学科方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跨学科方法也不能不分场合、不加选择地使用。需要提及的是，人们常常把跨学科方法与多学科方法混为一谈，甚至认为跨学科方法就是多学科方法，反之亦然。其实，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分的。跨学科是对研究者个体而言，这里的跨学科不可能指代很多学科，跨两个学科是可以做到的，跨两个以上的学科恐怕就比较困难了。所谓多学科研究，通常是以研究对象为出发点进行学科整合。由于研究对象涵盖的问题领域较多，属于不同学科范畴，如果研究者仅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片面深刻”，无法建构有关这一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或学术体系，也无法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为避免这种“片面化”研究，组建一个多学科团队就是实然之举。当然，多学科团队的组建绝然不是形式上的拼凑，不是学科越多越好，也不是人数越多越理想，而是立足研究对象的特点，并基于问题意识而构建。从目的性上看，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是一样的；从形式建构上看，多学科是跨学科的扩延。

四、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对两个及以上观察对象的比较，主要是为了解释和更好地理解一个事件、特征或关系的产生所涉及的因果过程，通常是通过将解释变量或解释变量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有很多种视角，比如，按研究对象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项比较和综合比较；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按目标的指向，可分为相同性（或相似性）比较和相异性比较；按比较的性质，可分为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按比较的层次，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等。

比较研究之所以被学界尤其是区域国别学界视为一种有价值和有潜力的研究方法，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比较研究使研究者能够分析并提供对复杂且相关的社会问题的重要见解。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不同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区域与国别地理位置不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地缘战略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或水平不等；区域或国别之间也有可能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如民族起源及其构成、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形态、产业结构、海洋权益诉求、价值观认同等方面。通过比较研究，有关具体区域或国别的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外交与防务、气候与环境等状貌就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呈现。（2）比较研究能够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比较研究不仅有背景和结果的比较，还有过程的比较，更有导致结果的原因的比较。对这些研究对象的比较以及逻辑关联的梳理与揭示，不仅可以凝练学术共识，提升学术研究水准，也能够发现许多新的问题或疑点，使之成为新的学术探讨对象或新的学术研究领域。（3）比较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比较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比较与镜鉴。通过对不同区域或国家在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比较，希望归纳某些共性或规律性的东西，也期待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或差异性，并分析其成因。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为相关决策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有其自身特点和一些先定要求。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对象都适宜做比较研究。诚然，区域国别问题与比较研究之间有一种天然接近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或国别都可以比较，也不意味着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议题都可以拿来比较。下面所阐释的几个问题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时须认真对待的。（1）需要明确比较研究的价值。比较之前，需要搞清楚为何进行比较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在哪里。比较研究是为了突出说明某种现象或某种观点，希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给人以某种启迪或警示。如果连比较研究的价值或目的都不甚了解，只是为了形式上的比较而比较，这样的比较意义何在？（2）要确立有意义的比较对象。比较的前提是有可比较的对象，不是什么都要比较；什么都要比较，既做不到也做不好，要抓住比较的核心领域或议题。前面已有交代，区域与国别研究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区域与国别，牵涉的领域或议题众多，比较研究在这一领域有较为广阔的学术前景，比如，有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也有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有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由此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都可以做比较研究？推而广之，是不是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任意两个或以上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比较？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以美国与海地为例。从学理上讲，这两个国家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很容易拟定比较的类项。可是，把这两个特点鲜明、毫无共性的国家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其意义是什么？期待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3）需要具备相当充分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学术素养。比较研究通常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对象，是建立在一般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研究。首先，需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对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如果不了解或知之不深，那么比较研究就无从开展。其次，需要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研究就是围绕比较对象而展开的相关知识及其原理的比较，故比较研究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需要多学科或多方面知识及其原理的支撑，否则无法建构比较研究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以及逻辑体系。再次，需要一定的学术素养。比较研究需要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比较研究就没有主题或方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就反对把历史学理解为“剪刀加糨糊”的工作，认为历史学家不仅需要思想，还需要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还包括对已有“陈述”或结论的怀疑。与历史学科一样，其他学科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也需要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根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细心观察以及较长时间的科研训练，是学术能力的一种体现。此外，比较研究需要充分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周详的论证以及必要的逻辑分析与推理能力。上述步骤完成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具备了上述条件或基础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比较的问题。现在的一些论著尤其是在学位论文中，比较研究是被提及较多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观察发现，这种方法之所以屡被言及，不是因为这些作品中真真切切地使用了这种方法，而是一种错误认识所致。有些论著或学位论文的主题确实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对象：有的直接体现在论著的标题中，有的反映在某个章节的相关内容中，有的则在行文中列举了两个或以上的相关案例，于是，比较研究方法似乎就可以验明正身了。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形式上的比较研究与实质上的比较研究不是一回事，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则不易办到。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研究者确实不知道比较研究的学术规范或基本要求，总以为自己做的就是比较研究；有些是自身能力委实欠缺但又哗众取宠，声称自己使用了比较研究方法；还有一些人确实具备了比较研究的能力，但不愿意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敷衍塞责，导致比较研究形似而实不至。

相对于其他学科或其他领域研究，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问题比较适宜做比较研究，但是，适宜做不等于容易做，更不能轻而视之；要重视对比较研究对象的选择，善于发现有比较价值的问题领域，设计合理的比较分析路径或研究架构，在此基础上开展扎扎实实的比较研究，得出有启示价值的研究结论。

五、结 语

在一些论著或学位论文中，这样的表述已司空见惯：本课题运用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表面上看，这样的表述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学科属性以及学术研究的规范性来看，此种表述有失严谨，也甚为不妥。给人的感觉是，每个学科都有其专属的研究方法，而且这些所谓的学科方法之间是没有交叉的。这显然是对研究方法的误读，也是对学科原理的懵然无知。科学地看，不存在绝对意义上仅隶属于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存在某一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某一学科。事实上，一些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被几个甚至多个学科运用。这主要是因为，研究方法与拟要发现和解决的问题有关，与学科本身没有直接关联。之所以被称作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盖因某一方法常常被诉诸解决某一学科内的相关问题，而且行之有效，或较早或最早应用于某一学科，以致在学界形成某种刻板印象。此处作如是澄清与强调，其目的有二：一是研究方法只是学术研究的工具或手段而已，是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的，但它不能代替问题的解决，更不能与某一学科绑定在一起，研究方法是否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能力；二是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也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议题的多维性，相应的研究方法自然五花八门。文中所阐发的四种主要研究方法除文献研究外，其他三种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且在具体落实方面也有不小的困阻。因此，在探讨区域与国别问题时，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一定要依据议题的属性和特点、研究者的学术禀赋及其能力，并对预期结果作出合乎情理的展望。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7期